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中的国庆大阅兵(194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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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中的国庆大阅兵(1949—2009)
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阅兵仪式不仅是一种军事活动和庆祝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国庆阅兵、检阅三军仪仗队等阅兵行为，直接体现为一种国家行为”。国庆阅兵通过军队的操演和军力的展示，将国家的综合实力、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的文化理念汇集成一种声音，在本国国民和整个世界面前奏响。规模不一的阅兵仪式至今仍广泛地存在着，尤其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礼仪和一些重大庆祝活动的基本仪轨而备受瞩目。1949年以来，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4次规模宏大的国庆阅兵，它们因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国家实力的不同而存在种种差异，反映出中国60年来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中的一些基本特征。本文力图对这些阅兵仪式的历史变迁、基本结构和运作过程进行综合考察，着重探讨国庆大阅兵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范畴和维度中得以呈现。
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曾汇集诸侯之力，“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豸匾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有学者将之视作“黄帝部落联盟大阅兵的略影”，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阅兵是夏禹的涂山会盟，士兵们的盛装集会同时也是一种祭天仪式和欢庆仪式。虽然夏商时期广泛存在着“以田狩习战阵”的军队训练模式，但并未形成有严格建制的常备军。因此，狩猎或会盟等聚集军队的行为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足以称作阅兵仪式。独立而完整的阅兵仪式出现在西周，传统的“春振旅以搜⋯⋯冬大阅以狩”被定为重要的国家礼仪。随着常备军制度的建立，“田猎治兵向单纯的军事校阅转变”。至汉代，检阅士兵和战车的基本条例已相当成熟，阅兵仪式被称作“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汉书·刑法志》)。
随着战事频繁以及军事训练正规化的发展，唐宋年间“沙场秋点兵”成为一种定制，在立国、征伐或凯旋时常常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到了明代，每年举行的皇帝出席的阅兵成为一种“定仪”(《明史·礼志-军礼·大阅条》)。清代延续了这种制度，在立国之初，“太宗始举大阅之典，八旗护军、汉军马步、满洲步军咸集⋯⋯步伐止齐，军容整肃”(《清史稿·志第一一四兵志十·训练条》)。直至晚清仍保留此传统，如光绪24年七月“诏定于九月十五日奉皇太后幸天津阅兵”(《清史稿·本纪二十四-德宗本纪》)，后因百日维新失败而作罢。
中国古代阅兵仪式的历史变迁反映出政治社会的重大变化，如在宗教意义上逐渐与祭祀分离，在生产意义上逐渐与狩猎分离；随着常备军制度的建立，练兵振旅的军事意义愈发强烈；而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则越发倾向于宣示国威和推行教化的政治意义。就后者而言，如春秋时晋文公的重臣子范认为“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因此应“大搜以示之礼”(《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清代康熙皇帝通过在番邦王侯前举行阅兵获得统治权威；袁世凯在光绪32年秋的彰德阅兵是中国古代王朝阅兵仪式的绝响，得到“西人来观者”的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前有过五次规模较大的阅兵，建国后举行了14次国庆大阅兵(1949—1959、1984、1999和2009)。前11次是第一阶段，阅兵是国庆庆祝活动的基本仪式，检阅首长主要是朱德等最高军事长官(职位为三军总司令或国防部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第12次是第二阶段，此次阅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阅兵，检阅首长是邓小平，此后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任阅兵首长。第13次是第三阶段，宏观背景是香港回归不久、澳门回归在睫，回顾改革开放20年、展望新世纪，检阅首长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第14次是第四阶段，其重要的社会背景有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筹办第51届世博会等，胡锦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和中央军委主席检阅军队。为直观反映不同历史阶段国庆阅兵之间的差别，表1选择了1949、1959、1984、1999和2009五个年份的一些基本数据以作比较：
