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欧洲政党党员数量的衰减
作者简介：
英格丽·范·比森，荷兰莱顿大学的比较政治学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
彼得·迈尔，欧盟大学研究院的比较政治学教授；
托马斯·波甘克，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政治和社会学教授、德国波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曼海姆欧洲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对于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欧洲民主国家各政党的党员数量水平( levels of party membership) 进行了综述和初步分析，并探讨了党员数量变化对我们理解各种政党组织模式有何启示。开头的两个部分对欧洲民主国家党员数量的数据进行了广泛比较，分析了党员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变化，并把现在的党员数量水平与1980 年、20 世纪90 年代末的水平进行比较，并探索不同国家模式的变化( variations) 。在第三部分中，比森等人讨论了他们在党员数量数据中所观察到的变化趋势的一些含义，并指出: 党员数量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低潮，以至于它可能不再构成党的组织能力( party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的一个相关指标。又或者，如果他们继续把党员数量视为政党组织能力的一个有意义的衡量标准的话，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政党组织发展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低潮，以至于政党组织本身在形式上不再是衡量政党能力的一个相关指标。
在对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欧洲民主国家各政党的党员数量水平进行的概述中，比森等人建立了三个目标。首先，他们希望更新迈尔和比森所记录的数据( Mair and van Biezen，2001) ，这些数据建立在卡茨等人更早的研究之上( Katz，1992) 。通过收集这些数据，他们能够再一次幸运地依赖于欧洲大量政党学者所提供的慷慨帮助、建议和信息。
第二，比森等人试图扩大他们记录数据的范围。他们早期的研究涵盖了20 个欧洲民主国家，包括西欧大多数老牌的自由民主国家，南欧年轻的民主国家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四个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这一次他们已经能够额外收集七个国家的数据，包括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和塞浦路斯，从而使国家总数增加到了27 个。这意味着他们的研究现在实际上涵盖了欧洲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除了一些小国家，比如冰岛、卢森堡和马耳他，或最近巩固的民主国家如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个更大且更为全面的样本将促使对于当今欧洲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规模的调查更为详尽，而且更有利于探索老牌的和新兴的民主国家之间党派( party affiliation) 发展模式差异，特别是对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
比森等人第三个目的就是探索党员数量水平随时间产生的变化，并评估这些在20 世纪被观察到的趋势在何种程度上继续保持到了21 世纪。在早期研究中的结论是: 无论通过绝对数( absolute number) 还是选民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he electorate) 来表示，党员总数正处于明显的流失中( Mair and van Biezen，2001: 11) 。不仅仅是卡茨等人所指出的相对于选民规模的党员数量持续流失，而且有证据表明，党员数量的绝对数也第一次处于非常剧烈而又连续的下滑中，这意味着各政党正在努力维持他们现有的组织而且无法招募到大量的新成员。正如比森等人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展示的，这两个趋势在21 世纪初继续得到体现，从而加重了人们想要从政党政治中解脱出来的感觉，这种解脱感似乎在20世纪90 年代就开始加快步伐了。
按照在早期的研究中同样的思路和方法，比森等人在此呈现的汇总数据( aggregate data) 都是基于政党自己报告的直接又独立的党员数量数据，这些数据通常被警告为有潜在的不可靠性( Mair and van Biezen，2001: 6 － 7) 。虽然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包含更多的数据，但是数据的不完整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时一些小党没有被包括进来或者党员数量数据有时无法获得。因此，以选民的百分比表示的党员数量水平( M/E) 可能略微地低估了真实的党员数量比率。与此同时，由于组织资源或合法性的原因，政党可能倾向于夸大他们的党员数量水平，这可能与高估党员总数量比率有着相反的效果。如果这些趋势存在净影响( net effect) 的话，比森等人也对此知之甚少。同时，像调查研究产生的证据这样的替代数据源( alternative data sources) 并不总是一个合适的替代品，因为他们有时会遇到可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等类似问题，并且在试图追踪长期趋势时会导致特殊问题。但是，有一个替代数据源看起来很稳健，那就是欧洲社会调查( ESS) 的第四轮调查，其中包括了一个对于政党党员数量的单独调查，涵盖了比森等人在政党数据中所涉及的27 个国家中的23 个。这不仅仅提供了对2008 年党员数量水平调查的一个简单印象，也提供了一项对汇总数据有效性的重要检查。比森等人将在下文探讨这个问题。虽然他们对跨国家和跨时间的党员数量全面分析十分有兴趣，然而选择有限，因此他们主要依靠政党的汇总数据。
