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供给：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
作者简介：
周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就其本质而言，政治学就是一套关于政治的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就是要形成一套基于中国的事实和经验，能够有效解释中国问题，并能与人类现行的政治学体系有机结合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一个如此宏大的过程和结构中，政治学概念具有枢纽性的意义。《政治学核心概念》的作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概念，在此意义上，实际上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这样的看法无疑切中了问题的要害。政治学概念既是对政治现象进行认知的结果，又是获得新的政治知识的工具。然而，从目前中国政治学的构建来看，关注的重点在于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对概念的关注却很少，概念问题有被忽视的倾向。可是，如果没有概念的创新，不能实现有效的概念供给，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目标如何达成?
一、政治学构建面临“概念短缺”之困
在近现代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然而，“政治学作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一般说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政治学经过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的发展，到19世纪后期，形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政治学才被介绍到中国。具体来说，“戊戌维新后，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开始逐步系统地传入中国”。此后，政治学在中国长期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全面介绍西方政治学成为了主基调。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而开始恢复政治学以后，政治学在中国逐步由自在转向自觉，在恢复中得到了全面的重建。今天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就是这种自觉重建的产物。而在政治学全面重建中形成的学科反思，又促成了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要求并使其逐渐明晰，这标志着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由自觉转向自为。在此背景下，国家决策层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要求，进一步将构建中国政治学上升为国家责任。
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缘由或必要性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说明，但从根本上说则与两个基本的判断直接相关：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不仅形成和积累了国家治理和国家制度建设的丰富经验，而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之政治后果的政治发展也在快速地推进，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的政治事象和政治经验亟需政治学的解释。与此同时，国家的崛起尤其是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也需要政治学的支持。二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学从总体上看属于西方政治学范畴，虽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却无法对中国现实、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作出全面而有效的解释。西方政治学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总是遇到兼容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深受世界的影响，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很多东西，但中国的发展走的并不是西方的道路，更不是全面的西方化。中国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之路。中国的现实和经验已经超越了西方政治学知识的解释能力。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解释系统。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政治学的构建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或者说，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行动，就是在意识到此种必然性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或主动回应。
今天中国政治学的构建缘于既有的知识体系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却不是要将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推倒重来，而是以生产和提供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政治学知识为根本目的。从今天中国政治学构建的现实过程来看，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理论层面，致力于通过理论创新而构建一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理论，以期对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作出有效的解释。此外，对政治学的方法也有较多的关注，力图通过方法创新而实现理论创新。诚然，从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来看，理论滞后于现实和方法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的问题十分突出，都是中国政治学构建中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对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具有更为根本的影响，那就是“概念短缺”问题。
在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概念具有枢纽性的意义。概念既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对一类或某种政治现实的概括。政治学的概念以术语或符号的方式，简明扼要地反映着一类政治现象或某种政治现实。政治学的理论是知识的表现或载体，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和构建都离不开概念的支撑。方法对于知识获取的意义十分重大，但方法的创造、选择都以研究的目的为转移，离不开概念的牵引。国内有的学者把政治学的概念称为“关键词”并断言关键词的库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人们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都要以概念为支撑，因而需要大量的概念。然而，今天的中国政治学无法有效满足这种概念供给的要求。
纵观今天用以描述和分析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的政治学概念，来自于西方的比比皆是。诚然，中国在自己的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系列政治学概念，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许多概念由于与今天的现实格格不入，已经被弃之不用了。作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之总结和概括的概念，是解释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这样的概念的数量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一书，“试图对中国政治的重要变化进行概念方面的提炼和梳理”，所列举的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关键词(概念)也才21个。相对于快速发展中所展现出的丰富政治现实以及快速发展的中国对政治学概念的需求来说，这些概念只能是杯水车薪，既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也无法满足构建中国政治学的需要。正是由于基于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的概念的缺乏，人们才不得不大量地运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
