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极化与国家认同——对话斯坦福大学弗朗西斯·福山教授
本期嘉宾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年10月27日，美国政治理论家，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奥利弗·诺梅里尼（Olivier Nomellini）高级研究员，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员，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硕士课程主任。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等，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福山在发展和国际政治问题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一系列广泛著作。他于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曾出现在二十多个外国版本中。他的最新著作《身份：对尊严的渴求和怨恨的政治》（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于2018年9月出版。
编者按
2019年7月9日（MDT:美国山地时间），福山受美国著名非盈利研究机构阿斯彭学会（Aspen Institute）邀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佩普克礼堂（Paepcke Auditorium）和阿斯彭学会的执行副主席艾略特·格森（Elliot Gerson）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内容涉及民粹主义的崛起、英国脱欧、中美关系等等。在2014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提到了面对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兴起，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机构一度处于衰落。从那时起，整个世界都见证了原来处于政治之外的一些人开始涌入政治的范畴，寻求与“人民”的直接联系。然而，人民却往往是基于狭窄的认同之上的，整个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在他的新书中，福山重新审视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和现代身份政治的后果。同时，福山还探讨了国家如何能够基于其所有人口的共同价值，建立国族的身份认同。政治学人特此编译本次学术对话，以飨读者。
本期译文原视频链接如下，所有文字翻译及编译工作由政治学人团队完成。
https://www.aspeninstitute.org/events/mccloskey-speaker-series-francis-fukuyama/
开场白
下午好，我是阿斯彭学会（Aspen Institute）的艾略特·格森(Elliot Gerson)。我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谈一谈有关民粹主义、极化以及民族身份认同的时事热点问题。
三十年以前，弗朗西斯·福山在一个十分小众的学术杂志上写了一篇论文，使得他不仅仅在美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一夜成名。这篇论文被称之为《历史的终结》。他在那篇论文里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进化方向。法西斯主义已经随着二战的结束被抹去，就在论文发表的那一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某类共产主义明显地走向了衰落。重要的是我需要提醒大家，《历史的终结》并非是一个宣言，它结束于一个问号。虽然他的那些文章可能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常常被人们误解为，福山在其中是在说历史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得到人们拥护的自由民主制必然将在世界各地永远的繁荣发展。但是他并不是在那个意义上指终结，他实际上更多地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表明自由民主制已经成为了政治历史的目标，它可能遭受威胁或衰退，或甚至更糟糕。
今天我们将主要谈论他的这本书（译者注：指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在他的著作、论文和演讲中，政治制度是如何衰朽的一直是他的关注重心之一。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中（这本书在他的那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发表之后三年出版），他警告道：尽管自由民主制能够带来和平和繁荣，但如果它没有给每个人带来人的尊严，那么它很有可能失败。他在这本书（Identity）以及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提醒人们，在强大而有压迫性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的政治制度正在衰退。在这本新书中，他回到了尊严的重要意义上并向我们展示了，比起捍卫人们个人的尊严和某种普遍意义的人性，人们更愿意在某种比较狭窄的身份认同的意义上寻求尊严，例如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或者其他相类似的身份。他还提到这种狭隘的身份认同政治是如何同时被左派和右派煽动并利用的，以至于危及自由民主制和刺激了民粹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在各地的发展。这最终导致了一种极化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都存在。
01
问：让我们从尊严（dignity）的概念开始吧，然后我们将深入他所研究的政治议题。请问你所描述的尊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具有政治重要性的？这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新的概念理解么？
■ 弗朗西斯·福山
艾略特你好，在我们回答那个问题之前，我想感谢你对我的作品所做的总结，你说得很棒，不然可能我还要顺带自己解释一遍近30年前首次出版的论文《历史的终结》。