在相对普通的党员数量流失问题之外，比森等人也预感到有两个主要区别将会在数据中显现出来。第一个区别是，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的党员数量水平仍将明显低于老牌的西方国家。它符合大多数文献中对于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期望和假设( Kopecky，1995; van Biezen，2003; Lewis，2000) ，并且已经在20 世纪90 年代末记录的党员数量水平中表示出来( Mair and van Biezen，2001) 。事实上，无论是这些民主国家的新兴，还是由于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所导致的传统分工( traditional cleavages) 的削弱( 如果没有消亡的话) ，又或者是政党组织利用现代通信网络来争取支持，这些甚至都有可能长期对建立群众组(mass organizations) 有消极的影响。尽管发展程度明显不高，在20 世纪70 年代摆脱独裁统治的南欧国家可能依然如此( morlino，1998; van Bieze 2003) 。换言之，比森等人继续预测: 越新的民主国家，它的党员数量水平可能越低。
第二个区别可能十分明显，那就是大的民主国家和小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区别。国家大小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是由达尔( Dahl) 和塔夫特( Tufte) 第一个提出的( Dahl and Tufte，1973: 43) 。他们假设“公民群体越多……想要参与的动机越缺乏”———这个命题对党员数量的含义十分明显。现有的经验证据似乎也表明党员数量水平( 不论是工会还是政党) 和国家大小之间的关系。例如，巴尔托利尼( Bartolini)和迈尔指出较大的欧洲国家在组织( 政党和工会) 密度层面上趋向落后于较小的国家( Bartolini and Mair，1990: 235) ，并且暗示这很可能反映出一种系统属性( system property) 。迈尔在别的地方也指出过同样的趋势，韦尔登也十分明确地讨论过它( Weldon，2006: 475) 。韦尔登的结论是: 一个国家的扩大“明显地减少了两种类型的参与———加入政党和党内成员参与”。虽然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区别很重要，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相关的差异是绝对的还是渐进的，又或者与应该用来测量它们的标准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比森等人预计: 因为与文献相符，同时也符合20 世纪90 年代末期的明显趋势，“较小的”的国家将有相对较多的党员数量。
21 世纪的党员数量
比森等人所列出的第一组数据基于最新获得的数据，总结了当今欧洲民主国家党员数量的总体水平。这些数据用以下两个标题来显示: 用原始数据( raw numbers) 来表示的党员总数量和以选民的百分比表示的党员数量( M/E) ———一种更适合于跨国比较的指标。这些数据列在了表1 中，以国家的M/E 等级从高到低排列。
表1 各国党员数量水平
如果把所有27 个国家加在一起，汇总数据显示平均党员数量比率刚刚不到4. 7%。这有点低于20 世纪90 年代末的20 国调查中所报告的5. 0% ( Mair and van Biezen，2001) ，并且大大低于20 世纪80 年代对更少国家的调查中所记录的水平( Katz et al. ，1992) 。这清楚地表明了下降的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得到了延续。当比森等人注意到他们早期研究中最初20 个国家的党员数量平均水平只有4. 3%，几乎比27 国的平均数低了半个百分点时，这种趋势就变得越发明显。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平均党员数量水平又下降了0. 7%。另一方面，由于包含了塞浦路斯( 16. 25%) 这个高党员数量的样本，27 国的总平均数被轻微地推高于20 国的平均数。奥地利持续的高党员数量水平也是值得注意的。塞浦路斯和奥地利都是明显的异常值，排除这两个数据将会降低国家总平均数至3. 9%。像拉脱维亚和波兰这样的国家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它们的党员数量水平甚至连1%都不到。另外，英国、匈牙利、法国和捷克也低于2%。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对20 世纪90 年代末党员数量水平的分析指出: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其他民主国家中脱颖而出，并且比森等人预感到这些差异将继续在最近的数据中显现。尽管民主政治从柏林墙倒塌后已经发展了20 年，但是情况明显就是这样。如果把所有新兴民主国家加在一起，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总体党员数量平均水平有3. 5%，相比之下那些老牌的民主国家的平均数有5.7%。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于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所引起的，因为和比森等人的期望相反，三个南欧民主国家现在的党员数量平均水平( 4. 9%) 实际上高于27 国的总平均数。诚然，几乎所有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 除了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 都低于总平均数。东欧的民主国家往往都聚集在列表的底部，五个排名最低的国家中有三个是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此外，如果把它们加在一起，后共产主义东欧的党员数量平均水平只有3%，仅仅只有西欧和南欧民主国家加在一起的平均数5. 6%的一半多。