然而，西方政治学概念形成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是对西方事实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基本上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经验无关。因此，这些概念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反映中国的事实、经验和价值。这样的概念自然与中国的现实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许多看似与中国现实相匹配的概念，实际上与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距或深层次上的不一致，甚至是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以其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的现实，不够准确、不够清晰、不够聚焦的兼容性问题就难以避免，以此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创新理论，也往往似是而非。
以“公民社会”概念来看，黑格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海伍德也认为公民社会的核心内涵在于“由私人的机构组成”。而《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一书在分析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内涵发展时，认为其存在着从国家主导社会向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演变。这样，中国语境下公民社会内涵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属性就与其原始内涵中的私人主导属性发生了偏离，甚至走向对立面。这种现象的实质在于，“概念无法适用于新的对象”，由此造成术语、意义、指称的三角关系的错置。萨托利将这样一种概念外延覆盖面的扩展导致了内涵精确性的丧失的现象界定为“概念拉伸”(conceptual stretching)。
今天大量使用西方政治学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的现实，其中相当多的概念都存在同样或类似的问题。这表明，在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进而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学体系，不仅会事倍功半甚至完全无法达成目标。在西方概念的基础上，无法构建起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基于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的有效概念的缺乏，是影响中国政治学构建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既影响着理论的创新，也影响着新方法的使用，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政治学构建的进程。中国政治学的构建，面临着严重的“概念短缺”问题。这正是中国政治学构建中最大的掣肘因素。
二、西方政治学中“概念构建”的启示
概念对于政治学理论及整个政治学学科的意义，在西方政治学中体现得最为全面和突出。经历了长期发展的西方政治学是比较完备的，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几乎政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相应的理论来进行阐释。而且，西方政治学还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较为严整的知识体系，从而使各种政治学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此外，这个知识体系还为新的知识的生成和汇入留下了空间，从而使其知识得以不断地丰富和更新，保持着强大的活力。而对于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本身以及它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概念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正是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学概念或如海伍德所说的“政治学核心概念”，支撑起了这一座政治学的知识大厦。
社会本质上是人群共同体，也是有机体。它的存续和发展有赖于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管控机制的生产和知识的生产是主要的方面。其中，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受到的重视并不够，但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纵观人类的历史，每种文明或每个社会，在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知识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是人类社会维持和演进的重要机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则是社会记述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活动方式的符号系统，对所处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完善和健康的社会，都有一套知识生产的机制伴随着它。西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凸显，是在民族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扩张以后。而回溯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知识生产过程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文明中形成的知识生产过程，一直就具有并保持着较强的概念生产能力。这样的概念生产能力在西方政治学的构建和发展中体现得十分突出，也正是这样的概念生产能力成为西方政治学构建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西方的文明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建立的民主制度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样的政治制度以及在此框架内形成的政治权力运行方式，限制了扩张性极强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知识生产过程的干预，甚至鼓励社会知识生产过程的独立发展，从而为社会知识生产过程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由此也就养成了知识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在宗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知识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受到压制却未完全泯灭，通过宗教神学来论证神存在的知识论仍然存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再度恢复并发扬光大。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传统，孕育了强劲的概念生产能力，为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政治学概念被创造出来，进而构建和支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又反过来影响了现实的政治构建，成为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
