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发展与未来图景——对话著名政治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杨阳教授

本期嘉宾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政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兼及中国政治制度史及当代中国政治。出版《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家国天下事：五十自选集》等学术专著和文集，主编或合作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中华法律文化大典》等教材、专著、工具书10余部，在《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政法论坛》《天津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编者按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于20世纪20年代初创建以来，一直存在身份识别的困难。198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的复建多以模仿为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直到199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才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积累和成长阶段。这期间，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其当前研究的现状如何、未来图景又何如？在本期的“学人专访”中，我们有幸请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老师，带领我们回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已有研究，评估以往的成绩与不足，厘清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目标和途径。寻找中国文明史演进逻辑的全新解释框架，探求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进的核心要点，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的融通和互释。

01

政治学人：杨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政治学人”的访谈！您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在您看来，该领域的独特价值是什么？研究的乐趣何在？您又是基于什么原因和机遇，选择并深耕于这一领域？

■ 杨阳

谢谢政治学人！至少从中学开始，我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考后不顾亲友的劝说，几近执拗地选择填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作为第一志愿。当时的南开历史系汇聚着一批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开始系统地精读先秦的各种文献典籍，抄录了数千张卡片，其间有了什么想法就会尝试写出札记或小论文。

受当时理论热的影响，这些小文章中，有些试图运用流行理论做分析框架，比较典型的是借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解读孟子思想（原文见：杨阳：《试论孟子的人道主义思想》，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第58-64页）。大学3年级时，选修冯尔康先生开设的“中国社会史概论”，因一篇写中国婚姻史的作业深得先生赏识，先生希望我读他的研究生，这曾让我一度动摇，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刘泽华先生作为导师，主修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在仔细想来，当时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主要是出于对个人特点的审视。我这人思维的批判性较强，喜欢思考宏观理论问题，相对擅长在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想法，缺乏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的耐心。

当然，攻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方向研究生，并不意味着注定会选择以该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为业。事实上，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更多的时间讲授的是中国政府与政治、台港澳政治、政治科学方法论、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等课程，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关联较为密切的只有研究生的教学。因教学和相关教材编写等原因，也曾一度考虑个人的专业转型，毕竟当代中国政治在政治学中处于显学地位，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则属于边缘的存在。但这种想法多是偶尔闪现，故到现在我还是坚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

能长期坚守在这个领域，主要是出于个人的生活志趣。早在上大学之前，我就给自己的一生立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明白地活着、要活得自由而真实，报考历史系、思想史专业，选择做教书匠，都是出于这个理由。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历史上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在思考、书写和教学中，都可以获得较为宽广的自由空间，更好地放飞自己的思想。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特价值所在。当然，若跳出个人志趣，从政治学学科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这些高大上的角度看，则需要写出专论来阐述了。

02

政治学人：“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等院校已连续召开十届，今年9月份将在西安召开第十一届。作为该论坛的创建者之一，您可以简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论坛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吗？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深层关系？

■ 杨阳

这个论坛是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发起的，葛荃、孙晓春和我分别代表三个学校做了一些工作，其中葛荃教授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个论坛发起前，中国政法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也发起过类似论坛，但研讨内容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主。当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分散在各个院校，相互隔绝，几无联系。我们之所以会发起这个论坛，是希望能将这些研究力量联系起来，通过学术交流来凝结共识，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发起之前，我们对国内研究队伍的状况，包括规模、质量等，心里还都是没底儿的。令我们深感欣慰的是，论坛召开后，规模逐年都在扩大，2020年第9届召开时，虽然正处在疫情间隙，但报名参会的学者却达到创纪录的140多人。

1980年代开始，因学统长期中断，中国政治学的复建不得不是以模仿和移植欧美、特别是美国政治学为主，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的欧美化，以及中国政治知识和理论资源相对不足等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论坛的成功举办有助于扩大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影响力，有助于推动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产出更多的本土性政治知识和理论元素，有助于丰富现有政治学知识和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内容。

03

政治学人：您刚刚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才恢复重建，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于20世纪20年代初创建以来，一直存在身份识别的困难。可以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进程和当前的研究现状吗？