从上表可看出，历次参与阅兵仪式的兵员数量相差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时间(队列行进速度)和空间(天安门广场大小)的基本限制。徒步方队的变化主要在兵种数量上，新兵种的不断加入显示出军队系统性建设中的重要进展。步兵方队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而装备方队数量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在机械化这个层面起到的影响最大，同时各类战车尤其是导弹部队的视觉冲击力和实际震撼力更大。参与阅兵的飞机数量显著上升，2009年是1949年的近9倍。飞机的种类和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从完全是别国生产的、较为落后的战机到2009年以国产机型为主多达12种各类机型参阅。受众人数是衡量阅兵仪式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就直接视觉受众而言，1949和1959年没有电视直播，现场的观众数量有限。1984年后的阅兵仪式有电视直播，除数十万现场观众外，还有以千万甚至上亿计的电视观众；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急速扩展，2009年国庆大阅兵的视觉受众还包括了数量庞大的收看网络视频的观众。
阅兵长久以来被视作一种意指单一、内涵明确的庆典性仪式，本身并不具有某种多义性或复杂性。国内零星的阅兵研究，则大都属于历史学范畴中较为基础的文献整理和史实描述。@我们认为，国庆阅兵作为一种盛大而重要的政治仪式，其“排兵布阵”经过精心设计，潜藏着诸多复杂而有效的权力安排方式，通过士兵的肉体之躯和武器的“钢铁之躯”得到协同呈现，将复合的国家意志和民族情感有力地表达出来。简而言之，阅兵仪式是一种通过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合法性建构的政治活动，它汇集了重要事件所处的特殊时空所含有的庞大能量，将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历史、现在和未来整合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体，通过富有渗透性和感染力的“仪式化”行为，构筑了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和实践方式，并用政治权力的河水浇灌着社会土壤，催发出具有普适性的合法性之花。
政治生活的记录仪和睛雨表：国庆大阅兵的外部环境分析
近一个世纪前，莫斯极具前瞻性地指出政治学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从观察仪式的运作过程转到研究这些仪式的发生环境”。半个世纪前，伊斯顿在政治学视域中开启了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认为政治生活作为一个行为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此后，环境的重要性在各种学科中得到了普遍而深入的讨论。根据环境的不同焦点和力度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政治仪式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可将文化、政制和事件视作三种不同层面的环境因素，它们是政治仪式的外部环境的主要构架。政治仪式及其事件、政制和文化环境分别作为“点、线、面、体”，共同建造了一种网络结构。文化环境是一种历时性的立体结构，它侧重于将政治仪式置入历史背景中考察。政制环境是一种共时性的平面结构，它关注的是政治仪式在特定时空中的“在场感”。事件环境是一种即时性的线性结构，在时空意义上具有不可逆性，政治仪式居于其中某个阶段上。三种外部环境如同一张笼罩着不同时空的巨网，政治仪式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从其出发既可以在时间上追古抚今，也可以在空间上心骛八极。本文遴选出五次国庆大阅兵，对其外部环境作分组比较，以分析其中的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的变化情况(参见表2)。
建国60年来，国庆阅兵作为一种记录仪和晴雨表，记载着中国政治社会自身的变动情况以及这些变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1949年国庆阅兵作为开国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事件环境呼应着前苏联1918年以来多次庆祝十月革命的阅兵仪式，以及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举行的阅兵仪式。开国大典形式上的完整性，既赋予了成立一个新生国家的程序合法性，也是初获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所能拥有的政治传统意义上的重要合法性资源。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的7位最高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阅兵中领袖和受阅者的政治身份反映出当时中国政制环境的基本特征：立国时限于国情，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非共产党人在其中的较高比例体现出“共产党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但中国共产党具有绝对的最高领导权。在文化环境方面，建国伊始缺乏较为稳定和统摄力的文化系统，毛泽东指出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建立必要的政治控制和组织力量，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这些阅兵仪式有效提供了具有丰富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
