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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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
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在过去的150年时间里，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运动或政治策略，民粹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时至今日，这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超越了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及经济水平差异而广泛地存在于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民粹主义既是学术讨论中极具争议性的议题，也是公共舆论中莫衷一是的话题，但无论争论如何激烈，意见如何分歧，人们却有一个罕见的共识，即民粹主义是一个负面的、反动的和破坏性的东西。于是，每当一个民粹主义高潮来临，人们便会惶恐、困惑，不断地反思检讨，寻求应对之策。2016年的世界政治舞台发生了两件大事——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人们从这两场涌动着对抗性民意和交织着政党政治的事件中，惊觉21世纪民粹主义浪潮的第一次总爆发。对于许多沉浸在全球化高歌猛进大潮中的人们来说，这一波民粹主义或许是始料未及和突如其来，但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发生与蔓延，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根源，有其一定遵循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路径。民粹主义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爆发，汇集了此前至少30年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小小的民粹运动。最新一波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即是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在这种右翼民粹与左翼民粹同时出现的现象背后，是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尖锐对立。引领全球化潮流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如何成为民粹主义新浪潮的推手，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民粹主义的界定及其在历史上的三次浪潮
何谓民粹主义?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它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抑或是一种政治策略与政治风格，人们各持己见，而之所以有此术语，只在于一个很单薄的概念核心，即“民众中心”或“人民至上”。西方学者们发现，对于民粹主义，除了“崇尚人民”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纯洁的人民VS腐败的精英”的二元思维框架外，似乎很难形成其他共识了。事实上，被指为民粹主义的主张极其庞杂，它首先主张普通平民的需求与愿望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坚决反对现行体制及当权派精英，它在理念上与平均主义、社群主义、阴谋论、反智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等概念都有交叉关系，在实践上与直接民主、大众动员、草根政治、社会运动、“卡里斯玛”型政治等现象有密切联系。因此，要识别民粹主义，大致可以把诸如依赖普通民众支持的草根性、反主流和反建制的反抗精神、建立在传统文化或民族情感之上的保守主义情结，以及与威权主义、“卡里斯玛”政治的特殊联系等表现，视为民粹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和运动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传统观点对民粹主义有两种解释框架，分别给民粹主义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名声。一种是价值层面上的民粹主义。它被称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或“下层人民的主义”，它推崇平民大众的价值、理想与利益，强调他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首创精神。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关注社会正义与经济平等的社会理论，体现了维护大众利益、维护平等公正、崇尚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外来干涉等正面价值；另一种是工具层面上的民粹主义。在西方政治中，被指称为民粹主义者“意味着鲁莽、不审慎的煽动”，一些政治人物“越过其他政党而直接呼吁民众通常被认为是声誉不佳的，因为他们常常是妄许不能兑现的诺言，空开世上没有的药方”。为了获得最广大的民众支持，民粹政客常常借由甚至夸大外在的危机或威胁，煽动民意，吸引民众扈从，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装饰品，是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
民粹主义尽管概念单薄和形象冲突，但是它出现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却有着将近150年的历史。今天这场盛行于欧美的民粹浪潮之前，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一共出现过三次高潮。前三次高潮的出现虽然各有其政治、经济与文化根源，也各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就结果而言，都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定位上具有相似的特点，即三次高潮的主流基本上是属于左翼的激进主义，间或有少许右翼保守主义成分，但并没有出现左右翼两极同时并举的情形。
民粹主义的第一波由1870年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和1892年的美国人民党运动构成。这两场运动出现于现代化转型中的俄美两国。1874年，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发动“到民间去”运动，试图发动底层农民阶级，解决正在瓦解中的俄罗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几乎同时，美国西南部农民精英的“农民协进会”和“美钞派运动”开始为“人民党”的成立积累农民斗争的经验。1892年，“人民党”成立，正式开启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俄美两场民粹主义运动在内容上有相似性，即都持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反资本主义的主张。俄国民粹主义是一种企图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利用农民的传统村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美国人民党主义强调一种维护农场主利益的、反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立场。因此，两场民粹运动都是一种具有阶级政治色彩的左翼运动，在俄国是农民阶级对抗沙皇政权，在美国是农场主对抗工商业精英。俄国民粹派思想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具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内核。“到民间去”运动是一场激进知识分子引领的农村革命运动，直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民粹派才分化为左右两翼，而右翼民粹主义遭到列宁的严厉批判，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美国“人民党”运动中也具有右翼的反移民、反国际金融的内容，如旨在限制中国移民的1882年《排华法案》就是由这场运动导致的，但从性质上看，1891年的“人民党”运动的主流是一场左翼的、反精英的农村运动，农场主与有组织的劳工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大银行家的垄断。总的来说，第一波俄美民粹主义运动是两国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农民运动，都表现出鲜明的左翼激进主义色彩。