表2 列出了新兴民主国家对党员数量水平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出在1989 年后建立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的党员数量明显变少了。当分析中的两个异常值被排除后，这个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有趣的是，国家大小的影响( 下面会讨论到) 在两种情况下保持不变。当包含了民主国家的类型时，它的数量实际上似乎增加了( 第三和第四列) 。
比森等人预感到: 由于大国估计会有更低的党员数量比率，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异将会持续存在。最近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趋势。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大国在M/E 水平中排名是最低的，而奥地利、塞浦路斯、芬兰和比利时这些小国是排名最高的国家。当然，这种关系也不是完全明确的，因为如拉脱维亚和爱尔兰等一些小国也有着相对较低的党员数量比率，而意大利却有较高的党员数量水平。选民规模和党员数量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0. 284，并且在统计学上用小样本的情况下显然只有0. 10 的水平。这种大与小的二分法( dichotomy) 进一步地证明了党员数量水平可能反映了一种系统性偏差( systemic bias) ，它可能在其他形式的协会和组织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鉴于发掘的国家数量不多，任何对于这种关系没有做分布假设( distributional assumptions) 的调查都是相当冒险的。各国选民规模分布的不均匀表明: 如果规模很重要的话，它可能不会对党员数量水平产生线性的影响( 参见Weldon，2006) 。为此，比森等人将“规模”这个比率变量记录成一个两分法变量，从而创造了一组拥有超过两千万合法选民的“大国”( 按从低到高排列，包括了波兰、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 和一组“小国”( 所有其他国家) 。为了评估大国和小国之间党员数量水平的平均差异，比森等人仅仅是从后者回归( regress) 到了前者身上。结果表明，这个影响的系数是2. 48，这意味着小国所登记的党员数量平均比大国多了约2. 5% ( 见表2) 。这个数字并没有异常高，但确实在常规的水平上实现了统计学意义(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当对排除奥地利和塞浦路斯这两个( 小的) 异常值的分析进行重复时，相应的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 达到了1. 27) ，而相关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 0. 734 对比1. 14) ，因此这个影响由于两个异常值的存在而提高了。即使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选民规模和党员数量水平之间似乎仍然有着显著的关联。
下降中的党员数量水平
比森等人所提出的第二组数据体现了党员数量水平随时间所产生的变化。首先，他们评估了过去十年中党员数量比率的变化。为此，他们采用了迈尔和比森所记录的20 世纪90 年代的数据( 2001) ，并把它与最新的数据进行比较。另外，得益于最新的证据，他们能够把额外三个国家(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囊括进整体比较中，以至于纵向比较可以涵盖23 个国家。表3 给出了测量的总结，记录了在M/E水平和党员绝对数中的变化，并按照后者的百分比从高到低排列。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关于比较的有效性警告( 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党政治发展那越来越短的时间跨度和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所留下的影响) 仍然适用于新兴民主国家，特别是那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然而，那些新兴民主国家现在也已经有了10 年的民主经验。在经历了约20 年的巩固后( 对南欧国家来说要超过30 年) ，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和政党系统制度化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它们的数据比之前更不可能被扭曲。因此政党在形成过程中的波动或者它们脆弱的实体组织，更可能是对于结构和系统属性的反映，而不是这些国家过渡状态的特征。此外，那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因为前执政共产党和它们的附属国( satellites) 所产生的组织上的影响而受到歪曲。这些组织在国家继承上的相对影响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并在过渡后的最初几年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可能在今天产生相同的结果。捷克的例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见下文) 。
