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中心主义：国家治理研究的新范式——对话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

本期嘉宾

       郭定平，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日本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郭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代东亚政治与国际关系等。郭老师已承担国家社科、上海市社科等各类课题1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政党与政府》、《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等10余部，发表中文、英文和日文等学术论文共百余篇。

编者按

       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中，政党的治理职能开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全面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逻辑？如何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发掘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价值？如何系统构建政党与国家的互嵌模式？本期政治学人专访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通过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与中国现实关怀的有机结合，希望能深入探讨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的来龙去脉，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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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郭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您的求学和科研经历十分丰富，是什么原因或契机让您始终如一地潜心政治学研究？国外丰富的科研访学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郭定平：

  热爱 

非常感谢政治学人的访谈，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分享一些研究心得和看法，与各位同学、同事、同仁交流。我是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始攻读政治学专业，198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2019年已经光荣获得上海市教委颁发的从教30周年证书了。这么多年虽有国外留学、访学、教学的经历，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自己心爱的政治学专业，应该算是典型的“从一而终”吧。记得有一次谈起为什么选择政治学专业、成为一名政治学人时，我说那就是一个“先结婚后恋爱”的过程，就是说开始进入政治学专业并非一种自觉的主动选择，但是在开始学习研究政治学之后确实逐渐喜欢这门专业了，并决定终生从事这一研究。我之所以越来越热爱政治学专业，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大原因。第一是好老师的引领。复旦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恢复发展较早，名师云集，王邦佐教授、孙关宏教授就是我的政治学启蒙老师，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竺乾威教授是我的本科班级辅导员。在这些好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因为专业成绩优异而得以免试直升研究生，为后来顺利进入政治学的学术殿堂打通了一条有效的门径。第二是好专业的吸引。政治学专业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门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有温度的学问，旨在探寻人类如何在一个健全的社会过美好的生活，旨在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无论是《论语》中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还是《社会契约论》的开卷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均令人深思、引人入胜。第三是好时代的召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令人目不暇接。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大胆探索。我清楚记得上大学的第一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开幕，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作为政治学专业的青年学生，我不仅深感责任重大，而且相信政治学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唯有勤奋努力，方能不负时代的重托。

交流与传播

在长期的政治学研究中，我利用自己熟练掌握英文和日文的语言优势，不断建立和拓展国际学术交流渠道，数十次赴世界各地开会，考察调研，从事学术访问和文化交流，立中国政治学之论，发中国政治学之声。这种国际学术交流的经历对我的政治学教学和研究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教学中，我注重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向学生推荐海内外最新学术成果，还经常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复旦举办讲座，也鼓励和帮助学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或是出国访学留学。在学术研究中，我特别强调正确把握比较政治学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之间的关系，既不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又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而是保持二者之间的“创造性紧张”关系，既用一般政治学理论指导区域国别研究，又用区域国别研究的鲜活案例丰富和发展一般政治学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我在东京大学的导师蒲岛郁夫教授在这方面建树卓著，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蒲岛教授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选修了亨廷顿教授的政治发展研究课程，并以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为个案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针对亨廷顿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协调发展理论。该论文发表于世界顶级的政治学杂志《World Politics》上，对日本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积极倡导比较政治学理论与东亚政治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互鉴与会通，形成了一些创新性成果，分别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在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日本政治研究方面，我先后引入多元主义、政治过程论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研究成果均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近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中，我注重倡导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范式并与国家治理研究相结合，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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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国家中心论”强调国家整体绩效与国家自主性与权威性建设，相比之下，政党中心主义认为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和聚合，主导政策制定与执行。国家治理研究应如何处理上述两者间的关系？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范式将在未来的政治学研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郭定平：