■ 杨阳

与环地中海各大文明不同，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在形成之后大体是独立演进的，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具有特殊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的古代文明。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在中国创建，其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都来自欧美，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大体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在20世纪初期，学者大都是用传统史学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并没特别在意他们书写或讲授的知识与学生正在学习的政治学是很难融通的两套话语系统。但这个问题引起了萧公权先生的注意，他提出“采政治学的观点，用历史之方法”，试图运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最终将中国政治思想融入现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这一做法开启和奠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

经历了1980年代的重建，到199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积累和成长阶段。进入新世纪后，问题域不断拓展，研究选题、视角切入和研究方法都日益多样化，研究成果总体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但总体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从大环境看，支撑学科发展的平台资源非常有限，尽管“论坛”发展情况不错，但成果发表平台还很稀缺，在国家社科、教育部及地方基金项目中都很难得到支持。从学科自身来看，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如在基础性学术规范和方法上还缺乏必要的共识，一些研究者还以各种理由（如本土化或反对知识论进路等）拒斥现代学术方法；还没有形成足够多的共识性概念，这妨碍了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展开，给以“主观互证”的方式实现知识积累造成了困难。

04

政治学人：您回答中提到，在20世纪初期，学者大都是用传统史学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此外，还有一些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者早期常常借鉴哲学史研究。这些情况使得研究往往会陷入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一般叙事。您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如何构建方法论自觉与学科主体性，从而避免政治学学科属性的弱化？

■ 杨阳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古代思想家思想本身的“整全”特点；二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因学统曾长期中断，其积累远不如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三是研究队伍教育背景和知识构成。这里我重点谈一下第三个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等相关学科基础。因为政治学在1980年代初期才开始复建，1980—1990年代较活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教育背景基本都是历史或哲学，2000年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出身政治学系的研究者比例仍然不多。没有受过系统的政治学训练，政治学知识和理论储备原本不足，处理的研究对象又多是天道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政治、法律与伦理无所不包的“整全”性的思想，再加之原已耳熟能详的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议程设置的影响，就难免在研究中出现问题意识错位，忘记了自己所要进行的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改变这种情况最重要的是要先恶补政治学的知识、理论，逐渐养成政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

05

政治学人：您曾经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重建时，政治文化研究逐渐引入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选题视野。这对于解决上述困境和问题是否也有些助力？

■ 杨阳

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不过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真正的带有政治文化意味的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其兴起主要是因为部分学者对政治思想史传统的研究方法感到不满，认为在这种方法下产生的成果对历史和现实都明显缺乏解释力，遂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更有效的研究范式。受阿尔蒙德、派伊等学者政治文化研究的启发，他们开始将制度史、政治史、社会史、乃至经济史引入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力图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贯通性研究，寻找某些具有规律性的运行节奏，构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模式。

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这种研究不再单纯地就文本解读文本，而是将文本放置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中，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去理解思想的真实意涵和实践价值。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将诸如政治思维定式、王权合法性、政权与教权关系、政治人格、臣民文化，以及尊号、谥法、墓葬、建筑等符号的政治象征意义等都纳入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野，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野。

06

政治学人：结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我们常常发现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概念混淆、界定不清等情况，给初学者造成许多困扰，那么您怎样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

■ 杨阳

政治哲学是思想家对政治根本问题的系统思考，政治思想是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系统思考，它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本质等根本性问题，它包含的范围更大，不仅涵盖政治哲学，也包含“形而下”的中观和微观问题（如行政过程和政策性问题等）。政治文化在政治学的概念谱系中，带有行为科学性质，是指个体政治行为之所以发生内在缘由，既可能是诸如政治意识这样的显性动机，也可能是诸如政治情感之类的隐性动机。

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的关系（自制）

1990年代初期，刘泽华先生率先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时，对之作出了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修正，将其理解为“政治的文化化”和“文化的政治化”。我则将其理解为“支配人们政治行为的文化指令”。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哲学）最显著的不同是：政治思想作为思想家智慧的结晶，未必能转变为社会的普遍信念，影响或支配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在研究中直接将政治思想等同于政治文化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那些因某些机缘充分社会化了的政治思想，才可以被视为是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社会对思想家思想的接受过程存在着选择和过滤，且大多是以碎片化方式进行的，沉淀为政治文化的政治思想与其本来面貌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