民粹主义的第二波当属20世纪30—60年代的拉美民粹主义运动。众所周知，民粹主义几乎是拉美政治与经济的专属标签，历史上的拉美民粹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它实质上是一场出现在拉美多个国家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左翼群众运动、劳工运动。这与拉美作为欧洲国家殖民地而较早地开始现代化转型有关，拉美的政党政治和城市化发展很早，劳工阶层队伍庞大；其二，这一运动证明了民粹运动与卡里斯玛政治权威之间的复杂联系。在拉美，民粹主义是“基于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组织的平民群体的政治运动，这些民众由扎根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精英领导，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由具有超凡魅力和个人化的领导连接在一起”。拉美民粹运动得到了城市劳工及反对现代化的其他集团的支持，但运动的领导者并非来自工人。拉美民粹运动中涌现过很多卡里斯玛型政治人物，被称为“穷人的倾诉对象”和“精神领袖”庇隆夫人更成为了“庇隆主义”的象征；其三，许多拉美民粹运动的领导者最后都上台执政，推行一系列具有民粹主义特色的经济政策，因此，拉美是全球政治中少有的、为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提供过长期实践的地区，使得“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不重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外部限制的风险”的民粹主义经济策略与拉美的实践历史地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拉美民粹运动既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更是一场浩大的左翼劳工运动，或者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拉美民粹并没有明显的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因素，它也有抵制和排斥外国力量侵入的主张，但更具左翼的阶级政治色彩，“可以被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民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
民粹主义的第三次浪潮是民主化转型在亚太国家与地区带来的副产品，其中以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粹运动声势最为浩大。从较早的20世纪80年代韩国以“光州事件”为代表的民主运动，到1990年代开始的台湾民进党的草根政治动员，再到泰国在1997年宪法颁布，以及2001年他信上台后发生的草根阶层与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剧烈冲突，这些带有明显激进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共同表现出强烈的反独裁、反威权、反权贵精英的取向，是这些地区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阶级矛盾、社会冲突的集中体现。时至今日，民粹主义运动为这三个地区带来大致相同的命运，韩国从民主转型的阵痛中走出来，进入了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阶段，但仍然时常为反政府、反权贵精英的大众运动所困扰；台湾政治经过多次政党轮替进入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巩固阶段，但是始终被民意政治、民粹政治所裹挟而难以预测；泰国则陷入民粹政客与军政权交替上台的拉美式民主怪圈。造成这种相似结局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转型过程中，精英群体之间在资源、权力上的争夺十分激烈，民粹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工具性、政治策略性的一面，一些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操弄民粹议题，声称为农民、为普通百姓伸张权利，但结果却带来了持续的政治秩序混乱和社会阶层分裂，一轮民粹风潮平息后，极易因政治操作而社会矛盾再次激发，再次引发民粹运动。民粹主义第三次浪潮所波及的主要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主要矛盾集中于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集中于以经济议题为核心的贫富之争问题。因此，从意识形态光谱上看，这些民粹主义运动基本上仍然属于左翼阶级政治范畴，它的社会基础以贫穷无权的中下层民众为主。
民粹主义是一种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学说或运动，它试图表达某种平民大众的集体诉求。而大众的构成，在内部看具有阶级性，在外部看具有民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民粹主义的政治表达通常是阶级性的或者民族性的，前者倾向于左翼激进主义，后者倾向于右翼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前三次浪潮基本上都是阶级政治的反映，有比较突出的左翼色彩，从19世纪末的美俄农民阶级、20世纪中叶的拉美劳工阶级，到20世纪末亚太地区的追求分配正义的底层民众，他们坚决地反抗腐败的政治经济精英，追求平等正义。与这三次民粹浪潮不同的是，今天新一轮民粹浪潮的极右翼趋势开始突显，阶级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政治表达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左右两极化同时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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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现象