关于尊严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项十分古老的问题，它和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古老。在柏拉图和古希腊人那里有一个术语，柏拉图称之为thymos，常被译为英语中的血气（spiritedness）或者荣誉（pride）。这些含义的背后是指我们都具有此种意义的内在价值，如果我们不被其他人承认具有此种价值，我们就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尊敬。那就是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所揭示的东西，也是2500年前写就的《理想国》所呈现的东西。从那时到现在，我认为其在政治领域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此外，这也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东西是偏好和功利这样基本的物质性的欲望，另一方面我们都有理性，因此我们使用我们的理性力图最大化我们想得到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明白除了物质性的产品，我们有时候还会需要尊重，期待他人能够积极地评价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会愿意为了获得尊重而放弃物质性的价值物。尊重或尊严正是我所认为的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很多政治的基础。
02
问：我们可以看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围绕着尊严问题的革命。但是农业时代的大多时候，大部分人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就尊严而言，他们与世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父辈祖先们之间没什么不同，他们对尊严的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质疑。但是转瞬之间，你可以开始看到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此外还有最近一些年所发生的事。这些事你认为或多或少都与我们对尊严的捍卫相关。
■ 弗朗西斯·福山
请让我先做一个关于过去两千年历史的简短介绍。在贵族社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尊严，实际上仅仅武士才有，这是因为贵族社会建立在暴力以及实施暴力的能力的基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直到基督教时代，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基督徒的理解中，所有人都具有道德的能动性，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上帝的权利。因此，在那种意义上，在上帝的眼中，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基督教普世主义（Christian Universalism）——认为每个人都能够进行道德选择，所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进而，在启蒙运动思想家那里，这种思想采取了一种世俗化的呈现形式。例如伊曼纽尔·康德，他为其世俗化的形式提供了哲学的根基，由此你不必一定要是一个基督的信仰者。如果你对人权的概念有所留意，你就能发现有大量的人相信普遍人权的存在，诸多普遍人权中的一项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这被写进了诸多国家的宪法之中，例如南非、德国、日本等等。我认为这是源于这样的理解：除了我们的物质的自我，我们同时是有能力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动者。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得到尊重。如同康德所说，我们必须被当作目的来对待，而不仅仅是其他目的的手段。
03
问：你提到对尊重的渴求和对人基本尊严的认知直到近代以来才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你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和谈论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和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一名突尼斯的26岁街头小贩，因遭受不公待遇而自焚，他的死亡成为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就是一个例子。阿拉伯之春与尊严的问题有什么直接关系么？
■ 弗朗西斯·福山
在很多政治运动的背后，包括争取尊严的运动，我们都能够看到有关尊严的问题。穆罕默德·布阿齐兹是突尼斯的一名菜贩，他是地下经济（informal economy，也可译为非正规经济、非正式经济、隐藏经济，是指发生在法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织结构以外的经济活动，这一概念最初是与第三世界城市中自谋就业和临时工联系在一起,后来也被用来描述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一天，警察没收了他的手推车。于是他前往政府官员的办公室，他问他的手推车在哪里，那些官员并没有给他一个答复，他们甚至懒得和他说话。结果就是，他用汽油浇遍了全身，然后引火自焚。这件事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人们在这名小贩的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他们生活在没有给予他们最基本尊重的专制统治之下。如果你是尊重地对待普通公民，至少你欠那个公民一个答复，他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摆摊用的手推车会被没收。但是他没有得到那个答案，这种情况在大量的人的身上一再发生。因此，我认为许多反对威权主义的民主政治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局并没有给予它的公民们以尊重。
在乌克兰革命发生数年后，你可以看到乌克兰人自己称之为尊严革命的那场革命（2013年底，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中止和欧洲联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欲强化和俄罗斯的关系，随后乌克兰民众在首都基辅独立广场发起示威抗议活动，乌克兰人认为这是一场捍卫人民和国家尊严的革命）。他们的领袖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曾经试图使乌克兰远离加入欧盟的轨道，并投入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怀抱。普京的政治体系建立在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基础之上。乌克兰的人们并不想要那样的政治。因为在那种体系之下，除非你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网络，否则你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他们想要生活在一种现代的政治体系之中，这种政治能够尊重他们的权利，将他们视作平等的个体。这就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这一反对普京主义（putinism）的斗争是一次争取尊严的斗争。
