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上）
中国的社会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实践，既不能有效地解释并理论化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也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作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同样如此，而刚刚起步的作为政治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比较政治研究相对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治发展和理论渴望，更是任重道远。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世界性大国，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不对称。我们的国别研究很发达，但基于国别经验和比较国家经验而形成的理论化能力严重滞后。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仅来自其“硬权力”，也离不开“软权力”，而“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学者根据本国历史经验、比较政治发展经验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和话语权。就国内政治发展而言，中国依然处于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之中，向何处去和如何建设是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但是中国思想界充斥着所谓的各种“好制度”和“好政策”，那么，今天被称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的东西在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东西方比较政治学界都不关心，而这是关乎国家成长的根本问题。就政治学各学科关系而言，如果把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划分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本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最能代表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在政治科学意义上，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来自于比较政治发展的观察，而比较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又能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政治是本国政治，而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则是比较政治；至于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国际政治秩序的本源性关系都在比较政治之中，比如大国的兴衰其实根源于其国内治理模式的竞争，再如冷战的结束是因为苏联、东欧国内政治的剧变，而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则因为中国因自身发展而使得自己权重增加，当然国际秩序无时不在影响国内政治。可以说，比较政治研究是政治学各分支科学的交集点，比较政治研究的强弱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学学科的状况。就理论需求而言，比较政治研究的落后直接反映了政治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满着涂尔干所说的“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原因在于偷懒的中国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只接受界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是怎么来的。笔者认为，一个国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事实上“做”(实践上)的还不错，但精英阶层普遍“相信”(观念上)自己错了。在中国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从最常见的一般性概念到理论体系都可以在比较研究中得到反思和重新确认。
凡此种种，都在呼唤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成长和壮大。但是，怎么进行比较研究？怎么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人的固有的惰性决定了要“学习”甚至“拿来”。从哪儿“学”又从哪儿“拿”，无疑是从看上去比较政治研究最为繁荣的，也最能代表西方国家学科状况的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但是，在笔者看来，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已经衰落了，而其根源就在于让人偷懒的、讲究“同步性因果关系”的方法论的流行。我们绝不能拿“败相”当作我们的起点甚至“圣经”，以至于成了“歪嘴和尚念经”，从而有可能导致学科繁荣但思想瘫痪的悲剧，我们只能把一些“科学”的政治社会理论和方法论当作辅助性工具加以借鉴而不能停留于此。台湾政治学的教训就在眼前，曾长达半个世纪(1950s-1990s)奉美国政治学为圭臬的台湾政治学，到头来给台湾政治学留下什么像样的遗产？台湾很多同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本文呼唤最为传统的方法即曾经让比较政治学如日中天的历史社会学脉络下的比较历史分析，以作为“中兴”比较政治研究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说话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基本上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产物，“在概念发明的意义上，比较历史研究者贡献出了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中的很多指导性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威权主义、资本主义、统合主义、民主、发展、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非正式经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在概念的类型学意义上，比较历史研究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概念性辨别，诸如政体的类型(如民主的、威权的、极权的)，革命类型(如政治的、社会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类型(如强国家、弱国家、掠夺型国家、发展型国家)以及福利国家制度(基督教式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的)。上述列举只不过是管中窥豹”①。
本文不是为了方法论而方法论，论证这个方法论必然有中国学者自身的现实关怀，有自己的“身份意识”和主体行动的意向性与价值取向，比较历史分析大有用武之地即中国语境下的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同样，“虚假知识和错误的真理”的流行意味着，需要用比较历史分析检验那些看起来最为“正确”的观念，比如“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政治学的批判与重建问题。
