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政治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 对话武汉大学刘伟教授
学人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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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导师。先后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获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学术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代表性论述主要集中在村落秩序、农民政治心理和当代中国政治复合性等方面。
编者按
当前政治学的研究呈现何种趋势？政治学有什么魅力？又有什么使命？如何发现好的学术问题？对于政治学研究我们该有怎样的反思？如何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 本期政治学人专访了武汉大学刘伟教授，刘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答。政治学人平台特与各位读者共享。
政治学人： 您从本科到博士，包括现在教书科研始终都是在政治学这个学科，很想知道您觉得政治学的魅力在何处？
刘伟：如果从1996年读武大政治学本科算起，我在政治学这个学科已经坚持了20年，时间不能算短。但政治学的同行中，年长的不用说，他们坚持的时间要更长；就算年轻同行，有不少也都一直坚持在政治学这个学科。在我国，相比于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政治学并不是一门“显学”，不会带来多少物质上的收益，甚至在研究和表达空间上都不具有确定性。但大家一直在坚持，除了学业或职业上“路径依赖”的因素，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政治学有学术上的吸引力，也即是你说的“政治学的魅力”。
政治学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是一门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学问，在其学术谱系上有大量的卓越人物和经典作品，足以吸引你去阅读和研究；如果能接续前人的研究而作一些增量或对话，那也是很有意义的挑战。其次是政治学本身的思想性和解释力，研习政治学到一定的火候，就可以比较深刻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政治现象，或者以政治学的眼光解读非政治现象，除了获得思维和求知上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成为一明白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可以让政治得以“去魅”地呈现出来。最后，就是政治学对其从业者公共责任的熏陶。政治学的关注点在于那些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政治学研究和表达的目标，也在于安顿政治秩序，优化公共事务的治理。这种类型的研究会潜在培养研习者对公共问题的兴趣，也会激发他们对政治境况的责任感。不管这种责任感带给研习者更多的是内心的焦虑还是努力的意义，往往都会使他们欲罢不能。
政治学人：我们还想追问的是，在学科高度分化的同时我们发现社会学、经济学也在尝试研究政治问题，您觉得政治学的专业研究与它们相比有哪些特色？或者说，您觉得政治学应该有哪些学科特色呢？
刘伟：近些年来，国内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政治学研究的常规议题上，的确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学术景观。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学科在研究某些政治问题上是有长处或贡献的，他们的优质作品让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也不得不去阅读。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学的研究套路更新不够，对其他学科理论工具和分析技术的运用还有待加强。实际上，政治学一直以来都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学科，政治学本身很难说有什么独特的研究方法，反倒是政治学对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传媒学相关概念、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吸收，曾经促进了政治学的阶段性繁荣。因此，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全面进入政治问题时，我们要看一下他们研究的什么问题，运用的是什么方法？若作一些总结，你会发现，社会学要么是基于实证主义的路径，通过深度个案、田野调查或访谈来呈现学术议题，要么是对那些具有多重学科属性的问题作社会科学式的研究，如科层制、社会组织、社会信任、集体行动等问题。而经济学则要么通过计量、博弈模型等路径分析政治问题，要么侧重政治经济过程中的经济维度，如公共品供给、经济政策、寻租、政商关系等问题。不得不承认，在实证主义的方法训练和实践方面，以及在经济学的计量和模型运用方面，在国内受学术训练的诸多政治学者往往是不太擅长的，这样被经济学和社会学“抢了风头”也是必然的。特别是某些政治学作品只知寻章摘句、自说自话，相对而言，对诸多具有多重学科属性的议题而言，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则显得更为扎实，并体现出比较强的科学化色彩。就此而言，不应过多的强调学科边界，政治学只能向相邻学科不断学习并适应学术竞争。
你所问的政治学的学科特性到底在哪里，我认为还是要从政治的内涵和政治学的学术传统中寻找。政治学关心的是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冲突与合作，围绕权力、利益与权利的纠葛，展示政治秩序与国家治理的可能性。这就从研究主题上突出了政治学的学科特色。同时，这也意味着政治学最终的关注视野是宏大的、体系性的，落脚点也是整个政治共同体，研究取向具有强烈的规范意义和建构性。这就不同于纯粹的社会学解释，也不同于纯粹的经济学计算。虽然社会学解释和经济学计算都可以运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但也只能揭示政治过程的某些环节和面向，要总体把握政治并对政治作出判断，必须依赖既有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探讨。换言之，政治学研究是不能放弃总体性关切、政治判断以及相关的价值理念的。就我理解，除开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要遵守社会科学的通则之外，这些取向也许更能凸显政治学的学科特色。
政治学人：一般来说，政治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政治哲学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您认为这样的学术分野是怎样产生的？
刘伟：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学术分野，从根本上讲缘自两者学术属性上的差异，从知识基础上讲缘自19世纪后期科学主义的发展，从发生学来看缘自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崛起。