21世纪初的全球化时代迎来了民粹主义的第四波浪潮。这就是今天席卷大西洋两岸、震撼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它以维护民族传统、反全球化、反外国移民、反高失业率为诉求，与极端右翼党派政治影响的扩张有直接关系，从欧债危机、欧洲议会选举、难民危机再到英国脱欧，这些政党煽动了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情绪；而在美国，正如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卡津所说，美国几乎就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典型国家，因为民粹主义是美国政治所必需的。2016年美国的民粹主义高潮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从“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再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民粹主义从左翼和右翼两个方向对美国的主流价值与政治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从左的方向来看，“占领华尔街”运动得到了“庶民觉醒运动”“大众民主运动”与“暴民运动”“阶级战争”的双重名声，但却将“99%普通大众vs1%富贵阶层”的左翼阶级政治重新带回到美国人的生活中；从右的方向来看，2016年特朗普当选背后有着某种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影子，有分析家认为，特朗普的胜利代表着美国民众对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黑人总统两度入主白宫的一个种族主义回应。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光谱十分复杂，在本次浪潮中的特点是同时出现左右极化现象，虽然一些针对欧洲政党的研究常常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激进右翼、极端右翼与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笼统的界定不能解释美、欧及拉美一些民粹主义力量从事阶级政治、支持左翼经济政策的现象。应该看到，欧洲民粹势力的扩张和特朗普的胜利的确较明显地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右翼威权趋势，而一些南欧、东欧民粹政党和美国民主党的桑德斯参选则代表着民粹主义的左翼改良趋势。
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和北欧是一股正在上升的强势力量，在美国则因为特朗普的出现也日益集结成为一种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力量，其基本主张是维护本民族利益，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外来移民在经济上和文化价值上的威胁，反对建制派把持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中有少数政党也赞成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如德国共和党和瑞士人民党等欧洲民粹政党也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但是，民粹政党更担心经济领域或私人领域的自由越来越被建制派力量所掌控，所以持鲜明的反建制取向。相对而言，欧洲政党政治中最有影响的右翼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利益之上的右翼威权民粹主义，它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主张优先保护本民族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同时“强调通过政治强人剥夺寡头的权力，把权力直接还给人民”。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崇信人民、民族与国家等整体性、同质性的价值，并认为人民、民族与国家是一体的，非本民族的异质元素(移民或外国文化观念)都是对本民族、本国同质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尤其德国对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进行过反思并将种族平等奉为普适的价值，因此，欧洲民族民粹主义者一般并不会持完全意义上的极端种族主义观，但仍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认为各民族虽平等但完全不同，外族无法融入迁入地社会，以至于会成为当地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统一性的威胁。欧洲民族民粹主义政党阵营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和英国独立党等。在美国，特朗普的主张接近欧洲右翼威权民粹主义，他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胜利意味着共和党建制派的溃败，其最后获胜则表明民主党自由派的道路受到质疑并面临修正的命运。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旨在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划清界限，他的两条竞选口号都散发出回归民族与传统、国内利益至上的民粹主义气息，“美国优先”口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著名的孤立主义口号，特朗普要将美国的大船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对共和党建制派极力支持的国际自由贸易持否定态度，主张采取高关税等重商主义手段减少贸易逆差、扩大国内就业；“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同样意味深长，在他的支持者看来，“再度伟大”的“美国”将是以白人为主体的“旧美国”，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使用“我们”，意思是他和他的支持者构成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我们”，由“我们”使美国再度伟大的，而黑人和拉丁裔则不属于“我们”。在走向大政府、本土优先和保护主义的道路上，正如政治经济学家赖克所说，“右翼威权民粹主义常常会将弱势的少数族裔群体当成替罪羊，包括移民”。
左翼民粹主义沿袭着民粹主义最正统的以阶级政治为核心的历史道路，专注于反对造成贫富悬殊、经济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弊端。民粹主义的左翼路径最初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某种联系，至今仍包含新左翼意识形态、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芝大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爱德华·席尔斯认为，“对于长期形成的等级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养及文化，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但是，现代欧洲左翼力量已经放弃了革命路径，倡导改良，当然，他们也不赞成走上妥协的、抛弃工人阶级而与大资本家、保守势力共享权力的“第三条道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哈特认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定位常常以对经济再分配政策的态度来判断，劳工政党在左翼，而保守主义党在右翼。左翼的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国家对经济管制，强调通过经济再分配以保障平等正义，倡导累进税制、强福利国家和公共服务。左翼民粹主义是左翼阵营中一种专注于阶级政治、经济议题的激进政治形态，它站在经济上弱势的底层阶级立场上，要求限制大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力，支持制定可以保障广泛的财富共享和平等分配的法律和规则。
