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作者简介
袁方成,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灿,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 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 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 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 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 在此过程中, 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 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 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 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 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 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 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 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党的基层组织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和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寓意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引导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那么, 如何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的成熟发展, 成为乡村基层治理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当前, 随着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 乡村社会的基层经济与社会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但在乡村基层治理实践中, 还不同程度存在着政党基层组织被边缘化和弱化的情况, 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核心引领作用, 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动力、治理功能和治理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 本文在借鉴已有“嵌入”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对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基层党建改革实践的实地考察, 探讨在后“政党下乡”时代, 政党如何嵌入乡村社会, 政党与乡村社会如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从而形成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 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一、后“政党下乡”时代的治理命题
欧内斯特·巴克认为, 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 另外一端架在国家上, 并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倒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也就是说, 政党是社会的产物, 社会结构决定和影响着一个政党的活动空间、运作方式等, 当社会发生改变时, 政党必须做出回应以巩固其自身的发展;同时, 政党的变化反映社会治理结构, 政党对社会有效的回应方式能够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中国的权力结构和政治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基于社会发展特点做出适应性调整, 以巩固其执政基础和领导地位。近代中国将高度分散的乡绅社会迅速整合为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 正是得益于党将其权力、组织、人事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向乡村社会的不断延伸和渗透, 徐勇将此描述为“政党下乡”。在“政党下乡”运动过程中, 政党将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各种类型的“单位”, 并建构了“个人依赖单位、单位依赖国家”的社会形态。
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乡村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有利于中央政策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 但却人为地瓦解了乡村社会的传统组织, 压缩了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 斩断了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乡村社会的自治性和自主性不断提升, 各种社会力量开始自觉、自主地建构乡村社会, 并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减弱。由此, 本文在借鉴“政党下乡”这一概念的基础上, 将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尤其是21世纪以来,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进入的新历史时期称之为后“政党下乡”时代。后“政党下乡”时代, 乡村社会由完全基于政党的行政逻辑, 开始转变为基于社会自身的运行逻辑。在此变化之下, 社会力量在面对政治力量、行政力量的干涉时, 很可能会本能地逃避或被动反弹, 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党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之间的摩擦, 甚至是冲突。
一方面, 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乡村社会来说, 社会组织往往具有自主性、分散性等特征, 意味着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 而政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很可能引起社会组织与政党组织之间的摩擦, 甚至引发深层次的乡村治理问题;另一方面, 乡村社会的成长发育日益解构了传统单位对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 出现大量“两新”组织以及流动性较强的“社会人”, 这导致以单位为依托的党组织设置模式与以开放性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形态之间内在契合度的下降;此外, 随着村民生活生产空间的不断拓展, 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延伸到新拓展的社会空间, 以党和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难以获取社会成员的真实诉求, 有限的党政资源难以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共服务, 而随着资源获取途径的日益多样化, 这种资源配置模式对社会成员的组织和动员效果趋于式微, 因而也难以有效整合乡村社会的人、财、物力等资源。
