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之变呼唤中国政治学——对话著名政治学者杨光斌教授
本期嘉宾
杨光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制度理论、国家治理、民主理论、政党理论、比较政治、世界政治等领域生产一批原创性成果。近年来倡导并推动历史政治学与世界政治研究，为推进主体性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多部专著与研究型教材。
编者按
近些年来，中国政治学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在新旧的激烈交锋之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政治学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争？研究方法与范式激烈争论的政治学内部，各分支学科应该如何相处与相互理解？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与现代政治，这几对概念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历史政治学如何回应当代中国政治的古今中西之争？竞争中的世界政治秩序，呼唤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中国政治学？本期政治学人聚焦于学科建设问题，专访著名政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探寻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学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01
政治学人：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恢复并快速发展。作为中国政治学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您对四十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有怎样的感受？中国人民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学科的过程中有怎样的目标？
杨光斌
谢谢政治学人精心组织的访谈，你们辛苦了。我的学术辈分还算不上中国政治学的“亲历者”，但是对中国政治学40年来的发展有过梳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政治学主要是学习乃至移植外来知识的过程，从“现代化”到“民主化”的译介；当然这个过程也开始扎根于中国大地，比如八十年代研究的“一国两制”、领导干部任期制、九十年代开始的从“高政治”到“低政治”研究的转型。大约从2010年开始吧，中国政治学出现了一批反思、批判外来理论的学者，并致力于建构具有主体性的知识体系。
人民大学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科的主要优势和特征包括：1.学科门类齐全，同时特色突出，比如我将介绍的历史政治学；2.基础研究积累深厚，尤其是政治史类研究，从而为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3.理论创新成果突出，我们在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4.专门研究优势明显，比如在世界政治研究、国际安全与战略、大国关系、台湾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5.资政成果卓越，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政策性问题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近年来，各主要高校的政治学纷纷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或研究路径，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这个局面让人欣慰。在这个浪潮中，我们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了“历史政治学”。学界基本上给予认同并支持，认为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在其《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中这样评价，“历史政治学的兴起是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颖学术现象，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政治学主体性和本土性的提升”。不同学科的其他著名学者，诸如华中师大的徐勇教授、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人大历史学教授杨念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台湾大学的朱云汉教授等等，也都撰文高度肯定历史政治学的意义。一个新概念被大家如此高度认可，也算得上学术史上的值得重视的事。我认为，历史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
一流的学科不但要有自己的研究议程和研究路径，还得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同时离不开自己的学科传统。社会学科发展不可能横空出世。中国政治学的“大传统”是政史一家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对历史有天然的亲切感，有与生俱来的历史思维方式。构成人大政治学的“小传统”的人大政治史类研究独树一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胡华教授为代表的党史研究、彭明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韦庆远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高放教授为代表的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独领风骚。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学科性质的历史政治学，并用历史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当然，学科的关键还是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由政治学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两个片区构成，每个片区都有比较成熟的学术团队，比如历史政治学团队和国际安全战略团队，这个局面很难得，对一流大学来说也是很宝贵的资源。同时，每个片区都有国内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者，比如在“50后”学者中，有国际安全战略专家时殷弘教授，台湾问题专家黄嘉树教授。更让人骄傲的是，我院中生代学者人才辈出，“85后”一代正崭露头角并被国际学术界认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李晨副教授在西方的国际安全战略圈被高度认可，无论是美国的、英国的、韩国的还是日本的有关中国国际安全方面的国际会议，都会邀请李晨博士参加；毕业于人大的黄晨讲师应邀在世界宪法学年会上做开幕式演讲，他读博士的时候就在国际一流刊物发文。我们有信心和国内同行一道，建设出世界一流的政治学科。我认为，每个时代流行的政治学知识产品都是那个时代的一流国家提供的。时代赋予中国政治学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人做的知识产品即使不是最好的，也必然是最受关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观念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02
