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文明冲突时代的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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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m Douglas Crow，哲学博士，世界伊斯兰文明高等研究院教授
刘勇，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2008年9月以来，世界仍处在持续大规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当中，你不可能保持乐观，指望回到过去的繁荣是危险的、天真的。不是紧紧抓住“复苏”的希望，而是要从历史批判的视角去反思根源，反思正在发生事情的真正实际意义以及它们将来的隐含意义。金融危机只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表象，它说明“剥削”资本主义经济已达到其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极限。它不仅是对我们社会的威胁，也是对大自然的威胁，危及到当今世界及未来世界。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危机，同时是系统性的结构性危机，涉及维度包括经济、地缘政治、社会、生态、道德等，并且加速与此密切相关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奥地利学者阿尔诺·特鲁指出：在危机中，那些边缘国家或半边缘国家如东亚、俄罗斯最近在土耳其G20峰会上对“华盛顿共识”——认为只要市场力量正常发挥，实施经济自由、私有化、紧缩货币政策，特别是放开私人外资直接投资，将会“修复”危机——提出了质疑。包括全球化的批评者、环保主义者、各派解放神学的反对阵营，以及最近从新自由主义阵营分裂出的持不同意见者，一致认为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加大了各国国内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社会贫富差距。大多数这个阵营的追随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世界体系中，收入分配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恶化。①此外，第三届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强调：这场危机也同时是美国霸权的危机……军事全球化服务于寡头，民主衰落，掠夺地球资源，放弃南方发展等因素的后果。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历史和文明轨迹，其是表面激流下隐埋的力量运动。缺乏反思的观察者只看到了外表明显的骚动和颤抖，而其实这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结构逐渐转移后，突然爆发的一个猛烈地震或破坏性海啸。要理解其更广泛的意义和影响，还需要冷静理解晚期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如何展现并发展了前哲的思想和“神话”的功效，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性和进步。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延展出来的思考，随着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和帝国主义的传播以及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转变为普遍的世界体系，而必然出现的结果。这些都构成了市场化条件下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的潜在基础，当今的金融阶层和统治精英促进了这一政治进程。市场社会呈现出“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广泛，它们构成了对人类未来的真正威胁；由此产生的危机正是这样真正的文明危机”。
我们主要是针对最近的趋势，用更广泛的文明影响来唤起人们及时反思。我们首先讨论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及其晚期现代性的枯竭；其次讨论依附发展理论对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全球发展进行总结；最后在世界体系理论框架下讨论“欧洲崛起”，表明欧洲例外论是错误的。遵循的是介绍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及文明维度出发，批判性理解人类的动机和目的。所有这些，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必要框架来思考目前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真正替代品。
一、启蒙与现代性
萨米尔·阿明认为现代性是基于下列原则：作为社会的个人和集体负责他们的历史并塑造自己的未来。现代兴起于大约300年前的西欧，是伴随着一个新兴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而兴起，他们试图从传统的基督教(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涌现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者，他们渴望吸收新思想来结束封建君主的特权。随着科学发现的潮流，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性原则取代教会的专制教条，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秩序。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把不同的参与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智力运动，在普遍的世界性精神方面有着相似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目标，从整个欧洲的城市扩展并延伸到北美。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自封“哲学家”，他们强调法治以限制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任意行使制度权力。他们宣传民主和平等、革命和改革、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闲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想象力。
各种趋势的基因来源于这种“启蒙”或“理性时代”，扎根于批判性反思的信仰，对自然的物理法则充满信心，也乐观地对物质进步的乌托邦主义充满信心。他们赞成以下的信条：宇宙从根本上是合理的，可以通过使用单独的推理加以理解。真相可以通过经验，观测人类内在的推理和系统的疑问来实现，而传统的权威(君主或教会)不可优先于经验。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物质和理性进步的历史：人类可以通过开发对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以及通过技术来操纵物质世界，克服愚昧、迷信和宗教，通过社会进步和政府机构来减轻其残忍和暴力，通过教育来改善和发展其理性。
这些启蒙运动中新出现的“伪哲学家们”试图从政治和宗教的限制中解放个人，使他们能按照人性自由行动。他们确信已经发现了人类永远幸福的一种确定模式。在人的个性发展、社会动态以及政治和经济组织理论中，启蒙思想家抛弃旧的宗教和道德的解释，对人类活动和动机的规则进行经验分析和机械解释。物质现实被接受作为唯一的现实，影响到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被认为是基本机械的。该模式声称追求自由自身利益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同时还声称人的自由理性会产生健康的道德判断，把人从教条主义和有组织的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观点认为，如果人类被赋予了行动自由，出于自身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其结果将“最大程度地符合整体社会利益”。自主的个体自由鼓励和塑造人类活动和组织，应用自然的物理法则。相信他们现在明白这些科学规律，许多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永无止境的进步秘诀。