表3 中的数据表明，本世纪以来，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的党员数量水平无论在绝对数还是选民百分比上都有进一步的下滑。这可以首先从整体M /E 水平的全面稳定下滑中看出。由于调查的时间跨度缩短了，下滑不可避免地趋于缓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定程度的波动是在预料之中的，只是这个趋势现在已经触底了。但这并不是十分明确的。
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成员比率大都在下滑。此外，受调查的民主国家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和成员流失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员数量分别增加了0. 3% 和1. 5% ，但是大多数的老牌民主国家都经历了成员流失。尽管西班牙的党员数量增加了，但是希腊和葡萄牙这两个年轻的南欧民主国家的党员数量也减少了。甚至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党员数量水平也在大幅下降，因此打破了对于低水平的政党关系( partisan affiliation) 可能只是它们新兴民主政治的反映的预期。尽管爱沙尼亚在这种趋势中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但也仅限于2002 年。
表3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党员数量的变化
这些最新数据强调了，由于用原始数据表示的党员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到处在减少，党员数量的“绝对数”也在持续减少。有时，这种减少是非常巨大的。斯洛伐克的党员数量在仅仅七年里几乎减少了一半，而捷克的党员数量相比20 世纪90 年代末降低了40%。事实上，因为五个降幅最大的国家中有四个是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所以原始数据的减少实际上在中欧和东欧似乎最明显。在一些案例中，就像捷克那样，上述情况可以被归因于受到东欧剧变影响而产生的党员数量的持续减少。鉴于在专政统治终结后前执政党的党员数量迅速萎缩，这种背景下的党员数量流失也许是可以预测的。然而，在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其他政党的党员数量也在大幅度下滑，这暗示着前执政党的组织萎缩并不是党员数量损失的唯一原因。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许多政党现在正努力留住剩下十分有限的组织实体。
最后一组数据出现在表4 和表5 中，它分析了欧洲民主国家现在的党员数量比率和党员数量原始数据的变化，但这一次从1980 年开始算起( 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从20 世纪90 年代初算起) 。从两张表格中可以看出，党员数量损失的规模十分惊人。从奥地利和挪威减少了超过10个百分点到德国( － 2. 2) 和荷兰( － 1. 8) 更平稳的下降，每个老牌的民主国家的M/E 比率都明显地下降了。把13 个这种国家加在一起，平均党员数量比率在过去30 年中下降了差不多5 个百分点。这些党员数量的原始数据也减少了很多。在英国和法国，各政党在过去30 年中损失了接近100 万党员，相当于1980 年前后记录的党员数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意大利各政党现在的党员数量比第一共和国时期少了150 万，相当于损失了早期党员数量的三分之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挪威和瑞典也遭受了重创，它们的原始数据分别减少了60%多和50%左右。尽管有些国家的损失看上去稍小，但是没有一个老牌民主国家的原始党员数量的减少少于25%。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于绝对数的平均党员数量水平从1980 年以来下降了一半。
尽管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各政党的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是连它们也有明显的党员数量损失。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不仅仅归因于先前的东欧剧变。例如，捷克的党员数量绝对数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减少了70%左右。匈牙利各政党从过渡到民主国家以来失去了超过它们原有党员数量的四分之一，而斯洛伐克的党员数量也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一。把这三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加在一起，它们的政党所损失的党员数量超过了它们原有党员数量的42%，并且它们的平均M/E 比率下降了2. 3%。
只有三个南欧国家似乎抵挡住了总体趋势: 尽管这三个国家在过渡到民主国家后的几年里是在极低的基础上起步的，但是他们的平均M/E水平自1980 年以来上升了约2%并且党员数量的原始数据增加了可观的
