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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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瑶，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方法论的变革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环境、研究对象、总体学科水平，等等。这些因素较为常见，也比较直观;容易被忽视的往往是那些隐藏在研究行为背后、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研究者的精神、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观念类因素。研究者的观念类因素有时被明确地表达出来，这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区分出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张力①，持异议者也能找到自我解释的理由并探寻更合适的场域来发展自己的观点。因其显见性，这种情况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我们更应重视那些“观念导向被良好地包装成历史必然”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中，隐性的观念类因素对方法论的筛选和引导被显性的政治环境、研究对象、既有技术等掩盖，并通过各种方式将方法论变革及其现状包装成为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全部。举凡方法论所涉范围之外的现象与因果关系也因此沦落至学科边缘，甚至不再有机会进入研究视野的中心。倘若比较研究在其对象和方法上受到观念偏好的隐秘干扰，继而将其扭曲为某种历史的必然并赋予其正当性，那么可想而知比较政治学将失去其“探寻政治规律，预测政治现象”的根本价值。

　　一、比较政治学及其方法论简述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这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起便成为研究政体的基本方式。它帮助我们辨别政治世界中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处，帮助我们理解何者更好以及为什么。正是因其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比较政治学这一分支学科在政治学诞生初始就相随而生，成为政治学的支撑性基础学科。

　　有趣的是，我们从“比较政治学”这个命名中便可以看出这一学科产生的机缘，以及它作为政治学科里唯一冠有方法论标签的分支学科具有的独特身份。在确定分析内容甚至目的之前，“比较”就已经为这一学科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手段，但并非所有“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的研究都能被归属到比较政治学的领域。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治学传统中，比较政治学研究被限定在国家层次，传统上只有对国家间异同的讨论才被称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换句话说，比较政治学的显著特点不仅体现在方法论上，还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即必须是对一个以上的国家所作的分析。不过，与国际关系研究等同样涉及多个国家的分支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在对象选择和研究分工方面往往是地缘性的而非主题性的，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于围绕既定国别来确定选题和展开分析。

　　在比较政治学的三个核心要素中，倘若说“比较”界定了这一分支学科的方法论特征，那么将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则限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界限，最后一个核心要素直指该学科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比较政治学从搜集而来的各种客观事实和经验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经验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从中寻找政治的规律，这些描述、解释和对规律的追寻帮助我们认识和预测政治现象。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任何概念的、理论的、规律的总结都必须以事实为起点，又由经验来检验，且受到时间、空间和条件变化的限制。换言之，比较政治学追求真理，但始终以具体的经验和事实作为起始点和落脚点，寻求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平衡。②

　　比较政治学的传统方法论是历史主义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度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该领域的大量研究集中关注美国的政治，集中关注以法律体系确立的一整套静态的制度规范，而关于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寥寥无几、几为异类。直到1950年代，各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涌现，尤其是西方民主样板在新兴国家的移植遭遇的失败，才打破了西方的制度主义理论以及有关强势国家的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垄断地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开始活跃，比较视野也扩大到法律和制度之外。虽然传统的制度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人们发现这种解释力仅限于局部的、静态的对象上。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新学科中寻找可以利用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推动了比较政治学中新方法论的诞生。理性选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等等都是比较政治学在新背景下产生的重要方法论。③它们在各自的理论维度上弥补了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不足并扩展了其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代的方法论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方法论变革不仅不会终止，还会随着现代政治现象、尤其是政体发展的日益复杂而继续下去。方法论变革的内容不仅受政治环境和研究对象的影响，还会受到那些在幕后限制着研究者立场的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左右。将方法论与政治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及时反思和总结其发展中存在的谬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误区，更好地评价和运用每一次方法论变革的成果。

　　二、超越特殊性的一般化努力

　　比较政治研究总体上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许多学者不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成果上，往往挣扎于理论的普适性与解释的精确性之间。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立基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解释所依赖的数据和逻辑完全来源于该项特殊案例，因此该解释的准确性和现实有效性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受制于具体时空所提供的特定情境。换句话说，解释越是贴近案例的独特细节，那么其说服力往往越强，因而更加满足精准性的要求。