限于篇幅，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和用比较历史分析检验政治社会理论两个重大问题将有另文专论，②本文只处理衰落中的西方比较政治学、建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政治学的重构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衰落中的西方比较政治学（本部分有删减）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处于一种“丰裕中的贫困”。我说其“贫困”或“衰落”，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第一代比较政治学代表人物维巴(Sidney Verba)所抱怨的1950-1960年代研究资金充裕的“黄金时代”的不再、1980年代以后比较政治学“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缺乏明确的目标、学科带头人和理论共识”，③而是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的智识水平远远低于“黄金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前美国社会学会主席Lewis Coser在1975年就职演说中讲道：科学主义至上的方法论必然导致“对重大的和根本性问题的忽视。然而，判断我们学科的最高标准将是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进程的社会结构的理解提供实质性启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重大任务，如果我们拒绝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将会丧失我们的生存权，我们将会降低到一堆相互倾轧的学术派系之中，成为对越来越无聊的知识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专门领域的研究者”④。从1950年代到今天，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不外乎从1950-1970年代的“现代化”转移到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而“现代化”研究探究的是“历史根源”，“民主化”研究侧重于“即时性结果”。这就是差距的根本原因，而其背后又是两个时代的方法论差异。
曾几何时，比较政治研究是出思想家的领域。让我们回到比较政治学如日中天的年代(1960s-1970s)，那些极富思想性的成果包括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蒂利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1975)、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等等。时过境迁，这些书籍依然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的重要依据。对于这些著作的思想性贡献，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奠基人Harry Eckstein也给予充分肯定，并感叹1980年代以来没有产生出与之媲美的成果。⑤
“现代化”研究的思想性成果所以依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它们的“实质性启示”价值。“实质性”成就来自方法论，现代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使用共同的方法论即比较历史分析。比如，在经典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一个主要的“序列”是一系列事件导致的商业化农业的发展，另一个主要事件序列是政治危机的发展对农业—官僚国家的挑战。在摩尔的框架中，两组序列交叉的时间性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线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将指出，“序列”和“时间性”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概念。再比如，斯考切波运用“过程分析”去评估传统的关于革命的理论即意识形态动员下的先锋队运动史。在她看来，如果说这些运动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对于其所研究的案例又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呢？意识形态化的先锋队运动有助于推动或巩固革命，但是它们都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没有“情势”背景的凭空制造。因此，“为了理解社会革命，必须要找到问题点，首先要弄清楚旧制度下革命形势出现(而非‘制造’)的原因。然后，必须要能够确定受制于客观条件，以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而且处于各种情势下的种种集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的相互纠缠塑造着革命进程并产生出新制度。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⑥斯考切波所说的“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就是她专门介绍的“比较历史分析”。⑦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比较历史分析带有“结构”分析的性质，但是比较历史分析的“结构”因素是历时性的，而流行的结构主义的“结构”则是共时性或同步性的。
相比之下，1980年代以后的比较政治学方法论更加系统化也更加旗帜化或标签化了，形成了方法论至上主义了，无论是本科生的比较政治学教材还是研究生的比较政治学教材，讲到方法论，无怪乎“三大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⑧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历史背景的。由于冷战的两极对立，西方的政治社会研究偏重当代、偏重政治、偏重实用，方法论上偏重微观，因此整个社会科学甚至包括政治思想史研究都偏重于政治思想而少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在冷战时期受高等教育成长起来的学者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结果就是社会科学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危机。美国全国人文基金会前主席林恩·V.切尼在1988年给国会的报告中认为，美国人文学科陷于危机之中，由于学术“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使学者感到被“孤立”和“精神错乱”。⑨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三大主义”取得了什么样的让人难以绕开的研究成果呢？如前，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焦点就是“现代化”和“民主化”，在现代化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看不到“三大主义”，尤其是在美国已经最为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的贡献。我们可以简单检视一下“三大主义”之下的民主化研究。⑩应该说结构主义还在关注民主的政治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尽管是一种“同步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民主化依然有些帮助。但是，西方学者中民主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是，从强调民主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转向精英决策、志愿精神、制度类型以及相关的政治结构，并越来越多地强调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的重要性。比如，影响重大的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将社会因素边缘化；(11)林茨(J. Linz)更是单纯地强调政治结构之于民主化转型的作用，并进而提出议会制——民主制与民主巩固的关系；(12)曾经以研究南美威权主义转型和统合主义而闻名的施密特(P. Shimtter)现在也转而认为实现民主没有那么难了，精英的理性选择很重要；(13)与此相联系，Di Palma干脆把民主化的实现看作是一种政治艺术的制造，(14)而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普沃斯基(Przeworkski)则简单地将民主化视为精英之间的政治沟通和理性选择，其影响巨大的《民主与发展》的贡献也只不过是民主在经济水平高的国家比经济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得到巩固。(15)