在由启蒙思想家阐述的社会科学中，纯经济学很好地论证了“工具理性”的概念。经济学探讨“经济规律”如何限制人类活动，试图操纵这样的规则和条件，提出这些规则像自然物理定律一样经验有效。经济生活被认为由人的“理性”(等同于人的本性)要求所掌控，包括私人财产、企业自由和市场竞争，这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分离。
启蒙运动的突出特点，或许就是轻视宗教信仰和人类存在的超越价值。自由内在理性被推崇为伦理、政治权力，经济“科学”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来源和合法存在。在科学主义基础上，当代“物理主义”概念出现是脑功能或“精神事件”的发展阶段。人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管理原则其实和自然法则是一致的，这是启蒙思想和接近工具理性的主要特征，现被批判为是一个完全无理由的假设。
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市民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的签署者都是受到这些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1789年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欧洲最深刻的精神和智力危机，当时启蒙运动培养的共同目标让位于分裂的冲突。伪哲学家们通过革命的手段和持反对意见的政治运动对旧封建秩序进行了攻击。从1789年到1939年，甚至到目前，进行长期的国际争夺战，不但发生在自由主义和受启蒙思想激发的社会主义力量之间，而且还在那些宗教的反应力量、保守偏见的力量和封建地主的特权力量之间，其灵感来自于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反启蒙”。坚信历史必胜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它保持不仅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在欧洲造成了工业革命，从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经济繁荣，同时也把“文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该主义直到20世纪中叶都未受到有效挑战。
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科学和知识文化的基础都依赖于启蒙运动，其对宗教具有普遍敌意，促使国家从教会分离出来的世俗主义，以及应用理性的特权来保障人的自由和物质进步。“宏大叙事”供奉的那些压倒性原则在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试图在一个新的科学范畴内重构一个逐步进步的连续体，包括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社会主义以及唯物史观，成为真正的“现代”。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现代”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在其开创性的启蒙辩证法研究中严厉批评了“启蒙”，强调了启蒙运动的“黑暗”面：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1793-1794)恐怖统治的革命政权，20世纪法西斯的残酷极权主义以及俄罗斯时代的社会主义。此外，通过促进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蔓延，有不可否认的动力，启蒙运动赋予欧洲帝国主义一切不公正和压迫。因此，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经过两个世纪的剥削、战争和帝国主义征服，“现代性”一直卷入流血和恐怖。
关于评估启蒙运动传统的当代辩论最近被放大了，从政治左派到原教旨主义以及到欧美思想的保守右派。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尖锐地问道：启蒙思想家仍然有奢侈的期望，艺术和科学不仅会促进控制自然力量，而且还会促进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将促进道德进步、制度公正甚至幸福人类。20世纪已经打破了这种乐观……我们是否应该坚持启蒙运动的思想?尽管也许它已有气无力。或者我们应该宣告现代性整个丢失的原因是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辩论说：启蒙运动的科学方法可能原本打算为人类解放的理想服务从而对宗教教义进行攻击。然而，科学的理性力量最终不仅是用来反对神，而且反对所有形而上的想法，包括良心和自由。“知识”和“信息”分离，标准和事实及科学的方法分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三件“世界历史性事件”：第一，伴随苏联垮台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的变革；第二，“9·11”恐怖袭击导致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和军事干预进入亚洲的心脏地区；第三，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危机。约翰·格雷察觉到这一系列事件是有结构性联系，我们已进入后现代时期，启蒙运动正在枯竭。他更进一步进行无情分析、剥光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星球上的有害妄想和自大狂妄，例如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探询现在需要走什么样的启蒙之路?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
在二战后的早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展迟缓的原因归于未形成资本主义制度。该发展理论认为，所有社会进步都经过类似的发展阶段，因此欠发达地区都处于发达地区(主要是欧洲和北美)过去的某个类似阶段。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的任务就是沿着共同的道路加速发展，通过投资、技术转移、更紧密地融入世界贸易市场。
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而形成的“依附理论”认为，资源从贫穷不发达“边缘”国家流向富裕工业化的“中心”国家，富裕了后者，而牺牲了前者。依附理论认为，贫穷国家虽然融入了“世界体系”，但贫穷国家却更加贫穷、富裕国家更加富裕，因为贫穷国家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又必须通过贸易和市场购买富裕国家的产品。否则，这些富裕国家不可能享受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富裕国家积极应对贫穷国家抵制他们影响力的意图，通过经济、财政或胁迫手段(包括军事力量)以维护它们经济的差距。关于边缘资本主义和世界收入水平发展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平等和世界体系内国家的相对贫困，是和边缘国家的经贸特点及贸易结构息息相关的——边缘国家依赖原材料的出口，而制成品又依赖进口。
依附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始版本，而且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和结构。首先，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它们都是实力较弱的成员国，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基本是“中心”与“边缘”的依赖关系，因为中心国家控制技术和产生技术的系统，边缘国家没有能力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在1960-1970年代的依附理论学者曾主张，反对建立自由市场，认为“落后”国家必须减少它们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的“脱钩”，才能使他们追求的路径更符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否则，“依赖”发展形式形成“边缘”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富裕阶层服务于“中心”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同时他们追求国外奢侈产品进行炫耀性消费，固化了社会和经济差距，从而延迟或抑制了社会的民主改革。他们构成了边缘国家的“买办”阶层。最近改进的新依附理论学者强调，依赖关系不再反映在技术复杂程度的差异上，而是反映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金融实力差距上，尤其是边缘国家不能借入自己的货币。他们断言，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及其控制的国际储备货币，其霸权地位变得更加牢固。
