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
钟伟军，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与反腐败
曾任世界银行行长金镛谈到，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号公敌。对当前的中国来说，腐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和部署下，对腐败零容忍，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的态势已经形成。然而反腐败依然面临复杂的形势，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对不仅仅是党中央和政府的事情，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公众都是反腐败斗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有时候成为反腐败的中心环节。中央的反腐败运动和相关制度需要公众全方位的支持、配合，并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公众对中央的反腐败绩效保持灵敏的感知，让公众更加有信心地参与到反腐败的过程中，尤其是像落实“八项规定”等需要全体公众来监督的反腐败运动，公众的参与更加重要。公众是反腐败的重要依靠力量，公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度以及对反腐败的信心度等评估指标是衡量反腐败工作成效的关键性指标。有人提出了反腐败的“公众反应模型”(The Citizen Feedback Model，CFM)，通过公众反腐败参与和合作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心与信任，从而构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紧密结合的立体式反腐体系。
所谓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通常指的是公众对于反腐败所取得成效的一种主观看法或认知———这种反腐败成效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是公众腐败感知的重要内容之一。公众腐败感知不代表腐败本身，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程度也不代表反腐败取得的真实成效，但是了解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对于反腐败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并威胁到所有社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打击腐败，并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比实际或察觉到的腐败程度更重要。个人经历和主观感受对于严格的分析来说都是有用的数据，对于反腐败战略来说，都是一件有力的武器。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对反腐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影响到公众对反腐败的支持度和参与度。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往往是社会心理和情绪的一种体现，如果公众普遍认为腐败程度较高，反腐败效果不明显，这可能比腐败本身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影响，它会产生一种对某些机构和政府的“不信任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到政府的合法性。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的腐败感知与其对政府的信任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公众腐败感知程度越高，其对本国或地区的政府和制度的信任就越低，并对当局反腐败的行为表现出怀疑和失望情绪，使得当局的反腐败难以得到公众的支持;其次，反腐败绩效感知可能影响到现实的腐败行为，从而对反腐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当前的腐败水平，对公众来说，如果觉得腐败程度较高、反腐败无力时往往可能产生一种行贿的心理暗示，可能会刺激行贿文化的产生。当公众感觉腐败盛行并习以为常，并认为腐败无所不在或无人不贪的时候，这会让其产生腐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是一种与官员交往的途径，是一种社会的潜规则的想法，从而增强公众行贿的意愿，导致腐败的盛行，而这反过来又会强化公众原有的腐败感知，这种恶性循环对于本国的反腐败来说无疑会更加困难重重。而如果公众感受到腐败现象和程度明显减少，对反腐败绩效产生较高的认同感，容易让公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政府反腐的态度和决心，并对未来的反腐败充满信心。
二、文献综述: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影响因素
由于腐败行为具有负面性和隐蔽性特征，衡量真实的腐败或反腐败成效本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鉴于腐败感知和腐败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国际相关机构和学者普遍使用腐败感知来衡量腐败行为。例如，腐败感知是形成被广泛引用的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CPI)和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中“控制腐败”数据的基础，并在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被广泛使用。衡量腐败感知，而不是腐败本身，能避开直接衡量腐败的内在困难，这也成为腐败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反腐败绩效感知与腐败感知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甚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研究表明，公众对反腐败绩效的评价越高，其对政府的清廉感知也越高。在现有的研究中，单独研究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文献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都把其作为公众腐败感知的内容来进行探讨。总体上来说，可以把反腐败公众绩效感知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以下三个大的层面:
