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札记〡解锁学术与人生 · 初识篇
专栏简介
“政治学人专访札记”作为学人专访栏目下的系列专栏，以提炼汇总国内外政治学者关于政治学人学习、思考与研究各类主题下的丰富心得与体会为汇编目的，内容主要覆盖往期学人专访文章，希望能够从不同角度观察学人视角，在与各位老师的“对话”中获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人历练，进而感悟学人情怀，勇担学科使命。
第一章 学术之路
第一篇初识篇：解锁学术与人生
问：老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答：说起来我做专业研究已经超过30年时间。1978年上大学，由于年龄小，对未来缺少职业规划，处于好学而不知前景的状态，根本不打算以学术为职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仅仅因为对工作分配地区的不满，考到中山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因为偶然的机缘，得以留校任教。最初也很难说因为在大学教书，就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既属偶然，又属被动。
20世纪80年代末，我一位师兄要编一套丛书，邀我编写一本相关论题的著作。于是，我撰写了《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当时心怀一腔热忱，要把握中国文化的总体状况，如今看来显然学力不逮。但是，这本书出来后，在当时风气下，反响还算不错。于是，我受到巨大鼓舞，开始发愿要从事学术研究，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选题时也颇为茫然，后决定研究中国文化形态学，论证伦理是如何政治化、政治是如何伦理化的。经过三年的阅读和写作，撰写了《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这篇论文出版以后，还颇得当时学界的认可，觉得我是可以从事一点原创的学术研究。 随着这本书的写作，得缘访学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年促使我的学术研究有了三个转变。第一，有了国内想有却很难具备的世界视野。在哈佛听最前沿思想家的讲演，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真正要把中国现代变化放到世界大局中去审视。第二，在知识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追求，不再以近代以来梁启超先生奠基的散文笔触、文人思维看待和表述中国问题，不再带强烈的个人感情、个人经历、民族处境和国家处境去意气化地研究学术问题，而是严格按照问题进路展开。第三，不再满足就中国问题谈中国问题，而是希望实现两个突破：在中国经验中发现它的世界内涵，在中国实践中发现它的理论内涵。就世界看中国，就理论看实践。这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缺少的理论视角。回国以后，我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致力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从那以后，我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上：公共理论与国家理论。问：我们注意到您近些年一直坚持在做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术研究，请问是怎样的机遇与动力促使您走入并坚持这一领域的研究呢？
答：我个人学习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已经20年。回想20年前，有三个人和三件事促使我步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一位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当时主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张丹竹老师，大力支持我创办学生刊物《行政之光》（该刊连续办理至今），使我的阅读所得有表达的平台，也显示了我的研究潜能。第二位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宝成关教授（当时已任吉大图书馆馆长）想招一名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助手，希望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就手把手地指导。宝先生从张丹竹老师、潘洪洋老师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者又极力向先生推荐我。第三位是当时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张志尧副院长（后来移居加拿大）。当时我考研究生的总成绩上线了，但是英语分数差2分。在张院长的积极推动下，我后来是破格录取为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如愿拜入宝先生门下。这是我大学生活的第一次破格（后来还有两次破格，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也是最为关键的破格。
如果说有动力推动我从事学术研究，那么有两个动力是不容忽视的：一是我贫寒的出生，我来自地道的农民家庭。在我1993年入读吉林大学之时，我的兄长正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我的胞妹正在读高中。家中的收入完全靠农产品和饲养猪。父辈的艰辛可想而知。我本人七八岁就开始干农活。考上大学算是跳出了农门，但还没有摆脱贫困。要想摆脱贫困，只有好好读书，好好研究，此外身无长技。二是业师宝成关先生的耳提面命和殷切期望。第一次去先生的家中，情形虽不能与梁启超去拜会康南海先生的情形相比，但我着实忐忑不安。这些都写入当时的日记中了。先生每有事情需要交代和办理，总是让我到他的馆长室，言语不多，但直命要害。先生还总是请我们到他家去“打牙祭”（四川方言，就是开荤），并且亲自下厨。在先生众弟子中，我是口福最多的一个。因此，与先生的交谈机会就多，自然也受益最多。虽不能以先生的衣钵传人自居，却也多少有这样一些期许。如果说，前者是原始或本能的动力，那么传承并弘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就是我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根本动力。问：您从本科到博士，包括现在教书科研始终都是在政治学这个学科，很想知道您觉得政治学的魅力在何处？
答：如果从1996年读武大政治学本科算起，我在政治学这个学科已经坚持了20年，时间不能算短。但政治学的同行中，年长的不用说，他们坚持的时间要更长；就算年轻同行，有不少也都一直坚持在政治学这个学科。在我国，相比于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政治学并不是一门“显学”，不会带来多少物质上的收益，甚至在研究和表达空间上都不具有确定性。但大家一直在坚持，除了学业或职业上“路径依赖”的因素，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政治学有学术上的吸引力，也即是你说的“政治学的魅力”。
政治学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是一门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学问，在其学术谱系上有大量的卓越人物和经典作品，足以吸引你去阅读和研究；如果能接续前人的研究而作一些增量或对话，那也是很有意义的挑战。其次是政治学本身的思想性和解释力，研习政治学到一定的火候，就可以比较深刻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政治现象，或者以政治学的眼光解读非政治现象，除了获得思维和求知上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成为一明白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可以让政治得以“祛魅”地呈现出来。最后，就是政治学对其从业者公共责任的熏陶。政治学的关注点在于那些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政治学研究和表达的目标，也在于安顿政治秩序，优化公共事务的治理。这种类型的研究会潜在培养研习者对公共问题的兴趣，也会激发他们对政治境况的责任感。不管这种责任感带给研习者更多的是内心的焦虑还是努力的意义，往往都会使他们欲罢不能。问：学术的魅力让人心驰神往，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科研之路的？是什么吸引了您，并让您在学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前进？