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已经打上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依赖关系的烙印。起源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对世界体系分析倾向于确认并扩大这种依赖性的说法。美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通过与萨米尔·阿明、乔万尼·阿瑞吉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积极合作，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只存在一个世界，一个经济交换关系复杂的网络连接同属一种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沃勒斯坦把16世纪西欧的“现代世界体系”和美洲联系起来，认为是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最后导致当代全球网络或经济交换体系。到了19世纪，几乎所有地球上的区域被纳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沃勒斯坦假定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有第三个范畴，即半边缘国家，一个从中心到边缘或从边缘到中心的地带。半边缘国家即那些已工业化的国家(如东欧、中国、巴西)，但和中心国家相比，技术先进性不够，金融控制能力也不强。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会随着中心国家，呈现严重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政治和社会关系结构失衡(它包含一个强大的买办阶级的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固有特征。它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帝国，如今已经没有政治中心了，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集中在世界市场上，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一般情况下，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贫穷落后的区域(如穆斯林世界)是由于在国际劳动分工上处于边缘位置造成的。
世界体系的学者们认为，今天的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积累而形成的世界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不是文化的冲突(比如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由于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分法，竞争代理或民族国家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终将造成摩擦。世界体系的扩张意味着东西被不断被商品化，包括人类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被剥夺其内在价值，通过市场化而具有交换价值，从而变成了商品。沃勒斯坦站出来明确反对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妖魔化，认为反对目前世界秩序的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沃勒斯坦后来更多地集中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知识基础，该体系“知识结构”被认为根本上是以欧洲为中心以及追求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他始终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现在已经达到了终点，并声称今后50年将是不稳定的混乱期，会产生一个新的体系——一个比现在或多或少平等的体系。该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受到相关思想家——包括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乔万尼·阿瑞吉、克里斯托弗·切斯·邓恩等人——支持后产生了显著影响，沃勒斯坦在纽约州立大学厄姆顿分校创立了研究基地致力于该理论研究。这也吸引了来自“改变全球化”运动(也称反全球化或全球正义运动)的兴趣，该运动寻求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就是公共政策要建立在团结、正义、和平和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
三、欧洲的崛起
为什么持续的工业增长开始在西北欧而不是东亚?西欧社会又是如何在启蒙运动之后飞跃进入了工业化并统治世界?欧洲霸主是必然的吗?历史必胜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源自欧洲，造成工业革命和商业资本主义，给全世界带来了经济的变化，也为世界其他地区送来“文明”。
世界体系的思想家持不同看法，他们撰写了大量著作来说明在近代初期“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的系统关联和相互促进。该理论一个公认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比它摧毁的以往历史体系更进步，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强调了欧洲通过残酷剥夺海外殖民地而完成初期资本积累，即马克思所称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奴役了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人，还有欧洲的下层阶级。
在西班牙征服美洲时期，无论在技术发展、国民财富还是在军事力量上，欧洲都不领先。和大家普遍认为的观点相反，直到大约1750-1800年，欧洲在这些方面大部分是落后的，其上升是在美洲发现白银和开拓亚洲市场之后。直到19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总体上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800年，中国、印度、中亚、东南亚和中东是全球贸易的主要成员。这五个地区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最先进的技术、最大的工商企业、最好的艺术形式(文学、哲学、音乐风格等)、最成熟的政府、最好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运河、内河和海洋运输)。
换句话说，直到工业革命，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处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弗兰克用令人信服的细节表明，在此期间，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特别与中国和印度，一直有贸易赤字；欧洲的贸易赤字——无论黄金或是白银——均超过欧洲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正因为如此，新世界的白银变得对欧洲人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他们弥补与亚洲的贸易赤字，并在亚洲经济中成为一个更积极的贸易成员。他评论说：“……欧洲没有依靠自身经济白手起家，不存在欧洲‘例外主义’。近代早期，欧洲既不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先进。”