一是个人经济与社会地位。有研究表明，个人的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是其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因素，经济上的成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绩效的合法性。当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腐败猖獗的环境中显著改善时，他们仍有可能将变化归因于有效的腐败控制，从而对反腐败绩效持较高的评价。相对于客观的经济福利状况，人们对自身经济福利的主观感知与其对政府的反腐败绩效评价之间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拥有收入和经济资源相对较少的人，以及主要依靠公共福利生存的人可能比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人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而倾向于放大腐败程度，对反腐败绩效也相对比较挑剔。除此之外，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反腐败绩效评价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腐败感知方面相对比较敏感，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道德和价值观的影响，对政府的反腐败行为具有更高的要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政府反腐败绩效的评价反而越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GSS)也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个人所处的制度环境。个人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受到本国或地区制度体系的影响，如信息体制，如果媒体比较开放，人们能够获得各种腐败信息，就可能降低公众对反腐败绩效的评价。在一个制度体系不够健全且复杂的社会中，由于没有清晰的制度体系以及刚性化的约束机制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对腐败程度的观点可能会放大并不断强化。如果制度体系过于复杂，决策过程不够透明，决策的结果往往体现的只是决策者本身的利益而不是大多数的公共利益，这无疑会强化公众对政府反腐败无力的想象。如有研究表明，在罗马尼亚，公众对控制腐败无力的看法已经上升到使特定群体受益的系统性水平，这一变化被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而支持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让公众感觉到腐败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可能增加了大众对腐败的观感。美国选举运动的学者们发现，政治竞赛是难以置信的肮脏———曝光腐败经常被用作破坏和诋毁政治对手的工具，从而强化公众对政府腐败的印象。俄罗斯的政治研究也表明，在选举竞争越激烈的地区，公众认为腐败程度就越高，反腐败绩效感知越低。尤其对于那些正处于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来说，例如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民主化提高了一个国家民众的腐败感知。
三是传统文化与价值观。除了外部的客观因素外，社会文化背景或个人道德价值观等因素也可能导致削弱反腐败工作绩效感知。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对腐败本身的看法往往不尽相同，同样的行为，在一个国家被认为是腐败的表现，而在另一国家的人看来并不这样认为。在一些地方，某些行为，例如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帮助朋友找到工作被认为不是很严重的腐败行为时候，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感知低得令人吃惊。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差异，导致人们呈现出不同的腐败容忍度。一般而言，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越低，就会在心理上越排斥腐败行为;相反，如果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越高，则更倾向于将腐败行为正常化、合理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反腐败绩效感知。研究表明，那些具有较为浓厚的权威主义意识的人对反腐败绩效的满意度往往较高。
现有的关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文献在研究视角上总体上偏向于宏观性的结构因素，不管是经济社会地位、制度体系还是传统文化与价值，不可否认这些都可能会对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公众的日常刺激，就普通公众来说，对于政府或官员的印象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其日常生活中的直接体会，这种日常刺激可能投射到其对政府形象或政府绩效的想象之中，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三、分析框架:日常刺激与公众反腐败绩效感知
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感知心理活动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也就是感觉和知觉，感觉是对刺激的觉察，知觉是将感觉信息组成有意义的对象，在已存储知识经验的参与下把握刺激的意义。因此，个人的感知其实就是现实刺激和已储存的知识经验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感觉信息是具体的、特殊的，而知觉信息是较抽象的、一般的。人们对周边实体的人、物和事件的日常信息进行概念化并与原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在理解信息的过程中建构对某一事物自我的知觉。人们在接收外部信息的时候，会形成当前刺激是什么的假设，再接收或搜寻信息，再验证假设，从而对刺激做出解释，感知是以假设为纽带的现实信息与记忆信息的再造过程。日常信息刺激既可能强化也可能重建原有已储存的知识经验。当现实信息刺激不断强化时，原有的与之相左的知识经验就可能被重新建构，从而形成新的认知。因此，周围的现实信息刺激对于人们感知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人们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同样可以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人们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离不开现实的日常信息刺激，由于反腐败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人们不可能置身于反腐败的现场，也就无法获得反腐败的直接的信息刺激。普通民众对政府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媒体报道以及口耳相传的间接信息，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官员所带来的直接刺激。身边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的现实刺激往往成为其对政府腐败绩效感知最直接的来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日常生活中与政府官员的接触、互动关系等经历是公众政府感知最重要的现实刺激。这种直接的刺激与个人原有的关于反腐败的知识、期待以及文化背景会对感觉信息的组织、识别产生影响，也会对来自媒体报道或其他来源的关于反腐败的信息产生影响，所储存的反腐败知识经验与直接感觉刺激之间形成强化或重建效应，从而形成对反腐败绩效的知觉。来自政府和官员的最直接的现实刺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与之接触的官员的日常形象以及直接感受到的民生服务。
