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朗普时代”全球右翼将持续活跃——对话北京大学李强教授
本期嘉宾
李强，英国伦敦大学（先后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访问学者，德国伯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访问教授，英国伦敦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元培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问题，曾获“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十佳教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奖”等荣誉。其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群己论识》《政制论衡》《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讲演录》《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等。
编者按
2016年，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让人们惊觉国际政治的风向已经右转。四年之后，新冠疫情蔓延、身份政治愈演愈烈，让各国执政者都陷于更为棘手的困境之中。2021年1月，英国脱欧尘埃落定，特朗普用国会一场闹剧为自己的总统生涯做了一个“最特朗普”的收尾，我们似乎又走到了下一个篇章的起始点。特朗普任期四年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中间派” 拜登上台，真的意味着国际政治有重回常态的希望吗？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搜狐知世采访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
李强教授在评价特朗普时指出，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两极化政治产生的“怪胎”。他通过打破政治正确，把包括移民、多元文化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摆上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使后继者不得不面对。但是由于自身品行和能力的局限，特朗普不但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种族矛盾。拜登上台后，如果继续沿着民主党进步派认同政治的老路施政，恐怕很难改善目前的局面。
李强教授认为，全球化竞争和移民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一现象使得右翼民粹主义成为欧美国家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政治力量，加上宗教文化、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劲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受到严重质疑。近代以来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模式”，正面临着全球化竞争和自由主义观念衰落的双重挑战。政治学人在征得李强老师授权后进行转载,以飨读者。
(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挥手致意 图片来源:www.businessinsider.com)
“ 如果说特朗普的任期四年有什么政治意义，就是他通过打破政治正确的方式，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了，放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使后继者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关注这些问题。但是由于自身品行和能力的局限，特朗普不但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种族矛盾。”
01
问：经历几番波折以后，特朗普的任期即将届满。有评论者认为，“特朗普主义”开启了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变革，甚至有共和党人说过，特朗普在共和党的地位可以与里根媲美，您如何评价特朗普任期的政治意义？
■ 李强
我把特朗普的上台看作是美国白人对本土文化有强烈危机感的一种极端反应。美国最早的移民是英格兰的新教移民，美国文化认同的基础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文化。最近几十年来，由于非洲、亚洲，特别是拉丁裔移民的大幅增加，且白人的生育率远远低于黑人和拉丁裔移民，使白人人口的比例快速减少。人口学家们预言白人人口到2040年时将成为少数。
这种前景对于许多白人来讲是极为恐怖的，因此导致了以排外为目标的社会政治运动，最典型的就是茶党运动。这个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男性白人，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觉得自己的职业被移民和外国人抢走了，自己的文化被扭曲，语言被替代，自己从土地的主人变为附庸。所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阻止甚至扭转这一趋势。
特朗普所表达的内政外交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与茶党的诉求相呼应。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在2016年成功当选，就在于他用非常极端甚至粗俗的语言，把许多白人的忧虑讲了出去，而且讲得非常直白。他批评所谓的政治正确，因为在传统美国政治的框架下，有些话题是不能说的。
在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大文明遇到他们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挑战时，其反应的方式往往会十分激烈，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我国从晚清起遭遇西方的挑战，形形色色的改良、起义、革命都与应对挑战有关。越是大文明，应对挑战的方式会越激烈。相反，有些文明缺乏深厚的底蕴，缺乏爆发力，往往会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消亡。
从美国的角度讲，如果说他这四年有什么政治意义，就是他通过打破政治正确的方式，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了，放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例如移民问题、多元文化主义问题，面对“黑命贵”运动他所提出的所谓安全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他反对全球化，鼓吹美国第一的外交理念。这些都会成为将来美国政治中绕不开的议题，后继者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关注这些问题。
至于特朗普在共和党的地位是否可以与里根相媲美，我自己的看法是，由于特朗普自己品行、能力的局限，他只是将一些议题放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他本人不但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反而由于他非常极端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种族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奥巴马太过强调对特殊身份者的照顾而激起白人反弹，特朗普近似种族主义的理念和某些政策也激起许多少数族裔的反弹。可以说，这两任三届总统为美国种族问题的激化做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特朗普以典型的煽动家的行为方式，挑动民粹主义，甚至试图挑战美国的选举制度和宪法传统，对美国政治传统造成了“颠覆性破坏”。
美国的宪政传统和选举制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应该说，这么大的国家，上亿人参与选举，不出现个别不正常的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一般都会把宪法本身、选举制度本身看成具有神圣性的东西，不会轻易去削弱大众对它的信念。最典型的，根据后来的研究，当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的时候，伊利诺伊州民主党有非常严重的作弊，导致了肯尼迪的胜选，但是尼克松为了维护美国的宪法、宪政和选举制度，不提出争议，所以美国精英阶层在下一届就选择了尼克松。
