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缘何会主导中国舆论？
陈先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当前我国的大众批判，似乎已然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大到批政府的“GDP主义”，小到批重庆的“唱红打黑”，批政府行政，批慈善机构，批国企行为，批三峡，批高铁，甚至还批成都老大妈热心参与听证会的肯定性表态。批判与否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主导地位的大众价值取向。
“大众批判现象”形成有多种原因。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究其实质，就是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形成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新优势。面对这种复杂现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评价很容易各执一端。
第二，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全方位的转型时期，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很多东西本身就具有过渡性和不确定性，有的甚至本身就在两可之间，见仁见智的各种意见与批评也就应运而生。
第三，长期以来一些主流宣传严重脱离群众，要么一味歌功颂德，要么枯燥无味地教育人民，即使搞一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最后也官腔十足，说不到老百姓的心里。从一些领导到某些媒体，套话多、官话多、“人话少”已经成为大众舆论的笑柄，从而造成人们支持、喜欢甚至渴望和追捧“大众批判”的社会逆反心理，导致正面官话无人听，反面批判传千里，突显了主流宣传的缺陷与失败。
第四，政府部门、大型国企自我批评的严重缺失，是大众批判众声喧哗的主要根源之一。相当多的政府部门、大型国企等“官方行为主体”，面对公共事件时缺乏能够得到公众认可和满意的信息公开和自我批评，甚至经常施展种种“掩耳”、“堵嘴”、“搪塞”、“推诿”、“拖延”等消极手段，使主流媒体的宣传更加缺少公信力，大众批判的声音更加盛行，甚至开始占据社会舆论道德制高点，形成使官方公信力相形见绌的“大众公信力”。
第五，长期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理论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观念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通过科举进入官方体制，只有极少数人在不得志时才标榜“名士清流”批评朝政，或者自居隐逸与松梅竹三友为伍，表现某种消极的独立性。在现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像乔姆斯基、赛义德一类始终保持独立性，对美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持批判态度的“永远反对派”，也是极少数。相反，费正清、亨廷顿、约瑟夫•奈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却是绝大多数，而且也居于主流地位。但是，来自欧美又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公共知识分子理论”，却一再片面倡导知识分子对于党和政府这些官方体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甚至诱导我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执政党表现出一味的疏离与对抗，这是裹挟在当前我国大众批判思潮中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消极因素。
第六，时代不同了，政治在转型，由于人民民主的长期发展，更由于网络政治的强大推进和新一代网络公民的政治自觉，21世纪的中国政治，已经开始由单向度的精英治国，向着双向互动的“精英—大众”民主共治的划时代转型。过去的新中国一直是“听政府的话，跟共产党走”;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将出现一种“听老百姓的话、挑政府的错、跟共产党走”的新趋向，甚至最终将形成这样的新局面。民主权威化，领导难做将成为时代进步的潮流，不受制约的权力、不认真回应群众批评的领导再也继续不下去了。
我们应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大众批判思潮。一方面，这是我国社会和谐宽容的标志，表明我国社会言论和思想自由度的增加，实实在在地驳斥着某些西方媒体关于中国专制、集权和思想言论不自由的攻击与抹黑。另一方面，是当前我国大众参与逐步扩大、舆论民主日益强化的标志，表明在一个时期致力于脱贫致富的埋头苦干以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网络公民开始关注社会，开始仰望天空，思考一些超乎于个人物质功利之上的社会政治问题。只要处理得当，可以使政府部门、各级领导及时得到更多的严肃批评、更多的群众智慧、更认真的社会舆论监督以及更有效的大众民意制约，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更加健康，充满活力。
应对当前我国的大众批判思潮，第一要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强化和提高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的民主执政能力。未来的中国不再是只有精英才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专利和能力。在“精英—大众”民主共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大众不再是完全消极的“被领导”、“被发动”，在一些重大国家与社会问题的治理上，群众也将成为真正的英雄。各级领导要尽快走出“领导一言堂”的传统治理模式，积极主动地听取群众意见，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听训于民、受教于民”。
第二，严肃自我批评，对大众批判保持清醒的反省戒惧态度。要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听到群众“咒骂”时的深躬反省一样，对大众批评保持应有的畏惧心，深刻戒惧，及时反省，承认我们在施政治国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更要及时公开、勇于承担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和责任。当今的中国，对于执政者来讲，人心向背和天下得失不仅决定于各级领导“利为民所谋”，而且取决于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如何坦诚面对社会危机事件和严重失误的责任。
第三，引导和鼓励知识精英正确处理批判与建设的关系，真正成为民族脊梁和社会良心，进而引导社会舆论确立“积极批判、重在建设”的大众价值取向。中国人多，多样性、复杂性突出，近代以来经历了太多撕裂内耗与内斗的苦难，现在好不容易才走出东方社会一元化集权专制和西方民主多元内耗与两极撕裂的弊端，形成一种不同于东方传统的一元化集权专制，又不同于欧美那种多元内耗的“核心主导型”的良好社会政治结构与发展机制，使国家与社会能够在“整体与部分”的协调中开拓进取。
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当今中国的党和政府，天地良心，要抛弃盲目效仿西方民主的疏离与对抗，而应该抱有一种建设性的支持态度，做一个建设性为主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做建设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批判和超越现实、思考和引领未来的责任，而是采取“重在建设，积极批判”的自我定位，从学术、思想和理论上为天下百姓监督执政党的立党为公，鞭策政府机关的执政为民，针砭社会的缺陷与弊端，并为此不阿权贵、不傍大款、不趋名利、不计得失，努力做无愧于民族的脊梁和社会的良心。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
本期编辑：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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