政治学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译介国外理论开始的，90年代后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从取经到本土化”，但有学者认为政治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您是如何看待“政治学本土化”这个命题的？本土化、西方化、科学化和中国特色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杨光斌
学术要繁荣，学术内部要有张力，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认识是很自然的，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历史上的诸如此类的现象。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甚至是“两次在踏入同一条河流”。
首先看看那些“诸神”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无论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还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甚至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亨廷顿，都不敢说也不承认“历史终结论”式的普遍主义知识论。罗尔斯说他的“自由宪政”研究只是回答西方国家政制的合法性问题，但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非西方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合法性标准。施特劳斯在编《政治哲学史》的时候说，这只是“西方的”，不包括“东方的”。摩根索说所谓的普世主义只不过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性说辞而已，在亨廷顿看来如果存在普世价值就不存在“文明的冲突”。
就政治学科史而言，是典型的从一个“本土化”到另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出现在美国，但美国人沿袭的都是欧洲思想，以至于哈罗德·威尔逊把美国的总统制政体说成是“国会政体”。但是，二战之后，美国人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历程，当年的少壮派学者阿尔蒙德这样放言：美国人来了，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概念该让让位置、腾出空间了。十几年的时间，美国人把欧洲的制度主义政治学改造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本来是“美国特色的政治学”，公共知识分子福山等搞出“历史终结论”——基于理性人的推论，这是把本土化当做普世化的典型，但是福山的变化众所周知。
就中国政治学科史而言，1949年以前研习的是欧陆制度主义政治学，新中国前30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1980年恢复政治学之后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政治学开始流行。然后呢？中国人满足于政治学的“学生”身份吗，中国这样的一流大国没有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相匹配的政治学又会如何？尚诺如此，那可真的是学科上的“历史终结”。
中国道路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或者美国人所说的“自由世界秩序”中的一种成功“逆袭”，如果中国也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上都接受既定环境所给予的，大概很难有今天之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中国政治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确实远远滞后于中国发展本身这个事实，依然有人把别人的“本土化”知识当做“普世价值”并以此解释中国。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迫在眉睫。
03
政治学人：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学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在各自的道路上难以相互理解，政治学内部各种研究范式应当应该如何相处与包容呢？
杨光斌
定量政治学的引入不是对中国政治学的“挑战”，而是丰富和发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有所长，二者之间不具有替代性，这已经是共识，无需多言。
就政治学学科史而言，定量研究的出现是美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产物，当他们认为政体类、宪制类问题不再是主要问题的时候，转而研究城市管理、行政效率、尤其是政党与选举等等，这必然需要量化研究。但是，当量化研究呈压倒性优势以至于定性研究难以发表文章的时候，美国政治学的生命力也就式微了。
我认为这种局面不会在中国出现。流行的方法论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匹配才能居主导地位。定量研究会流行起来，定性研究也不会衰落，正如英国政治学。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完美地说，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是方法论上的“机会主义者”，哪种方法都会，需要什么用什么。
因此，人民大学政治学在发展历史政治学这样看上去属于定性研究范畴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定量研究，我们从美利坚大学引进的吕杰教授，可以说是在美国政治学中定量研究做的最好的之一。
04
政治学人：您认为，对政治学理论创新有直接贡献的学科分别是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难取得重大突破、历史社会学比较缺位而比较政治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所以当前的政治学理论创新应该从哪里开始，向哪里进军？