07

政治学人：接下来，我们想讨论一下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相关研究。您如何界定“中国古代文明”，其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是什么关系？中国文明存在何种意义上的特殊性？关于中国文明特殊性的起源存在哪些解释路径，您如何评价它们，这些理论是否可以很好的解释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

■ 杨阳

中国古代文明这个概念包含内容很广泛，是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机组合而成的文明体。所谓有机组合意味着贯通和支撑其各个领域有效运转的基础性价值和行为模式的存在。这些基础性价值和行为模式，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但是政治文化传统概念的范围毕竟又小得多。

特殊性需要特定的参照物才能凸显出来，中国文明特殊性的认识是在与希腊、罗马、中世纪等欧洲文明，也包括欧美现代文明的对比中形成的。这种比照而得出的结论当然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为世界范围内存在二三十个古老文明，为什么只拿欧洲文明做参照物？当下一些人左手高扬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大旗，右手则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其实是很滑稽的。当然，我不反对，也很理解为何以欧洲文明做参照物，因为中国现代化10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让我们必须关注先行者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文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太大，尝试予以解释的学者不多。曾有些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加以解释，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就是这一理论下的产物。但魏特夫在治水与专制主义起源之间建立起来的因果链条是非常脆弱的，且与中国历史事实严重不符，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批评，这里就不再赘述。

1990年代谢维扬先生在批评传统的摩尔根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起源的两种模式，将古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路径概括为“氏族模式”，而将中国早期国家起源概括为“酋邦模式”。虽然谢维扬先生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解释古希腊、罗马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为何存在显著差异，但仍可视为是对中国文明的特殊性由来的一种解释。

谢先生之说虽为国内一些学者所接受，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必须确认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史前的社会组织正处于不同的演进阶段——古希腊和罗马处于部落（氏族）阶段，而中国则处于酋邦阶段，但是因可信资料的缺乏，这几乎是无法证明的。2000年初，我提出与其将理论预设建筑在模糊难辨的史前传统上，不如从国家或文明起源的路径入手。在摩尔根理论模式的逻辑链条中存在一个关键环节——“分化”，没有社会分化不可能形成阶级，也不可有文明创造所不可或缺的财富集中。在摩尔根看来，古希腊、罗马的分化都是由“交换”——商业活动造成的，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分化却显然是通过“政治程序”完成的，其中战争征服是最重要的途径。由此，我提出“说服模式”和“征服模式”两种早期国家起源路径。20多年后，我仍认为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明特殊性的部分成因。

当然，关于文明独特性成因的解释不能用以说明这种独特性为何能够长期保持，但后者的解释显然比前者要简单得多，只要对中国文明存在的地理空间有清晰认识，便不难找出最关键的原因。简单地说，相对闭锁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文明无法像环地中海的各大文明一样，能继承前代文明的成果（如罗马继承古希腊、中世纪欧洲文明继承古希腊、罗马等），站在前代文明肩膀上前行，也无法更多地吸纳同期文明的精华来发展自身。虽然中国文明在某些时段也零星地吸收过其他文明的成果，但总体来说，它主要还是凭借自身资源演进了数千年，而这也使其得以保持了更多的特殊性。

08

政治学人：那么，中国文明存在怎样特殊的演进逻辑呢？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关于中国文明史演进的解释框架吗？

■ 杨阳

若从夏王朝算起，中国文明存续了4000余年，夏商周是其起源和形成阶段，它在春秋战国完成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升级，经由秦到西汉中期最终定型。从秦开始，它大致遵循着“一治一乱”或“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演进逻辑。秦以后的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组织运行和治理方式，都是与简单、静态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但社会不会永远处于静态和简单状态，当人口增长超过耕地负载能力时，人口会从土地上“溢出”，谋生需要会让这些“溢出”的农民流入手工业、商业等非农行业，涌入城镇，带来都市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流动，社会自组织的不断涌现，社会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出现许多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领域，带来体制和治理失效等问题。对整合危机合理的应对方式是进行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是高度一体化的，体制板结于意识形态之上，先天具有保守性格，即便能勉强在“托古改制”的模式下进行改革，其进程也往往一波三折，而围绕改革与否的争执还会带来精英集团的致命分裂，最终只能在皇帝、臣僚、百姓的集体围观中见证王朝的解体和乱世的降临。