政治学的最高目标追求是如何实现人类的善业，而不仅仅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政治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判断社会科学的终极标准不但如Lewis Coser所说的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善业。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有“实质性启示”还是形式上的贡献，而对人类的善业有实质性帮助则是本质上的贡献。
二 呼唤“比较历史分析”的回归：案例研究与比较方法
比较历史分析是什么？这是一个常见的分析路径但在中国学术界却没有得到系统阐述或没有更新性研究的话题，人们似乎知道它，但又不知道到底为何物，似是而非，难以系统地加以运用。在斯考切波看来，至少有三种形式的比较历史分析，一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用比较方法观察不同国家的背景；二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在一个综合的整体之中对国家和文明进行比较；三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斯考切波是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比较历史可以一般地用来泛指任何或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即其中有两个或更多的民族国家、制度综合体或文明的历史轨迹并行发展。”但是她认为比较历史尤其适合用来建立对本身有多变量但少量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数量多或者数量庞大的案例适合运用实验调查方法或统计方法。(24)看来，在斯考切波那里，比较历史分析还主要强调的是“比较方法”，没有超越Peter Mair的求同—求异方法。
在笔者看来，比较历史分析首先是“比较方法”问题。在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利普哈特看来，比较方法只是一种分析方法，不要说不是理论，甚至还称不上一种科学方法。(25)但是，这个被方法论学者认为既不是理论又不是科学方法的分析方法，却是政治学理论的源泉。一个共识是，比较出理论，没有比较就没有理论。更有趣的是，“比较政治学”就是以方法论而命名的分支学科，而不是以具体的研究对象为学科支撑，不像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国家关系、政治学理论那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因此比较政治学本身就是方法论学科。正如Durkheim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指出的那样：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它本身就是社会学，因为它不是对一系列事实的简单呈现和纯粹性描述。同样，比较政治学其实也是政治学，离开了比较分析，政治学什么都不是。(26)“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很明显，那么其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案例研究不仅是现实中的，更多的是历史上的案例。
所以，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就是历史，而历史研究基本上等同于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或者用个案研究法，或者用比较方法。然而，历史制度主义的产生使得比较历史分析不再等同于“回到历史”或过去的“过程回溯”式的历史分析，甚至也不能再说比较方法不是理论了，因为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范式下的自我强化机制、反应序列、时间性(即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等关键词，都不再等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研究，从而使得比较分析更具世界观价值和科学方法意义。
通过上面的简单讨论，我们应该明白，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要素就是案例的个案研究和比较方法以及时间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前者是研究对象以及称不上理论的研究方法，后者不仅是研究方法而且使历史方法具有了理论性(下一个部分将专门讨论作为理论的“路径依赖”范式)。
几乎所有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都有案例分析的介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流行中的案例研究的说法并不令人满意，比如斯考切波所说的比较历史分析只适合案例不充分的历史研究。这里并不讨论案例研究的深度问题，比如案例的类型、如何选择案例等，而是提出案例研究的可供讨论的问题。
第一，案例的重要性。对于那些所谓科学方法论至上主义者来说，还是有必要简单谈一下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人类几乎所有重要观念都来自人类经验。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说“先验”是政治活动的经验化产物。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政治理论都是经验化的产物，是人们对经验的不同认识而形成形形色色的主义与思想脉络。因此，没有案例(经验)研究就不会有理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案例必然受到大多比较政治学者的重视，因为深度的案例研究其实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远比运用科学方法搞统计分析、建构模型困难，因此科学方法才更加流行。鉴于以理性选择主义代表的所谓的科学方法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Peter Evans这样说，理性选择主义和博弈论的非历史性和非社会性研究，不会对人类社会认识有实质性帮助，因此，那些老练的从业者会运用这些技巧从事更加复杂的制度的和历史的调查，即转向案例研究。而我们一般人之所以对有助于提升理论的案例有兴趣，一则是对于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情势的自然关怀，比如如果自己或亲朋好友处于通货膨胀高达30%的国家，生活被严重撕裂，自然会关心这样的案例，问个究竟。二则，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怀有一套甚至更原始和普遍的动机。我们想要预言一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更进一步，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此，我们总是在试图概念化一个特殊的序列，以之作为一套更大的相似的序列的例证。预言的意图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即试图知道什么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以及如何提高期望的结果。(27)