1．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时候接触的是与之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基层的一线公务人员，也就是所谓的“基层公务人员”，如警察、税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和行政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法律政策都需要通过他们直接面对普通公众来实现。研究表明，出于让自身工作更加便利和轻松的目的，这些直面民众的基层官员往往会运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管理他们的工作环境，对不同的对象呈现出不同的态度或面貌。这种不同的面貌或态度自然会让与之接触的普通民众留下对官员形象的直接印记。这种日常的印记在很大程度构建了人们对政府人员的日常声誉，而日常声誉一旦形成将会对政府的信任产生很大的影响。公众对反腐败的绩效感知往往是透过这些直接接触的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以及工作方式方法的改变得到最为直观的感受。公众对基层公务人员的日常感知越好，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也就越高。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公众对基层公务人员的日常印象会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2．民生满意度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政府对民众切身利益的影响有时候会左右他们对政府腐败的感知，有些研究表明，如果政治人物能够带给选民潜在的现实利益，他们往往会宽恕政治人物的腐败行为。相关研究证明，公众对自身物质条件变化的满意度与其对政府反腐败绩效的评价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向关系。对普通民众来说，民生服务和福利是其最为关切、最为直接和最为敏感的切身利益问题。人们对政府所提供服务的直接感受往往会在头脑中形成对政府印象较为强烈的刺激。当民众感受到民生福利带来的切身生活品质提升或认为被公正对待时，会提升自身对政府反腐败绩效认可度，相反，当官僚机构被指责为某些人分配了一项稀缺的福利，民众自身福利受损，会强烈刺激公众对于政府腐败的感知，从而降低他们对政府反腐败绩效的评价。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公众的民生服务满意度会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3．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对政府信息关注度的调节效应
与人们很难获得官员腐败的信息不一样，反腐败绩效方面的信息往往会通过媒体和各种途径广为报道，但是，一般公众对权力机关的运作情况并不熟悉，反腐败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那些关注政府信息的人来说，大量的有关反腐败绩效的信息会不断强化公众对于反腐效果的印象，对其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十八大以来有关党中央和各地的反腐败方面的信息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反腐败制度建设、日常性的反腐败举措、反腐败的成果等信息都能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反腐败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越关注政府信息，接收到的反腐败方面的信息就会越多，对反腐败绩效的感知就可能越高。然而，政府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强度受到现实生活中所接触的基层公务人员日常印象以及自我所感知的政府民生服务的影响。对于那些对基层公务人员或民生服务持积极评价的人来说，反腐败信息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会更加强烈，而相反，对于那些对基层公务人员日常形象或民生服务持负面评价的人来说，反腐败信息对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则会弱很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政府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有积极的影响。
H3b:在反腐败绩效感知中，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政府信息关注度有明显的调节效应。
H3c:在反腐败绩效感知中，民生满意度对政府信息关注度有明显的调节效应。
四、数据与方法
本数据来自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2017年7－8月期间针对全省11个地级市所做民情民意的电话问卷调查，对近年来反腐败绩效的评价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为了更好地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调查依照每个地级市的人口总量分配了200～300个有效样本额度。首先确定每一地级市各区县所属号段，然后通过计算机对每个号段随机生成电话号码，并进行空号筛选，在每个号段的有效号码中随机抽取若干进行拨打，直到完成预定的样本额度。由于电话问卷调查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调查成功率相对比较低。在整个电话问卷调查中，用户拒访达9904个，中途结束1398个，无人接听1023，甄别不通过305个，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500个。
1．因变量: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测量在不同的研究中采取的具体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东亚晴雨表采用的是让被访者对政府反腐败努力程度进行评价，也有的让被访者回答对政府反腐败成绩的满意度，或者直接让被访者评价政府反腐败工作是好还是坏。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反腐败绩效感知主要是与过去相比较而言对官员腐败状况变化的主观评价，因此通过让被访者回答“与过去相比，您认为现在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减少了吗”来测量反腐绩效感知，依照程度，采用李克特四点法进行赋值。对于回答“不清楚”的以均值取代。
2．自变量: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与民生满意度
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印象主要从对官员办事的态度、办事过程和办事结果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态度方面让被访者回答“您觉得身边的党政干部工作态度是真诚的吗”的问题，过程方面让被访者回答“您认为身边的党政干部能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吗”的问题，结果方面让被访者回答“您认为身边的党政干部办事公正吗”的问题。三题都采取李克特四点法进行赋值，信度分析显示，三道题存在着较高的内部一致性(a=0．859)。民生满意度主要通过“您对近年来政府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重要民生问题上的工作感到满意吗”题项进行测量，同样通过李克特四点法进行赋值。
3．控制变量:人口特征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人口特征，包括教育程度、年收入、年龄、性别、户籍。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人口背景的各项特征，如年龄、性别、居住地、年收入等均可能对公众的腐败感知产生影响。本研究把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高中”、“大专与本科”、“研究生以上”，分别赋值1－4;年收入分为“5万以下”、“5－10万”、“10－15万”和“20万以上”，分别赋值1－4;年龄分为18－69岁;性别，男设虚拟值为1，女为0;户籍，城市和农村分别设为1和0。