建国10周年前夕，天安门广场按毛泽东建“百万人广场”的批示，最终建成为一个40万平方米，比建国5周年时大2．5倍的广场。这体现出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的成绩，也彰显出5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经济建设模式的风格。同时，阅兵首长是三个月前刚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这一人事变动的背景是几年来“反右”、“双反”和庐山会议等一系列事件，它们最终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塑造文化和政制环境的指导方针。此次阅兵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次阅兵，如同强弩之末，建国初期以来的政治建设的力道已经基本卸尽。“党的权力国家化和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手中的现象就开始发生⋯⋯50年代中后期终于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建国35周年庆典上的阅兵仪式具有特殊意义。196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改革国庆活动制度，决定逢十年大庆才阅兵。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连续24年没有举年举行国庆阅兵有其特殊环境和背景。1984年显然不属于“十年”之列，因此当年举行国庆阅兵有其特殊环境和背景。首先是军队治理的背景，邓小平在1975年就指出了当时军队“肿、散、骄、奢、惰”的缺点，加强军队的教育训练和提高战王卜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是政治经济策略转变的背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这场国庆阅兵释放出一个强烈的、具有双重意义的信号。一方面展示出“国防现代化”的成绩，体现“党和军队领导人在继续推进军民合作上达成的一致共识”；另一方面通过阅兵所展示出的军队新风，肯定并稳定了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1999举行“世纪大阅兵”时的文化、政制和事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香港顺利回归的助推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逐步形成了日益开放而自信的政治文化。政制改革也产生了新的要求和方向，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径和基本纲领”不变的前提下，“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事件环境中不能忽视的是，李登辉在香港回归不久后抛出“两国论”。这些环境变化在阅兵仪式中得到了隐晦的体现，“阅兵主要是展示出信心和力量，特别是在国内，它给人民一种感觉，即我们有一个新中国，并让人们为此而感到自豪，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困难”，“让台湾感受到某种压力则属无心插柳之举”。
2009年国庆阅兵的基本要求是隆重热烈、勤俭节约，这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基本精神直接相关。“和谐社会”理论的要旨是在保证改革开放持续性的同时解决如何更好地改革开放的问题。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固这些目标几乎涵括了政治文化的所有范畴，亦是这一阶段中国构建政治文化环境的基本要求。它呼应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政制改革目标，因为“一个和谐社会是否能够落实，完全要看这个服务型政府的服务准则在哪里”四。对民族团结的强调成为这次国庆阅兵表达“和谐社会”的最强音，此次阅兵的56个方队象征56个民族，广场上的56根红柱亦是强调56个民族的团结。在2008年的西藏暴动和2009年的新疆暴行发生之后，“民族团结就成了最重要的主题”。不同层面的政治环境携带着各种权力信息，这些信息随着环境的影响作用被注入和留刻在政治仪式中。
建国以来，国庆大阅兵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中一种特殊而有趣的权力宣展方式，具有军事力量、国家实力和政治权力等多种象征阐释。同时，在环境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时期对权力之合法性源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国庆阅兵集合了韦伯所指出的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合法性来源@，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应用不同的分配原则。
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装置：国庆大阅兵的内部景观
时间、空间、人员和器物是所有政治仪式都具有的四种基本组成元素，它们承担着不同的仪式功能和意义，通过独立的运作模式和复杂的相互关系装配成一条用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流水线，并对最终的合法性商品的数量和质量负有主要责任。