社会科学家无论是关注当下的情势，还是怀揣未来，都被迫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发现具体的事情的进展以及理解未来所需要的知识。
第二，案例数量。西方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可供比较研究的案例的数量有限。无论喜爱定性分析的学者如斯考切波，其因研究法国、俄国、中国的三国大革命案例而闻名，(28)还是偏好定量分析的学者如利普哈特，都认为可供比较的案例研究有限。在其著名的方法论论文中，利普哈特指出：比较分析方法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可以这样简洁地表述：较多的变量，较少的研究案例。(29)这两位学者代表了比较政治学者对所谓可供比较的案例数量的认识水平。
笔者认为，这种命题的出现或者是因为对案例的单元和性质的认识问题，尤其，或许是因为数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流行，如果案例数量多了就用数学方法，比如统计方法；既然数学方法用不上，那就不去碰“有限的案例”。如前，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比较，可供比较的案例真的少吗？笔者实在不明白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西方学者在什么意义上说可供比较的案例有限，这只能说明他们的视域太狭隘，问题意识太有限。跳开比较政治而放眼比较经济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可供比较的案例实在太多而不是有限。例如，格申克龙关于欧洲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对象是一连串的国家成长的故事，从欧洲最西端的英国到最东端的苏联，发现越是往东的“后发”国家如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后来的苏联)，其中组织、制度和国家的作用就越大。(30)格申克龙对一连串案例的研究发现，根本性地改变了马克思以及当时西方思想界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理论，即英国式经济道路是其他国家的未来选择。同样，当苏联解体后而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时，即贸易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保护知识产权等所谓的“好制度”、“好政策”也必须为其他非西方国家的选项时，韩裔英国学者张夏淮基于一连串发达国家经济史的研究有力地证伪了“好制度”的普适性，指出发达国家所推广的“好制度”其实就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当年所说的英国鼓吹世界主义的贸易政策其实就是“踢掉梯子”的行为，即自己爬梯上去以后踢掉梯子而防止后来者跟上去。(31)同样是经济史的研究，兰德斯从文化视角对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家进行检视，寻求国富国穷的根本原因。(32)
经济史的比较案例研究取得了改变观念的卓越成就，这对我们比较政治研究就没有启示吗？比如，实行“选举式民主”的国家已经从当初的二十几个而拓展到几乎所有国家，那么，“选举式民主”在最初的二十几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中是何时到来的？它与自由、法治是什么样的先后次序？这种比较研究可以回答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选举式民主能够实现较好的治理而在后来实行选举式民主的国家出现治理失效甚至国家失败。这种可供比较的案例自然不会少，而且即使很多，相对于比较方法的统计方法也派不上用场，需要格申克龙、张夏淮和兰德斯这样的比较政治学者去进行比较政治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比较”？从字面上看，既然是“比较”，至少有两个可比的对象。比较政治方法论大家利普哈特指出，比较分析最少应该拥有两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33)
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即前面所说的研究者关怀人类社会未来尤其是自己国家未来的原始的和普遍化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他国政治本身就具有了比较意义：它们怎么那么好，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它们怎么那么差，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就是比较。事实上，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大多也都是国别研究。一项关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调查显示，很多经验分析都建立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之上。1983年，Sigelman和Gadbois对100多期的《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研究》进行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在444篇已发表的、关于国家研究的文章中，有超过60%的文章只涉及了一个国家。(34)不用统计分析也可以知道，在另一家代表性的比较政治学杂志《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直到今天，基本上都是国别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优势是找出事情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解释，以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一个国家，而这不是具有线性特征的量化的方法所能做到的。
总之，西方学者关于两个以上的案例才具有可比性的认识基本上是学科方法论意义上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技术性知识”。在笔者看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告诉我们国别的个案研究同样是一种比较，而且是一种“实践性智慧”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治理的比较，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
第三，求同求异的研究方法问题。如前，案例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比较方法，而比较方法不被认为是科学方法，更谈不上是什么理论。但是，自历史制度主义产生以来，这种观念必须得到更新，历史制度主义使得案例研究的比较方法具有深刻的理论性。本文将有专门部分检讨历史制度主义对于案例研究的运用问题，这里先看看比较方法的问题。
