全球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专访美国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
本期嘉宾·
阿里夫·德里克（1940-2017，Arif Dirlik），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批判性理论和跨国研究中心主任。德里克在全球范围的知识和政治领域中有诸多介入，其著述涉及有关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三世界主义等问题的讨论。更为可贵的是，德里克关注中国，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特别是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做了深入独到的研究。著有《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
编者按
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遭受极大的挫折。许多西方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胜利。右翼学者在高奏资本主义凯歌的同时，着力于从理论上论证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自然状态”和“终极状态”。左翼学者则以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为契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新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检讨、对新的时代特征和科技发展的分析，对不少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范式提出了挑战，在诸多西方左翼学者中，阿里夫·德里克教授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期刊特约记者庄俊举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后殖民问题、后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特别就全球化境遇下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专访了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原文刊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政治学人将其转载至本平台，供大家观摩学习。
1庄俊举：我们知道，您的研究涉猎领域广泛，许多著作已有中译本问世，您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以及研究历程？德里克我早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已有中译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的研究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写过《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中国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近出版的《全球现代性》等专著。大体而言，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问题、后殖民和现代化问题、全球化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
中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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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您所提的这两个问题之间是否有关联。我提出的制度化问题是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有关。制度化有学术化和政治化两个层面的内涵，20世纪30年代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包括郭沫若和陶希圣），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政治从属关系，当时的历史也还不是专业性的学术理论。1949年后，这种境况发生了变化，历史被专业化，并且被作为正统学说置于较强的政治控制之下。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不仅表现在学术控制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控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在最近关于现代化和革命范式的争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还涉及到历史学家关于一些主题的争论。
“中国性”则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整体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将不得不讨论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过去30年，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海外的中国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使得自1949年以来受到限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儒家思想得到恢复。我想“中国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很大程度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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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关于中国的史学研究都仍处于凋敝状态，原因各不相同。在欧美的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放性的研究终结于20世纪3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则遭受重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已经不可能，因为言必称阶级斗争，理解的方法也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所谈及的简化主义者（Reductionist）用阶级分析法而忘却了用结构分析法。因此，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学家愿意用其他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如同争论“现代化和革命”的问题一样，关于是用阶级分析法还是其他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的争论还在继续。目前，许多历史学家愿意从事现代化研究，不是因为他们在追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研究，而是在目前中国的理论知识研究的范围内，现代化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研究。然而，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工作解决了由革命范式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也消除了革命自身，马克思主义在消除这些范式的时候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希望这些争论以及新的研究工作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研究的视野中消失，而是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丰富、系统和综合，更容易得到理解，从而可以更好地作为分析复杂性社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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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社会主义”的概念，当时我不知道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1980年在一篇短文中已经提出这一概念，我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言论。
“后社会主义”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作为资本主义之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指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而又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种种弊端的一种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护的人说，西方一些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解为资本主义和毫无约束的自由企业。我认为，有些人不是误解，而是要以资本主义的理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现在人们往往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淡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其根据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妥协都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同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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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提法能够满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合理性的双重需要：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色彩，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要做到始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在一个并非纯属中国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站稳脚跟。然而，要兼顾这两方面互有抵触的需要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就必须解决几个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其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其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同其远大理想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并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就能得到解决的。中国寻求加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民族目标，资本主义世界则要求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社会作为代价。中国将资本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有条件的，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树立起来的国家形象，资本主义不能搞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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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上跳出概念上的死框框。因为不管是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两个范畴中的哪一个来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都必然会陷入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抹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有概念所提出的挑战。中国的确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丢掉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而这恰恰有可能被用来处理中国由于可能转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可能限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问题是多长时间。尽管现在我很难断定中国的未来发展会怎样，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对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使用“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可以使我们既认真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又不忽视它因同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