国庆阅兵具有特殊的时间意义，它在宏观层面体现出一种二元统合的重复性：既借助“国庆”重复了“国家时刻”，又借助“阅兵”重复了“军队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家与军队是一组不能被拆分的概念，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和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不是通过普选，而是通过武装斗争”。在国庆阅兵这一重复性的政治活动中，“时间差别被抹平，‘真正的’、‘真实的’同一个现实，每年都被揭示出来”，参与者和观众被带人权力及其合法性建构的历史性体验中。党、国家和人民皆与军队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它们共同织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力网络。宏观的历史时间主要发挥的是规则性作用，此外，阅兵仪式中还存在着微观的个体时间，主要发挥的是技术性作用。象征着统治权力和国家实力的军队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执行命令的能力，在阅兵仪式中通过严格的时间控制得以诠释。历次国庆大阅兵都极为重视对个体时间的控制，如士兵们的行进速度被精确至秒，庞大的军队分秒不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不仅表现出军队在执行力上的优秀素质，更是对“党指挥枪”之效度的象征性检验。这种“象征”并无任何虚饰之处，它在士兵们整齐合～、猎猎生风的步伐中踏进了国家的历史和观众的心中。勒非弗认为“宅问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在建筑、规划和宽泛的生产意义上皆是如此。“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个时期的统治者都一心想建造一座象征权力中心的建筑物”，它们既是权力秩序的象征，也是权力生产的厂房。天安门，一场坐落在国家首都的中轴线上，象征着国家的权力核心。每逢国家的重大节日，射天安门广场的装扮成为展示“国家面貌”的基本活动。从建筑格局(参见图1)来看，天安门广场保持着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建筑风格和政治特征。天安门居高临下、面南背北，显示出“单向度”的“全景敞视”作用，无论是“下面”的建筑还是人群，都作为被审视者一清二楚地展现在领袖面前；而被审视者限于距离遥远,-“上面”的注视和观察模糊不清，关于政治领袖的想象替代了视觉感受，抽象的政治尊崇替代了实在的领袖形貌。
这种由政治空间赋予的传统权威和政治领袖赋予的克里斯玛权威所构成的复合性政治权威，正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权威模式。数百年来，天安门广场的“空间形态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实践”圆，从“述说”帝王权力演变为“述说”人民权力。于是，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感受国家主人身份和接受国家政治教育的最佳仪式性场所。
“人”一直都是政治权力的第一目标，“属人”的“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构成了“权力基础”。国庆大阅兵中人员构成极为复杂，但占据主体地位的足领袖和士兵，他们足被关注的焦点，也是仪式中真正的主角。权力关系的存在以及施展方式既存在于领袖和上兵的关系中，也存在于受阅士兵之问的关系中。，“阅兵”是一个缺失了卞语的动宾短语，它虽然显出被动方“兵”的位置，但主动方“检阅者”因其缺位反而更加醒目。“谁来阅兵”的疑问成为“阅兵”这一话语结构的前意识，以一种“以无制有”的方式获得了近似于“先验性”的神圣地位。阅兵仪式中的领袖和上兵构成，权力输送带上的两端，队列行进令两者彼此交错和注视，领袖主动的问候和士兵热情的应答体现出权力的呈现和服从，他们的言行是合法性系统最为简明的体现。
仪式器物的往往被认为蕴含着某种特殊的神蚤力量，能够在仪式巾获得尊荣的人或物“是因为它们含有这种力的某些成分”。中国的国庆大阅兵中，诸如华表、国旗、领导人画像乃至建筑，都发挥着“礼器”的传统作用，隐含着政治权力的重要特征以及合法性的基本秩序。在阅兵仪式中最为重要和引人注目的器物是武器装备，它在“支配性的象征符号和工具性的象征符号”缈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政治意义。武器装备的“支配性”政治意义由其“技术性”所呈现。武器装备在技术上的先进性，不单意味着国家科研实力和军事建设的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宣示出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武器装备的“工具性”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敌我关系的判断和表达上，毛泽东和施密特几乎在同一时代将区分敌我当作革命和政治的首要问题。阅兵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分辨“朋友”和“敌人”，如果说军事演习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阅兵中则被浓厚的庆典气氛所掩盖。武器装备的展示而不是运用，隐晦地让“他者”自行选择阵营，在这种军事策略中，显示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以及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和立场。
政治仪式中的时间、空间、人员和器物等元素是其内部的主要景观，它们作为不同的轴线构成了一个坐标体系。在其中，各种元素所塑造的有着丰富政治意义的象征具有“使事物合法化，起导向作用的特性”，而“仪式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象征和社会背景的力量”。所以，政治仪式在不同象限中的读数，能够反映出其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能力的大小。
权力宣展的基本策略：阅兵仪式操演过程中的多维观察
政治仪式通过具体的操演完成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操演”一词既包括军事意义上的“操练”，又包括庆典和戏剧的意义上的“表演”。这一概念点出了阅兵仪式的两大行动范畴：“操练”彰显出身体层面上的“控制”或“规训”；“表演”隐含着情感层面上的“流露”或“表达”。