比较方法不外乎密尔建构的求同—求异方法，而且求异法最为学者青睐。密尔早在十多年前就将比较政治学的目标设定为国家之间的系统比较，“对于要研究的具体现象，必须要辨识出国家之间的不同和相同之处，并对此进行解释”。(35)在同一本书中，David Apter论证道：“描述各种政治系统在权力运用和分配上的显著区别，是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理论途径所承担的共同任务。”(36)Laitin在为美国政治学会撰写的学科状况中指出，就实质而言，“比较政治研究旨在对政治单元中已形成政治理论的重要问题在结果上的差异性做出解释”。(37)对于这种“求异”的学科共识，Kersbergen不满地指出，作为一个专业化的学科，比较政治学愈发专注于分析为什么单位之间的政治现象各不相同的问题。大约在过去十年中，这一倾向变得愈发显著，从而遮蔽了对很多有意义的相同或相似问题的认识。(38)
为什么学者们总是在发现差异而非共同之处？一方面，发现不同、差异、特殊性似乎是学者的天然追求，具有原创性；另一方面，求异法比求同法在研究上更容易操作，差异性问题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话语中更容易被设置，并随时可以进行由技术支持的定性或定量分析。而相似性的问题研究则容易受到质疑，因为它有造成偏见的危险。另外，自行为主义革命以后，西方学者越来越远离一般性的宏大理论，转而寻求中层理论甚至个人行为的微观机制解释，中观和微观的理论解释对象比较特殊因而容易获得，而一般性理论面临更多特殊案例的挑战，因而其可信性总是受到质疑。
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差异性发现是作者致力追求的，考察为什么主要国家分别走上自由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求异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构有着重大启示。
但是，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无论早发国家之间，还是后发国家之间，甚或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其成长历程就没有共同点或共同特征吗？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组织甚至个体存在一样，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存在共同的成长逻辑。比如，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前提都是中央权力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提供的政治秩序；当政治秩序得到保障以后，国家的义务就是实现其疆域内居民的权利，即T.马歇尔所说的公民的以财产权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基础性权利、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权利和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权利。(39)那么，权力与权利是什么样的关系、权利之间又是什么样的秩序和关系？事实上在比较政治发展中都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发展历程。
除了硬性的社会结构研究以外，政治过程，主要是决策过程的研究同样重要。决策过程研究发现，在那些看上去差异很大的政体之间，其实其政治过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致议会制政体的意大利更像总统制的美国，和同属议会制的英国相距十万八千里。(40)在笔者看来，不仅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政治过程具有相似性，所谓的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政治过程也具有相似性，比如利益集团对于行业政策或决策的相似性影响。
事实上，在政治生活中还有更多的相似性现象，比如所有早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都面临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的难题，都存在市场操纵民主的难题，因此都面临一个再民主化难题。(41)同样是民主化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甚至已经巩固了的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治理危机、无效治理甚至国家失败？这也是重大的相似性问题。
因此，如果说求异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来的，而求同法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过去)，更有助于我们正在面临的国家建设(现实与未来)，并可能帮助我们破除思想上的迷信，实现认识论上的思想解放，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甚至理论体系正本清源。如果对差异性研究的兴趣仅仅因为研究上的便捷性或者对共同的政治现象的刻意回避，这无疑是政治学的悲哀。直面一些共同的政治现象就会颠覆流行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并有可能质疑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42)
三 比较历史分析：案例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范式(43)
传统的案例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就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论，而历史制度主义之核心要素“路径依赖”的引入使得如何比较具有了认识论性质，从而使案例的比较方法具有了更强的理论性。在詹姆斯·马赫里(James Mahoney)看来，比较历史分析就是运用系统比较和事件的时间过程分析去解释大规模事件的结果，如大革命、政体、福利国家、公民社会、国家建设等，寻找事件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以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的机制，因此比较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被定义为重大案例内部的事件序列分析(sequences of events)即过程分析(process analysis)。过程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使得研究者能够通过检验自变量作用于因变量的结果而发现具体的因果关系机制，从而能证明、证伪或修正既有的结论或假设。(44)应该说，摩尔、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学家那里也有“序列”和“时间过程”因素，但是没有方法论上的理论自觉，即认为比较方法是工具而非理论。结果，在历史社会学那里，“即使一些最好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展现出高水平的方法论自觉(methodological self-consciousness)，如果有了更大的方法论上的明确性，几乎所有作品的水平都可以更高”。(4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历史制度主义之后的比较历史分析有了更多的理论性。如前，虽然重新发现制度并使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成为新制度主义者，但是甚至历史制度主义者那里也是“制度”重于“历史”，新制度主义者最关心的还是现行制度之间的约束性关系。密尔总结道：比较政治学似乎愈发远离政治现象的根源研究，转而对“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输出的重视，或者直接说对政治结果(outcome)的重视，因此，更注重将政治作为一个自变量，而非一个因变量。换句话说，最显著之处在于注重政治施加影响的程度，而不是注重影响政治的决定因素”。(46)在Katznelson和Milner为新千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撰写的“学科状态”卷(the APSA millennium state-of-the-discipline volume)的导论中指出，政治科学抛离政治社会学已经成了一个长期趋势。政治科学已将自己独特的身份定义为一个将特定的范围推至边缘的学科。政治科学将自己与历史划清界限，而对时事显示出更大的关注。为了使自己区别于社会学，它对政治行动和不平等的社会基础变得相对不感兴趣。在对学科历史和当前事态的评价中，他们承认对国家及其制度的明确关注，同时推动着这些关注的持续性。政治学导论性质的教科书常规性地尊奉制度研究路径。(47)