如何化解和消除政党与社会间的摩擦或冲突, 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成为当前乡村治理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也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援引“嵌入”这一概念解释和讨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嵌入”意味着一个系统通过某种要素或机制与另一系统发生某种关联。作为一个研究构想, “嵌入”最早由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在分析经济行为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提出。格兰诺维特则认为, 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所有行为都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罗峰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人事和权力等要素在乡村社会延伸与渗透的系列行为解释为“嵌入”,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嵌入、人事嵌入等方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 从而与乡村社会建立联系, 并对其施加影响。
随后, 在“嵌入”视角下分析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 张艳娥等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嵌入”理论, 使用“嵌入式整合”来分析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问题, 并提出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应由过去的政治性嵌入转变为法治性嵌入。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嵌入式治理”概念, 认为政党主要运用组织资源, 通过渗透、动员和宣传等方式对社会施加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应包含“嵌入”, 也应包含“治理”。陈亮、李元则认为应将去“悬浮化”与嵌入式治理相结合, 将党建的有效性融于乡村治理中。上述研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不过, 他们大多侧重于政党嵌入社会具体方式的规范性研究和学理性解释, 而对于政党嵌入社会内在逻辑的讨论、基于经验事实的个案调查和实证分析较少。
事实上, 在“嵌入”视角下, 政党与乡村社会间的摩擦或冲突的实质是不断增强的社会力量对嵌入在乡村社会的政党力量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正是要通过基层党建, 引领乡村基层治理, 实现党对乡村社会的有效嵌入。因此,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大冶市茗山乡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 探讨政党嵌入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
茗山位于湖北省大冶市, 辖29个行政村, 原有村民小组265个, 自2016年3月开始, 茗山在晏庄村、华若村、杨桥村三个行政村试点探索的基础上, 在全乡开展基层党建改革实践, 主要做法包括:首先, 按照“因地制宜、有利发展”的原则, 将村民小组重新划分为若干个“利益趋同”的村庄, 据统计, 全乡265个村民小组被重新划分为181个村庄;其次, 以村庄为基本单元, 开展“六进三评” (即将“服务党建、助力发展、村庄整治、调解维权、科技服务和文明创建”六个方面纳入理事会的职责范围, 并通过村党支部、村委会、群众“三方考评”对理事会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 其中群众满意度测评占50%, 支部评议和村委考核各占25%) , 从而将村民临时组建的事务性理事会组建为党建引领下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村庄理事会, 并根据考核结果, 开展“两培一选” (即培养优秀理事会会长、理事会成员为党员, 培养优秀党员理事会会长进入村“两委”班子, 选拔优秀村支书进入乡镇党委班子) , 以开拓党员干部发展途径,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另外, 坚持乡政府、村委会和理事会“三级联动”, 以项目化的方式整合党政资源与社会资源等措施, 优化治理模式。 (详见图1)
调查发现, 茗山实践实际上是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相结合, 强化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将政党嵌入社会的有效性融于基层治理中, 在破解农村基层党建困局、乡村治理困境中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我国广袤的疆域中, 茗山是数万个建制乡 (镇) 中普通的一个, 不过, 它也是我国政党与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 为我们探讨基层党建去“悬浮化”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嵌入, 揭示后“政党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窗口。
二、党建引领与治理动力的内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 政党组织意味着纪律与规约, 具有规范性、整合性等特征, 而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社会来说, 社会组织往往具有自主性、分散性等特征。由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社会关系的分散性, 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发育需要政党的权威力量和组织资源进行规约和动员。据悉, 早在改革之前, 茗山一些村民针对修路、修塘、修桥等事项往往会自发成立一些事务性理事会, 事项完成之后理事会自行解散。这些临时组织的事务性理事会在处理一些村庄事务时具有良好效果, 但也存在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监管等问题, 从而使其自治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对此, 茗山在临时性、事务性理事会的基础上, 以村庄为基本单元, 成立了181个村庄理事会, 推选出913名理事会成员, 并在职责范围、决策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以确保村庄理事会的规范化、制度化运行。