在当代欧洲，左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发展远不如以种族政治为核心议题的右翼民粹主义，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南欧和东欧，它的影响力仍然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有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等，另外，保加利亚的“阿塔卡”联盟、匈牙利的尤比克党党虽然在政治上被认为是极右翼政党，但他们支持经济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因此，在经济上看有某种左翼民粹色彩。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左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民主党桑德斯的参选有关，桑德斯是美国国会唯一信奉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他动员和领导了一场旨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左翼社会运动，改写了美国选举的政治传统，即在以个人自由、私有产权为核心的“美国信条”主导多年之后，使得社会主义至少不再是一个禁忌词汇。虽然桑德斯在民主党党内初选中不敌资源雄厚的希拉里，他的参选止步于党内初选，但却成功地发起了一场左翼社会运动。有评论甚至认为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是一场伪装成总统竞选的左翼民粹社会运动，认为他的目的是为美国主流政治注入了这样一种左翼观念：美国剧烈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并非右派所说的“必要的恶”，而是源自那种将个人主义和竞争凌驾于公共福利之上的经济体系，应当而且能够通过政治行动加以改变。桑德斯从“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99%vs1%”的激进诉求中挖掘出阶级政治复归的核心元素——经济不平等，他提出了一套连贯而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包括为富人增税、强化金融监管、政府出资的全民医疗保险、公立大学教育免费、提高最低工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不管这套方案受到多少自由派人士的质疑和反对，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为美国政治提供了一个选项。
必须承认，民粹主义第四波的两极化并不平衡，虽然左翼民粹主义因其改良气质而更具包容性，但在西欧和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不如右翼民粹主义。就势头而言，狭隘和排他的右翼民粹比左翼民粹更为强劲。2012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曾发表《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能否在中产阶级衰落后幸存》一文，认为金融危机后全世界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民粹主义主要来自右翼，而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他将其归咎为左派思想的缺失。确实，直到“桑德斯现象”出现之前，在引领思想和发动社会方面，近数十年内确实没有一位左派思想家能够对经济变迁中的发达社会做出连贯一致的结构分析，也不能提出保护中下层阶级的现实可行的政治议程。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劳工阶层在不断萎缩，劳工运动已经近乎偃旗息鼓，贫富分化、经济不平等现象与其他非经济议题交织在一起，单纯的阶级政治议题很难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而一些因全球化引发的诸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种族多元、文化宽容等议题则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党竞选纲领，因此，这一趋势并不是某一位左派思想家所能改变的。在左翼力量的组织化方面，20世纪50年代通过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和《劳工管理关系法案》，已经注定了美国劳工政党的衰落。1955年，美国最大的两个工会组织“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重新合并为“劳联—产联”，美国工会从此仅仅成为一种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机构，不再具有政党特征，美国的阶级政治则再无组织化的力量推动了。财富分配不公等经济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直到“占领华尔街”运动，才再次成为焦点。但历史吊诡的一面却是，左翼政治在复兴之时却面临新的挑战，因为它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政治社会学对于西方选举政治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判断，即劳工选民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而中产阶级选民更多支持右翼，这种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时大致是准确的。但是，到了21世纪初叶，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后物质主义议题大量涌现，左翼思想和政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中产阶级，而越来越多的劳工阶级转而支持右翼保守主义。
虽然左翼政治相对衰微而且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但在这一波民粹新浪潮中，它却与右翼同时再现。金融危机后，左翼民粹主义在南欧的繁荣与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的强势登场，美国大选则是同时出现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这种情形绝非偶然，正如英格尔哈特所指出的，尽管桑德斯和特朗普在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光谱上位于对立的两极，但是特朗普的言辞中隐约可见桑德斯在反大财阀、大银行家时清晰表达的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愤怒。西方民粹主义政治两极化的同时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有密切关系，它们肇始于同一种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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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迷途：民粹主义两极化发展的制度根源
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凯恩斯主义无法带领资本主义世界走出两次石油危机后的“滞涨”困境(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在一片声讨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开始占据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在1990年经由“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开始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和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工具，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它引领经济全球化将近30年。新自由主义是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它在经济上主张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匹配的唯一能够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所谓“宪政民主”，反对集体化的公有制和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推崇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国际战略上追求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主张将整个世界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新自由主义是近3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包罗众多学派与思想的，在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等三种体制中都有充分渗透的理论体系。