这样，对“政治的社会基础”(48)的研究让位于制度和制度的输出与结果研究。比如，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民主化，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有利于民主巩固？不问历史根源而忙于这样的统计分析到底有多少意义？虽然研究者大多是如雷贯耳的学者，如林茨和普沃斯基。看来，新制度主义的帝国主义化已经让那些曾经怀有历史情结的学者忽略了历史。
引入“路径依赖”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或进行“过程回溯”，因为路径依赖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一些观念(概念)是认识政治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概念是诺思提出来的。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制度有其历史根源并制约未来的选择，制度的好与坏、有效与无效的差异，都有其不同的来源。不仅如此，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不管这种制度是否有效。原因是：第一，对个人而言，适应先有的规则远比去改变规则更容易。不仅如此，这些规则会诱使那些因规则无效而得益的组织和团体的兴起。第二，一旦发展被置入一个特定的轨道，组织化的学习、文化习俗和社会世界精神模式就会强化它的轨迹。如此一来，合作或逃避就变得根深蒂固了。(49)
根据詹姆斯·马赫里的总结，越来越多的历史社会学家认识到“路径依赖”对于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性，(50)但是把它上升为研究的范式的，笔者认为应该主要归功于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和詹姆斯·马赫里。
路径依赖就是选择的自我强化机制或政治系统的正反馈过程，这等于经济学上的报酬递增。根据皮尔森的总结，路径依赖可以表述为：事件的特定的时间顺序是重要的；起点条件相同，但结果却各不相同；重要的结果可能来自“微不足道”或偶然的事件；特定的过程一旦被引入，几乎不可能被扭转过来；关键时刻或关节点可能塑造社会生活的基本轮廓。(51)
在皮尔森看来，政治生活比经济生活存在更多的路径依赖或报酬递增，因为这是政治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第一，政治生活的集体性意味着创新的概率很小，因为一旦选择错误的方案，成本很高昂，一般都根据他人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政治生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政治创新远比经济创新更难也更少见。第二，政治制度的密集性和相互关联性意味着，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建立在强制性权威而非自由的交换的基础上，这就塑造了并约束了行动者的动机，导致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第三，政治权力具有天然的非对称性，当一些行动者处于规则制定者的地位时，权力的行使就会自我强化其地位。第四，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意味着，很难精确测量导致不良政治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即使知道政治出了错，也很难通过试错机制来自动地改进它；尽管组织和个人都有学习能力，但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对意识形态的认知、对政府活动的理解、对政党和团体的倾向等，都具有持久性。这些都是路径依赖。(52)
笔者认为，政治生活之所以比经济生活中的路径依赖更加普遍，有以下三种原因。第一，政治生活的强制性。最初的政治制度都是由斗争中胜利者为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设计的，而这种根本利益必须通过法律保护起来，使自己的利益看上去变成了普遍的利益，更重要的还有法律的强制性。无处不在的强制性政治生活使行为者的服从变成习惯，习惯性服从具有了所谓政治合法性色彩。所以，政治合法性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行为者自愿服从，而是不得不服从，长久以往就成为习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治存在合法性但人们并不去谈论的根本原因。第二，以法律和制度为基础的法制是一整套复杂的制度矩阵，制度彼此之间具有连带性，从而使制度具有惰性或稳定性，生活在矩阵之中的行为者很难走出制度矩阵而另起炉灶或搞制度创新。第三，传统政治是以“法祖宗之法”为普遍现象，“变法”为例外，所以一种制度能运转几千年。现代政治的任期制决定着行为者的短期利益考虑，所谓“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意味着真正的改革型政治家的出现是一种偶然，可遇不可求。政治生活中普遍的强制性、制度的复杂性、行为的短期性，都决定了政治生活中的路径依赖比经济生活更加普遍。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并运用路径依赖范式？值得一提的是何俊志博士的研究成果，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路径依赖中的一些要素，比如历史进程、时间顺序、关键点。何俊志的研究对于国内了解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因为论文的目的是方法论脉络上政治学学科的延展，主要侧重于学界如何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案例研究，诸如时间框架如何放大了政治研究的历史视野并有助于理解社会进程、在方法论上历史进程如何有助于理解因果关系、事件的先后顺序对于历史解释历史进程的重要性。(53)应该说，对于路径依赖的关键性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在诺斯、皮尔森和马赫里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比较历史的理解，笔者试图提炼出可供学者操作的研究路径：时间过程—关键点(历史节点)—时间顺序—自我强化与反应序列。
时间过程。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重大问题的出现都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因为社会研究中的很多事情都发展缓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存在所谓的“阈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即只有到一个质变的程度或跨过这道“门槛”才会发生突然的重大变化。对于这一点，过去的历史分析也有所认识，但是主要关注的是具体事件的结构性前提条件，而不去考察长程历史中事情先后顺序的作用。而对于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时间过程”关怀并不是简单地寻求事件的历史背景，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答案，而是说从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一直在持续性地发挥作用，以及诸多事件如何不同地发挥作用。这是不同于传统历史分析的“历时性回答”，将制度变迁视为一个连续性过程，而且是因果关系的机制。比如，理解今天美国的市场主导或金融主宰的自由民主制度，就必须回到美国的“立宪时刻”——民主是财产权自由的产物，或者直接可以说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活动的产物。这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在美国，“立宪”的主旨之一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财产权，《联邦党人文集》说得明白，美国人要设计的就是一个防止多数人直接管理和参与的政府。这样，无论是理解过去的经济危机还是今天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必须在一个连续性的长程历史意义上看问题，否则就是隔靴搔痒。
