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之思——专访华东师大吴冠军教授
本期嘉宾·吴冠军
吴冠军，字子极，号仁轩、铭幽，祖籍吴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欧陆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冠军教授多年从事以政治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研究领域涵盖政治哲学、精神分析、艺术哲学（聚焦电影理论）、当代欧陆思想研究、当代中国思想研究等，近年在技术哲学（尤其人工智能方面）多有著述。代表作有中文著作《爱与死的幽灵学》、《现时代的群学》、《第十一论纲》、《爱、死亡与后人类》，英文著作《巨龙幻想》（The Great Dragon Fantasy）等，已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数十篇。
编者按
“人工智能的崛起”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已经引起了各学科的关注，成为一项重要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迭代与发展，人的主体性地位开始遭受挑战。除却伦理思考之外，人们需要在政治哲学的视域，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意义，以期更好地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与困境。本期政治学人专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希望通过政治哲学的思辨与阐释，审视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的境况”，为广大政治学人提供借鉴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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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哲学”这个词前半部分是“爱”，后半部分是“智慧”。对于我来说，这份“爱”是非常具体的、个人性的、无可摆脱的。“爱”是这样一种力量，即使你的“理性”不想陷入，但也无可避免地深深陷入，这就是“fall in love”。我写过两本书《爱与死的幽灵学》（2008）、《爱、死亡与后人类》（2019），都是以“爱”为核心关键词。我一直和我的研究生说，在今天你要踏上学术道路，就先用“理性”想一下前面是什么——
·与你走上这条路的，全部是精英，你没有理由去假设你比同行者具有某种更大的“天赋”；
·学术研究发表越来越难，刊物资源就这些，学者评职称、学生要毕业，全部要在这条窄道上拼个死活；
·在这个技术与抖音时代，学术从业者的社会认可度低、收入低、压强高、甚至抑郁率高、猝死率高；
……
你先用“理性”把这些因素全部想一遍，再进一步问自己：还剩下什么在说服你继续往前走？如果这个“什么”晦暗不明或根本定位不到，那就应该听从“理性”的建议，就此调转方向。“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你不可能体验不到。
在我的生活中，即使娱乐、休闲、看电影、或玩桌游、乃至看抖音，全都同步地调用不同学术资源在进行分析与思考，我写过《狼人杀与政治哲学》、《三国杀与政治哲学》、《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科幻电影与政治哲学》……可以说，我的生活里有一个强烈的内核，它使得生活里各种东西都让我津津有味，也使得各种实践都不是浪费时间。只有在“爱”的充盈与包裹中，“理性”视野下学术道路上的一切苦都消失不见，甚至不是苦中作乐，而就是纯乐，精神分析师雅克·拉康把这种纯乐称作“jouissance”。每一个曾经“fall in love”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尽管我年轻时曾经在IT界从业过，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但“爱”的强大驱力，使我无可避免地离开“理性”的轨道，走上学术道路。不过我仍然想说的是，那些在IT业的年月，我从来不觉得是浪费时间，一方面我并没有脱离学界，陆家嘴金融区办公楼的大会议室经常坐的不是商业伙伴，而是学界师友，另一方面这些业界经历使我有效地握住罗尔斯提议的“反思的平衡”，而不会一头栽到纯理论与概念中拔不出来。
除此之外，这段经历还有一个隐在的好处（perk）。很多学者即便选择了学术道路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可能心里总会多少存有这个念头，“假如我经商或进入其他行业，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成功”……而我18年来从未心生此种“波澜”，盖因早年便已经做了彻底的了断——自己做过了职业经理人，体验过别的行业成功的滋味，这个滋味跟“爱”的滋味没法比。所以，要感谢早年的经历，使学术道路上任何周折与艰辛、学界的赞誉或诛心的恶损，于我都甘之如饴。天天和生命中的“至爱”在一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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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专门写过两篇文章，《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和《政治秩序及其不满：论拉康对政治哲学的三重贡献》，发表在《哲学研究》和《山东社会科学》上，专门讨论了拉康主义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专业性的分析大家可以参考这两篇论文。我这里想说的是，看似精神分析与政治哲学在学科体系中距离遥远，然而，这种距离感只是学科思维在作祟。实则，精神分析处理心智秩序问题，而政治哲学处理共同体秩序问题，恰恰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联结。今天的学术体系越来越严丝合缝，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桎梏，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在各个学科中做阅读，它带来的收获是充满惊喜的。
具体到拉康这个学者身上，确实，他的作品不好读，因为他用了特别多的术语，乃至独创术语。所以，我不太建议你一头扎进文本中，因为你即使读了很多，但往往是似是而非的理解，而不是妥切的收获。精神分析和政治哲学一样，是实践性的智慧。什么是实践，就是去用它。你不用它，不会有领会。所以要回到我前面所说的，一个好的学习方式，就是一边看书，一边在生活中不断使用它：看一部电影尝试用它来做思考，玩一个游戏也可以用它去去分析，甚至是和你男朋友发生一场争吵后，也可以用它来诊断一下问题在哪里。如果你所学习的那些概念、理念在这些分析与诊断中都完全用不上，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你之前的阅读，其实是不得要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理论本身就不值得钻进去，因为它面对当下的诸种情境并不具有充足的分析能力。不是某个理论越艰难就越值得去啃，而是越有用就越值得去啃去咀嚼。