另外, 作为一种历史状态，“后社会主义”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发展道路，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社会主义”将是第三世界选择的典范。
后殖民、后革命和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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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首先，“后殖民”是一个代际性的（Generational）概念。许多人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盖雅特·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著作里获得知识灵感，将自己刻画为“后殖民批评者”的形象。这些学者成名于20 世纪70年代，他们大量的关于殖民主义的批评文章也是在这十年期间问世的。而到20世纪90年代，认同后殖民理论的这些学者时值壮年，他们代表了80年代接受这些教育的第一代人，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70 年代的这批学者深受60年代的影响，他们的“后殖民”理论深深打上了60年代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烙印，到80年代，这些运动遭到失败，而这一时期也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反对社会主义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不仅受到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由于民族解放运动所催生的反民族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后殖民理论不仅受到20世纪60-70年代激进运动遗产的影响，还代表了一种倾向，即对早期激进运动一些根本目标的背离。到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一词很快地就不再和“殖民”有什么联系，大体上常被用来讨论认同这个问题，这说明人们喜欢用“后殖民”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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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绝大多数带前缀词“后”的用法一样，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包含的“后”这个词在基本内涵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它们所描绘的情境包含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现代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且成因于过去。与现代主义和殖民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语义上，还表现在理论上。后现代主义的“后”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境遇，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论的变化，后现代主义意指现代主义的终结。对于“后殖民主义”一词的应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对殖民主义的替代，表明了对重新诠释殖民主义的一种努力。一些学者在写后殖民方面的文章时，恰恰是从殖民时期开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称他们为后殖民主义批评者的原因。从政治内涵上讲，对于过去所发生的革命正当性的理论分析，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进行了批判。就后殖民主义而言，其中涉及的重要一点就是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不仅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对民族主义也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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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曾用作我的一本中译本的书《后殖民氛围》的书名。这个书名最初来自这本书所收录的一篇文章“后殖民和后革命”。在我写完后殖民主义批评后，对于20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后殖民批评，我觉得有些奇怪：后殖民批评不仅是对殖民主义的批评，而且是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其中还暗含着对革命的反殖民主义的批评。换句话说，20世纪90年代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能够令人感到新鲜的是反对革命，反对过去曾经论证革命正当性的那些理由，更重要的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上面所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后殖民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复兴？我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衰落，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也鼓舞了反对革命的政治，其特征就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当然，有人也可以补充说，新殖民主义批评反映了一些人的人生观, 他们是殖民主义的产儿，早期是被革命的对象，如今却在全球化的境遇下活跃起来。
另外，从当代视角看，由于先前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那套术语,都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它们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这也是我提出“后革命”这一术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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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中的发展主义假定，而后殖民主义与全球主义不一样，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为当前的权力结构做辩解，倒不如说它是对这种结构的妥协。我曾提议，把现在的形势描绘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贴切，因为作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选择革命，更倾向于去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此，这种状况虽然算不上是一种反革命，但至少不能算作革命，那么就干脆叫“后革命”。在“后革命”时代，各种势力相互斗争，但更多的则是相互渗透、相互妥协和相互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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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调本土主义（Indigenism）有两个原因：第一，质疑“殖民主义终结论”的假定。许多土著居民，无论他们是处于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依然遭受他们所在国家的殖民奴役；第二，我曾经强调，作为一种截然不同的、以地区为中心而非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本土主义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它只是给人以启示，而不是一种模式。本土化政治不能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起到模式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土著居民都有自己不同的问题，而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根据自身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另外，对于本土主义也没有必要用归谬法进行解决，哪怕对它只有一种理解方式。
我已经强调过，除了认识到生态问题外，本土主义还包括对草根民主的认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土著居民就一定关心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土著居民饱受国内分裂和腐败之苦。在今天的美国，这些腐败是和赌博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绝大多数的土著居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还处于无组织状态。只要我们不把理想与现实混淆，本土主义对于我们在政治上的反殖民主义思维方式还是有启迪意义的。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我对另外一种“本土主义”是持批评态度的，那就是本土主义意味着地区化，甚至是民族化，是全球化的反对力量。我提出“第四世界”的概念是为了强调地区主义“以地方为基础”的最根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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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和历史层面对东方主义进行分析，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爱德华·萨义德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基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差异，他不仅忽略了欧洲内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其他地区内部的差异。我在此所谈及的不仅是“民族的”或者“文明的”差异，而且还应有社会的差异，包括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认为，由于印度民族主义的形成，关于东方学者的假定就成为民族主义自我映像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方主义在亚洲被制造成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起到了对抗欧美霸权主义的作用，但其代价却是将亚洲社会的巨大差异抹杀掉了。在“民族化”或“文明化”特征形成以及进而成为东方主义的过程中，我认为本土精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以儒教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例如，在东亚历史中，儒教是如何被等同于中国，而不是周朝这一传统历史时期？而且，当大多数中国人每天的生活更符合道教或佛教的教义时，又是谁决定了儒教代表中国文化？在选定什么更代表中国的时候，是不是有阶级的成分在起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探究社会中不同阶级是如何从不同的选择中获益的。因此，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不仅仅是民族主义代表的产物，还是阶级和性别等因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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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二者是有区别的。我曾谈及欧洲中心论演变成现代化话语，而全球化则是现代化的继续，它还蕴涵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正当性。如果我们喜欢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把全球化称为没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当然，全球化还蕴涵着其他方面的含义。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来讲，现代性和民族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全球化还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挑战。我认为，如同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表现出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ed）特征一样，全球化是令人困扰的。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后殖民主义中所体现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攻击，这标志着全球化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分析资本主义对理解全球化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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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说过，我更愿意用“以地区为本”（Place-based）而不是地域主义（Localism）。