175%。分组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significance tests) 证实: 在西欧、东欧和南欧中，它们自1980 年以来的M/E 比率变化和绝对数的百分比变化确实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葡萄牙在党员数量的原始数据上只有非常小的增长，而这已经无法跟上选民规模的增长了，因此导致了总体M/E 水平的下降。希腊和西班牙自1980 年以来在绝对和相对党员数量水平上都有上升。实际上，西班牙是新兴民主国家中唯一在过渡到民主国家后党员数量有持续增长的国家。西班牙各政党现在无论在相对还是绝对水平上，都远比10 年甚至30 年前拥有更多的党员。尽管有持续的增长，但是西班牙的党员数量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实际上比欧洲的平均数还要低。
如表5 中的第一列所示，新兴民主国家在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时间段里似乎对党派水平没有产生任何变化。这表明，新老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有助于解释党员数量水平中一个更为长久的结构性变量，却无法说明这些初始水平( initial levels) 随时间的变化。另一方面，国家大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小国( 选民少于2000 万) 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员数量水平进一步下降了1. 26%。如果这种趋势不是潜在的底部影响( 有更高初始水平的国家比低初始水平国家有更多的下降空间) 的产物，这就表明小国的政党解组( partisan dealignment) 过程在过去十年中加剧了。最后，表5 中的最后一列表明了随时间变化产生的当量差( equivalent difference) ，把现在的党员数量水平和20 世纪80 年代的进行了比较。当然，有限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样本( 只有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数据) 使得从这些发现中做出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是估算的。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国家大小在预测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老牌的西方国家的党员数量变化上的影响几乎为零，在统计学上亦毫无意义。
如上文所提到的，自身报告的党员数量数据的潜在不可靠性使得评估这些数据的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非常恰当，不过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比森等人在继续讨论观察到的党员数量流失的趋势所具有的含义之前，值得探讨一下他们从大量调查中获取的现有证据所发现的结果。这些数据似乎表明了退党的相似趋势( Whiteley，2011; Scarrow and Gezgor，2010) 。但是，调查中这群党员的抽样误差( sampling error) 和微分反应率( differential response rates) 可能会给基于调查的党员数量数据的外在效度引起问题。尽管如此，通过比较党员数据和调查证据，比森等人可以评估聚合效度( 指不同测量方式应在相同特征的测定中聚合在一起)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欧洲社会调查( ESS)的第四轮调查结果，他们选择ESS 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它包括了独立的党员数量的调查。第二，它包括了27 个国家样本中的23 个国家。第三，ESS 最新的调查发生在2008 年，这正好与他们收集的党员数量数据的时间段相对应。
启示与探讨
几乎没有任何与欧洲大众政治有关的指标揭示出关于党员数量流失的如此强烈又一致的趋势。不过值得强调的是，除了希腊和西班牙，所有表4 列出的19 个欧洲国家都在20 世纪70 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有党员数量与选民比率的长期下降。在极端的案例中( 奥地利和挪威) ，这种下降增加了10%; 在其他国家中，差不多下降了5%。除了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外，所有国家也记录下在党员数量的绝对数上的大幅减少。这个数值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减少了100 多万，在德国减少了约50万。奥地利、英国、挪威和法国自1980 年以来接近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党员，而瑞典、爱尔兰、瑞士和芬兰也损失了接近一半。这些数据真的引人注目，而且还意味着，从一般意义上讲，如此的党员数量在其特征和重要性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在21 世纪，谁将会成为或继续做一个党员? 从目前所知道的党员他们自己的情况和现在对很多欧洲国家的专业党内成员调查日益增长的文献( 例如Koole and van Holsteyn，1999; Seyd and Whiteley，2004; Saglie and Heidar，2004; Spier et al. ，2011; Gallagher and Marsh，2004; Pedersen et al. ，2004; Bardi et al. ，2008; Bovens and Wille，2011: 33 － 34) 来看，党员们从社交和专业而非意识形态上看上去就像是一群相对不具代表性( relatively unrepresentative) 的公民。