　　然而，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出于各种考虑又不希望自己的成果仅仅是对所观察到的表面现象的描述和总结;相反，他们希望能对相关领域进行一种抽象概括。对普遍性的追求要求抹平不同案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必然具备的种种特殊性，在这样的前提下，能够进入研究视野的有效资料在数量上必然会锐减。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倘若某种方法论只适用于单一国家或现象，而少有比较和抽象的成分，甚至有时为了追求解释的高度准确性，人们会完全忽略比较，只专注于案例本身，那么该研究方法会被打上缺乏归纳性和应用价值的标签。然而，一旦研究方法追求普遍性，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个国家或具体政治现象时，人们又会质疑其真实有效性，毕竟不论何时，特定地区和特殊案例都是比较研究的基础，即便是追求普遍性的学者也不愿因此导致对特定案例的解释面目全非。

　　除上述理论上的困难外，比较研究在现实层面的专业分工也加剧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在比较政治学中，研究分工的专门化和组织化并非依赖于理论流派的区别，而是高度围绕国家和地区界限来划分的。比如，美国学术界就倾向于将研究局限于解释单一国家的变化，因此对特定国家之语言、历史、文化和制度的了解要远重于对定量和抽象方法的掌握，后者恰恰是进行普遍性研究的有利工具。一方面，研究者不停地试图调和那些宽泛的普适性理论与具有特定案例和情境的知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学科的专业分工又使这种努力难以成功，因为专业细化导致学科碎片化，而远非提供某种宏大的普遍性基础。④很多研究体现了这一张力。比如，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在描述多地区民主化存在高度多样性的同时，还希望提出一种满足特殊语境的普遍化理论。⑤不同地区有其独特的民主环境，包括文化背景、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等，这导致民主化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多样性。然而在描述这些多样性案例的同时，邦斯的最终目的却是提炼出一种能满足不同语境的普适性理论。她分析了多种相关的方法论，包括从邻近案例和结果中分离出深层次的背景性因素。她希望表明，这样的差别对建立可靠的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普遍化理论很重要。她总结道，虽然民主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化成果的不确定性，但民主化的过程却是一定的。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y)在研究有关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方向的问题时，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理性主义者常常故意对研究问题进行限制，使其处于能够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区间内，并且其研究往往依赖于通用的分析机制;结构主义者则在关注所谓的“大问题”的同时，又要求相关回答是精确的和详细的。⑥通常，人们希望根据案例的特殊语境确定一些参数，然后将这些特定参数糅合进一种抽象理论中;在验证该理论的普遍性的同时，实现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结合。但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情况相反，两者的结合依赖于符合案例的特定理论与普适性的研究手段的结合。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尽管难以调和，但1960年代以来它仍旧吸引着无数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作出不断尝试。然而，不论他们提出了何种看似成功的一般化理论，这些理论往往都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⑦实际上，这种结果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主题为“比较政治学中理论的角色”的研讨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众多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量级学者对普遍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却仍旧以大多数人支持继续建立有关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告终。⑧持续的努力不断印证着这样的两难困境：为了追求理论的普适性，学者们不断将各种变量添加到普遍性理论中，如此一来，即便拉近了普遍性理论与更多特定情境的距离，但也使普遍性理论渐渐丧失了归纳性。⑨

　　事实上，在反思这样的艰难局面之前，有必要适时回顾一下比较政治学的根本目的与价值所在。从上文对比较政治学概念的介绍可以看出，就其发源和发展而言，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的诞生是源于辨别政治世界中的相似和相异现象的需求。它运用比较的方法对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最终归纳出政治规律，帮助我们描述、解释、认识甚至预测政治现象。既然探寻政治规律、预测政治现象是其研究目的，那么任何使这一价值丧失有效性的因素都应当在萌芽阶段被排除掉。在徘徊于两难境地时，指导抉择的最根本原则应当是：确保对规律的历史把握、对现象的精确解释以及由此作出的有效预测。如果处于比较区间内的各个案例，其条件和表现在本质上存在不同，那么比较政治研究在实现根本目的和价值这一目标的推动下将本能地呈现出特殊性和多样性;如果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导致视其为源发性背景的各种结论难以调和，那么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就应当果断地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