杨光斌
政治学理论创新研究还是离不开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只不过这些研究领域都需要检讨。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可以理解的是，从无到有，一开始都是人物介绍，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停留于此，否则就变成了“思想的历史”——观念的拼图。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路径是概念史，有点像剑桥学派的做法；第三个路径则是政治史研究，在这个脉络上思想史就是“历史的思想”，甚至是历史的比较政治学，因为每个时代的大人物都是针对那个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而阐发自己的看法，这其实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基于比较政治研究而提炼出的政治思想比如政体论。
就历史社会学而言，这是典型的西方的说法。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西方史主要是社会史，因此基于社会史研究而发现政治理论可以称为“历史社会学”。但是，中国历史则主要是政治史，社会史很弱。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历史社会学，不如说是历史政治学。
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即按照美国的比较政治学范式去发展。美国比较政治学的范式色彩很强，从50-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到80年代之后的民主化研究，美国比较政治学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地区国别研究很重要，美国人也很重视，但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忽视了这一块。在美国，无论是做国际关系研究的还是做比较政治研究的，都要有一个国别地区研究为基础，不至于理论研究空对空。中国比较政治学需要从范式主导转向地区国别研究，这样必然会从制度为主的研究转型为治理为主的研究。我曾说过，制度研究必然是“求变”，治理研究则必然是“求治”。
地区国别研究必然会让我们认识到，政治学的知识来源是多元的，不单是西方的经验和基于此经验的理论。
05
政治学人：您认为，比较政治研究是意识形态的。在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价值中立”的今天，为什么比较政治的学术研究中需要提倡价值取向呢？应该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政治现实的关系？中国的比较政治有着怎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比较政治学？
杨光斌
这个问题在上面有所涉及，也有部分回答。“人是观念的矛盾体”，由人为主体建构的社会科学怎么可能做到价值中立？被称为“硬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变成了“信仰学”，更何况政治学呢？
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似乎可以用韦伯自己的概念去看待——“理想类型”，那只是理想而已。韦伯自己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即使是纯粹的学者，就政治学而言，很难与现实问题无涉，很难去价值化。例如，在大家都知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时的西方已经是危机重重，一战前夕，大祸临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韦伯大谈特谈“西方为什么赢了”——赢在文化即所谓的新教伦理所塑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理性。韦伯因此被德国研究韦伯的学者称为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布罗代尔说韦伯是“篡改历史”。如果仅停留在人物的文本上而脱离人物所处的政治史，思想史就得不到深入研究。
我给比较政治学的定位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史和国别地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般性概念和理论。比较研究不是无目的无价值取向的，这个取向就是为本国服务；但是研究过程应该是客观化的，需要基于对政治史的客观描述和地区国家状况的客观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我国社会科学的一次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确实没有跟上国家战略，不要说对遥远的国度，就是对我们的大邻居比如印度、印尼，也了解的很少，以至于“雅万高铁”这样的大工程草草上马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我们根本不了解以土地制度为主的社会制度、相互否决的央地关系和部门政治，会给“雅万高铁”带来如此巨大的障碍。
06
政治学人：2019年，您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政治学呢？历史政治学是为解决什么困境而出现的，和已有的政治学研究路径相比又具备哪些竞争性优势呢？
杨光斌
2019年春天我们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没想到立刻产生重大影响，被同行视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据说《政治学研究》第一次为一个学术概念开设专题，其他几个重要刊物也开设了历史政治学专题。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以“历史政治学”为题的论文已经多达25篇左右，《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专业媒体的报道也多达十几篇。正如徐勇教授开玩笑说，“历史政治学迅速走红，提出者始料未及”。
历史政治学被大家接受，有偶然，其实呢也有必然。所谓必然，我前面讲到，这些年各大学的同行们都在寻找出路，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是一方面。同时，“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也是流行的政治学的危机，很多学者感到茫然。我经常说，一个方法论的流行必须要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匹配，否则即使流行，也很难持久。基于个体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怎么可能在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中流行呢？当既有理论与现实发生了巨大脱节时，就是新范式诞生的契机。