五、实证检验与研究发现
1．初步分析结果
我们对浙江省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浙江省公众对反腐败的绩效评价非常高，在满分为4分的评分中，样本平均得分达到了3．32，这与国家统计局2016年所做的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的结果基本吻合。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反腐败举措和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公众的高度认可，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行为所产生的效果让普通民众有较为深刻的感知。我们把年龄、收入、学历、性别和户籍作为因素进行了简单的方差分析，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对年龄以20岁为距离分为四类。从表1可以看出，通过事后多重比较，除了40－59岁年龄阶段的被访者比18－39岁年龄段的被访者在平均得分差异方面呈现出显著性外，其他的人口背景变量在反腐败绩效感知方面均没有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而且几乎所有的评分标准差都介于0．85－1．00之间，也就是说，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性别和户籍的民众对于近年来反腐败的绩效感知总体上呈现较为一致性的较高评价的特征。
我们把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简单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公众对身边官员是否真诚、是否民主、是否公正的评价与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之间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361、0．397、0．402。也就是说公众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印象与其反腐败绩效感知之间呈现正相关性。同时，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与民生满意度之间也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达到了0．337。除了年龄表现出与反腐败绩效感知呈现弱相关性外，户籍、学历、收入与性别等人口背景变量与公众的绩效感知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相关分析结果与本研究假设H1和H2的假设方向基本保持一致。由于所有的相关系数均没有超过0．50(最高为0．402)，因此可以判断，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基本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相关假设，我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一共构建了5个回归模型，模型一到模型四分别检验测量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三个题项———公众认为身边官员的真诚度、民主度和公正度以及民生满意度各自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模型五把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所有模型中的膨胀因子(VIF)均远远小于10(最大为2．447)。5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Ｒ2)在0．120－0．221之间，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比较大，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从回归列表3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人口背景变量中，除了年龄变量呈现出对反腐败绩效感知影响的显著性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但自变量无论是公众对基层公务人员日常印象还是民生满意度都对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从模型五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对官员的真诚度评价每增加1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0．09个单位，对官员民主度的评价每增加1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0．132个单位，对官员公正度评价每增加1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0．180个单位，民生满意度每增加1个单位，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0．159个单位。本研究的研究假设H1和H2得到验证。
从表3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公众民生满意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明显，但是相比较而言，公众对官员日常印象的评价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似乎更为强烈，也就是说，就反腐败绩效感知而言，相比较物质利益的刺激，民众对日常所接触官员的形象所带来的刺激更加敏感，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从模型一到模型四可以看出，不管是官员的真诚度、民主度还是公正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都要强于民生满意度。就测量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三个指标来看，在官员真诚度、民主度和公正度的评价中，对官员是否公正的评价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民众对基层公务人员办事是否公正的感知会对其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较为强烈的刺激。从理论上来说，反腐败绩效的最终体现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廉洁公正，政府官员廉洁奉公，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等法人单位奉公守法，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获取和运用无私且合法，司法、执法公正无私。对普通民众来说，在缺乏其他直接信息刺激的情况下，在与官员日常接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官员办事公平公正印象往往是其腐败感知的直接依据，也是判断反腐败绩效最为直观的依据。