　　一个明显问题浮出水面：既然比较政治学的两难境地如此显而易见，那么为何人们在走进这个误区时并没有及时警醒或作出防范呢?是什么促使人们即使违背初衷和常识，即便从未取得显著成果，也仍要追求一般化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的观念背景。20世纪50、60年代，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兴起追求一般化理论的热潮，甚至使得着眼于特殊案例的阐释性研究一度因缺乏因果性和一般性而受到排斥。一方面，对普遍性的着重强调正好迎合了建立政治科学的需求：引进科学的方法，用自然科学的态度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促使知识更具归纳性和内在一致性。行为主义批评一些学者不能引进科学方法来寻求普遍性，认为比较研究的目的正是构建跨国的普适性理论，比较政治学是构建关于政治现象之普遍性解释的学科。⑩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观察到观念正在发挥引导的作用。

　　但这并不是我们发现的全部。更为有趣的是，同一时期也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价值及其制度取得全球霸权的时代。对普遍性的执着代表着对唯一的既定制度、程序、价值的坚持，它逐渐忽略甚至刻意忘却了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质。倘若说科学主义制定的研究议程淘汰了那些追求特殊性和偶然性的比较政治学理论，那么二元对立的观念则更隐晦地在价值层面上坚定了寻求自由民主的普适性这一目标;更何况，科学主义的引入在本质上就是二元观念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侵入。换句话说，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研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实际上是二元价值观念取代多元价值观念这一变化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具体体现，尽管这种推动作用被掩盖在比较政治研究对普遍规律和效用最大化的理所当然的追求中。

　　对规律的探索暗含着对普遍性的追求，但不能忽视的根本性问题是：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比较政治学与自然科学的一大区别在于，因直接受到诸如政治行为者等不定因素的影响，它难以构建起超越时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化理论。(11)即使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在比较研究中寻找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以便使研究的结果在其他的场合也同样具有价值，但这种“普遍性”应当严格发生在具备这种相似潜质的个体间。换句话说，特殊性的要求针对的是每一个比较案例，而普遍性则应当限定在严格选择的、可抽象出相似性的群体之间，且这一群体的形成不依赖于某种特定价值观的过滤，而是由历史发展带来的自然分化。

　　三、方法论整合的多种途径

　　如果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与困境反映了二元观念引导学科内部走向方法论误区，那么执着于跨学科的一体化方法论则体现了学科间亦存在观念性误区。

　　研究分工和次级学科的发展加剧了学科的碎片化程度。加固学科边界的需求不仅要切割研究对象，还涉及方法论领域。但单一学科的方法论不足以应对现实中复杂而多面的难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整合学科方法论的回流。然而，在选择何种整合方式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再次出现分歧：他们因态度和认知上的差异而提出了不同的整合方法，交叉学科的主流研究模式不一定符合比较政治学的特点，而放弃宏大的、高层次的一体化偏好也许能更好地使比较政治学从交叉学科中获益。

　　跨学科的一体化方法论

　　跨学科研究产生于应对复杂而多面的现实问题的需求，它是发展学科一体化的一种尝试，被认为在理论上具备连续性。建立一套跨学科理论需要对有关问题、主要因果关系和预期结论提出一套公认的假设，以及对适合于解决当下难题的方法的认同。清晰的、概念化的变量之间必须存在可明确说明的关系，关键原理必须在逻辑和连贯性上保持完整。

　　在过去的50余年里，比较政治学从一个存在大量描述性研究的领域转型为一个更加注重概念化、理论化的领域，期间还伴随着科学方法和普适性目标的引入，也就是使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并对未来具有预见性。科学方法对政治学传统进行了改造，引入了清晰而准确的方法论范式，以便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展开。比如，统计分析的方法凭借明确的测量标准对概念展开严谨操作，从而有效地提出了可以被估量和推广应用的数据。这些科学方法由于在概念、标准、操作上获得了交叉学科的认可，因此有利于跨学科理论的发展。