既然改革无法让体制消解因现代性要素不断增长而带来的危机，也就只能以消灭现代性要素的方式，让社会再度回归静态和简单状态以适应体制存续的需要。以这种类似“自杀”的方式实现文明的存续，当然不是皇帝的选择，也不是臣民们愿意看到的，但却是历史真实的演进逻辑。

09

政治学人：接下来我们想和您探讨一下中国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向问题，您怎样界定现代文明？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进需要经历什么？您又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明转向的进程呢？ 

■ 杨阳

和传统文明一样，现代文明也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个人主义下的权利平等、自由优先、法治至上等作为基础性价值支撑并贯通其社会的各个领域，而理性化则成为普遍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两者在本质上将其与传统文明区别开来，构成了现代文明身份识别最重要的标准。现代文明虽然最初发轫成型于英格兰地区，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它凭借着史无前例的造富能力和道义感召力量，逐渐成为全球的主流文明形式。在它的冲击下，从欧洲大陆到远东，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不得不改变自身的运行轨道，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传统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仅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完成四项重要任务：首先是组织重建，这包括微观如家庭组织、中观如社会组织和宏观如国家组织各个层面的组织重建，核心是以分工精细、功能单一、复杂化的现代组织取代传统的分工粗糙、功能弥散、相对简单的传统组织。其次是规则重建，以客观明晰的法律规则代替含混不清的意识形态原则，逐渐摆脱统治者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原则进行自由裁量的治理方式，建立普遍的法治秩序。三是满足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长的参与要求，逐渐建立起民主政治。四是与民主政治建设相联系，完成政权权威类型由传统型到法理型的转变，彻底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19世纪60年代启动，时间早于日本，但过程却相当坎坷。之所以如此，关键是中国的国家统一和秩序供给都仰赖政治体系与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管控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运行又以挤压个体和社会自由空间、营造“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为目标。现代化的成功进展需要以逐渐解构该管控体系为前提，秦晖先生说要发展“小共同体”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管控体系的松动和解构，注定会带来整合危机，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解体。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何会出现“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历史上，许多先贤曾陷入到底是先行“救亡”（秩序），还是坚持“启蒙”（改革）的两难处境，这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境遇造成。改革需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弱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为前提，而意识形态的弱化又会带来政治体系运行动力和自律能力的丧失，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秩序的严重短缺和国家解体的危险。上述两难选择，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症结”所在。但是“症结”并非“死结”，关键是在整合危机出现时，是通过重振意识形态、强化政治体系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以回归传统的方式去重建秩序，还是选择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去战胜危机，最终迈过这道坎。

10

政治学人：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同属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后者经过多年发展在西方政治学中占据重要席位。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它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如何处理西方视野，并走向世界？

■ 杨阳

在当下的欧美，政治科学虽占据主流地位，但政治思想史仍供给和支撑着现代政治学基本概念、价值和理论体系，且与政治科学共享着最基础性的学术规范，故不可能因为政治科学兴起就走向衰亡。中西政治思想虽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在整体上仍属不同的话语系统，从核心议题到价值取向，从概念体系到论证方法，都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属性，它与前现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相适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若希望其成为可利用的资源，也必须经过一个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但这也需要足够准确地解读古代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概念，正确把握他们的问题意识，真实地还原他们的思考过程，为此，就需要运用现代学术方法、遵循现代学术规范，使用现代政治学概念工具和理论分析框架，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1

政治学人：您也曾指出“‘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关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殊性，昭示了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这两个知识体系的融通和两套话语系统的互释呢？您可以为我们构想一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图景吗？

■ 杨阳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是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在概念体系、价值取向、说理逻辑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这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极大困扰。“采政治学之观点”，表达的是一些学者希望通过以政治学的问题意识重置思想史研究议程，实现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编组整合，再通过对传统政治概念和理论的政治学诠释，最终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有机融入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但是这种努力也时常引起质疑，议程重置和重新编组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处，在某些人看来，这妨碍了思想家思想全貌或本来面貌的呈现。