国家治理研究必然涉及多元主体的作用，既有国家机关，也有社会组织，既有各个政党，也有各种团体，既有公共机构和组织，也有民间社会力量，但是其中最为主要的莫过于国家和政党了。政党是一种政治组织，但不是一般的政治组织。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权力、掌握政权、制定政策、服务公众为志向。因此，政党在很多国家均履行着国家治理的功能。自从近代政党产生并活跃于政治舞台以来，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就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世界政党千差万别，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五花八门。由于近代政党最早产生于西欧，因此关于政党的概念和政党政治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一直在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分”与“合”之间徘徊，始终没有走出将“政党”与“国家”预设为相互排斥和截然分离的传统思维框架。从政党、国家二元对立的结构化视角出发，当然不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独特的政党与国家关系。这是因为很多人至今仍然秉持着西方传统的仅仅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政党观念，依然沿用着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流行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殊不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治理型政党，履行着广泛的国家治理功能。如果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真正体现政党中心主义，就必须正确处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不但提供着利益的代表、认同的凝聚、秩序的维护，也积极嵌入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我认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范式对未来政治学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构政治学研究议程，发掘政党的治理功能，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议题拓展。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很多中国政治研究要么是国家中心的，要么是社会中心的，前者关注国家制度，诸如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改革，特别是技术官僚制的发展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后者集中研究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所谓推动民主化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研究始终未能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最多只是作为国家的附属物一笔带过而已。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范式就将推动政党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并统领其他各种研究，例如政党与国家治理、政党与社会治理、政党与基层治理、政党与国企公司治理、政党与全球治理等。二是推动概念与理论的创新，总结中国的本土经验，创造中国政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新概念新理论。这种创新不仅是赋予原有概念以新的内涵，更在于提出和创造符合中国本土经验的新概念新理论。比如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以前总是关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范式，我们就要更多关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个人的关系。基于中国具有深厚底蕴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巨大历史成就，中国政治学研究就应该而且能够结出理论创新的累累硕果，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提供鲜活的案例资料和崭新的理论范式。三是重构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传统政治学中对政治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建构大致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主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种是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种分析范式虽然长期主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都忽略了政党作为一种跨越了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性力量的重要作用，更未能对政党作为一种治理主体的地位具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不能解释众多的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也不能充分理解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种政治困局。基于中国共产党建构民族国家、重塑社会规范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已经成功创造出了“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的新范式。这将重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03

政治学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研究回到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视野充分体现了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兴起。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都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政治现代化的新经验。在您看来，当下中国政党研究中最有潜力的理论增长点有哪些？如何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本土化政党理论？

郭定平：

我觉得未来中国政党研究的理论增长点非常多，以下几个方向都有很大的理论增长空间。首先是政党政治学，把政党放在国家治理研究的核心地位，研究政党与国家政权、国家治理的关系，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其次是政党组织学，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研究政党的形成、发展、结构、功能等方面，例如学习型政党组织建设就是很好的研究课题。在中国我们已经有党建学，目前仍然处于初创阶段。第三是政党历史学，在我们党百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很多历史经验教训、实践创新都值得我们挖掘和总结。当前逐渐引起重视的历史政治学尤其应该聚焦政党政治的历史。第四是政党社会学，在不同的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存在不同的模式，与西方选举政治下的互动关系相比，我们国家党和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有哪些新变化和新特点？过去比较注重社会结构对政党的影响，其实政党如何引领和塑造社会应该是更加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第五是政党文化学，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就应该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第六是政党法规学，党规党法研究开始成为显学，全国已经成立了很多研究中心。第七是政党传播学，运用政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党思想观念、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国内国际形象的塑造。关于构建本土化的政党理论，我认为关键在于保持比较政党研究与中国政党研究的合理平衡和适度张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国政党研究，推动中国政党研究的概念、理论、话语创新。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注重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开发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资源，应用到政党研究之中，形成中国本土化的政党概念和理论。例如，从政党的性质和功能来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使之成为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治理型政党。在我们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生活中始终重视“守正”，“政者正也”，在传统中国，政治的原初定义就是一个“正”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正德、正人、正道、正名，要正心修身、德治天下。在这样的“正”治文化下，中国的政党非常强调讲政治、讲正气。这是我们先锋型、群众型、使命型政党三位一体的文化基础。进一步挖掘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并内化到政党研究之中，是构建本土化政党理论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总结政党发展和创新经验，从政党发展历史脉络中构建本土化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很多宝贵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例如，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既不是做成的，亦不是长成的，而是在具体实践的合力中形成的。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我们不断推进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党内革新的力量不可能来自外部，只能通过政党自我革命来实现。政党自我革命构成了不断创新的最为核心的动力机制。这些就为我们研究制度改革、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效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成为构建本土化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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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需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您怎样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经历了怎样的积淀历程？

郭定平：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不能孤立地看，而要放在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框架来看。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还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既有“以党治国”的历史影响，又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深刻教训，还有党政分开的改革探索，因而表现为党政关系的分分合合，有学者甚至将这种历史现象描述为“缩党扩政”或“扩党缩政”。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求把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我们就跳出了多年来要么党政合一、要么党政分开的二元对立逻辑，找寻到了构建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新型关系的具体路径。这就是，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支持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经济组织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做到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和协调运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我认为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随着革命胜利和走向全面执政而自然形成的，而是经过几代共产党人艰辛探索逐渐积累而不断提升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并逐步建立了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整套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由于受到国际冷战格局和国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党的一元化领导慢慢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甚至在有的场合变成了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政社一体化现象日益突出。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但是由于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实际上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当然也使国家治理绩效受到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在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过程中，中国的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更是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注重培育社会力量，中国的民间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快速成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成长，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并在它们之间寻求平衡。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加强全面领导的同时，促进并实现了自身的治理转向，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支持各级各类国家政权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企事业单位、各社会团体独立履行自己的职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型政党特征逐渐凸显，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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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从中国本土理论与历史实践经验来看，中国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创造了大党与大国治理的新经验。在您看来，在不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完善政党-国家的相互嵌入模式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郭定平：