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尤其是其中的概念生产能力，与西方长期的政治实践结合，就促成了一系列政治学概念的生成。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作为社会政治之主体的国家的形态也各有特点，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的国家形态演进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形态中，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国家的治理形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于是便形成了内容丰富和各具特色的政治事实和政治经验。而内容如此丰富的政治事实和政治经验，必然要在活力强劲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得到反映，从而形成数量庞大和形式多样的政治学概念。回溯西方政治发展史、思想史或政治学说发展史可以看到，西方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经验都以概念的方式凝练地反映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
如此丰富的政治学概念，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做”的要求和思想之概括的价值性概念，一类是对“是什么”、“如何运行”的现实之概括的事实性概念。海伍德将前者称为规范性概念，将后者称为描述性概念。在他看来，那些“所指的是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即那些应该(should)、本当(ought)或必须(must)产生的东西”的概念，“如自由、权利、正义、平等、宽容等等”，是规范性概念。这类概念“是用来促进和限制某种行为方式的，而不是用于描述特定事件和事实的”。相反，描述性概念“指的是那些被认定为客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即指‘是’什么”，“诸如‘权力’、‘权威’、‘命令’和‘法律’之类的概念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因为其存在与否是可以被追究的”。
如此丰富的政治学概念，各自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一方面，这些政治学概念都有丰富的内涵，它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或论述来确定自己的内涵，确定自己与相对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们不仅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进一步认识的工具，或者如海伍德所说，它们“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因此，就可以运用那些价值性或规范性的概念，去进行分析和论证，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构建政治学理论。同时，也可以运用事实性的概念或描述性的概念，去描述政治事实，概括新的政治现象，总结新的政治经验，形成新的政治知识。不仅如此，政治争论也离不开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可以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含义的争辩”。事实正是如此，西方政治学形成了一系列概念，进而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学知识。工业革命兴起以后，由工业革命推动的自然科学快速发展并建构起科学性的知识门类和体系后，政治学的知识也受其影响而逐渐分门别类和体系化，成为了以现代学科方式来分类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从整个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来看，概念发挥着核心或关键性作用。从既有的知识体系来看，西方政治学由若干的理论构成，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某个或一组意义明确、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概念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概念的体系。安德鲁·海伍德的《政治学核心概念》一书论述的140个概念，就是支撑起西方政治学知识大厦的基石。离开了这些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西方政治学是不可想象的。
三、中国传统政治述说的“概念缺失”
相对于西方政治学来说，中国的政治学知识显得简陋，并未形成结构严谨的知识体系。但如果由此得出中国缺乏有关政治的知识的结论，也有失偏颇。政治学知识是对政治结构和运行方式认知的产物，是对现实政治过程和政治经验的反映。政治不过是为保证社会正常运行而创设的社会机制。政治形成以后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必然会形成一套相关的述说系统或阐释系统，从而对现实的政治进行说明、解释，以实现该政治体系在代际传递中的连续和稳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正是由于如此，中国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拓展，才能有效运用社会的各种资源来创造辉煌的文明，并使这种辉煌的文明得到长期保存和不断发展，达致国家的强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的知识生产方式，没有形成强劲的概念生产能力，因而也就没有建构起完整的显性化的知识体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老的中国便形成了有效的知识生产机制和充满活力的知识生产过程，尤其是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各种学说和流派的相互争辩，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生产的活力和能力，知识自主、思想自由，从而创造了大量卓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不仅在我国思想和知识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而且由此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并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是，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在秦统一中国并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秦统一六国，不仅奠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格局和发展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但是，秦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不仅把全部国家权力集中于王朝中央，而且把各种社会权力集中于国家，从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延续和发展机制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方式，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下，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和传承都必须配合并服务于中央集权的王朝的需要。尤其是“焚书坑儒”以后，知识和思想生产的独立性荡然无存，必须依附于中央王朝的意志和需要。反过来说，只有符合王朝中央需要的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才能维持和继续。在这样的条件下，先秦时期形成和长期延续的知识和思想生产方式及传承方式必然地发生改变，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自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后，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十分强劲也十分有效，不仅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如此丰富的政治经验却无法通过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过程来加以概括、总结和提炼，然后再以社会知识的形式进行传播和传承，而常常是通过史书来加以记录并传承的。中国的史书卷帙浩繁且种类众多，大致来看就有正史、杂史、别史、野史、稗史，每一种类型又分为若干的体例。史家们也十分重视政治事象，有着治史以资政的强烈自觉，因而十分注重对政治事件、政治关系、政治经验的记述。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就是因为着重记述大量的政治事件，并且还有对各种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力图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的统治策略的描述来警示后人，因而被宋神宗评价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定名为《资治通鉴》的。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过程和政治经验等，都在这样的历史典籍中记录，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述说方式。