特朗普的行为在美国历史上算是特例。他挟持民粹主义下一大批粉丝对他的盲从，利用后真相时代自媒体新闻工具，在缺乏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指责选举舞弊，拒绝承认败选，甚至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他这种行为给美国大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留下多大的阴影，还很难说，至少是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易断言美国民主制度破产。如果我们将目光放远一些，就会发现在美国历史上经常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以我们刚才提到的1960/1970年代为例，马丁·路德·金事件、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因为越南战争引发的诸多流血抗议事件，这些事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冲击都不亚于今天的乱局。美国民主制度还是具有一定的纠错能力，对此不应低估。
02
问：从本届大选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它是否能反映出美国选举制度、民主制度的一些问题？
■ 李强
这次大选出现了这么多波折，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被看做是美国民主制度经历了一次严重挑战。
为什么美国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从理论角度思考，这次选举暴露出美国制度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二是民主所需要的美德问题。
关于制度，我们通常都讲美国是民主制度，但是最初，美国宪法制定者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政府。共和政府要体现平衡政府的原则，就是说，要设计出能够制衡多数人权力的制度安排。同时，精英们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众议院由人民直接选举，体现民主原则，总统通过选举人制度间接选举。更为典型的是，参议院最初是一个贵族色彩很强的机构，是为防御公共意见或民主制统治而设的。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在美国1787年宪法中，参议院不是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
后来，随着美国社会内部平等化趋势的发展，美国总统选举方式逐渐向类似普选制演进，另一方面，经过1913年宪法第17条修正案，参议员的选举方式也变为普选制，参众两院都变成单纯的民主机构，美国宪法设计者所设想的平衡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
失去平衡的民主政府很容易导致民粹主义，从而导致权威主义甚至独裁。这次大选就是最典型、最生动的教材：在纯粹民主的框架下，一个“煽动家”由于某种原因具备了特殊的魅力，讲出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希望讲的话，能够吸引众多铁杆粉丝，他就拥有了足够的权威，去影响甚至主导那些必须迈过选举程序门槛的政治人物。在这次大选中，尽管经过反复重计选票确定特朗普败选，特朗普团队的诸多法律挑战被驳回，但相当数量的共和党议员很长时间都不敢承认特朗普败选。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需要特朗普铁杆粉丝的选票。
似乎最能够从宪法和法律角度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是法院。原因之一，法官终身任职，不需要几年一度接受“民主的洗礼”。可以设想，如果法官也由选民定期选举，能够不顾自己政治生涯而恪守法律者恐怕会减少许多。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民主与德性的关系。民主制度的创建和维系需要公民的美德。对这一点，孟德斯鸠讲得最清楚。按照他的分析，维系共和政体最为困难，需要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制不需要公民具备美德，但需要贵族具有荣誉，能够在危机时刻为了维护荣誉挺身而出，抵制暴政。当人民和贵族都不具备美德或荣誉时，专制制度是唯一适合的政体。专制制度不要求人民或贵族具备任何德性，它建立在恐惧和服从基础之上。
有当代学者将民主需要的美德概括为“公民性”（civility）。这有两层含义，从较低级的层次讲，公民性意味着良好的风范，即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反对派及政治同盟都具有礼貌、尊重他人、自我克制、绅士风度、高尚、斯文。但自由民主制度还需要更高层次的公民性，也就是精英和大众在关键时刻，能够将共同体利益置于个人或党派利益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美国，无论是精英还是一般民众，美德都呈现出日益弱化的状态。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日趋激烈。无论是将“黑命贵”推向极端的自由派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在政治冲突中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在这次大选中，特朗普一直不承认败选，而且不少共和党议员以及相当多特朗普的粉丝都相信一些“阴谋论”，将自己的利益和党派的利益置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整体利益之上。这些行为将会实质性削弱美式民主制度的运行。
当然，我们也应承认，美国精英阶层和大众的美德尚没有堕落到足以颠覆民主制度本身的程度。我们看到，两党控制的州政府似乎都能够较无偏私地计算选票结果，特朗普政府的不少官员也能够超越党派利益对选举状况作出符合事实的评价，参议院共和党人在适当时机也宣布承认选举结果。更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法官并没有根据党派倾向作出判决。这些情况表明，美国精英和大众的德性尚未堕落到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步，以至于无法维持民主制度本身。
03
问：拜登当选以后，向全世界盟友宣布“美国回来了”，回归国际组织、继续奥巴马医改、建设多元内阁等举措，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回到过去的老路？在继承奥巴马时代遗产的同时，“特朗普时代”的执政方式会对拜登造成怎样的影响？
■ 李强
特朗普把美国政治中多年来被回避的一些“伤疤“揭开了，所以拜登上台之后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国内挑战，特别是国内挑战。我自己感觉，拜登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他说的“降低政治的调门”，走一条中间路线，逐步缓和社会的分裂和极化政治。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运行逻辑发生了很大变化。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逐步取代传统的利益政治，成为决定个人和群体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
认同政治的兴起有着广泛的社会经济根源。首先，发达国家正面临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传统的蓝领工人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趋于边缘化，对国家和社会的怨恨情绪也逐渐加深。其次，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发达国家贫富分化的进程，发达国家经济尽管在整体上受益，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相对停滞，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此外，正如前文中谈到的，白人人口比例在快速减少，移民问题直接刺激了认同政治的兴起。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自由派的左派鼓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强调少数族裔、妇女和其他非主流群体的权益，并主张通过制度改革的方式矫正他们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自由派自居的民主党认为，未来美国的人口构成将以非白人为主，因此他们充分挖掘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者等群体的认同意识，将认同政治转化为选票优势。