如果说操演是权力宣展的方式和过程，那么不同维度中的对象选择则意味着使用了不同的宣展策略。身体维度对应着技术性策略，阅兵仪式内在的知识领域被一种工具理性占据着，其目的是建立一套处理身体的技术规则。情感维度对应着规范性策略，阅兵仪式中激起的情感被导向和转为特殊的政治价值和观念，这种规范体系的核心旨趣是忠诚和信仰。实践维度对应着范式性策略，阅兵仪式被视作一种政治行为的固定模式，以“仪式化”的方式将其内涵和特性“传染”给各种政治活动。
在阅兵仪式中，士兵的身体并不如社会生活中民众的身体那般复杂，纯粹的“军事骨骼”决定了其身份的“单调”，这使得阅兵仪式中身体技术的应用简捷而高效。控制身体的技术机制和规格主要是一系列“标准”，对身体各个部分(组成整体)和各个环节(组成过程)的表现作了硬性要求。如步兵行进时间要“分秒不差”，行进步伐要“分毫不差”，通过“1分钟116步，每步75厘米”够的限制实现了时间的准确性和空间的稳定性，使得阅兵显现出一种“有序感”。与此同时，观众对士兵们精细而严苛的身体控制的赞叹，被转化为对秩序的普遍认同，这使得军队在身体意义上的“齐整性”被转化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和控制。
“操练”是身体技术的施展程式，动作的分解和统合犹如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数学运算，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身体控制的有效性。“苦练”加“巧练”是操演的基本规则，“有力”和“准确”则是操练的实际目标。“苦练”意味着在艰苦的环境中调整身体的极限，促使士兵们在操练中将自己的“体力”(包含了精神层面的最大限度地“让渡”出来，汇集而成的力量既展现出领袖控制军队的能力，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力量的基本象征。“巧练”意味着身体控制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改进，体现出士兵们让渡自身力量的“积极性”或“主观能动性”，与“苦练”指向权力总量不同，它指向的是权力的效度即合法性。
在仪式的操演过程中，参与者的情感投入程度验证了主导者的思想控制能力。忠诚和信仰这两种重要价值观的培养、塑造和维护，使得促成情感流露或表达成为一种规范性策略，它将主导者和参与者联系在一起，也为抽象的和易波动的情感建立起稳定的理念基础。仪式操演作为一种“表演”主要有两种理解途径。一是庆典,尤其是宗教仪式意义上的实践分析。传统人类学认为，仪式和教义(信仰)构成了宗教现象的两大基础。缈教义是一种信仰系统，仪式是一种行动系统，两者共同表达了象征性的社会秩序。“参与仪式的人们有利于促进他们的信仰，这些信仰又使得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以及为他们的忠诚提供了支持。”二是戏剧意义上的理论分析，戏剧分析对研究者提出全身心投入仪式中以实现“深描”的要求。将这种情感上的融通引入仪式的操演过程中去，意味着仪式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必须建立起某种能够共享的统一性。在其中，忠诚和信仰不再是单向度的规则，而是为双方共川努力维系的崇高规范。唯有朝向这一规范，主导者的权威资源才会得到参与者的持续供给，参与者的言行才会显得坚定而不容置疑，双方在相互支撑中获得存在的意义。
宗教性的教义一仪式系统所运用的情感策略，在国庆阅兵中表现为规范系统和行动系统之间的适应性和融洽度。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全面被接受的系统”，具有教义性的意义。固这一思想体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为规范中呈现为十大“政治纪律”的第一条：“不准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指示精神的言论。”在阅兵仪式中，对此政治纪律的遵守程度，皆由士兵们通过行动(包括话语结构)所表达出的认同感进行测度。士兵们在所有行动环节中都绝对服从于各类“指令”，如首长通过口号问答“获取”士兵们的忠诚和信仰，或者士兵们听从标兵的口号指令以注目礼的方式向首长供给忠诚和信仰。最后，这种“忠于革命忠于党”和“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条令，在保持革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党军关系背景中以及“国庆”的特殊
时间背景中，被转化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感。戏剧一仪式系统所运用的情感策略强调的并不是确凿性，而是一种来自于各方的主动性。教义一仪式系统中的情感力图在“正确的”环节中得到“充分地”表达；而戏剧一仪式系统中的情感则力图在“可能的”环节中得到“自由地”表达。
阅兵仪式的“仪式化”主要有积极性和消极性两种表现形式。积极性的仪式化意味着阅兵仪式构建的政治范式得到了有益的应用，在“学习”和“模仿”中，国庆阅兵和其它时空中举行的较小规模的阅兵仪式之间既在政治现象层面上形成对应，也在政治意识层面上实现了共通性和统一性。例如程序移植和口号重复令学习者和模仿者感受到国庆阅兵所营造的宏大政治氛围，有关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识被挪移搬用，并得到巩固升华。在积极性的仪式化中，不同地域层次或权力层次的阅兵仪式都是通过对国庆阅兵的形态模仿达到范式移植的目的。阅兵仪式之消极性的仪式化是对国庆阅兵之权力结构和合法性认同的误解和滥用，这些实践活动只是模仿了形式却曲解了范式。在消极性的阅兵仪式的仪式化中，领导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受阅者的“位格”被降低，合法性的民意基础迅速虚弱，隐匿着的危险性经过不断积聚或许会以政治动员的形式宣泄出来。
政治记忆的刻写：国庆大阅兵中合法性的多重建构