新范式从何而来？哈贝马斯如是说，社会科学理论是理论-现实-历史的三位一体的产物。就既有理论而言，如前，已经穷尽其解释功能，或者说既有的西方理论很难再给政治学赋能。实践出真知，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基于158个城邦国家的比较研究而来，中国革命实践也产生了山沟里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在常规化的制度变迁中，实践研究出大理论似乎比较困难，实践研究容易出现碎片化的现象即当下人所说的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学化现象——对策性研究，何况实践很快成为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最具积累性的最稳定的实践经验，因而历史研究最容易出理论。美国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人物James Mahoney总结，我们所熟悉的思维方式性质的概念，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制、民主与专制，等等，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产物，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只不过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了，似乎成为先验哲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德国历史就几百年，但德国人从不把历史当做过去，而是当下，因此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巨大。英国历史也就千年，今天依然是政史一家的传统，英国政治学教授讲授历史学、历史学教授讲授政治学，都非常普遍。比较而言，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至少五千年吧，宋朝的人睡一千年醒来依然对今天的生活不会陌生。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所催生的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因此，历史研究更应该成为政治理论的宝贵资源。
至于说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政治学”，无所谓“真正的”一说，历史政治学是一个开放的范畴或者方向，其学术史的意义是当“理性人”为核心的方法论陷于困境时，历史政治学至少是一个新方向。如果说非要给个定义，大意是，回答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或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在此过程中寻找新概念并建设主体性知识体系；在本体论上是以中国为方法的历史展开、在认识论上讲历史的情景性或条件性、在方法论上讲历史的时间性。这里我们有一个“历史本体论”概念，如前所说，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都是基于历史研究产生的理论，但历史属性不同，概念和理论就存在差异。如果非要回答“真正的历史政治学”，历史本体论就是一个关键概念。
人大历史政治学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阶段性成果，比如在国家理论上，提出了相对“民族国家论”的“文教国家论”，意指中国不是西式的民族单位上的国家，而是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文教”塑造的国家；在政府理论上，提出了相对于西式政体论的治体论；在政党理论上，提出相对于西式利益集团型政党的旨在组织国家的政党中心主义。我们策划了一套历史政治学书系，期待未来3-5年能出来。
至于历史政治学的竞争性优势，很难讲，每个研究路径都有优势也都有劣势，甚至优势就是其劣势，看研究者的偏好吧。
07
政治学人：美国社会学学会前主席路易斯·科塞曾说“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是对于我们身在其中而时时约束着我们行为方式的结构的研究有重大启示”。今天世界政治的秩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您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中西之争里的世界政治秩序，启示着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怎样的中国政治学呢？
杨光斌
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时代性很强，无视时代性搞研究是行不通的，抗拒时代最终会被时代抛去。根据我的理解，这个时代的最大变化，就是过去三百年西方人主宰世界秩序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根本性地改变了过去三百年形成的世界秩序，非西方国家三百年来第一次要成为规则制定者。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三百年之变。具体而言，1840年即西方已经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年代，东西方国家的工业GDP占比各一半，但是到了1980年，西方占比高达90%，而到了2020年，又回到1840年的格局。
工业GDP占比具有国内政治意义。熟悉世界政治史的都知道，在西方工业化时期，国内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因此不停地移民以解决内部的政治压力，同时还不停地海外扩张、殖民掠夺。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呢，西方政制赖于生存的外部条件完全变了，还能殖民掠夺吗，还能移民吗？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反向移民导致的难民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国民性危机”，市场也被非西方国家抢占了，国内矛盾必然尖锐化。
这个时代巨变就是我们反思、重建政治学的好机会，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概念、理论都有可能因这个巨变而失去意义，实在没有必要抱残守缺。这是一方面。同时，每个时代流行的政治知识都是来自那个时代的最强者，至于最强者能提供什么样的知识产品，还是一个开放性话题。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以30年为周期，第一个30年（长30年）是1949年前，西学1.0版；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受苏联影响；第三个30年（1980-2010），受美国政治学影响最大，堪称西学2.0版；第四个30年（2010-2040），中国能否建成主体性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个开放性问题。
08
政治学人：您曾提到“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而应是理论的发源地”。那么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应该如何增强理论解释的说服力？