04
问：除了阿拉伯之春，你还提到过去五十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诸多运动，例如民权运动。此外还有最近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我也是”（Me Too，美国反性骚扰运动），都是相同类型的尊严政治的继续吗？
■ 弗朗西斯·福山
在美国，尊严政治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虽然我们有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但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同等地尊重每一个人。即使能够做到在正式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歧视和不尊重的现象。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运动，有女性主义的运动，有LGBT（同性恋群体）的运动，还有争取残疾人、原住民权利的种种运动。这些群体的单独每一个都曾经长期被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边缘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主流群体就是盎格鲁新教徒（Anglo Protestant）。这些少数群体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因此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表示，希望能够因自己是国家的公民而得到尊重，尤其是在一个承诺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国家，这也是民主制的基本预设。
05
问：这些为了尊严的正义的努力，或许已经以一种对我们的民主制国家可能产生不幸后果的形式呈现了出来。让我们先谈一谈关于民主制国家的问题，你在书中详尽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大概在上个十年，如果你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总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的统计数据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看起来民主处在前所未有的增长趋势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了民主国家，民主越来越为人所接受，即便是在已建立的民主国家之中也是如此。但是在最近的十年里，情势似乎有了很大的逆转。民主国家开始减少，民主制正逐渐被专制取代，许多民主国家开始显示出专制的迹象(signs of autocratic tendencies)。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 弗朗西斯·福山
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次真正的危机。如你所说，我导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我们经历了大约40年的时间。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上只有35个民主国家，到了2008年，则大概有115个民主国家。柏林墙的倒塌作为近代史中最重要的自由的扩展，极大地推动了民主的扩张。但是正如你所说，当前有很多的挑战。一些挑战是十分传统的挑战，例如俄罗斯这样的具有威权主义性质的强权，它们自我感觉良好，并且不容置疑。因此你不得不返回到一种地缘战略的游戏、大国的游戏之中。但是我认为更大的威胁和难以预料的进展存在于自由民主国家自己的内部。自由民主制实际上是由两套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制度设置组成的。民主的部分包括投票选举、基于民众意志的政治责任等。自由的部分与一套法律规则和能够限制权力的宪政秩序相关，即使该权力是由民主的大多数所授予或批准的。我们能够不断地看到，在一些民主国家，一个经由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党或领导人，会使用民主的合法性来削弱自由民主制中自由的那部分。他们试图取消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但这是这种这种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形成了真正的自由民主。这种现象发生在了埃尔多安（Erdogan）领导下的土耳其、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下的波兰、欧尔班（Orban）领导下的匈牙利，此外意大利去年选举出了一个民粹主义的执政联盟，巴西刚刚选举出一个民粹主义的总统博索纳罗。我不得不说，2016年美国也选举出了唐纳德·特朗普。因为我们有比其他民主国家更强大的制度机构，所以我认为即便到目前为止他给我们带了相当的损害，但损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
06
问：你在书中说，如果不是特朗普当选，你就不会写这本书（指Identity）。不仅是特朗普当选，你还注意到了早先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所具有的重大全球影响。所以，如果特朗普没有当选，你就真的不会写这本书吗？
■ 弗朗西斯·福山
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在美国当选，实在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所经历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进民主，即便可能在实际的推动过程中，他们会显得有些虚伪。此外，他们都不会喜欢威权主义或者专制统治。特朗普将那些全都扔到了窗外。他很喜欢普京和金正恩这样的人，他似乎不喜欢一切他所打交道的民主的领导人。因此，民主价值的道德意义本身正转向一种我未曾想到会在美国见到的方向。
07
问：在你二十多年前的书中，你曾经提到了特朗普，你当时想到了他会当选为总统吗？为什么你会在那本书中给了他一个“配角”（cameo）的出场机会？