如果说现代经济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推动了事务性理事会这一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 那么, 村庄理事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则是依靠政党的权威力量和组织资源进行一定的推动和规范后实现的, 主要表现为宏观上的组织引领、微观上的党员参与和广泛性的协商自治。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组织优势实现了对社会的高度整合。在依靠组织资源实现的社会整合面临挑战的形势下, 政党必须在组织整合的基础上开发政治优势, 形成对社会的政治整合。政治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对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 而是通过作为政治组织的党组织和作为政治身份的党员的影响力来整合社会。这在茗山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茗山乡党委、村党支部不是在微观上对村庄理事会进行行政调控, 而是强调村党支部、党员在宏观上对村庄理事会的影响力。例如, 茗山乡党委、各村“两委”指导各村庄制定《村庄理事会章程》《村庄理事会季度考评办法》《村庄理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 规定村庄理事会成立之前必须得到村“两委”批准, 并上报茗山乡备案登记, 理事会会长及成员的推选要获得村“两委”同意, 重大事项要向村“两委”报告, 理事会及成员的履职情况也要接受村党支部评议。基于上述做法, 政党通过发挥政治资源优势, 在保障村民议事、利益表达的公共空间的基础上, 保证了党的基层组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领导, 使村庄理事会能够持续在村庄整治、纠纷调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 政党也能够获得村民自治所带来的政治空间与政治资源。
政治整合的根本在于获取认同和凝聚社会, 但关键在于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 这种参与既包括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参与, 还包括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社会自治。在实践中, 一方面, 茗山有意识地鼓励党员参与竞选村庄理事会会长和成员, 明确要求村庄理事会成员中至少要有一名党员, 最终, 在推荐产生的913名理事会成员中有200名党员。党员参与村庄理事会能够在其内部发挥带头作用, 动员、引导和凝聚理事会成员和村民, 有利于政党组织的整合功能和村民组织的自治功能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 结合村党支部评议、村委会考评和群众满意度测评的最终结果, 注重把农村优秀人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优先推荐到党组织, 并注重对优秀的党员理事会会长的培养, 在换届选举时鼓励其参与竞选村“两委”干部。通过“两培一选”, 解决了村级党员干部后继乏人的现实状况, 拓宽了农村优秀人才的晋升渠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和动员了村民积极参与村民自治, 并可以吸纳社会精英进入党组织, 从村民自治中获取政治资源, 充实党的基层组织队伍。
与此同时, 协商自治作为我国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有效实现形式, 是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进而实现治理动力内生的重要民主形式。改革以来, 党开始全面开发协商民主的政治资源, 使协商民主逐渐从党和国家层面走向社会层面, 从政权领域延伸至社会领域, 主要表现为基层社会的各种协商自治。观察发现, 村庄理事会的组建均贯穿着协商这一元素。其成立由村民协商。乡党委指导村“两委”在广泛征求党员和村民意见的基础上, 拟定村庄理事会成立方案, 并以“一户一票”的方式对村庄理事会的成立、理事会成员的推选进行投票;对村庄事务的决策进行广泛协商, 对涉及单一、牵涉面小的事项, 由理事会内部直接协商, 对涉及复杂、牵涉面较广的事项, 由村委会或理事会召集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协商, 对涉及邻村利益的, 由村委会负责协商, 必要时由乡镇党委政府组织协商, 形成了村庄、行政村、乡三级架构的乡村协商民主体系。通过开展广泛的民主协商, 鼓励村庄范围内的村民, 就共同关注的公共问题广泛参与到社会自治事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如此能够将社会自治事务的决策、执行的公共权力置于村民的监督之下, 既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议事能力, 又有利于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 从而提升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村民的有序参与能力, 实现社会治理动力的内生。
通过宏观上的组织引领、微观上的党员参与和广泛性的协商自治, 规范性、整合性的政党因素有机嵌入到自主性、分散性的社会自治组织, 进而引导社会自治力量开展协商自治, 调动社会成员参与乡村治理, 促进治理动力的内在生成。同时, 政党也获得了社会自治带来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资源, 有助于依托政治资源整合乡村社会, 从而探求一种政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良性相依格局, 实践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
三、组织嵌入与治理功能的强化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政党嵌入在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出现弱化趋势, 突出表现在传统的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单位组织趋于式微, 社会成员逐渐脱离单位组织, 回归社会本身, 并在传统的组织覆盖范围之外出现了“两新”组织党员和流动党员, 若中国共产党不能有效解决组织覆盖面的扩大问题, 可能会因社会力量的不断增强而影响其在乡村社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 随着社会空间的不断拓展, 在客观上也为党组织向社会的进一步延伸和渗透开辟了新的空间, 即贴近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社会空间, 这构成了政党“嵌入”乡村社会的内在基础。在此情势下,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充分利用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空间, 在茗山实践中, 主要体现为党的基层组织的模式创新与功能强化两个方面。