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是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是可过的，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正当，诸如此类具有强烈规范意义和价值色彩的问题。而政治科学是用科学的逻辑研究政治生活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何如此这般。政治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搁置自己的价值偏好，将政治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对象来解剖、呈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紧张是根深蒂固的，即价值和事实之间难以完全弥合的张力。价值替代不了事实；事实也不能完全证明价值，因为价值正当性的部分理据其实是先验的或假定的，并不来自事实的支撑或验证。
正是因为这一张力，政治哲学的研究逻辑和政治科学的研究逻辑就有很大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分野是必然的。特别是随着科学主义在欧美学术界的风靡，用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学，成为知识生产社会科学化这一宏大进程的组成部分。行为主义在英美政治学中取得主导地位后，这种分野就非常清晰了。从此以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在学术风格、研究旨趣上可以说是泾渭分明。政治哲学多强调对经典作品的再解读和基于价值或逻辑的理论建构，强调的是引导政治；而政治科学则多研究现实政治的发生与发展，强调的是解释政治。
当然，就政治学的构成而言，仅仅将其划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也是比较粗糙的。还需要加入政治理论这一类型。不少政治学研究，一方面不是实证性的政治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只是对政治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政治思想家作品的研究，远没有达到政治哲学的那种强规范性，就只能称其为政治理论。相对来说，某些政治理论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的距离就近一些，二者之间也可以互相促进，甚至彼此结合得很好。
政治学人：政治科学这个概念可能对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究竟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刘伟：如果从广义上讨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就需要对科学有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所谓科学，就是符合事实和规律，并能予以合乎逻辑和可信的解释。我们经常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讲的其实就是研究的科学性。
如果从狭义上讨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还是要回到科学和科学主义在西方的内涵。之所以有“社会科学”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来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将各种社会现象作为纯粹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就我理解，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这种意义上的完全科学化。只能说政治学研究的部分内容可以作得更具科学性。政治哲学研究怎么去谈科学性呢？有些政治学理论怎么去谈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性呢？
局限到狭义的科学性上，它至少意味着政治学研究应该做到如下几点：首先，挖掘事实，尊重事实，呈现事实，政治学研究者在政治事实面前应该诚实；其次，要用科学的研究程式和研究方法，从事政治科学的研究，做到对政治事实及其发生机理的客观描述和精准分析，尤其是对其中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揭示；再次，以科学准确的概念、逻辑和论断呈现研究结果，并使研究结果经得起学术共同体的再检验。
说到底，如果用科学性这个维度来审视政治学研究，主要得看政治学研究到底科学地呈现了多少政治事实、政治机制和因果链条。但是，我们不能用科学性作为审视和评价政治学的唯一尺度。
政治学人：现在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把政治学的定量研究等同于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您认为这样是否很合适？
刘伟：虽然定量研究在美国政治学界是主流，在国内也亟待加强。但若将其等同于政治学的科学研究，甚至有一种“定量的傲慢”，那将是不可取的。量化研究仅仅是实证研究中的一种，质性研究也是实证研究之一种。虽然也有人对质性研究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但质性研究中蕴含的学术想象力和某种科学性，毕竟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在国内政治学量化研究比较薄弱的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强调量化研究是必要的。毕竟量化训练有利于国内实证政治学的成长，同时也可以促进政治学者在同等平台上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话。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量化研究本身也有局限性，量化研究在整个政治学研究的格局中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路径。因为，可以变成数据的政治事实仅仅是政治的一部分，数据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政治逻辑。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就是科学合理的政治学量化研究依赖诸多前提条件，如一个社会的数目字管理的水平非常高，且相关数据可信度和公开化程度高，至少研究者有获取相关数据的可能性，等等。如果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量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要看到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核心数据，对普通研究者来说并不那么容易。否则，没有公开可重复运用的相关数据，每个学者或研究机构都自己搞自己的小数据或抽样数据，然后又不与学界共享这些数据，良性而有效的量化研究局面依然难以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大家热炒的“大数据”研究，对政治学而言当然是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我们要充分看到，在中国政治相关议题上的“大数据”究竟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是可及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现实，量化之外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不可或缺，甚至对理解中国政治来说也是更为有效的。比如结构-功能分析，新旧制度主义，“过程-事件”分析，深度个案研究，等等。