答：我99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第二年分专业的时候，只有六位同学选择了政治学专业，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上专业课的时候人数太少，许多老师都把上课的方式改成了阅读讨论式，这种上课方式对我影响很大。能在课堂上就某个问题或者某本书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不只是听老师讲他的个人见解，这种课堂给我很大的参与感，也比较能够刺激我思考一些问题。虽然现在想起来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非常幼稚，但当时老师都是非常包容的，非常鼓励我们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时间久了就爱上了读书、讨论和思考，这大概是走向学术道路的起源。不过喜欢读书和思考与能够独立做研究还是两码事，我一开始会天真地把二者等同起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读书和思考能让你了解很多人的观点，了解的观点越多，批评一种观点也更容易。但学术研究不等于学术批评，做研究需要你更冷静且全面地思考一个问题，突破已有的解释，提供有创见的答案，更重要的是，你还要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论证自己的答案。
问：我们注意到您近些年一直在坚持做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术研究，请问是怎样的机遇与动力促使您走入并坚持这一领域的研究呢？
答：谢谢，很荣幸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也很惭愧，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些不算成功的经历和不一定准确的观点。当年上大学时阴差阳错进了政治学系，但其实并不了解政治学到底是做什么的，特别是它和高中学的“政治”有什么区别。后来开始慢慢接触到一些所谓“西方的”政治学说，印象比较深的反而是在一门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上，老师说如果本科四年没读过《正义论》（约翰•罗尔斯著）就算白上大学（或政治学系？）了，他虽然没解释到底为什么，但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尤其是这话出自教中国政治思想的老师之口，我还是去找来了《正义论》读。虽然读得一知半解，也算是开了眼界。另一位老师推荐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我从她那里借来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读，虽然还是不甚了了，但居然获得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觉得这些东西很新，跟平时学的很多内容不一样。那个时候国内恰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了过去。后来一直读到博士，陷得太深，也不想出来了。
现在想来，之所以走上这个我们称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道路，主要是出于单纯的对知识的尊重和向往。那个时候开始知道政治学在西方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专门写过以《政治学》为名的著作，后来影响了很多“政治学家”，还催生了我们今天称为“政治学”的学科。最早促使我留在这个领域的其实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在读那些政治思想家们的著作时，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在为他们身处于其中的体制或习俗辩护，而是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去探讨人的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不仅是他们所熟悉的身边的人，甚至包括对一种普遍的人的理解。当然，“聪明”的人可能会说，这种客观中立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些思想家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着某种特殊的利益诉求或价值取向。我现在觉得，这个观点的庸俗版本很容易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丧失对知识的兴趣，因为它让知识变得不再是“真”的东西，而只是现实利益的附属品，是追求利益的人的虚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直接去追求现实的利益呢？或者即便学点所谓知识，那也应该去多学点“更有用”（即能直接带来现实利益）的知识啊。我庆幸的是自己那时候还没有这么“聪明”。我后来读到厄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在解释古希腊政治思想的起源时说，“一切政治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意识到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因为每一个政治思想家的任务就是调和并消除这种他已意识到其力量的对立。意识不到这一对立，一切政治学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权力基础和法律源泉的问题，就都失去了意义。不调和这一对立，这些问题就没有一个能得到解决。”我觉得这是对我以前懵懂的“客观中立”的感觉的最好阐释。这里的“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并不是说个人要和国家对抗，而是说个人意识到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国家）及其制度、法律和习俗不是天然就如此，而是存在别的多样的可能性，那么如何理解这些可能性，又应该如何判断其好坏？古希腊的哲人们可能是最早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将他们的研究、思考系统化的人。其后的政治思想家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其具体的时空处境和问题意识中完成这一使命。问：基于您的成长背景、对现实政治的兴趣以及对社会和政治的了解，您是如何确定自己想要走上学术道路的？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都想跟书本、研究和大学待在一起。在高中时我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女孩子，因为那时我是所谓的“大脑（a brain）”。那在我上的高中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它意味着你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别人只有在想来“借鉴”你家庭作业的时候才真正愿意接近你。
于是我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对付这种处境。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对一些教授的研究项目很着迷，并且早早地就参与其中。那个时候大家不太会因为经济状况和职业前途之类的事情而发愁。我们很难再回到那个时代了。我记得在当时我和未婚夫最担心的是，如何确保他不被送往越南战争前线。待在大学里上课（笑）是一个既现实又合乎逻辑的办法。
但是仅对我而言，留在大学只是因为我喜欢。那时候女性开始有机会从事严肃的职业，当然仅仅只是开始。我的老师们鼓励我申请奖学金，而我也申请成功了。这样我才得以到哈佛去深造。问：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之路的?