对于我来说，涵泳在精神分析和政治哲学中，你会发掘一系列非常好用的分析性工具。这是我可以承诺你的：只要你愿意投入精力进去，每一分力道都能有具体的收获。你可以把你每一次在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与分析，用诸如有道云笔记这些APP随时记录下来，这些就构成了你自己的“洞见”，甚至在论文中也可以进行延伸或援引。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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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目前各个学科都已经参与到人工智能的讨论与反思中，唯独政治哲学缺席，而政治哲学的视角恰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您觉得相比起伦理学，政治哲学视角的独特性是什么？精神分析的方法在人工智能的讨论中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吴冠军围绕人工智能有很多热闹的与尖锐的声音，赞之为“未来已来”或视之为“人类威胁”，但不管是褒是贬，无可置疑的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关键词之一。那么，我们政治哲学为什么要受限于学科界线而不去参与对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具体分析呢？
你提的问题就非常好，“比起伦理学，政治哲学视角的独特性是什么”。伦理学的讨论诚然代替不了政治哲学的讨论：两者都是着眼于分析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但伦理学面对的是具体行动层面，而政治哲学则聚焦在社会共同体层面。前者探讨人工智能如何行动，以及在人工智能介入状况下人如何行动，后者分析人工智能的介入对共同体结构带来何种变化。
正如媒体所宣布的，人工智能正在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赋能”。原先人在共同体中的位置，正在大幅度地、以及快速地被人工智能所挤占。这会带来很严重的政治哲学后果，我在最近的一系列文章中，专门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后民主政治”：民众-统治（demo-cracy）正在被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所取代。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政治哲学的大时代，因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地基性概念，如人权、平等、自由，都无法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无可动摇。
你也问到了精神分析。今天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所带来的智能。精神分析的进路，能帮助我们思考人的“智能”同它的诸种巨大与细微差异。人工智能的探讨，值得多学科地参与，跨学科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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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主义”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但联结这些完全不同流派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以及“人类例外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的激进批判态度。人类中心主义在思想史上其实有很强大的根源，这根源就是我们从启蒙以来一直讲的“humanism”，在中国语境，我们通常翻译成“人文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但是这两个翻译都不恰当，更为妥切的翻译就应是简单直接的“人类主义”。而从“人类主义”到“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例外主义”，其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思想史上的承接关系。
启蒙以降的人类主义，对“人类”做出了一组本体论设定，最核心的有以下四项：理性（rationality）、自由意志（free will）、意识（consciousness）、自主性（autonomy）。人的“价值”，就建立在这些本体论属性上。通过这样的设定，“人”就和各种“亚人”（subhuman）、“非人”（inhuman）拉开了一个政治性的等级制。人类中心主义，就建立在这个政治本体论上。
后人类主义的诸种话语，实际上是对于“人”以及“自我”的一组本体论设定的一个瓦解，催促我们“换一种方式思量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定位为理性的、有意识的、自主的、自由的，进而，再把自己界定为典范性的，就是所有的物种都在跟我们参照，然后来判断他们这里不足或者那里不足，抑或有用或没用（譬如“益虫”、“害虫”）。即便今天我们在看待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都是以我们人类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对“人类”的一组设定——做参照的。
可见，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已是无所不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范式我们曾经用来评价过动物，评价过其他生命体。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用它来评价自身。就比方说，当我们确定把理性的人——乃至西方还曾经将白人——定义为一种典范性的“人”的话，那么其他的不符合这个范式的人，就有可能变成“亚人”。这是很可怕的。这种“亚人”，不管曾经是女人也好，黑人也好，还是现在的LGBT也好，他们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范式里面，其实是处在“边缘”乃至“外部”的位置上——他们并非没有位置，而是结构性地处在以排斥的方式而被纳入的位置上。比如说，我们会被某些新闻突然刺痛到：前两年在地中海，一个被海水冲上岸的孩子的尸体；前一阵子在墨西哥边境上，一对父女漂洋过海过去，结果全部淹死……这些被抛在“启蒙”了的欧洲文明边界线上的遗体，他们是人吗？他们不是人吗？当人们看到了他们的“身体”会被刺痛，但这种现实这些年来几乎每周乃至每天在发生。实际上，这样的人在人类中心主义共同体里被设定成了“亚人”。
我很喜欢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赤裸生命”（naked life）。阿甘本一般不被认为是后人类主义阵营的学者，但在挑战人类中心主义上，他和后人类主义实际上构成了思想联盟关系。我在翻译他的《神圣人》的时候，觉得这个概念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它标识出当代人所身处的一个结构性状况：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换句话说，所有人都结构性地能够变成一个被排斥者，变成一个“亚人”。阿甘本有一个对应人类中心主义的专门概念，叫做“人类学机器”：只要这台机器还是开着的，即便在某些地点上一些人获得了纳入（如LGBT），但永远会有更多的点以你想不到的方式突然爆裂。当我们看到海滩上的孩子尸体，忽然发现我们离这些赤裸生命这么近。我们曾经以为这些人都已经被我们包容进来了，他们应该有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但是在那些时刻突然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曾以为现代性确认了每个人都有“价值”，如康德所说“每个人都是目的”，后人类主义在政治哲学层面告诉我们：从来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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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恰恰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伦理判断都必须是“以人为出发点”呢？