大多数人确实是不活跃的，比如丹麦有七分之六的党员是不活跃的( Pedersen et al. ，2004) ，而且大多数人只是注册了而已。总的来说，他们也可能比普通公民年纪更大、生活更富裕并且更有可能与像教堂和工会这样的附属机构( collateral organizations) 联系在一起( 见下文) ，同时男性也比女性要来的多。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们现在似乎比以前更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走极端化( Scarrow and Gezgor 2010) ，这意味着党员数量的不断萎缩已经发展成某些比当初估算更有政治代表性的东西。这些党员也包括了许多政治专家，如公职人员，党内人士，潜在的政党野心家等等。另外，似乎很大一部分年轻党员有着明确的政治野心( Bruter and Harrison，2009) 。
零星的证据进一步暗示了党员相比非党员更有可能与公共部门和国家服务有关系。例如，在赛义德( Seyd) 和怀特利( Whitely) 关于英国新工党的调查( Seyd and Whiteley，2002: 40 － 45) 中，52%的工党成员在公共或志愿部门工作，相比之下这些部门只有31%的工党选民。尽管如此，这个数据实际上低于他们早期“旧”工党的调查记录，记录中显示有63%的成员在公共或志愿部门工作。在20 世纪90 年代的荷兰，所有政党中23% 的活跃党员( 和17% 的不活跃党员) 受雇于公共部门，相比之下该部门只有大约12% 的选民( Koole and van Holsteyn，1999:表1) 。同样，公共部门的成员在2009 年占据了德国党员35%，而他们的劳动力份额只有7% ( Spier et al. ，2011: 50) 。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是相对稀少的，然而，当传闻证据( anecdotal evidence) 也暗示了政府部门占据了大部分党员，特别是左派( 教师、教授、公务员、社会工作者等等) 时，却经常缺少精确的数据。例如，在前面引用的2008 年ESS 数据中，那些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中有5. 3% 声称自己是党员，相比之下在私人部门只有4. 3%。
更普遍地说，问题在于这些人在党员数量流失之后是否在形象和活动方面也变得十分不同。或许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是延伸政治阶层的外环 ( outer ring) 而不是传统上与党员数量联系起来的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种类型的政党党员数量，按照卡茨和迈尔所区分的政党组织的三种面貌( faces) ，即社会形象、教育和部门就业，同中央执政的政党乃至担任公职的政党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同基层草根政党( party on the ground) 之间的共同点。相应的，这或许暗示着真正的在野党( 存在于某种程度上) 现在将不予讨论正式的政党的限制，并且将由无数的支持者、拥护者和同情者组成。
各政党日益频繁地采用有多方代表参与的初选和党员投票的做法，或许也反映出它们自身已认识到其活跃党员已经不再具有代表性。在过去，领导人的选举主要是一个精英过程( elite process) ，并且甚至在民主化后主要还是处于代表大会和积极党员的保护之下。然而，各政党正在越来越多地把这些选举过程开放给所有党员们，意大利左翼甚至开放给了普通的同情者( 例如Kenig，2009; Lisi，2010; Seddone and Valbruzzi，2010; Cross and Blais，2011) 。其中的逻辑似乎就是，选举代表的基础越广泛，被选上的候选人和领导人就越有可能会有吸引力。换句话来说，如果初选旨在扩展支持领导层的基础，给参与这些初选提供机会要合理得多，这不仅超出了政党自身，也当然地超出了活跃党员们有限的影响力。
在这个意义上，正式的党员数量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不过尽管一些新的政党设法完全避开党员数量( 像荷兰吉尔特·怀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 ，但其他政党仍旧宣称为建立或者至少公布看似大量的党员数量而感到骄傲。此外，也有一些政党热衷于拥有真正的成员( 而不是捐献名单) ，并设法使这些成员参加政策制定、领导选举等活动。意大利北方联盟为这方面的总趋势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反面教材。他们设法有意识地建造一个前意大利共产党模式的严密而又纪律严明的群众组织，并且在此过程中一个又一个成功的选举案例彰显了这种做法的有利一面( 例如Albertazzi and McDonnell，2010) 。德国各政党即使在这方面并不是很成功，也坚持保持一个高党员数量水平，因为国家补贴与他们产生党员贡献的能力息息相关。整个欧洲甚至每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不均衡的。
尽管如此，比森等人在试图收集党员数量水平的数据时发现: 大多数政党似乎并不关心他们的党员数量，反而更多的关注于通过专业竞选和营销技巧接触更广泛的公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许多相关的政党组织来说，党员数量如此急剧的流失在许多情况下看起来是件无关紧要的事。这也表明了一个更为深远的结论: 党员数量水平现在已经下降到了如此低的一个水平，以至于党员数量本身不再是政党组织能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相关指标。