“就现代社会的一般观念而言，合法性的框架经过对传统的继承和反思，以及对现代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展望，主要有三种基础：规则、法律和民意。”卿这三种基础与政治记忆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政治记忆“是规则的真正主人，是法律的强大幕僚，是民意的潜在监护者”。政治记忆通过“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等方式构成了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直接影响到合法性”。政治仪式以重演的方式唤起对往昔特定时空的记忆，并将经过重塑的有关权力和合法性的政治信息在重复过程中再现。“无论哪种文化，都既有历史、回忆和进行总结的制度、机构或场所，又有实施轮回更新的制度、机构和场所”，政治仪式作为其中重要的方式和结构，轻松自如地将历史与现在贯穿在一起，从在政治记忆与合法性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
政治仪式通过对传统的承继和应用，实现指定、控制和解释合法性之规则基础的作用。承继具有典型的时间意义，在此层面上政治仪式(尤其是纪念性政治仪式)令传统异地重现，从而强调传统秩序在当下环境中的崇高地位。李普赛特甚至认为：“测试合法性的主要方式是看那个国家已经培养起一种共同的长期延续的政治文化的范围，主要指全国性的仪式及假口。”政治仪式巾的重复除了使规则通过继承被承认，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将政治仪式塑造为一种政治记忆而获得稳定性，合法性对这两者都有所倚重。由此所构建的合法性的规则基础就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能够提供比传统更深远和强大的合法性论证。
在国庆阅兵中，对传统的重复和再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的阅兵仪式遥相呼应，以借用国家和民族的久远历史建构一种具有承继性的传统合法性。更重要的则是呼应清末以来的革命传统，例如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回顾的时间起点是1840年，圆建国大业完成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到1999年国庆阅兵，与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相对的正是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而江泽民回顾历史的起点亦是1840年所在的“上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再重申革命的起点时间，将其所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传统直接与清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联系，以通过时间上的连续性削弱和跨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历史空间。就此，经过一次次国庆阅兵中的历史回溯，一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记忆被构建起来，刻写在一代代的阅兵参与者和观众的身体上和心灵中。
阅兵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合法性的法律基础。中国目前只有作为一种军事法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其中第八章就阅兵权做了一些规定。该条令对一些重大的阅兵活动缺乏明确规定，“国庆阅兵尚未形成一项固定的法律制度，什么时候应当举行国庆阅兵，由谁来决定举行国庆阅兵，缺乏法律规定”。这一方面表明有学者已经认识到国庆阅兵作为一种国家性的重要政治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阅兵过程中与职权、地位相联系的政治力量也展现出军队法制化的趋势。如从1949至1959年的11次国庆阅兵中，阅兵首长是三军总司令或国防部长，而从1984年开始，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担任阅兵首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本就设有中央军委，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是新的国家机构，由1982年宪法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够两者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因此，阅兵首长身份的转变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关系的法制化层面上所做的努力，也体现出国庆阅兵仪式本身赋予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政军关系之合法性的“法律化”能力。或而言之，国庆阅兵中符号系统和行动(如上述职权变动系统的存继和变化，表明作为阅兵仪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和中央政府，一直“努力提供一种规范以处理党、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一个法律架构中为这种关系提供一种宪法层面上的合法性。