■ 弗朗西斯·福山
在那本书中，我对特朗普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本书是出版于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在那本书中，我提到的诸多问题之一是民主必须处理一种我称之为megalo thymia的现象。Megalo thymia指寻求比社会中的其他人高出一等的承认的渴望，显然，这具有某种危险性。但是民主制有办法能够释放这种能量，其中一种办法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此你不必成为凯撒，你可以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亿万富翁，并且赚很多钱，这应该能够满足一些人想成为凯撒的那种野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举了特朗普的例子，在那个时候，他仅仅是一名不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25年后，经济上的追求会不能够满足他，为了寻求更高的承认，他会觉得有必要踏入政界。
08
问：我想先谈一谈别的国家的发展情况，然后再回过来看美国。这是一个关于民粹主义兴起的问题。为什么左翼和中左翼政党，会支持这些单独的、边缘化的群体，而不是一个更广的、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群体？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在你的论文中，你提到左翼政党选择将他们的拥护者定义为那些比较窄的、垂直的群体，而不是横跨了多个范围和层次的经济困难的人群，你似乎认为这种选择是造成当今你所看到的许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 弗朗西斯·福山
这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前提。同时，你能看到一些一再发生的社会运动。我认为这些呼吁社会公平的社会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它们也与大量左翼政党对不平等的重新定义有关。在20世纪，这些左翼政党的定义是与社会阶级的划分相关，支持这些左翼政党的是工人阶级和它们的工会。因此每一个主要的左翼政党，不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在任一国家，它们都是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视作它们的首要支持者、拥护者。在那个时候，在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占据主要的地位，他们都是白人，属于白人工人阶级。但是随着这些社会运动的兴起，在理解不平等和边缘化方面出现了一个缓慢的变化。对不平等和边缘化的理解逐渐偏离经济层面，转向特定的方面，这些方面与一些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的经历相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黑人妇女与同样生活在德克萨斯的男同性恋者所遭受的歧视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关于不平等定义的转向的背后是有逻辑在这里的。但是问题之一在于，在这种新定义之下，左翼政党开始逐渐失去原有的对工人阶级阵营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曾经是左翼政党最主要的拥护者。在1936年的选举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南部白人选民将票投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投给了左翼政党。因为罗斯福给他们带来了TVA（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大量能够帮助他们的社会项目。但是在里根政府之后，支持民主党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开始逐渐转移到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辛，有相当多曾经支持奥巴马的选民抛弃了民主党，他们转向了共和党和特朗普，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的原因之一。
这种现象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都很普遍。在欧洲，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在减少。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获得的选票比20年前少了百分之二十。法国社会党几乎已经消失。
09
问：让我们再继续谈一谈欧洲，我们等会儿再回到美国的问题。我们刚才顺带提到了英国脱欧的问题。你知道，英国脱欧在经济上的意义似乎并不大，它主要是受一种对伟大的帝国往昔的想象所驱动。在这一点上，你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有什么相似性吗？
■ 弗朗西斯·福山
我认为两者之间有很多的相似。就社会学的层面而言，两者几乎是同一的：我们都可以合理地预测到民粹主义选民的数量是和人口密度呈反比的。如果你生活在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大城市，其中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那你就很有可能会投票支持自由秩序，你不会去支持民粹主义。反之亦然。这正是发生在大伦敦（Greater London:英格兰下属的一级行政区划之一，范围大致包含英国首都伦敦与其周围的卫星城镇所组成的都会区）的事情。在大伦敦，人们压倒性地选择留在欧盟，小城市和乡村地区则不会如此。如果你思考过尊严和thymos，那就不难理解了。支持脱欧的选民们都很抵制欧盟，他们不喜欢布鲁塞尔的官僚们对他们的指指点点。更重要的是移民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英国社会的巨大的文化变迁。在一份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五年中，每18个月，就有80万波兰人涌入英国。英国的总人口有六千多万，但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近乎一百万人从另外一个国家迁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国界之上。