它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三个层面上确定了全球化的基本形态，新自由主义激发了民粹主义左翼与右翼的同时爆发。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政策，这套经济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运行了将近30年，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进而引发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最终结出了恶果。这些恶果除了因缺乏国家有效干预、放松金融监管而导致经济复苏乏力、虚拟经济膨胀之外，最严重者是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剧、经济不平等现象越演越烈，普通民众在经济上的被剥夺感空前强烈，经济焦虑成为社会秩序失衡、分化的导火索，惊人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撕裂多元化的社会。“占领华尔街”运动让“99%vs1%”这个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意味的口号举世皆知。这个口号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1%的社会顶层成员占有财富之多及其财富增长速度之快远远超过其余99%的社会成员，“全球最贫穷的10%人口，在1988-2011年间，每年收入只增加少于3美元，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却暴增182倍”。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全国收入的比例已达24%，到2011年，这些最富有的人口控制了全国财富的40%。据乐施会在2017年1月17日发布的题为《99%人口的经济》的报告认为，2016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来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的总财产，占全球总人口一半，而八大富豪中的六位出自美国。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一直在试图寻找造成这种贫富悬殊现象的制度根源。2013年，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回报率始终超过收入增长率，最终必然造成财富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固化，而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扩张，是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在1930-1975年间稍趋缓和后再度加剧的根本原因。皮凯蒂的基本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而具体政策诱因则起自于里根时代的金融化和减税政策。美国在1980年以后大幅削减最高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导致顶层1%的社会成员的财富流动率极低。从结果来看，减税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保守主义者主张的通过富人投资或消费来促进就业，使得财富从顶层向下层传递的“滴漏效应”被证明是无效的。左翼民粹主义既是这种现象的应激性反应，也是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即一方面是市场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反的，源自社会的、限制市场扩张的倾向。左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对财富分配不公、阶级剥削加剧现象的激进主义回应，它以身陷经济焦虑的底层或中下层民众为社会基础，追求平等公正，主张分配正义，它比右翼民粹主义更具变革意识，更有完整的经济主张，如左翼民粹主义反对市场扩张，主张国家干预，支持充分就业、高工资、最低工资保障、限制外国公司、偏好公共部门而非私人部门等政策，其标志性经济主张就是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正是引发左翼民粹主义情绪、将阶级政治议题重新推上前台的重要根源。
其次，除在经济上助长财富不平等之外，新自由主义也在传统价值与民族文化方面带来巨大改变，而正是文化价值上的变迁激化了身份政治和其他单一议题政治，使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得以萌生。事实上，起自于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全球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该排除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不应该导向全球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的一体化。正如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在‘超国家的欧洲’，多样性不应该也不会消失……本质上更为活跃的民族国家观念，要求多样性的积极参与”。但是，欧盟追求的一体化模式与欧洲国家多样性之间事实上形成一种对抗性关系，新自由主义通过“华盛顿共识”向全球推广，鼓吹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它将导致某种统一标准下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建立在自由民主理念之上的文化价值体系，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种族多元、文化包容和边界开放等成为这个时代的进步价值和主流价值。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一种信仰，即自由、多元、宽容、开放将带来更和谐、富足与共享的生活。然而，对于在美国人口结构中比例不断缩小的白人蓝领阶层来说，自由流动、开放多元的社会并没有带来不断提高的生活；对于基督教福音派来说，新移民的涌入使得基督教徒的人数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开始下降，并且同性婚姻合法化还强烈地冲击了基督教的道德底线和家庭价值观。与他们深有同感的，还有那些年长者、文化水平较低者和缺乏劳动技能者，这些人被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远远地抛下，不仅在经济上与富有阶层存在着阶级分化，而且在文化价值与身份认知上面临巨大的威胁与刺激。在美国，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近年来拉美裔人口增长迅速，白人比例缓慢下降，按目前速度推算，未来数十年内白人人口将减少到50%以下，不再成为美国的“主体民族”。在德国，随着英国“脱欧”连带效应的不断扩大，有45%的人认为欧盟会最终损害德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全球化的失落者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冲突甚至道德上的分歧，他们的内心深处会产生对于主流价值、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叛逆情绪，更倾向于支持极端保守的、本土与传统取向的右翼立场。英格尔哈特认为，传统的从经济维度来定位左右意识形态光谱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还必须考虑文化维度上的差异性。当前在欧美，诸如同性恋婚姻、堕胎、移民以及环境保护等非经济议题已经跨越了不同经济地位的各个阶层，造成了新的政治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建立在身份政治、单一议题政治的基础上，在反欧盟、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等议题上与新自由主义全面对峙，其根源即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鼓励文化多元与宽容的同时，却未能保护好传统价值与民族文化，造成了剧烈的身份危机和在非经济议题上的价值对立。