它们都包含生态问题和草根民主的含义，地域主义是相对于中央集权主义而言的。我用“以地方为本”是强调对地方日常生活应该关注的重要性。例如，中央昌盛繁荣，地方饱受苦难，这些例子在受制于全球化力量的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保证地方的生态和社会福利，就意味着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而这也应该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要认真追求的目标。而且，“以地方为本”要求在各个方面进行治理，而地域主义则只关心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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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是一片充满前途的场所，这是我的首要看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推动了我们对本土的重新反思。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将本土作为一个抵抗与解放场所的看法的出现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将“批判性本土主义”作为一种对当前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清晰表达与本土主义区分开来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一开始我也认识到，本土作为困境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尽管在本土主义的前途中充满了解放思想，但它同样也被用来掩饰压迫与狭隘。当最为常见的本土主义作为一种灭绝性的矛盾再现于世界范围之内时，本土却作为一片充满希望的场所出现在这个历史的时刻，这一点确实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而前者同样也会在本土作为抵御压迫与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所有思考中出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里面临的本土问题都不是常见的或传统意义上的“本土”，而是一种可以解决现在最基本的矛盾问题的当代“本土”。也就是说，这种“当代的本土”实际上就是一种“全球化了的本土”，反之，全球化一旦落实到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它也就成了一种“本土化了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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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就全球化经济的内容而言，民族国家受制于许多力量，这些力量都声称它们有资格代表国家主权。如今，旧时的列宁主义者所提出的通过夺取其他民族国家来推行革命的理由已不再令人信服，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已不再重要，而是它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对外交往就能独立生存下去。第二，劳工不再是激进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劳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但它只有和其他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获取政治权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些运动不仅包括城市运动，还包括一些农村运动，这已经从自下而上的许多社会运动中得到证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民族国家从受制于全球资本的状况中解救出来，使其再次服务于在全球经济下被边缘化的、既包括南部也包括北部的广大民众。我认为南方（所谓的全球化南方）在全球的改革中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由于这一原因，那些部分属于南方的力量强大的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应该重新审视它们的资本主义，应该在提供可替代方案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些替代方案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福利、正义以及生存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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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阶级过于复杂，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社会问题是行不通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低潮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对阶级分析法的反对也成为老生常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阶级的分化达到空前尖锐程度的时候，许多人竟然反对阶级分析方法。阶级的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资本的全球化表明目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资产阶级，他们所拥有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越民族国家边界。
我并非是无休止地为阶级这一概念做辩护，而只是想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弃了阶级概念，在社会分析和不平等的分析中我们将失去什么？如果不用阶级作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组织原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以及是哪些力量组成了这些结构。这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旨问题，简化主义者总是愿意用阶级分析法来解读所有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性整体，那么阶级只是这一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其作用有时要比其他因素大些。正如英国左派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说，阶级是行动和关系的历史过程。阶级存在于广泛的各种关系的范围中，从性别、民族关系到宗教、文化和种族关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阶级是如何对这些关系施加影响的，反之，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影响阶级的，任何真正的对社会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都离不开结构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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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的垮台，不仅表明社会主义工程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且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不信任。一方面，从历史角度而言，理论和政治工程是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 正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只要资本主义不灭亡，马克思主义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另外一些人也已看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衰落中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民族主义国家建设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工程中解放出来，由于被强迫服务于不民主的官僚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曾一度受到歪曲。
我认为，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和危机时刻，尽管社会主义及其理论都面临严重挑战, 但它们都还没有丧失实用性。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不平等和压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全球范围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对社会福利和正义的需求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主义最初是对这一需求的回应。对于回应这一需求的社会安排，我们起什么名字都行，这就需要我们保持积极的状态，提出好的设想。在前面讨论“后社会主义”时，我已经谈及过，“社会主义”这一名字是有问题的，过去对社会主义存在困惑，原因是早先的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是乌托邦目标，作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批判“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是因为它自身的缺陷（甚至背离了它的最初承诺）。过去的社会主义遗产在解决当前的社会不公正方面依然非常重要。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这些积极的遗产上再加上民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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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危机也不是第一次。实际上，在面临理论创立者当初不可预见的历史变化时，理论往往能得到发展。中国革命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情况对理论重新解释的产物。上面我曾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克服分析社会问题时的阶级分析法，应该注重在更广泛领域内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分析，而且，对于历史和社会结构也必须这样做。在对现实的认识方面，社会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也同样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分析。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也谈到，目前的形势对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由后结构主义所引发的认识论上的争议。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包括文化问题，如今则是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内部的差异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种境遇就是我所谈及的“全球现代性”问题，它同样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全球现代性还提出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中已经对认识论有所表述。在处理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证主义混淆理论与现实、物质批评主义与伦理以及科学事实与哲学和政治假定方面，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还是极有关联的。作为极为有效的解读工具，理论术语应该根据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能够有效地解读现实。
那些借口维护理论的纯洁性和正统性的人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反对发展理论。正是由于这一顽固的立场，而不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得提出的理论与历史条件的变化相脱节，并且产生的问题与理论最初形成时所预期的问题也大不相同。但是否可以说，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当然不是。我认为“社会”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工程方面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的变化也和过去一样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工程是相关的，但是随着社会和理论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随之相应地进行调整、变化和发展。
原文采访：庄俊举 本期编辑：林 健、李佩倢
审 核：大 兰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全球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专访著名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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