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官修的正史，记述的主要内容大都是政治性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基本上就是一部政治史。这样一种以史书来记述政治事实和政治经验并加以评述的独特的政治述说方式，完全符合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掌握政权和治理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总体上看，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述说方式对中国历史上政治过程和政治经验的描述和记录是比较全面的，满足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这样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注重事实和经验的记述，并没有形成严格而规范的学术概念，既没有涉及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性概念，也没有描述各种政治事实的描述性概念，当然也没有对概念的论证和论述，以及通过概念来进行的概括、分析、判断和推理，最终没有形成完整而严密的知识体系。如果说西方的政治学主要表现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学则主要是对事实和经验的历史记述。
长期以来，这样的知识生产和政治述说方式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国家发展来说，并不存在问题更没有障碍。但近代以来，问题便逐渐出现并越来越突出。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率先建立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兴起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此条件下，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也逐步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伴随着民族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对古老中国的冲击而形成的西学东渐，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对中国的冲击也逐渐形成。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的知识体系开始被引入中国。西方政治学也是在此过程中进入中国的，并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对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政治述说方式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与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学受到的推崇相比，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政治述说方式则相形见绌。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以后，中国开启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成为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个基本单元。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全面的现代化，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样的形势为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条件，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政治学的传播和影响。西方政治学对于中国新政治体系的构建，以及新政治述说方式的形成的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学中概念生产和概念供给能力不足的状况。
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和演变的传统知识生产方式和政治述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传统是一种形成于过去却影响到现在和将来的习惯性力量，具有巨大而深厚的影响力。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当代，但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仍然存在。就政治领域而言，最为突出的便是概念和理论基本上依赖于官方的供给，学界自身的概念和理论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在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历史中，国家政权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发展。因此，国家的决策层不仅是政策的供给方，也在概念和理论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式治理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优势。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以及政治生活领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基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发展已经全面展开，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新的政治形式、政治机制和政治经验，这对政治学提出了对其进行有效解释的强烈要求。但是，学界的概念生产和概念供给能力并未被全面唤起，因而未能从中国丰富的实践和经验中概括出必需的概念。这样的情形表明，作为知识供给主角的知识界或学界，并未形成强劲的知识生产能力，尤其是有效的概念供给能力，从而制约了理论创新。
中国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概念生产和供给能力的不足，导致了中国今天政治学构建中严重的“概念短缺”或“概念缺失”的现象。由于未能形成立足中国实际的足够的有效概念，又制约了理论创新、学术创新和方法创新，延缓了完整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和发展形成了掣肘。
四、政治学构建须从“概念供给”入手
中国政治学的构建，旨在形成能够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的知识，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如果这个体系是一座知识大厦的话，那么，概念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如果这个体系是一个知识之网的话，那么，概念就是网上的纽结。如果没有必要的概念构建作为支撑，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就无法建立起来。从西方政治学构建和发展的启示，以及中国政治学未能形成完备知识体系的经验教训来看，今天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环节，就是要改变概念供给能力不足和“概念短缺”的状况。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改变，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目标就难以达成。正如海伍德所说：“为了认识世界，我们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赋予它特定的含义，而这一任务是通过构建概念来完成的。”只有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政治学概念，包括能够概括和说明中国政治价值观的价值性概念，以及能够概括和说明中国政治现实的事实性概念，才能形成理论创新，进而构建起自己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有效概念的构建和供给，是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但是，中国政治学概念构建和供给的状况还处于滞后状态。的确，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也出现了诸多的概念。然而，与中国丰富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经验相比，已经出现的概念的数量仍然偏少。而且，在已经出现的众多新概念中，真正能够广泛运用的有效概念并不多。中国政治学构建中的概念生产状况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概念供给能力仍然偏弱。要促进中国政治学构建的持续发展，尽快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就必须以加强概念生产和概念供给为突破口和抓手，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概念短缺”的状况。