“时间过程”意味着，路径依赖范式具有宏观历史和宏观结构的特征。事实上，很多重大问题都离不开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尤其是在政治发展道路、国家建设(national building)甚或社会革命这样的重大研究议程上。在社会革命的研究上，最著名的莫过于斯考切波基于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之上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它们都是宏观结构的历史分析，但都不能回答为什么面临相同的国际环境、对立的阶级结构，印度没有像中国或俄国那样发生革命？还不能回答为什么作为制度创新形式的革命都仿效西方即为什么西方的革命具有原创性从而带来社会—政治结构的大转型？将“时间性”(timing)引入大革命研究的艾森斯塔德，将大革命的制度创新的起源追溯至东西方的轴心文明时代(54)形成的文明结构：作为一神论的基督教文明的“救赎”情结，改变世界成为一直的追求；同样是一神论的印度文明，其宗教和俗世政治彼此分离，结果信奉来世的印度文明的人总是在等待中；而作为哲学或生活方式的儒家思想内化在“天下观”的秩序之中，历次“变法”都不具有革命性，王朝更迭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创新，“救赎”文明的介入才引发真正意义上的革命。(55)笔者认为，“时间进程”的引入使得对于改变世界的大革命的历史更加丰富了。不仅如此，“时间进程”的引入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国家为什么拥有发达的选举民主而治理无效。Shefter认为，当民主先行于官僚系统的专业化，庇护制随之而来；庇护制民主一旦建立，对其的改良将无比困难。Shefter关于美国政党政治的研究同样有助于理解印度政治。(56)国大党建立于对英国殖民者的抗争，在独立后的前几十年里该党取得几乎所有阶层的支持，在民主制度成立之初，该党内即存在相当专业化的精英团体掌舵。然而，国大党在获得政权后，依然疯狂致力于庇护网络的建立。今天印度的基于族群之上的庇护型政党政治起源于国大党。
关键点或历史节点。“时间过程”并不是研究长程历史上的所有事件或历史进程中的点点滴滴，而是关注历史关键时期的关键点或节点。那么什么是关键点？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很易达成共识，但是对于我们正在身处其中的“历史”则似乎很模糊，很难精确地知道哪一个时刻或哪一个事件属于关键点，学究气的定义是Aminzade、Orren等人的说法：“具有特定顺序的因果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在某一具体时刻的这一点上结合在一起。”(57)对于这样的概念，大概定义者自己都很难界定历史上或现实中真正的关键点到底指何时。
笔者认为詹姆斯·马赫里的“关键时刻”讨论更有理论意义：从两种或更多的选项中选择某一特定制度安排。这些时刻之所以被冠之以“关键”是因为一旦某一特定选项被选取出来，想要回到最初的有许多选项可供选取的状态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关键时刻通常是通过反事实分析来界定的，在这种反事实分析中，研究者设想选取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并试图依此重演历史。这种反事实分析可以通过展现替代性的方案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来解释关键时刻的重要性。这种反事实分析在研究者根据理论预测应该做出某种选择而事实上并没有如此选择时尤其具有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通过考虑在关键时刻确实可行的且根据理论应该采纳的反事实选项，避免了毫无意义的反事实的假设分析。(58)
在詹姆斯·马赫里和CelsoVillegas的合作文章这样界定“关键点”(critical juncture)，此时过程中的早期事件即使在那些关键性的原因消失后依然持续发挥作用。通过运用决定性时刻的概念，学者强调这些事件是如何具有偶然性的——这些事件是无法通过理论或者真正的随机原则预测的——并且关注这些事件在当时如何难以被看作后续路径的先兆。(59)关键点与本文后面要讨论的偶然性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关键点的判断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种实践智慧。比如，列宁说统治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不能生存下去了，就是典型的关键点或历史节点。历史节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3种情势：(1)革命后的制度设计或制度选择的“立宪时刻”，对于革命后的关键时刻很容易判断，不会存疑。有的国家在革命后是一个新制度设计的时刻，如美国、法国和俄国，因为以前不存在革命者想要的制度；有的是制度选择的时刻，比如中国革命后选择的苏联模式；有的则是制度继承，比如英国革命后确定的“议会主权”而真正实现的“王在法下”。(2)社会总体危机或国家危机所推动的改革时刻，改革涉及国家的宪政制度，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晚清“百日维新”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这里的关键是判断社会是否存在危机。社会矛盾加剧而导致的人心思变之时就是危机时刻。这一时刻也可以称为“立宪时刻”——改革所塑造的制度规定着国家的基本方向和制度轮廓。(3)政治或经济的危机所形成的变革时刻，这是在不动摇国本即宪政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某领域的结构性变革，如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而导致的“罗斯福新政”和美国民权运动而形成的民权法案，前者把国家引入经济市场，后者把权利给予黑人，这些都是结构性变革。
如果说“历史进程”研究是典型的宏观结构的，关键点研究则是典型的微观上的，因为关键点时刻的关键行动者总是政治家个人或由少数人组成的政治家集团，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他们的策略行动都是可见的(理性选择)，当然也存在面对危机而手足无措进而破罐子破摔的不可预知的行动(非理性行动)。在改革时刻的理性选择中，有的就选择新制度达成一致如明治维新时刻的日本政治家集团，有的就维持旧制度而达成一致如“洋务运动”时期的晚清政府。而危机时刻的非理性行动也不鲜见，如戈尔巴乔夫的无规划的改革。对于破罐子破摔的非理性行动，微观的认知心理学给出答案。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人的观念和利益是很难预期的，特定的行为者在关键时刻有着什么样的观念，是理性的观念还是非理性的观念，难以预期，因此才会出现非预期的结果和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或制度突变。(60)在制度变迁理论那里，历史很重要，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可能导致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而非预期观念的出现又有可能导致非联系性的制度突变。