因此，支持脱欧的选民会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外国人占领了，我们却无能为力，只因为我们是某个糟糕东西的一员，这个东西就是欧盟，它不让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边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投票离开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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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城乡之别的问题，你曾说过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我记得你曾提到过土耳其的例子，此外还有巴黎和法国农村的差距。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仅仅主要对城市地区有利？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移民者的这边来看，他们在其所聚集的大城市中也是相对少数，是他者。在美国似乎也是同样如此。关于城乡之别的问题，你曾说过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我记得你曾提到过土耳其的例子，此外还有巴黎和法国农村的差距。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仅仅主要对城市地区有利？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移民者的这边来看，他们在其所聚集的大城市中也是相对少数，是他者。在美国似乎也是同样如此。
■ 弗朗西斯·福山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生在全球范围的社会变化。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得到了现代世界所提供的大部分经济报酬，并且越富裕，这些大都市区域就获得的更多。这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被甩在了后面。因此，这种变化确实有经济的因素，但同时还有文化的因素。因为正是这些大城市，这些复杂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在生产文化，例如好莱坞，例如纽约、华盛顿的新闻中心。不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居住在人口密度较小的地方，缺少经济活力。并且，我敢说，生活在国际性大都市的人们在文化上往往都瞧不起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
在脱欧的争论中同样如此。支持留在欧盟的代言人会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学过基本的经济学课程吗？你们难道都不知道这对英国经济是有害的吗？我相信支持脱欧的选民会回应道，我不在乎，如果这能够赶走那些外国人，那我就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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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近的关于英国的民调显示，即使民众被告知经济会遭受损失，他们也会表示根本不在乎。
■ 弗朗西斯·福山
这就是尊严的政治，是身份认同的政治，优先于经济和私利（self-interest）的计算。
12
问：尊严政治是否能够解释我们刚才所没有讨论的其他现象？例如中国所提到的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一直缺少尊严、缺少尊重，中国对这些东西的强调是否会部分地提高中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和热情？
■ 弗朗西斯·福山
你只要对几乎所有主要的政治现象，有过基本的研究，你就能发现尊严政治的元素牵涉其中。因此，正如你所说，现代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其对重新获得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的地位的渴望，这一地位曾经对中国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如果你关注过中国的漫长历史，你就会发现，直到一百多年前遭受西方的殖民侵略之前，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西方的殖民使得中国四分五裂，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使得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几乎成了贫穷的代名词。如今他们认为，我们回来了，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想接受我们，美国让我们继续保持贫穷和落后，我们不喜欢这样。
就俄罗斯而言，你知道我并不看好普京。但是，并不难看到，它曾经是苏联，拥有核武器，是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并且居于两极世界（bipolar world）的顶端。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一夜之间，苏联分崩离析，三分之一的国土被分离了出去，成为了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你只剩下了一个俄罗斯，并且还需要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并且到处祈求西方国家的施舍。这在地位上是一个巨大的落差。我认为普京希望恢复俄罗斯曾经的地位，恢复俄罗斯的自尊和承认。问题在于，对于一些国家来说，除非它们成功做到了支配其他国家，否则它们就难以获得对自我的承认。
13
问：你能跟我们说说在现代社会中，社交媒体是怎样加剧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变化趋势的吗？
■ 弗朗西斯·福山
我认为社交媒体几乎是完美地契合尊严政治的发展。如果你想要寻找到你希望所属的、与你的偏好相似的小团体，社交媒体就能够让你快速地找到它们，而不论它们在哪个地方。在移动网络中，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坚信希拉里·克林顿利用华盛顿西北部一家披萨店从事儿童色情经营的阴谋。在美国任何一个城镇，可能都不会有几个人相信，但是在网络上，他们的数量数以千计，他们可以互相确证彼此所深信的东西，传播极其怪异的阴谋论。因为互联网中缺少从事事实查证的人或编辑，缺少存在于传统媒体中进行过滤的那些人。
本期编辑：李佩倢
翻 译：杜 陈
校 对：李佩倢
审 核：欧阳星 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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