伦理学聚焦的是能动者（agent）如何行动。如果我们接受“不可杀人”作为行动准则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论证进路。一种是直接以“人”作为形而上学的实质性基点，换言之，人具有这样一组本体论设定（理性、意识、自主、自由意志），故此同所有其它动植物、人工智能以及所有“物”具有本体论差异。而除了这种形而上学论证外，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种程序主义进路，譬如康德所提出的以该行动是否可以被普遍化作为行动准则。
“伦理选择”、“伦理判断”，其都是指向如何行动。伦理学就是旨在确立起能动者的行动方式，而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伦理学所必须依托的框架。尤其是在今天，人工智能乃至“赛博格”（cyborg）越来越成为我们所处身其内的这个“世界”中的能动者。后人类主义思想家唐娜·哈拉维早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就把半人半机器的“赛博格”视作改变我们世界的伦理-政治主体，恰恰因为“赛博格”打破了“自然/文化”、“有机物/机器”、“人/动物”这些二元对立框架，“混淆”了现代性的诸种边界。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杂交（hybrid）的、复合的存在，“赛博格”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框架。
身处在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的时代，我们必须把“伦理选择”、“伦理判断”从你说的“以人为出发点”上拔离出来，否则伦理学将无可避免走向其反面。我真的是危言耸听么？建议可以看看电视剧《西部世界》第一季。这部剧清晰地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仅仅“以人为出发点”所展开的所作所为，同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下最没有伦理的“禽兽”又有什么区别？烧杀奸淫，“人”所不齿，真的吗？人工智能“服务员”与人类的政治性对立和对抗，难道不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种下的“现代性恶果”吗？
6政治学人：根据您的论述，人工智能以及“脑机融合”技术的高速发展，会使99%的人沦为“无用的人”、“多余的人”。这一结果与阿伦特所控诉的全能主义“根本恶”颇为相似，都使人变成了“多余的”，无限放大了1%的人的价值。我们能否认为，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工具？人类能用怎样的方式避免这一窘境的出现？吴冠军
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未来简史》中提出了两个概念：“无用阶级”与“神人”。其实，哲学就是创造概念的实践。这两个全新概念对我们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性工具。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无用阶级”与“神人”对应着人工智能时代的“赤裸生命”与“至高权力”。阿甘本的政治哲学研究就倾注心血于打破“赤裸生命”与“至高权力”这种共同体的溢出性结构。
你提问该用怎样的方式避免这一“窘境”。我会给出的，是一个阿甘本主义答案，那就是：尽快地去打破“人类学机器”所不断生产与强化的生命等级制。要避免“神人”对“无用阶级”的残忍，我们就要去破除“人”对“亚人”、“非人”的残忍。问题并不在未来，问题就在当下——我们面对的不是避免“这一窘境的出现”，而是“这一窘境”的早已在场，只是我们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下对此视而不见。
图为吴冠军老师参加2019年政治学人年会现场的发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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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政治哲学的大时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地图标明的领地（uncharted territory）。而政治哲学，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恰恰是一种实践性智慧，没有哲人或思想家能直接在制度设计与权力结构上给出最终方案。政治学人应该做的，是提供分析与诊断，通过这个方式介入性地参与到正在到来的共同体的建构中。
正如你所说，在当下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在推动技术发展与应用。而对资本的批判性分析，始终是思想者与政治实践者一直在推进的工作。我的真正焦虑在于：技术正在指数级地加速发展，而对当代技术的政治哲学后果的批判性分析，却是跟不上这个速度。我们正在毫无政治准备、毫无思想准备、毫无学术准备地飞奔进人工智能时代。
也正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新一代学人真的要尽快加入进来，这个未来属于我们，但更属于你们。老一代学者还能在惯性中纵容自己沉限于那种种学科化的细锁论题，但你们没有借口。我很期待年轻的同行者。
8政治学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其实在人工智能之余，吴老师的研究视阈也是非常宽广，又十分独特。正如您前面提到，您经常将狼人杀、三国杀、卡拉OK以及各种影视作品纳入研究的视野，用政治哲学的眼光重新审视生活。最后能否请您谈谈如何将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为年轻政治学人提一些建议？吴冠军
也感谢你的好问题。
回到我前面所说的，对年轻政治学人的建议，就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去让思想在场，今天叫做让智商在线。人工智能指数级地在提升自己，我们集体地去让政治智慧尽可能地快速增长，让它时刻在线。人类未来共同体的形态，就在这场竞速学的赛跑中。“爱智慧”的实践，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
友情提示：2019年12月27日，首届政治学人全国学术年会暨“世界政治的秩序”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点击即可查看吴老师的年会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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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两个路向｜“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群众路线”
本期采编：周 毅 本期编辑：李佩倢
审 核：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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