杨光斌
有一种说法，在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即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经济学最国际化、发展得最好，社会学次之，最差的是政治学。我不太同意，至少这种看法还是西方中心主义那一套标准。
第一，“固本”是政治学的至高无上的成就。从近代政治学产生以来，政治学的使命都是“固本强基”。例如，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说英国的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接着白芝浩在《英国宪法》中说内阁制比总统制好；到了美国，行为科学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兴起后，心理学研究发现一般百姓不适合投票，但又必须说美国是民主国家，因此出现了“熊彼特式民主”，以后几代学者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建构美国政治学。中国长期处于变革之中，习惯以“变”的政治学看待中国政治，“变”到何处是个头？中国政治学也应该是“固本强基”的，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其最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寓于“不变”之中。“不变”是稳定的、熟悉的，也很难出新理论；“变”是新鲜的，需要应对和研究，容易成为显学。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转型，因此带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国际化接轨；中国最大的“不变”就是党的领导下的宪制结构，这没法和西方接轨，接轨了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政治理论也没法“国际化接轨”。
要固本，必须做两项工作，一是对“本”本身的理论建构，二是对“国际化”政治学理论的解构，因为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性理论”即对中国政体的否定。在这两方面，中国政治学做的都不错，比如在民主、治理、合法性等流行性概念上，中国学者都给出了主体性知识建构，中国政治学为理论自信从而带来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做出了贡献。这个贡献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GDP增长。用反事实法去想想，如果中国政治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真的“国际化”了，对中国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再回顾下苏联的例子，如果精英群体的思维方式都变成对手所期待的，国体政体还能“固”得住吗？政治学不但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繁荣的学术如果把精英群体搞得对自己的政体没了信心，还算得上好学术吗。
在比较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的地位需要重新评估。我同意我们同行的看法，中国政治学人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成就，自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政治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定位，太过谦卑。比如一些学科动辄称“家”，我们政治学都称“学者”。如果看到政治学的分支领域的成就，更没必要不自信。在问题导向的应用领域，也有因“变”而显得异常活跃的学科，甚至是显学，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动的公共管理学的兴起，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国际关系学的兴起甚至热门化。
把“变”和“不变”结合起来的理论研究，比如“不变”为什么能与“巨变”融为一体，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中国政治学也会因此而实现重大突破——建立主体性知识体系而不是所谓的接轨。
第二，中国政治学有望实现重大突破的原因在于政治史资源太丰富。只有基于历史研究的社会学科命题最终才能立得住，西方经济学的很多重要概念比如交易费用，来自历史研究，甚至整个一个流派比如新制度经济学，都是新经济史研究的结果，但到中国完全非历史化了，以基于异域历史的概念去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基于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其实是一家，无所谓社会学或者政治学，二者都非常重视历史研究。此外，中国法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堪称世界一流，原因就在于基于自己丰富的政制史研究的成果，对西方人很是震撼。
09
政治学人：最后，再次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也非常期待您能给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与学生们一些建议。
杨光斌
政治学的初学者都是从概念、理论谱系开始学习。概念、理论流派是一种路线图性质的知识，很重要；但是初学者也容易掉进概念陷阱而成为“观念的囚徒”。为避免这种现象，第一，建议去电视剧《山海情》的原型西海固地区，看看是怎么治理贫困的，你会被震撼！有可能的话，到非洲、南亚等非西方国家走一走，你将因此而改变很多固有的看法。西方政治学主要讲政体、制度，认为贫困等所有问题都是制度问题，这是非历史的，也是反世界政治现实的。有位智者说，不被知识愚弄的最好的办法去做社会调查。
第二，多读历史书籍。我自己的体会是，只有系统地读了主要国家的政治史、经济史，面对不同流派的概念才变得更从容、更自信，有自己的判断力。
第三，培养对世界政治变化的敏感性。变化着的世界政治其实就是实践知识，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认知世界政治的方便，要有能力去把握变化而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性，从而激发更鲜活的问题意识。
我对青年学者充满信心，他们受到更专业、更规范的教育，当然要有开放的心灵和学术使命感；从业环境竞争性更加激烈，这也恰恰是创新的动力。
最后，祝“政治学人”越办越好，成为能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高品质的学术平台!
本期采编：欧阳星、吉先生
本期编辑：赵文洁
初 校：霍盈州
终 校：大 兰、欧阳星
本文系政治学人平台首发，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站链接；媒体转载（包括网站、微博、微信号）请联系政治学人微信后台。识别二维码可添加编辑团队微信。
更多精彩文章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