再次，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民主价值，在政治上建立了一整套代议民主制度，但是，这套政治制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暴露出严重的缺陷，主流政党面临代表性危机，民众对政治日益疏离、反感，结果便是欧洲激进的左翼政党和保守的右翼政党都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美国则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内分别出现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分化势力。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民粹主义运动早已作为代议制政治的反应物，作为对美国两党制政治的挑战，像装饰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2016年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延续了这一反抗政治的历史。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是自由民主的忠诚信奉者，他将平等权视为政治参与必须拥有的政治资源，但他也承认即使是做得最好的发达民主国家，其公民在政治资源、参与能力和参政机会方面也仍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他发现“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资源、地位和机会，以及知识、信息和认知能力的分配造成的”。很显然，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并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就民主政治的初衷而言，代议制民主应以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的代议、代表过程中，民意被稀释或被延迟，甚或被扭曲和被操作，所谓公民表决权、公民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旨在弥补代议制缺憾的直接民主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行使。被称为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诺姆·乔姆斯基尖锐地指出，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可笑的，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政治权力和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为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作序的伊利诺伊州大学传播学教授罗伯特·迈克杰尼斯也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它代表了一个商业力量更强、更富侵略性而且比以前面临更少的有组织的反抗的时代”，因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强势的体制，生成了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副产品——“以愤世嫉俗、遇事漠然为特征的非政治化的民众”。根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于2016年10月17日共同发布的民调，仅有54%的年轻选民(18—34岁)对总统大选有兴趣，与八年前的大选相比下降了30%，可以看出，年轻民众对美国选举政治、两党体制的厌烦和对“美式民主”的失望。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所向往的政治制度不能仅仅通过立法手段使之存在就可以让它有效地运转了，它必须“在人民心灵的习惯中赢得一个位置”。换言之，代议政治、两党政治即便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必须在民众中产生回响，而不能仅仅成为精英阶层角逐权力的游戏。
代表左翼民粹主义的桑德斯恰恰在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年轻选民更在意是否能让华尔街的富有阶层和亿万富翁“交更多的税，有更少的特权”，他们支持关于改革税制，提高富豪税率，改变企业不合比例的巨额分红制度等一系列激进变革。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久违了的左翼社会运动。同时，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右翼民粹主义也同时展开。持极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特朗普在中西部、中老年白人选民中找到“隐藏的”选票，这些没有得到全球化惠顾的选民把他们内心潜藏对白人为主体的“旧美国”的怀恋、对基督教传统价值被侵蚀的担忧，转化为一种反建制派、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本土主义、孤立主义情绪，这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最终通过选举机制在国家政治层面产生影响。在欧洲，弥漫于英国和欧陆的疑欧情绪与欧盟的民主赤字有密切联系，在政治、经济精英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不断让渡经济主权，欧盟在经济领域掌握了大量与其政治责任并不匹配的权能，而成员国民众对欧盟的监督与约束十分有限，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主义政党席位增加正是欧盟政经体制失衡的结果。这表明，正是在不断扩张却左支右绌的自由民主浪潮中，在新自由主义备受诟病的民主实践中，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都找到了反抗的理由，也找到了各自的支持者。
民粹主义在其150年的历史中一共出现过四次高潮，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有其大致遵循的萌生与发展的路径。历史规律表明，民粹主义浪潮大约是20—30年发生一次高潮，四次浪潮之间有间歇，民粹主义的高涨和低落直接对应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与缓和。21世纪初叶的全球化时代，因财富分配不均引发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导致了左翼民粹主义，因传统文化与价值被改变引发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造成了民粹主义两极化同时出现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终究不会成为一个持久的社会政治现象，纯粹的民粹主义经济策略缺乏成功实践的条件，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而诉诸激情政治或情感维系的民粹动员也很难持久。当失衡、走偏的政治经济得到矫正时，民粹主义浪潮终会消退，但当民众不满再次积聚并爆发时，它又可能卷土重来。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本文编辑：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