　　然而，当研究者们怀着宏大的目标，试图建立一个具备普遍性、糅合各种理论、外在地打破了学科边界的跨学科理论时，以及当我们试图运用其多样化的视角来帮助理解庞杂的现实问题时，却往往发现情况不如想象的那么乐观。

　　以女性研究为例。在过去的40年里，女性研究明确地按照跨学科的逻辑建立起来，并且美国和英国的许多大学设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跨学科研究不仅引入了众多学科的知识，还要求在同一时间点上整合这些传统视野以形成新的超越学科边界的理论和知识。然而，尽管创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专业杂志和学术会议，研究结果却往往停留在单学科领域内。甚至在该领域占据最核心地位的期刊也是按照学科边界来组织稿件的，比如《女性与政治》、《政治与性别》等。出现这种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学者必须在各自学科内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认同。学者受到的训练主要是单一学科的，并且被制度化地封闭在该学科内，该学科控制着他们的职业结构，并有权评判他们的学科知识的有效性。(12)

　　更令人无奈的是，许多问题的研究还受到时限性的困扰，它们仅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其价值常常随着这一时代的结束而消减。这一因素同样阻碍了跨学科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13)比如，致力于东欧研究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显得日益无用;在全球化世界中，那些针对专门地区建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也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而像美洲印第安人研究这一类的研究领域——需要大量强调地理区位而非普适性理论——更是与目前一体化的学术潮流背道而驰。(14)

　　跨学科的一体化方法论旨在打破学科边界、糅合多科理论，以便能够多维度地、整体性地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中复杂而多面的难题。然而，在学科高度分化的大背景下，这种高层次的交叉研究很难实现。

　　专业化分工使碎片化的学科更趋于保守，毫无芥蒂的学科交流本身就难以实现。更何况有效进行跨学科交流的前提是概念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而这一点在以模糊性与多元化著称的社会科学内恰恰是难以保证的。正如安东尼·詹姆士·葛瑞格(Anthony James Gregor)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局部公理化，其必要条件也应达到语义和语法的确定性。然而……绝大多数致力于比较政治研究的专业文献都充斥着模糊和多义之处。”(15)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概念缺乏清晰度，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同一个词汇可能作出相异的概念阐释。且不论学科之外，即便是在比较政治学内部，想在不同的比较单元之间转换这些概念都会面临不少的基础性挑战。比如，“民主”这一概念在从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被引入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的过程中，其释义发生了剧烈而模糊的变化，以至于学者很难运用它来对两种政体的表现进行准确无误的比较。

　　不仅是模糊化的概念的适用性受到限制，而且比较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变量也常常与公认的定义和测量方法相抵触，而如果要将外来方法引入比较政治学，就必须先依据实证主义的标准对其作出研判，必须对事物加以观察以便引导和实施对理论假设的系统性实证检验，如此，这些方法才能被比较研究所接纳。(16)

　　将跨学科方法引入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是希望对那些难以在单一学科内解决的难题作出解释并将其理论化。(17)然而，跨学科理论的创建却与本质上以问题为导向的比较政治学不相容。(18)不同于以理论为导向的其他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是经验性的、复杂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前者从文献中提出问题，而后者则直接从事与经验性难题和案例相关的研究。(19)亦即，比较政治学对研究问题、主要因果关系和预期结论等的设定会随着经验层面的具体问题而发生变化，因而无法保证每一次研究在方法和结论方面保持逻辑上的连贯与完整。更甚者，有些研究连能否建立确切的因果联系都不甚在意，只满足于提供一套精确的描述。尽管这一学科的性质在二元化观念和科学主义的改造下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总体上而言，这没有根本性地使这一分支学科就此融入追求一体化的跨学科阵营。

　　以二元化的科学主义来切割政治学，会导致诸多复杂难题无法在单一学科内获得解决，继而又推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回归和发展。尽管高层次的一体化难以实现，但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却是有利的，因而需要持续下去。假如能够将学科之间展开交叉研究的层次放得更低，从而更贴近实际操作，那么我们也许既能避免上述一系列难题，又能使比较政治学从交叉学科中获益。