这个结论由此质疑了主流理论———政党是群众和政府部门之间一种强大的组织连接( organizational linkage) 。许多年来，有关政党组织的规范性、理论性和实证性文献受到了一个政党概念的启发，这个概念是受群众型政党( mass party) 的模型支配的。这个模型包括了两个组织成分———即一个强大的党员组织( membership organization) ，现在正处于明确地消亡中; 和一大批附属机构，正式或非正式地与真正意义上的党联系在一起，提供给选民相关部分的额外固定( anchorage) 、力量和控制( 参见Poguntke，2005; Allern and Bale，2011)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党自身的党员组织只是政党和整个社会之间联系的一个特殊变体。因此，当比森等人因为政党组织的力量对大多数大众民主国家起作用而希望评估它时，他们也理想地用一项调查来补充他们的分析，这项调查是关于这些附属机构的党员数量是怎么随时间发展的。尽管这明显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现有文献中的证据暗示了在这里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如果拿被证实与群众型政党最相关的两个主要附属机构( 工会和传统教堂) 来看，那么这里的党员数量减少看上去几乎和政党的减少幅度一样大。
例如，工会作为传统上最强大也是最明显的政党附属机构，就典型的工会党员数量而言，在过去几十年中党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减少( Ebbinghaus and Visser，2000) 。尽管来自20 世纪80 年代的数据产生了一个有些复杂并有大量稳定性因素的局面，但是到了90 年代党员数量流失还是占据了统治地位。当看到控制劳动力规模变化的工会密度( trade union density) 时，党员数量减少的趋势变得更为明显。20 个国家的工会密度率( 在这里相当于党员数量的M/E 比率) 在新千年伊始时变得比1970 年更低，而只有4 个欧洲小国( 芬兰、瑞典、丹麦和比利时)脱离了这种普遍趋势( Visser，2006: 45) 。实际上，在2005 年至2006年间，除了马耳他以外27 个欧洲国家的工会密度比10 年前要低得多( Eurofound，2008) 。ESS 数据( 1—4 轮) 显示了在表1 中记录党员数量数据的17 个国家中的13 个国家在2002 年至2008 年间的工会党员数量减少了，而调查分析也验证了这些组织数据。
有组织的基督教的传播范围也在整个欧洲有了明显的缩小( Crouch，2008: 35; Girvin，2000: 23)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趋向于补偿了保持宗教稳定的总体水平( 参见De Vreese and Boomgaarden，2009) 。然而，对于政党来说，与传统基督教的联系非常重要，特别是就教堂可以充当政党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媒介而言。
结论
虽然各政党继续在现代欧洲民主国家的选举和机构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它们好像几乎不再自称是群众组织。当然，有一些政党继续强调一个强大的成员数量的必要性，并建立起与当地社区、选区之间组织上的紧密联系。荷兰社会党就是其中一例，右翼的意大利北方联盟又是一例。此外，在奥地利和塞浦路斯，各政党通常都会维持非常大量的党员数量，使两个国家越来越明显地处于离当今欧洲政党组织发展的正常趋势只有一步之遥的地位。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例外情况，在这些党员数量数据中所观察到的东西也是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政党的转型已经有了十分严重的问题。当党员数量的数据首次开始被系统性地收集和比较时，这种现象本身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党员数量被认为给群众型政党提供了它们收入的一大部分和其他组织上的资源。党员们为政党政策的制定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尤其是在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举行中。通过允许各政党维持现状，他们促使政党组织和政党竞选合法化。最后，通过提供承诺和忠诚，他们为候选者招募和履行职责建构了一个源源不断的人才蓄水池。成员所带来的好处在党员数量规模中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卡茨等人收集的数据，在20世纪60 年代早期，党员数量在被研究的10 个国家中平均构成了差不多15%的选民。在排名最低的西德，这项数据只有2. 5%，而在排名第二低的比利时，数据达到了7. 8%。剩下的国家包括从超过9%的英国与荷兰，到19%的芬兰和超过20%的瑞典与奥地利。这毫无疑问地导致了政党组织在欧洲社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如今，这些数据看起来完全不同。整个欧洲的平均M/E 比率只有4. 7%。只有塞浦路斯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分值超过了10%。在20 世纪60 年代，比利时的数据是7. 8%，这使得它在当时的国家名单中排在了倒数第二，而它现在在27 个国家的名单中占有了第四高的位置( 在塞浦路斯和奥地利之后，只有芬兰达到了8%) 。此外，群众组织的减少不仅仅影响了各政党。相反，正如上述数据来源所暗示的，有组织的大众社会的另一根传统支柱———基督教教堂和工会也正在损失党员数量和影响力，同时还减弱了与整个社会之间曾经广泛的联系。这也意味着这些辅助组织可能不再能够为各政党提供一个避难所，而且这也使得各政党几乎不可能弥补它们流失的党员数量。不仅群众型政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促进它发展的条件也不复存在了。
本期编辑：莫志敏 本期审校：张雪莉
文章来源：《比较政治学前沿 第4辑 比较政党政治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