3．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和民生满意度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的调节效应，我们把反腐败信息关注度作为自变量纳入到分析模型中。反腐败信息关注度通过“您经常关注政府的反腐败信息吗”题项来测量，同样采用李克特四点法赋值。取测量基层公务人员日常印象的三个题项的均值来衡量官员日常印象得分，并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交互效应分析。从表4中的“模型一”可以看出，反腐败信息关注度的回归系数为0．068，且通过了1%显著性的检验，也就是说反腐败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有正向影响，本研究的H3a得到验证，但是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并不够强烈。与反腐败信息相比较，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以及涉及切身利益的民生感受等直接的现实刺激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影响更加重要，尤其是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515。也就是说，公众的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每增加1个单位，其反腐败绩效感知就增加0．515个单位。基层公务人员的日常形象与民生满意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这种影响可以从表4中的模型二到模型四的交互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与信息关注度的交互系数还是民生满意度与信息关注度的交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和民生满意度均呈现了正向调节效应，二者增强了反腐败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本研究的H3b和H3c得到了验证。
相比较而言，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反腐败信息关注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二者的交互项系数达到了0.114，而民生满意度与反腐败信息关注度之间的交互项系数只有0．060。随着公众对日常所接触的基层公务人员印象评价的提高，反腐败信息关注对于反腐败绩效的正向效应得到较明显的增强。模型一到模型三也反映了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具有较为明显的替代效应。反腐败信息关注度本身对公众反腐败绩效感知的积极影响较为有限，尽管公众可能经常关注反腐败方面的信息，但是这不足以建构较高的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而如果间接的反腐败信息能够与基层公务人员印象的直接刺激有机结合，其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积极影响则会大大增强。相反，如果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所接触的官员有较好的印象，即使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不高也可能产生较高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因此，如何树立基层公务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对于形成较高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来说显得更加重要。就民生满意度来说，模型一、四、五表明，其对反腐败信息关注度替代效应有限。民生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信息关注度对反腐败绩效的影响，仅仅提升公众的民生满意度难以获得较高的反腐败绩效感知。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民众关于反腐败感知的实证分析发现，民众反腐败绩效感知受到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和民生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民众对所接触官员公正性方面的评价会对反腐败绩效感知产生较为强烈的影响。公众政府信息关注度对于反腐败绩效感知有正向关系，但如果信息关注度缺乏基层公务人员印象以及民生满意度的调节效应，其对反腐败绩效感知的刺激并不明显。相比较而言，在反腐败绩效感知评价中，基层公务人员印象对信息关注度的调节效应要明显强于民生满意度。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启示:
一是民众身边的“微腐败”从腐败行为本身来说，看起来似乎危害并不大，但却会对民众的腐败感知产生较为强烈的刺激，吞噬反腐败绩效在普通民众心里的认同感。从反腐败的效果上来看，严厉查处“关键少数”对于保持反腐败的威慑力、形成高压的反腐败态势意义重大。而“微腐败”尽管是发生在民众身边的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吃小喝、小贪小占等行为，但却直接影响到政府及公务人员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形成民众对政府的“腐败想象”和反腐败绩效感知的直接依据。坚决治理“微腐败”，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于增强民众对反腐绩效的感知和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树立良好的政府信任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是反腐败成效报道并不足以让民众产生强烈的反腐绩效感知，提升民生服务质量和改善基层官员形象有利于增强反腐宣传的效果。反腐败工作成效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广为宣传，这对提升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远离反腐败现场的普通民众来说，仅仅依靠报道宣传来提升公众反腐绩效感知是不够的，如果民众对政府和工作人员的切身感受无法与这种宣传对应起来的话，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有限的。对于那些不太关注政府信息的人来说，尽管反腐败取得重大成绩，尽管相关的报道非常多，但是来自自身的对周边官员和基层政府的直接印象往往成为其判断官员和政府是否廉洁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升关系到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服务质量，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官员形象会大大增强反腐败绩效宣传的效果。
三是与提升民生服务满意度相比，改善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能够让民众获得反腐败效果更真切的感知。强化公众在民生方面的获得感，在民生方面做足、做实、做细，让民众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义公正和幸福体验，对于树立政府的清廉形象无疑具有正面的积极效应。但是，就提升民众反腐败绩效感知而言，转变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在日常工作中给民众留下良好的印象似乎更加重要。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要到基层深入了解群众真实情况，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这对于在民众中树立良好的官员日常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让普通民众获得反腐败成效最为生活化的切身感受。
责任编辑：张赫 一审：王铮 二审：闪晶晶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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