此外，弗兰克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重要批评家如卡尔·马克思、费尔南·布罗代尔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法逃脱嵌入他们批评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并没有创造一个世界体系，或纳入世界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而是自身融入亚洲市场，“踩着亚洲脊背爬上去的”。弗兰克的结论是：欧洲人没有“创造”世界经济体系，而是用来自新世界的金条“购买”一个现有的体系。他由此断言，“西方的兴起”一定是从同期其他国家发展中而得到的。在提供的这种“结构、功能、动态、转型的全球分析和我们不得不共同生活的理论单一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弗兰克充满激情地呼吁从“一个更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去理解”。他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从一个全球的角度去欣赏、理解、解释、说明‘西方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霸权’、‘大国的兴衰’……‘东亚奇迹’。”在他看来，“欧亚非大陆是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相关的”，他推测，东亚地区目前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潜力，在不远的将来使它最终重获经济霸权。
埃伦·伍德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研究作出了发人深省的贡献。他认为，中世纪的伊斯兰、威尼斯及后来荷兰商业帝国都致力于贸易路线和市场优势的保护；而英国是资本帝国，特点是在被征服地区强制推行市场。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按照目前的经验，全球化是一个多国体系的产物，由美国资本领导，维持金融和军事霸权。他挑战了全球化支持者——他们强调的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的作用，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比以往更加依赖于民族国家维持秩序，美国是强大帝国的执法者。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要求由主要国家提供超经济力量的支持。
伍德并不认为，越来越多的相关国家已成为从属于一种新型的“全球政权”——一个“市场化国家”，或者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他认为，全球化的政治形式并不是一个全球化国家，而是多个国家的全球体系。新帝国主义的特定形式复杂而矛盾，资本扩张经济实力，但维持超经济力量却受到限制。因此，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不能看作已经边缘化了国家领域。全球化的唯一可能的结果必须是一个多国体系。她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归宿必然是普遍战争(如“无休止的战争”或全球反恐战争)。萨米尔·阿明持有非常类似的立场，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永久性阶段。
缺乏对过去的认识，必然削弱我们感知现在和规划未来的能力。为瞄准打破目前的僵局以寻找我们星球上文明危机的替代方式，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揭示及构成人类动机和满足的观念。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化可以理解为服务于政治目的，其关注的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利益，他们对国家或社会不受约束，不尽义务，更遑论人类。经济体系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并反映人类的一个明确的图像——人类学。替代导致选择，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危机的严重程度不断加深，许多替代方案被提供，其中有些方案互相补充或殊途同归，有些方案互相矛盾或相互敌对。
全球市场动荡触发的变化和调整给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客和专家以明确的警醒——或者标识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或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对此充满了矛盾并对以市场扩张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生命力表示质疑：“真正的问题是有无能够取代西方金融模式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案能够兼容各种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并在一个新兴的多极化时代，开辟出一条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的新道路。约翰·格雷以令人深思的方式给出他的思考：
“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启蒙运动方案的昏暗废墟中，这是现时代的统治方案……和现时代浮现的启蒙思想家的愿望相反，我们发现正在接近特殊主义、文化部落主义和宗教主义的现代复兴……在西方文化中，推进人类理性自由、根据科学的特权地位理解其他所有形式的启蒙方案，已经成功地腐蚀和摧毁了道德和社会知识的属地和传统形式，但并没有生成类似于新文明中的任何事物。不破坏传统文化，不侵入启蒙的幻象而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合理的，而是事实上是必须的，为抵御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要求，必须使西方模式的神话破产。”
正如弗兰克所观察到的：“如果不能意识到统一性自身是如何产生并不断转变为多样性，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都必须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多样性必须被容忍并且在统一性中被加以欣赏。”
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经济财务顾问和所有明白是什么导致目前现状的思考者，必须发挥其聪明才智，持续关注并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来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以服务永恒的价值。他们必须认真关注：在历史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理论方面，培训中层经济、规划和社会制度的官员；为可持续发展密切关注推进社会经济机构的全球化和智能化模式，以反映他们自己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把有意义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投入到开拓周边国家和社会的网络中，他们的经验和资源可以在具体任务上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援助，从而促进地区团结、自强不息，从中心统治中进一步“脱钩”出来，实现真正的民主改革和进步。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4期
本期编辑：swe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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