比较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国家关系，我认为只有在政党-国家互嵌模式中，两大现代政治主体政党与国家才可以相互合作，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中，我们积极推动党和国家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了一种相互嵌入的新型政党-国家关系。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我认为应该在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下推动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首先，在宪法法律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通过宪法法律确保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与此同时，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决不能违规干预司法。在党的领导法规中，专门化、系统化的领导法规依然相对较少，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领导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治理方面的专门法规需要补充加强。其次，在体制机制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通过党和国家制度改革促进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协同运作，形成强大合力。在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均建立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发挥着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领导制度体系。党的各级委员会成员就包括了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政权机关、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也具体通过领导小组（委员会）、党组等制度形式实现。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政分工合作体制。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促进了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治理的分工合作与有机统一，但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形成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尚需更多的有机衔接和细致磨合。第三，在干部人事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形成党政干部合理交换流动、共创复兴伟业的良性循环。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系统完备的选拔任用干部的体制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推进，各级国家政权机关逐步得到建立健全并按照国家宪法法律行使相应职权、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因此，大量国家机关干部虽然是党员和党的干部，但是也有相对独立的职位和身份，于是就形成了党务干部、国家干部（政府干部）的区别。于是，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就形成了干部人事层面的政党-国家互嵌关系。这种互嵌关系非常复杂多样，主要包括跨党政领域的干部兼职和跨党政领域的干部流动等方面。如何发挥党管干部的组织制度优势，全面调动党政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尚需诸多方面的努力。第四，在政策过程层面的相互嵌入关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推动党政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在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政共同参与、合力完成的。无论是党的委员会会议，还是党政联席会议，都有党务部门和国家政权机关或政府行政部门的相关领导出席，是一种综合反映各方政策立场、集中代表广泛民众利益的决策机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如何开发智能治理、在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中进行技术赋能将是一个全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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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结合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我们看到，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比较研究视角颇为关注。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制度创新，我们应如何辩证看待海外的中共研究？它们与我们国内的中共研究有何异同？与我们国内的党史党建等学科相比，政治学领域的中共研究更加侧重怎样的研究风格？

郭定平：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观点也是五花八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均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研究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党内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美国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弗朗兹·舒曼（Franz Schurmann）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特别强调并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至今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经典名著。舒曼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解体之后，正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把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重新凝聚起来，并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共产党研究再次成为研究热点。2002年6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找回共产党：中国是如何治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以会议论文为基础出版了柏斯德与郑永年共同主编的研究专著，发出了中国研究应该“找回中国共产党”的学术倡议。自2008年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后，海外著名中国研究专家都纷纷出版中国共产党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例如，凯瑞·布朗（Kerry Brown）的《敌友：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2009），弗兰克·N·皮克(彭轲，Frank N. Pieke)的《优秀共产党员：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与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s: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2009）, 布鲁斯·迪克逊（Bruce J. Dickson）的《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2016）。近期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在哪里，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渐进性改革等方面。这些海外研究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但总的来说，海外的中共研究与国内的立场还有较大差距，不仅是在选题方面，更重要的是海外研究存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这是我们不认可、不接受的。我国国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当然很多，很多学科都很重视中国共产党研究，特别是党史党建学科，均有深厚积累。政治学方面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复兴的趋势，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政治学学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大部分在学科化、实证化和理论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政治学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研究首先是放在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视野下进行的政党问题研究，这就是学科化的思路，比较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般政党属性，注重研究政党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或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来看，关注政党与国家在产生方式、政治法律地位和力量对比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因此在开展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时候就比较注重实证研究方法，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或者进行个案研究和统计分析研究。政治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也更注重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也就是理论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个案调查和基层经验总结，要把其放在政党和国家治理研究的框架下，注重概念和理论创新，这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整体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比较优势和国际贡献，同时也能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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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尽管西方是“国家建构政党”，而中国是“共产党建构新中国”，但是基于政党的社会性而衍化出的政党与民众之间关系是永恒的。在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党群关系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都是不言而喻的。请问郭老师，在西方民粹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今天，您怎样看待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群关系之间的区别？