政治学人：定量研究方法在国内政治学中虽说是“后起之秀”，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都十分关注。在定量方法的冲击下，您如何看待大结构、大过程、大逻辑之类研究路径（如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学术价值？
刘伟：定量研究变得“势不可挡”，首先是因为政治学在这方面比较薄弱，急需补课；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强调量化的相关学者、团体和机构在不断地“推波助澜”，造成了量化研究取向的压倒优势。实际上，纯粹的量化研究，如果缺乏背后的理论关照以及相关叙事的搭配，将可能是非常枯燥的。而且，在量化研究中若要找到富有想象力的学术问题，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对经验的量化研究，另一方面还是离不开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相关基础。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底子的政治学者，可以做出丰满而有价值的量化研究。至多，他可以把量化这个活作得很好。当然，你也可以说，能把量化这个活作好不也很厉害吗？是厉害。但问题是，换作其他学科的人，也可以把这个活作得很好。
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哪种研究路径的学术价值，而要看我们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如果是要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和政治演变的逻辑，结构-功能与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路径，以及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案例研究路径，显然都具有优势。定量研究虽然也可以运用到更多案例的统计上，就像利普哈特作的研究那样。但具体到政治的过程、机制，特别是背后的“故事”，量化这一路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量化研究只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辅助方法，而不是框架性的方法。因为量化研究最擅长的，还是对大规模样本诸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但相关性不同于因果关系，要探究政治中的因果关系，机制分析、逻辑推演和深度叙事，都不可替代。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国内有的政治学者并不擅长定量，但却有可能擅长历史叙事和逻辑演绎，这种特长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野理解政治。虽然，那种大结构、大过程、大逻辑的研究路径，在国内现在的学术氛围下不大容易被同行接受，但不能否认这类研究路径的学术价值。我们能否认伊斯顿、阿尔蒙德、摩尔、芬纳、亨廷顿、福山等人的学术价值吗？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大结构、大过程和大逻辑之类的研究，要作出让同行接受的作品，其难度可能更大。因为这类路径更难驾驭，对研究者知识储备、理论洞察力和写作能力的要求都很高。弄不好就会变成缺乏说服力、学术不严谨的“大忽悠”。对于政治学初学者来说，容易喜欢这种具有总体把握感的研究路径，但短期内很难驾驭这一路径。相比之下，一些基本的量化研究技术，只要你有决心，还是比较容易学得会的。
政治学人：武汉应该说是中国乡村研究的大本营，您也一直在做基层政治方面的研究，请问您的基层政治研究是怎样的一种学术思路呢？您如何评价乡村研究对于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贡献？
刘伟：博士论文我决定做基层政治主要是两个考虑：一是对之前学术兴趣的反思；二是材料可及性。我曾经对政治思想很有兴趣，但后来发现自己很难有所贡献；后来对政治史感兴趣，但尝试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史学功底，也很难做出过硬的东西。想来想去，还是基层政治有可能拿到丰富的材料，就决定作基层政治方面的博士论文。从博士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基层政治这一块，也因回到武大工作而与华中地区从事相关研究的诸多同行有了密切的互动，从中获益很多。
现在，我逐步明晰起来，我个人的研究取向还是不同于一些基层政治的研究同行。我本人的理论储备毕竟主要在政治学这一块，因此研究的目标并不是停留于理解中国基层政治本身，而是用政治学的普遍性概念、框架和问题意识研究基层政治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反思和调整相应的概念、框架和问题意识；同时，从基层看国家，从村落推演政治，也是我研究基层政治问题时的思维习惯。换言之，我虽然是在作基层政治，但主要还是在基层空间作政治学研究。
乡村研究对于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贡献这个问题，我记得徐勇教授曾经专门写过这方面的回顾文章。乡村研究特别是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和成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从80年代中后期的基层政权调查开始，乡村政治研究者较早地将中国政治学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基础上，为政治学研究的实证化和本土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乡村研究造就了成规模的实证作品和众多优秀的政治学者，并成为海内外政治学者共同聚焦和对话的学术空间。当然，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已经开始了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调查研究，但因为众所周期的原因，那种以宏大政改为诉求的实证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以村民自治这种低层次且具建设性的基层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实证化的推进就有了现实可行的依托。