　　低层次的交叉学科交流

　　当比较研究进展到一定的高度或阶段，学者们发现政治学的知识不能充分或完整地解释政治现象时，或者当他们想实现某些创新时，他们就会对其他学科加以借鉴，将本学科之外的理论、概念和观念引入比较政治学中，以便对难题作出解释或实现理论创新。比如，借鉴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视角来观察和解释传统制度主义难以应对的政治现象。尽管这种借鉴也面临着“发展于某一具体学科的理论难以适用于其他学科”这一难题，但由于其动机仅仅是借鉴新知识以帮助完善或转换政治学自身的概念或理论，填补比较政治学的空白，因而不要求实现跨学科方法的一体化——实际上，引入其他知识以完善原有理论体系比起跨学科地糅合各种理论来要容易得多。因此，借鉴更容易成功，也是“学者尝试打破学科界限、重新进行交流的最常用渠道”。(20)

　　而在比借鉴更为高级的层次上，也可能存在多个学科的学者围绕共同关注的话题，彼此展开互助研究，以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复杂而多面的难题。如果说跨学科研究是在一个单一的时间点上对学科知识进行整合，那么现在这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则是诸种研究范式的集合。当比较政治学面临的某个难题具备多面性，同时受到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策研究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那么他们就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内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这些相互关联的解释最终汇合，就形成了多维度的“解释集”。比如，福利国家由于涉及国家、社会、市场等多个维度，因此成为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政策专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共同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没有被次级学科间的不同理论假设过多局限，从而围绕同一个研究对象引入了多视角的理论来帮助理解案例。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范式显然也比那种自我宣称是综合性的和普适性的理论更具现实意义。

　　尽管较低层次的交叉学科的交流常常是随机的、临时的，缺乏追求一体化的跨学科理论所具备的计划性和普遍性，但这些方式依旧能够扩展比较政治学的观念和知识。实际上，在比较政治学中很少能看到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的真实案例，比较政治学也并不具备建构跨学科一体化理论的条件。

　　随着新旧视野的不断交融以及研究对象的推陈出新，比较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学科建设都在发生变化。仅仅关注变化的表象显然是不够的，把握真正推动这些变化的现实因素与理论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抓住学科变迁的脉搏，这既有利于对比较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取得的成果进行中肯的评价，又能对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审慎的预估。

　　在那些影响方法论变革的因素中，我们通常能对诸如政治环境、研究对象、总体学科水平等外在的客观因素有着直接和显著的关切，而对在实际中使种种客观条件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发挥作用的那些极具变数的“人”缺乏应有的重视。研究者的知识储量限制了他对研究问题的认知和对方法论的运用程度，而他所具备的背景性的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等观念，往往时时刻刻甚至悄然无声地影响着研究者的问题偏好、方法选择、过程安排乃至结论预设。这些观念类因素能对研究方法产生筛选和引导作用，从而在整体上左右方法论变革的实际情形。

　　在过去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内和学科外都陷入了方法论误区。在学科内，追求理论普遍性的努力被无限放大，以至于不能达到学科对理论与经验之间实现基本平衡的要求。在学科外，交叉学科蓬勃发展，尽管一般化理论具有更广阔的实用价值，跨学科方法论能更完整地解决单一学科无从应对的难题，然而这些努力方向却脱离了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情况，陷入两难境地。

　　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以人为基础的研究，而人与自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观性和不可预测性。将二元对立的观念植入本质上多元的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模糊性、狭隘性等局限，但前者全面主导乃至取代后者，只会导致社会科学在方法与现实、理想与实际之间的关系方面出现混乱。

　　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方法应更重视多元化而非普适性。越是宏大的目标，往往越容易脱离现实，成为空中楼阁;越是二元对立的观念，越容易将研究导向学科目标的对立面，既不能对特殊案例提供有效解释，也无从在比较中得出富有价值的成果。一直以来，历史规律就蕴含于社会发展的多元特征中，方法论变革只有不脱离开这个范围，才能避免轻易跌入陷阱。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

本期编辑：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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