一方面, 随着社会空间的不断拓展, 乡村社会逐渐由形态固化、主体单一、相对封闭的依附性社会向流动频繁、主体多元、日益开放的自主性社会转变, 传统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设置党小组的办法, 难以将农村党员有效地组织起来, 大量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 成为“隐身党员”。之前茗山也普遍存在着发展党员难、流动党员多以及随之出现的党组织和党员不在场的情况, 从而弱化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在实践中, 茗山根据各村庄已有党员人数, 按照“党员数适中、便于开展工作”的原则, 采取单独组建、区域联建的方式, 在党员达到3人及以上的村庄单独建立党小组, 党员不足3人的村庄与相邻村庄联合组建村庄党小组, 在全乡181个村庄共成立了128个村庄党小组。同时, 根据当地农业产业特色, 围绕公司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链条, 在村集体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组织中设置“产业党小组”, 便于及时向村民传达致富信息。村庄党小组、产业党小组的设置模式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限制, 将党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空间从单位空间转移到贴近村民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 使基层党组织能够在一个动态的社会形态中保证自身的相对完整和稳定,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村庄层面得到贯彻落实, 这不仅有助于把单位“游离”出来的党员根据实际需要重新组织起来, 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的内部整合, 也有利于党组织与乡村社会新出现的各类组织建立联系, 实现党的社会整合。
另一方面, 在当前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以及社会个体日益自主化的现实背景下, 若仅仅扩大党的组织覆盖而忽视党的功能覆盖或服务覆盖, 组织覆盖也会形同虚设, 因此会削弱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力。这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在扩大组织覆盖的同时, 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覆盖, 强化其联系群众、整合利益、协调关系、凝聚社会的功能, 从组织覆盖进入服务覆盖。茗山在设置村庄党小组的同时, 对其工作职责和活动规范做出了明确规定:在职责方面, 要求村庄党小组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村庄理事会得到贯彻落实, 引导和监督村庄理事会规范有效运作;在活动规范方面, 要求党小组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学习和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 把优秀理事会成员列入重点培养对象等。党的组织功能创新, 最根本的就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 要求其深入扎根基层社会, 积极聚焦于公共利益。茗山赋予村庄党小组具体职责, 本质上是将大量无职党员转变为有职党员, 以提升党员联系村民、反映需求、表达利益的能力, 将党的组织覆盖与功能覆盖紧密结合, 在实现组织覆盖的基础上, 强调通过沟通协商、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等社会化的方式, 使党的基层组织深入扎根基层社会、积极聚焦公共利益, 以获取社会多元主体的支持, 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影响力。
政党来源于社会, 作为社会的“部分”, 政党建设必须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联系, 并结合社会发展趋势, 把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现实目标和发展路径。党的组织覆盖与服务覆盖相结合, 正是基于社会自主性的日益增长、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拓展等现象展开的, 一方面扩大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 解决党的基层组织生存与发展空间问题, 另一方面强化党组织的服务覆盖, 解决党的基层组织功能创新问题。前者关系基层组织的生长力, 后者关系基层组织的影响力, 二者相互决定, 不可割裂。
四、要素整合与治理模式的优化
治理的使命是创造公共秩序与公共服务, 从而保证个人与社会都能获得全面发展。换句话说, 人民既是治理的主体, 同时也是治理所服务的对象, 这决定了党和政府的现实任务就是优化治理模式, 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最大限度地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成果合理有效地分配给整个社会, 运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共服务。然而, 在现行“乡政村治”体制下, 基层党委和政府对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了“权力主导”“层层下压”的管理模式, 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机构主导和支配着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整合与配置。
一般来说, 基层政府一般通过行政服务中心, 村“两委”通过党群服务中心、村级服务中心向村民提供公共服务, 基层政府以专项化资金方式进行资源配置, 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在这一过程中, 村民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公共资源和服务, 难以表达其真实意愿和诉求, 而且随着社会成员生活生产空间的不断拓展, 党的基层组织传统行政化运作的权力触角难以延伸到无资源纽带关系、无行政隶属关系的生活生产空间, 导致由党和政府主导和支配的公共资源和服务很难基于乡村社会的真实意愿和诉求进行整合与配置, 有限的党政资源难以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共服务。同时,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 群体、组织、空间等有形的边界日益模糊, 组织和整合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的主导权力来源和机制也在持续发生改变, 传统行政化运作的资源配置模式所发挥的组织和动员效果日渐式微, 难以有效整合乡村社会的人力、财力等资源。为此, 需要探索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提高资源的整合程度与配置效率。在实践中, 茗山注重优化与调整党政资源配置模式, 通过乡党委政府、村“两委”、村庄理事会间的“三级联动”, 以项目化的方式配置公共服务与资源。具体而言, 由村庄理事会负责收集、整合村庄的优缺资源, 征集村庄内的村民意愿和诉求, 形成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需求清单, 并将村民需求反馈至村“两委”;村“两委”则基于这份需求清单, 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 向乡党委政府争取项目扶持和专项资金;乡党委和政府通过项目扶持、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 以项目的形式向村庄配置与供给党政资源, 从而调动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 在涉及村庄整治的事务中, 采取“村民出一点、社会捐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资, 鼓励村民筹资筹劳, 积极参与村庄事务, 使乡村社会的人、财、物等要素资源能够得到有效整合, 从而实现村庄现有资源与党政资源的充分整合。