假如拜登被民主党内进步派挟持，沿着认同政治的逻辑走的话，在内政方面基本上不会有大的改善和成就。从目前拜登所任命的阁员来看，他似乎还是相当在意认同政治问题，强调不同的身份的人在他内阁中都有一定的地位，无论是黑人、女性、还是原住民。当然做一个姿态是可以的，但如果今后他在施政的过程中，仍然沿着民主党左派和进步派强调认同政治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么我估计美国政治两极化的状况，不但不可能改变，而且可能会更为加剧。
在国际问题上，拜登提到要和盟国团结起来，重构贸易秩序。但是，他面临的状况和过去不一样，欧洲已经不是以前的欧洲，欧洲自身困难重重，内部凝聚力大不如从前，很难形成具有强大政治行动力的共同体。世界也不是以前的世界，多元化的格局更加成型。更何况，美国自身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
政治家的活动舞台往往是由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拜登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中都可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可能会使美国内政外交恢复某种常态，能够稍微稳定一段，但真正解决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是采取一个比较有决定性的方向，估计还要看下一任总统。
04
问：2020年，疫情进一步加强了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趋势。然而拜登上台、美国两院重回民主党手中，似乎又让人们看见左翼重振旗鼓的希望，您会如何描述当今世界左翼和右翼的力量对比？
■ 李强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自由派一度很乐观，认为整个世界都会走向自由民主的方向，甚至达成像福山所讲的“历史的终结”。在这样一种情绪下，小布什接受了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期望通过政体改变，比如伊拉克战争或是中东颜色革命，在全世界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秩序。但现在来看，事情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恰恰相反，正如亨廷顿所预料的，冷战后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基于阶级冲突之上形成的国内政治格局、全球范围内的两级格局都出现变化，传统宗教文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强劲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受到严重质疑，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正在向右转。
首先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激进主义强劲复兴并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不仅有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也包括埃尔多安上台以来土耳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标志着凯末尔改革以来西化和世俗化道路的终结。在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启的西化潮流已经可以说被边缘化，诞生了以传统俄罗斯文化为核心的新欧亚主义。什么是新欧亚主义？它是反西方、反现代性的，它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它要构建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帝国。
这种向右转也出现在西方。我们已经谈到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欧洲。一方面，欧洲面临全球化竞争的压力，而且，欧洲经济的应对能力还比不上美国。另一方面，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带来的就业及文化挑战在欧洲更为明显，伊斯兰激进分子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不时发生。
如果我们分析欧洲政治力量光谱，可以发现，左翼社会民主党基本失去了号召力，因为它所追求的目标在欧洲已经大致实现，社会福利已经比较完善。自由派由于主张多元文化主义而失去许多支持者。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欧洲最有活力的、最活跃的、增长最快的是右翼民粹主义，传统的左翼和自由派都处于被动守成的地位。有的传统政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蹶不振，比如法国。有的传统政党虽然在形式上仍然处于执政地位或主要反对党地位，但它们的政纲越来越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特别在移民和全球化问题上是如此。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些议题，已经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其他政治派别很难拒绝。譬如，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现在都对穆斯林移民保持高度警觉，欧洲的主要政党中，能够像过去那样敞开臂膀欢迎移民和难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05
问：在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欧美国家左翼或者自由派的发展前景？
■ 李强
应该说，世界现在处于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转变时期。自产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一直在经济、军事、科技上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有强大影响力。自由主义和西方各种形式的左翼思潮共享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人是有理性的，人在本质上喜欢自由，追求自主。
从历史上看，这套话语曾不断受到挑战。一战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质疑便十分流行。为了在衰落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和布尔什维克模式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被击败后，又有几十年的冷战。
现在，西方模式又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在观念层面，认同政治成为政治的主流，传统文化、宗教、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到处都在复兴。这些思潮都对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观念提出挑战：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种族的不同，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非标准。人在本质上也许并不会追求自由、自主，也许有其他制度比自由民主制度更为高效。
我们常说，历史发展是波浪式的，有时在外表上像是循环式的。近代几百年来，西方一直主导整个世界秩序。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讲，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世俗形式，如果自由主义衰落了，就无异于西方衰落了。而自由主义的核心又是一套关于人的普遍主义理念，这套理念的衰落将会对人类探讨理想秩序有深刻影响。当然，这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需要理论的思考，更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观察。
原文采访：搜狐知世
本期编辑：李佩倢
审 核：欧阳星 大 兰
来 源：《搜狐知世》2021.1.13《北大教授李强:后特朗普时代,全球右翼将持续活跃|知世100人第16期》https://m.sohu.com/a/443694767_65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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