国庆阅兵中对民意基础的维护和塑造，最为典型和集中地体现在“军民关系”的权威话语和行动展示中。在话语层面上，受阅军队代表的是“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是一个具有复合性质的偏正结构，既有“人民的解放军”的意思，也有“目标为解放人民的军队”的意思。国庆阅兵将这种观念转换为一种政治记忆的重要方式是，通过历次阅兵仪式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讲话，不断强调“人民军队”这一国家武装力量的基本性质以及“人民”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在行动层面上，政治记忆可以通过空间的稳定性得以传继，以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地址的选择为例，原本有天安门广场和京郊飞机场两套方案，各有利弊。最后选中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天安门广场“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所处的位置十分紧凑，能给人以水乳交融的感觉”够。1959年大规模扩建天安门广场是为了“满足群众大集会的需要⋯⋯从实际功能和表现民族气魄这一思想内容出发，以满足政治活动需要“。改革开放以后，民意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测评标准不再是群众运动的规模，而是国家治理的绩效。因此，天安门的民意塑造功能不再以容纳更多的人员为目标，而是体现在如何呈现国家建设的综合成就和实力上，突出地与空间的政治审美情趣联系在一起。在199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重大改造中，主要施工项目无一与扩建有关，而是集中在提升广场的综合感觉效果上，如改善照明、更新音响和改造重要景观等。2009年阅兵则贯彻节约原则，在阅兵前后皆受到了广泛的支持，据一项阅兵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近7成民众对实现节俭阅兵颇具信心。不同时代的阅兵仪式为构建合法性之民意基础，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记忆，它们在形态和意义上的差别正显示出国庆阅兵这种政治仪式与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
阅兵仪式将有关权力和合法性的政治信息转化为政治记忆，刻写在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躯体之上，但刻写内容不断发生着变化。阅兵仪式所留刻的政治记忆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相对应的观念系统，它一方面固守着不容动摇的核心观念，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围绕这些核心不断调整着外围的各种保护带，表现为对传统的扬弃和“发明”上的变化、法制化建设中的党政军民关系的变化以及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等等。这些变与不变使得政治记忆如同一张不断伸缩的、富有弹性的网络，其结构特征和涵括范围既取决于撒网者的实力(权力)和目标(合法性基础)的变化，也取决于捕捞对象的生态(政治认知能力)和规模(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能力)。
结语
合法性作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仅控制了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个流程，而且也潜在地为该流程预设了一个结果。合法性将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以及法制与习俗等都置放到既对立又依存的状态中，而政治仪式便是衡平此状态的重要砝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仪式传统的多民族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在政治生活中不仅要面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共存的问题，也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及其应的问题。政治仪式横贯于这两个环节之中，对它们的经验观察和实践分析，有利于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国庆大阅兵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非常壮丽的景观，每次在该仪式举行前后都会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国庆大阅兵是国庆典礼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将有关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政治符号集合为一种信息系统，通过具体的仪式操演过程展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在此过程中，政治符号的多义性得到了解释，并被当做规训、控制和教育的主要内容，以之塑造国家的政治文化、民族的政治认同以及国民的政治观念等。在此意义上，国庆大阅兵不但是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的记录仪和晴雨表，而且是政治权力及其合法性的扩音器和定位仪。
总而言之，国庆大阅兵作为一种政治仪式，首先是一种信息载体，它克服了时间的限制，通过唤起、重复、固化和刻写的整个过程，将历史记忆与当下性糅合在一起，从而使得一种发生了迁变或重新创造出的传统成为合法性的规则基础。其次，国庆大阅兵是一座权威工厂，它依靠时、空、人、物的各种排布组装成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流水线，将这一装置所启动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让渡参与者和观众的权力以及他们对权力的忠诚和信仰混合在一起，型塑和锻造成合法性的民意基础。最后，国庆大阅兵还是一道安全阀门，控制着法制精神和风俗习惯两者之间的流量，既呈现出法制化建设的特征和成就，又彰显出世俗化典礼的风格和气氛，由此使得严整的法律和松散的习惯共同服务于合法性的建构。
《学海》2010 年第5 期
本期编辑：马源
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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