在这一过程中, 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机构基于社会需求, 转变为信息整合者和供需对接者, 对公共服务与资源以项目化的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整合与配置, 从而引导、调动和集中村庄的人、财、物资源, 既提升了公共服务与资源的整合程度与配置水平, 也提高了乡村社会各类资源要素的整合效果。村民委员会也不再是基层政府机构的单向服从者和被管理者, 而是充当信息传递者和资源传输者。一方面将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社会需求自下而上地反馈至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 向政府争取奖补资金, 另一方面将党和政府的政策、项目信息自上而下地传递至村民。同时, 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 村民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管理和服务, 而是依托村庄理事会积极开展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可以发现, 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在公共资源的整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将党政资源和服务以项目化的运作方式输入到村民生产生活空间, 并能够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在此过程中, 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由资源支配者转变为供需对接者, 在有效降低行政部门成本的同时, 及时获取村民的真实意愿和诉求, 从而提升党政资源与公共服务的配置水平, 运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共服务,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行政力量主导下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的现实困境。
五、嵌入式整合:“政党治村”的实践逻辑
政党对社会的整合主要依赖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这两大资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党主要是凭借组织资源优势嵌入乡村社会, 这虽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整合, 但也抑制了社会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空间的日益拓展、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社会自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其实质是社会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一方面, 随着社会的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提升, 嵌入在乡村社会的政党权力面临挑战, 表现为在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社会对政党和国家的依附性逐渐减弱, 不断拓展的社会空间和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对政党的组织资源优势造成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 社会活动的分散性和社会关系的脆弱性对政党力量的进一步嵌入提出内在需求, 表现为有效的乡村治理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规范和引导。
因此, 党的基层组织应在继续发挥原有的组织整合功能的基础上, 主动开发其政治资源优势, 即不再强调对社会力量的微观控制力, 而是强化在宏观上对社会力量的引领力, 通过这种引领力引导和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 并掌握社会自治所带来的政治空间与政治资源, 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同时, 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不是否定原有的组织整合, 与之相反, 是基于当前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等特征, 调整和开发具有开放性的党组织模式和功能, 将组织覆盖与功能覆盖相结合。另外, 如果认为政党通过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培育和引导社会力量的成熟发展, 本质上是为社会自治力量“增能”。那么, 在公共资源的整合与配置过程中, 基层党组织的角色由资源主导者转变为供需对接者, 调动社会自治力量参与到资源整合与配置的过程, 本质上是为社会自治力量“赋权”。
总体上, 在后“政党下乡”时代, 政党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整合力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 政党发挥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公共资源优势, 为社会自治力量“增能”和“赋权”, 规范和引导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 从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力量的规范和引导下, 发挥其自治性、自主性等比较优势, 为政党提供整合社会所需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资源。由此, 政党与乡村社会互为补充, 形成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 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不过, 正如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 随着新型信息技术、互联网科技、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升级和更新换代, 乡村治理必然要直面更多有待研判和解决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例如,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都会面临深刻变革。尤其是近两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深度转型使得社会有效整合变得异常困难, 也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乡村治理模式包括本文所提出的“嵌入式整合”提出深刻挑战。
责任编辑：欧阳星
文章来源：《学海》，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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