答：人生之路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从我的经历来看，走向政治学之学术之路还真有些偶然性的因素。我是在我国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年考上大学的，但由于多年的“失学”，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结果考上了个警察专科学校，专业是公安管理。“失学”多年重新回到学校，对于知识的渴望之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三年时间，我一头扎进书堆里，外语和专业知识齐头并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感到，警察作为国家的一种政治结构，其从事的绝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抓抓小偷、维持维持交通秩序之类的“简单劳动”。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警察是与国家一样古老的”。通过学习和研究，我逐步喜欢上了“警察学”或者称“警政学”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学理论、宪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等等相关的学科。
警察学校毕业后留校当上了教官，那是1982年初。当时要我准备讲授的课程就是宪法学。事有凑巧，正是1982年的春天，当时的学校领导得知在复旦大学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讲习班，就把我送到了这个讲习班上，跟来自全国各地60多位学友一起，开始了政治学的“启蒙”。 应该说，我就是从这个讲习班开始，走向了政治学的学术之路。后来又分别攻读了政治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进入了普通高校从事专业性的工作。问：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土生土长”的政治学科班出身学者，驱使您走上政治学研究道路的初衷是什么呢？
答：对于40年前入校的一代学人来说，从事某个专业的研究是没有选择的，也是没有自觉意识的。我入校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仍然在延续。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因对这种政治的敬而远之，考大学时我报的专业是中文和历史，只是后来录取时将我录取到政治教育专业。师范大学主要是培养老师，政治教育专业涉及的课程内容面较宽，专业深度不够，这也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学生的需要。我上大学之前做了五年农民，当了三年工人，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考大学纯粹是应急，学习的目的性很强，知识面也有限。上大学后，开的课多，特别是有专门的时间读书，知识面迅速扩大
读了两年书后，我就不满足于被动地读书了，有了表达的冲动。当时，解放思想的浪潮涌动，整个社会空前活跃，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三时，我开始写作和发表思想性和学术性论文，整天陷入到读书、思考和写作之中，对于其他事务没有太多考虑。我们大学毕业由国家包分配，1982年，1977级春季分配，可能是国家计划来不及，我们一直到假期后才分配。假期前，我已将行李全部搬运回老家，准备回老家当一名中学老师，只是到了假期后宣布分配结果，才知已留校工作。这可能与我之前有点写作基础有关吧！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并不是当专业老师，而是在刚成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做事务工作。我们学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起步较早，是全国最早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之一，连复旦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都还要到我们学校授予学位。在这样一个重要单位，我是最年轻的人员，承担了大量行政杂务工作，特别是负责图书资料的整理工作，所里的第一张图书卡片就是我做的。当资料员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阅读大量资料文献。在研究所工作，必然会协助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我们所主体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同时也从事政治学专业的相关研究。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专业没有严格的区分，我同时参加两个专业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承担一些基础性事务。记得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曾在我们学校讨论修订，我承担了会务工作。大学毕业留校两年后我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有了更多的专业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承担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等原因，我在专业领域方面更多的向政治学专业转变，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治理研究。随着我国学科建设的发展，专业分化日益强化，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尽管都同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但学科边界已有所分化，后者通常被称之为“小政治学”。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读在职博士生，专业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也仍然是李会滨教授。但因为从事农村基层治理研究，我的研究领域愈来愈向小政治学倾斜，好在李会滨老师非常宽容，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是不由自主的，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都不是严格的政治学科班出身。在推送的呈现方式上，我们力求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创新。自本期起，政治学人专访札记正式开启章回体小说持续更新模式，如果你有关于人生、成长、学术等等各个方面的困惑或是对札记栏目的建议，欢迎在文末留言，我们会认真听取你的意见进行后续札记的更新。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期采编：张雨辰 徐红洪
本期编辑：赵文洁
审 核：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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