郭定平：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一直是政党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当今西方各国，党群关系明显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像卡特尔政党之类的现代西方政党逐渐游离社会，向国家靠拢和渗透，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同时，也与市民社会、与基层群众疏离。政党向国家权力靠拢，垄断国家权力，攫取国家资源，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很多民众对政党政治失去信任，选举投票率下降，政党认同度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讨论西方各国的政党衰落与危机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了。我在上世纪末就发表了《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的文章。二是，在选举竞争政治的刺激下，西方政党在争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多党竞争、各霸一方、相互掣肘的局面，甚至由于恶性竞争和勾心斗角使政府管理陷入低效和无能。与此同时，各个政党在选举竞争中为了拉拢选票，就迎合群众、煽动群众，也更容易走向民粹主义。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中两党竞争下的混乱局势。中国的国情不同、体制不同，所以对党群关系的理解和要求也不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改善，中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总体处于和谐状态，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治支持一直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我们对党群关系始终强调两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型政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政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与西方国家的“选举型政党”明显不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有效倾听民声、回应民意、汇聚民智，解决政党与群众之间的政治沟通问题才能有效发挥其整合功能。

第二，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党，我们的党不是群众的“尾巴”，党要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发挥自身的先锋队作用。同时这也对党的先进性有很高要求，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就成了一项首要课题。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组织纪律，严格的政治规矩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和巨大优势。先锋型政党不能像西方一样成为多党竞争中仅仅代表部分利益的一个政党，而是要成为整合社会利益并带领群众前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通过一整套的法治、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政权实行有效领导，真正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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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众所周知，您对东亚地区的政党政治也有深入的研究。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都深受儒家思想浸润，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政党治理在彼此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了不同的方向。与我国不同，当今的日本政党政治长期受党内精英分裂、“官高党低”的政官关系模式制约，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的发展走向？国家能否通过引领政治文化的方式培育政党的治理能力？

郭定平：

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很复杂，政党体制也经历了重大变革。以1993年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终结和1994年的政治改革为标志，战后日本政治可以明显区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如果说前一个时期具有官僚主导的特征，那么后一个时期政治（政党）主导就更为突出。战后日本在前一个历史时期除了吉田茂、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少数有能力、有作为、有影响的首相之外确实多半没有大的作为。这是官僚主导体制下内阁和内阁首相被弱化、被虚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党内精英分裂的现象。但是，20世纪末期以来，以“政治主导”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新变化，政党和政党政治家的影响扩大了，特别是日本首相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显著提升，日本已经形成了首相权力一元化的新政治体制，一改原来的官僚主导体制，这是日本推动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的结果。这种“政治主导”主要就是以首相为中心的内阁主导。在2001年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就组织推进了制度结构改革，就是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的官僚主导体制、削弱行政官僚权力的同时，试图加强政治主导，具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总裁权力与内阁首相权力，比如自民党总裁对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权和政党经费分配权的扩大；扩大首相和首相官邸人事任免权和决策权；强化首相辅佐机构。继承小泉衣钵的安倍晋三首相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通过很多具体措施加强了政治主导。关于政治文化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存在明显差异。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根本不是一个文化系统，存在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和理论脉络。西方强调分权、多党竞争，是一种分裂的政党文化，在政党的恶意竞争下存在着撕裂社会的风险。在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胡萝卜加大棒”被普遍接受和采用，有时马基雅维利式的“狮子与狐狸”也被模仿和效法。但中国自儒家政治文化成为主流之后就贬斥武装杀戮、利益诱惑以及各种政治阴谋诡计，主张“明明德于天下”“为政以德”，以高尚道德修养作为政治评价的标准，教育引领民众，造福人民群众。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政治文化更是强调团结与和谐，在政党制度方面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倡导“脱亚入欧”，也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内阁制，但是很明显日本的政党制度与欧美西方的政党制度仍然存在相当差距。日本在强调政党的国家治理功能、推崇共识政治等方面，应该更加具有东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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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采访的最后是“政治学人”读者的福利时间。我们都知道，要想做好政治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您求学的那个年代，赴美求学是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毅力的。所以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留学经历中的一些小片段，以激励年青一代政治学人不断前进，勇攀高峰。

郭定平：

我在多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一直强烈感受到比较政治学研究与中国政治研究的分隔与分裂，一方面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印记，更谈不上中国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研究中盛行中国特色论，甚至是中国例外论，无法与比较政治学沟通对话。因此，我在自己的学术探索中非常强调比较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研究的互鉴与会通。以最近的政党研究为例，一方面，我注意到政党的治理取向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也强调中国国家治理中政党的中心地位。因此，我认为，虽然治理型政党正在成为世界政党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型政党特质最为明显，因而从治理型政党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将更为合适、贴切和有效。基于上述认识和信念，我很注重将自己的中国政党研究成果客观呈现给国际学术界。例如，2012年7月我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参加第22届国际政治学会（IPSA）大会并报告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研究论文“The Growth of Intra-Party Democr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2018年7月我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国际政治学会第25届大会并报告了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政党中心的治理的论文“Xi’s Leadership and Party‑Centred Governance in China”。这些论文后来均发表于国际英文杂志，希望增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的理解。

本期采编：宋昱洋      

本期编辑：杜   陈

初      校：霍盈州

终      校：大   兰、欧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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