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关键时刻的行动者的观念、偏好以及行为的非预期性，都可能使历史出现分岔，向好转或向更坏方向都是不确定的，非预期结果总是难免。人和组织是有学习能力的，但绝不能高估这种能力在关键选择时刻的作用，否则人类就不会重复地犯一些相同或类似的错误了。
时间顺序。“时间顺序”是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亮点，是寻求因果关系的机制的关键。给出事件的宏观的或模糊的因果关系回答很容易，难的是寻找从因到果的机制。历史经验和科学实验表明，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律可循。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现，在宏观历史进程中，诸多事件看上去纠缠在一起，互为因果，但内在的规律是：在时间顺序上，事件发生越早，其影响力越持久，事件出现的越晚越没有影响力；早发事件塑造着后来的制度和行为方式。(61)这就需要回到历史，寻找重要的早发事件甚至是偶然事件。
理解时间序列的关键是反应序列和偶然事件。反应序列是时间顺序中的以因果关系相连的事件的链条，是指序列中的每个事件都是对先行事件的部分反应。因此，链条中的每一步都是依赖于先行发生的事件。根据反应序列，序列中的最后事件通常是结果，整个事件链条可被视为一条通向结果的道路。对于遵循某一特别的路径依赖轨道的反应序列，它反对简单的因果关系论证，链条运转起来的历史事件必然具有偶然特性。(62)
时间序列中的反应序列链条中的偶然事件很重要，关键时刻的偶尔事件启动了具有决定性的制度模式或者事件链条，这就意味着历史分析不能将最近的结果简单地归咎于之前的历史状况。根据Jack Goldstone的解释：“路径依赖是一种系统属性，该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的结果并非由任何特定的最初状态所决定。相反，一个显示路径依赖的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结果可能是随机地与最初状态相关。”(63)因此，案例研究中的案例有时是“异常的结果”或者“例外”的案例，当早期偶然事件使得历史轨道脱离理论预期时，异常案例研究(即在这些案例中理论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需要遵循路径依赖逻辑。
近来的研究成果显示，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直到20世纪初期还存在的具有欧洲封建制特征的劳工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兴起，都是偶发事件的反应序列的产物。(64)
偶然性假设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很重要。路径依赖理论的重大突破完全得益于最初的选择具有偶然性假设，这一假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相关。没有最初选择的偶然性假设，路径依赖不可能与“不可预测”和“无效率”联结起来，而以它们为核心所构成的路径依赖概念已经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偶然性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完全是概率性的，说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不同于说一件事情是完全随机的和没有先发原因的。强调偶然性只是为了说明制度变迁和世界政治中充满着复杂的、非线性的非预期性，而不单是简单的、线性的必然结果。
在案例研究上，笔者认为“时间顺序”尤其适用于解释比较制度变迁或比较国家建设。大多数晚发展国家都具备了早发达国家的制度要素，比如市场经济制度、公民权利制度、宪政体系，等等，但结局为什么依然如此的不同？我们在后面将指出，国家建设和个人成长一样，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和要素的先后性，不顾这些而一夜拥有了早发达国家的制度要素，如选举民主，并不能根本性地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因而不能实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有效治理。前述关于菲律宾、印度的选举民主在国家建设中的顺序，直接影响了国家治理状况，使得看上去西方化的国家似乎永远难得西方国家的治理效果。
“时间顺序”是一种典型的中观理论概念，研究的是具体事件的持续性影响，这个事件可能很大比如立宪，也可能很小比如华盛顿所确立的总统任期制传统。
自我强化。时间顺序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变迁中普遍存在的“自我强化”规律，即经济学家们常说的“报酬递增”。根据报酬递增，一种制度模式一旦被采纳，随着其持续被采纳，将会产生不断增长的益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难以改变这一制度模式和选择之前可能的选项，即使这些选项可能更有“效率”或者无效率但都得以长期存在。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方向上的最初步骤将引导后来的变化朝向同样的方向，以至于一段时间后要改变方向变得尤为困难甚至不可能。最有趣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无效率的“QWERTY”打字键盘为什么能够存在下去，因为改变或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太大。
虽然存在普遍的自我强化机制，并不否认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分岔，因为自我强化的惯性将随着时间顺序中反应序列的类型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自我强化序列，惯性涉及一段时间内再生产某一特定制度模式的机制；根据反应序列，惯性涉及正反应和逆反应机制，这种机制给予时间链条一种内在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一个事件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65)就这样，政治在锁定的路径上出现所谓的“规律”，而又在分岔的路径上出现“例外”或“偶然”。这一历史观回答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历史和现实中很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诱发下一次危机。比如，欧洲在整个17—19世纪的长程历史中就是在“方案”与危机之间的张力中度过的。
反应序列与自我强化的关系。反应序列与自我强化机制的逻辑不同。自我强化机制是以强化早发事件的再生产过程为特征的，偶然性时期是与一开始选取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相一致的，而决定性的模式是与该制度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地自我再生产相一致的。而反应序列是以后来的制度改变早发事件(程序或制度)的过程为特征的，偶然性时期是与历史上某一关键突破点相一致的，而决定性的模式是与一系列对突破点逻辑的遵循的反应相一致。(66)在一个反应序列中，早发事件并非通过再生产某种模式引起了后来的发展，而是通过启动紧密相连的反应和逆反应链条来引起后续发展的。皮尔森这样解释反应序列：最开始的变动很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产生了积极的反馈，而是因为它们引发了强有力的反应……作用与反应推动政治系统朝向新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强化第一个动作。(67)就这样，路径依赖发生于一个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引发了遵循着相对不变的模式的后来序列。
本文原载《比较政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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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