中国政治学构建中概念的生产或提炼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来推动或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培育政治学界的概念供给能力，一是要有恰当的概念供给策略。
中国政治学“概念短缺”现象长期存在，是导致知识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而概念供给不足，又与政治学界概念供给能力的薄弱直接相关。因此，要改变长期存在的“概念短缺”现象，必须尽力释放政治学者的概念生产潜能，培育政治学界的概念供给能力。首先，要增强学界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概念的产生是自主性知识生产的结果。政治学界要提升概念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就必须摒弃“唯上是从”的思维，提倡面向实际的深入研究，在学术评价、项目评审和成果评奖等方面形成鼓励自主研究的风气，培育和提升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其次，要提高学者的学术创新能力。学者的学术创新能力是实现概念生产的基础性力量。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要有学术自信。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已经一百多年的今天，中国学者已经逐渐具备了进行知识创造的足够能力。只要不搞教条主义、不崇洋媚外，面向现实去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就一定能够进行有效的学术创新，提炼出有效的学术概念。另一方面，要深入实际，以科学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的提炼。
中国政治学在自我构建中提高概念生产和供给的主动性，实现有效的概念供给，还必须有恰当的概念创造策略。
一是从中国的经验中提炼出新概念。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并且在全面的现代化过程中迅速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经验，为新的政治学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因此，“加强对中国发展的实证研究，从中至少在事实发现和描述的意义上提出有长期知识积累和跨界对话能力的经验概念，从而建构足以概括和刻画中国经验的概念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国丰富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经验中概括出新的概念，是我国政治学构建中概念供给的主要途径。事实上，今天中国政治学中使用的许多新概念，如“增量民主”、“干部公选”、“网络问政”、“体制吸纳”等，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起来的。
二是从决策性文件中析出学术概念。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决策，尤其是中央层面的重大决策，其形成都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在政策圈内广泛地听取意见，也注重吸收学术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最终形成的重大政治决策，既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也有强大的学术支持，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通过有效的执行或实施，这些决策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会转变成为社会的现实，成为现实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因此，决策性文件中提出或使用的概念，通过必要的界定和论证就能成为学术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官方的决策性文件一直是概念供给的重要渠道。今天中国政治学中使用的许多概念，如“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矛盾多发期”、“对口支援”等，都源自于官方的决策性文件。
三是通过移植—嫁接的途径创造新概念。政治生活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政治学自身的开放性，为政治学从外部引入概念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政治学也素有从外部引入概念及在引入的基础上创造新概念的传统。西方政治学中广泛使用的“公共产品”概念是从经济学中引入的，“政治社会化”概念是在从社会学中引入“社会化”概念的基础上创造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新的概念。“有序政治参与”、“政府规制”、“地方政府公司化”、“政治锦标赛”等，都是从国外或其他学科引入概念的基础上创制的。但是，从国外和其他学科移植概念的基础上嫁接新的内容而生成新概念，也容易产生概念外延的扩展而导致精确性丧失的“概念拉伸”问题，需要在概念创造的过程中加以注意和回避。
四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梳理出有用的概念。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其间既有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也有民间处理政治关系的有效方式，是一座学术资源的宝库。因此，立足于今天的现实，以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真梳理，也能够获得一批有价值的概念。事实上，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政治学概念，如“群众”、“民心”、“德治”、“和为贵”、“小康社会”等，都是由此形成的。我们今天用得较多的“国家治理”概念，也与西方的治理概念有根本区别，是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概念基础上赋予新的涵义而形成的。因此，从传统文化中梳理出有价值的概念为今天所用，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概念生产的重要途径。
五是从群众的创造中提炼出新的概念。中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明，而这样的文明基本上是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上创造的。这样的文明特征和社会结构，滋养和孕育了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和智慧，使得“高手在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群众在创造了诸多新的社会机制的同时，也使得描述和概括这些新的机制的概念大量出现。“村民自治”这个概念，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成的。徐勇就指出：“正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起始于农民的自发创造一样，农民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创造出村民自治这一农村基层治理形式。”因此，吸纳群众的智慧，通过严格的界定和论证把群众创造的概念转化为学术概念，不失为概念创造的有效途径。今天中国政治学使用的许多概念，如“基层直选”、“村务公开”、“海选”等，都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政治学构建中的概念生产和概念供给，并不着意于取代西方的概念，而是要形成来自中国特定的环境并基于对中国经验的概括因而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概念，进而以这样的概念为基础来构建能够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知识体系，在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的同时，对西方政治学知识形成一种增量补充，从而在人类政治文明或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确立中国的地位，并以此来为人类政治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郑斯尹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