当然，乡村研究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贡献可能也不应过于高估。一是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都深度介入了乡村研究，就此领域的优秀作品而论，政治学者的贡献不一定就有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大。二是，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基层政治研究的重心已经发生位移，即向城镇和城乡交接地带转移。三是，虽然乡村领域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政治学者去研究，该领域依然会培养一些政治学者，甚至会产出一些更为优质的作品，但更多的将可能是常规性的。其四，也是更为重要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和繁荣，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层政治、高层政治、比较政治以及政治学基本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等方面研究的推进。在这些领域，政治学者的学术贡献可能更值得期待。
政治学人：之前阅读了您《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这本著作。为写作这本书，您组织展开了针对农民的大量访谈，为我们呈现了一份非常精彩的经验研究。您觉得一手资料的研究和二手资料的研究分别在哪方面存在优势和问题呢？
刘伟：《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这本书，虽有不少删节，但保留了比较丰富的有价值的访谈材料。相比之下，我本人的分析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还作得很不够。从我写这本书和博士论文的经历看，最好的情况应该研究者本人全程参与一手材料的获取，并运用一手材料作研究；其次是研究者本人未能全程参与一手材料的获取，但能运用一手材料作研究；再其次，则是运用二手材料作研究。
一般来说，一手材料因为未经过其他研究者的加工和处理，运用得好，是更容易产生优质的原创作品的。因为一手材料的信息更具可信度，更富冲击力和解读的价值，当然这也要看研究者本身的学术想象力和研究能力。用二手材料，首先就意味着你已经没有材料贡献了，其次是二手材料是经过加工的，运用起来充满风险，可能脱离了该材料的整体语境，而且会把使用该材料的学者的陈见和眼光带进来，影响了你的独立判断。
如果研究者本人的材料分析和运用能力强，运用二手材料也可以作出一流的研究。当年不就是马克思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摘要和批语，恩格斯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样的经典？很多做宏大叙事的，也需要在大量的前人一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要求研究者本人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已经自成一体，别人的材料可以有机地为其所用。而且，如果能全面而丰富地占有二手材料，互相参照、对比，并对二手材料的来源和背景作相应考证，二手材料的劣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克服的。
政治学人：做学术研究关键是要找到好的“学术问题”，请问刘老师认为对于政治学这一学科而言，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够称为好的学术问题？
刘伟：寻找好的“学术问题”，可能不应过于强调狭隘的学科边界。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当我们基于某学科视野寻找学术问题而不得的时候，作一些跨学科或去学科化的研究或思考，反而可能产生原生态的问题意识。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之后，再与具体的学科理论和研究逻辑作对话，也可以产生学科意义上的问题意识。
我理解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好的“学术问题”，首先，它应该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所谓真问题，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事物间关系，研究者在阅读、思考和调查过程中触及到，由此形成问题意识。其次，它应该是中外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中重要的问题（如事关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基本价值），至少是与重要问题相关联的子问题。再次，它应是既有前人研究又有延展空间的学术问题。好的“学术问题”，在于它能够激发的学术想象力，对既有理论构成挑战或对话的潜力，以及对现实政治的解释力和关照空间。
政治学人：学术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学术规范，您觉得当前政治学研究学术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作为政治学的入门研究者应该怎样进行规范社会科学研究的锻炼呢？
刘伟：不得不承认，相比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在学术规范方面的表现相对要差一些。当然，相比于以前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从基本研究规范（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写作规范到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国内的政治学都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些是整个学术界的共性问题，有的则是政治学界所特有的。比如，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选择过多地受到权力的支配，而冲击了政治学学术传统的常规累积。又比如，过多地强调话语权而排斥或误解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通则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另起炉灶，自说自话。有的学者无视前人或同行的相关研究，草率地自造概念、建构理论，让同行无法对话。有的学者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实作有明显偏向性的“研究”，缺乏一个学者最为基本的学术诚实。学术规范说到底还是作学问的谦卑、诚实和严谨性，尊重前人和同行的研究贡献，尊重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研究惯例。除非你是一个全新范式的建构者。
我这个暑假正在写作的一本书，就是关于政治学学术规范方面的。这本书计划今年底前后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和举例。若是初涉政治学研究，除了阅读社会科学学术规范与政治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之外，我觉得可以先从模仿开始，就是多看那些规范的一流研究作品，揣摩其中规范的研究过程和细节。在这方面，政治学研习者可能需要多向相邻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学习，也需要向更有学术底蕴的哲学和史学等学科学习。当然，学术训练也是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需要在长期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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