这种批评忽略了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现代学术都是在不同学科内展开的，思想史研究也不例外。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五花八门，一般思想史研究固然应全面呈现出来，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却只能聚焦其中的政治性问题，至少应以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来审视这些问题，探究其政治意义。萧公权先生当年提出“采政治学之观点”，表达的是希望能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纳入政治学学科体系的美好愿景。刘泽华先生强调要充分考虑中国政治思想构成的特殊性，主张拓宽研究视野，但也主张坚持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他们引领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通过以政治学概念来诠释古代概念，以政治学理论来分析古代理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解读进程，促进了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这两个知识体系和话语系统的互释与融通。

中国政治思想史未来的发展前景，虽还存在若干隐忧，但总体上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些隐忧中最值关注的是部分中青年学者显露出的复古主义倾向。应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复古主义藐视现代价值，以所谓“内在视角”等理由，拒斥以政治学问题意识和议程设置来统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张回归传统学问方法，弃用政治学概念，主张以某些传统概念和话语来研究和书写中国政治思想史。这种以拒斥现代学术方法和规范为特征的做法，不仅会制造新的知识和话语互释障碍，也会阻碍中国政治思想史融入政治学学科体系的进程。

12

政治学人：采访的最后是“政治学人”读者的福利时间。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和后辈，应该如何拓宽视野、提升深度，您有怎样的指导与建议？能通过“政治学人”平台给未来的政治学人送上几句期许吗？谢谢！

■ 杨阳

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政治思想，都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精研文本是研究者的必备功课。文本研读，首先要熟读并正确理解章句，然后依据不同的主题加以归类，整理出思想家思考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完成一篇学术论文了。这种以文本阅读和归纳整理为主的研究方法，我称之为历史学的研究进路，是夯实政治思想史研究基础的主要途径，非常适合初学者。

若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可以在反复阅读、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尝试对思想家的思想做整体性把握，搞清楚思想家的问题意识、思想意图，厘清他各项主张之间的逻辑关系，再现他的思考过程。这种研究只凭借章句分析和归纳逻辑是无法完成的，需要研究者运用“体认”“感悟”和“联想”能力，这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史研究的经验积累，也需要研究者自身的感悟力和思想创造力。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哲学史的研究进路。

上述两种研究方法，都以文本精研为中心，可以如实地展示思想家的所思所想，也可以揭示思想家为何如此思想，以及他们思想的逻辑过程。但是以“文本为中心”，也意味着这种研究触及的范围仅限于思想领域，因为远离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其研究结论对实际的历史运动并没有解释力。对有理论雄心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而言，还需要在精研文本的同时，将考察的视野延展到制度史、政治史、社会史，乃至经济史等领域，将思想史的研究放置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进行，寻找贯通历史社会各层面的带有规律性的要素，建构对历史运动和政治实践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模式。这种研究方法，我称之为社会史进路，也是政治文化的研究进路。

显然，第三种研究方式需要研究者有更好的历史学基础，但即便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也离不开必要的历史学训练、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感的养成，因为文本中的概念、章句都有特定的时代性，研究者只有在准确掌握特定历史语境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它们的真实涵义。研习中国政治思想史，对接受过政治学系统训练的朋友来说，需要在中国古史文献、中国史研究成果的阅读和历史感的养成上多下功夫。对来自哲学背景的朋友，也需要在历史学上多下功夫。此外，他们与来自历史学背景的朋友一样，都需要有意识地积累政治学知识，提高政治学理论素养，养成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只有如此，写出来的思想史文章才能透显出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域。

政治学原是带有经世致用特征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人常怀以我所学、为世所用的理想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以学术为业的学人，更需要牢记唯有风骨和气节才能支撑起独立人格，唯有保持独立人格，才能平视一切权威、只向真理低头，始终保持学术研究的批判性和思想的穿透力；唯有保持独立人格才能在选题中做到不媚世、不阿俗，在研究中始终坚持独立的学术判断，做出有良知的学问，养成有良心的学人。愿与政治学人的各位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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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编：史清渠 

编   辑：史清渠 赵   冉

校   对：高梦冉 

审   核：欧阳星 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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