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世界的扩张与重叠：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变革指向

作者简介

柳亦博，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东岳学者（青年）

从本质上看，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是一种在宏观层面塑造知识图景的认识论。当前，对话语体系的探讨必须走出具体的“语言”，如果仅仅将其理解成言说治理活动的一系列专业性语词，无疑同时缩小了这一概念的所指与能指。正是在走出“语言”的共识上，学者们才成功地廓清了话语体系中蕴含的“史观”“主义”或“哲学”意涵，而不仅仅是某种文化性或地域性的交谈工具。一个国家的治理话语体系不但包括了空间维度的含义，是地域性经验形成的学术自觉，同时它还包括了时间的含义，是站在某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创造。

一个国家的治理话语是它的隐形财富，反映了其社会的主流思想、政治主张和价值判断，尤其是当该话语体系得到他国的广泛认同时，则表现出明显的外溢效应。因此，芝加哥大学的伦纳德·怀特（Leonard  White）提出美国肩负着“以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政府的精神对全世界进行教育，并以它的形象进行改造”的使命，希望政府对外输出本国的话语体系以拱卫它的全球霸权地位。主流的国家治理理论产生了关于治国的正典叙事（Canonical Narration）——所谓“正典”概念最初来自法默尔（David John Farmer），他在《公共行政的语言》一书中将“正典化”定义为一种现代性的“范式” ，我们这里使用的正典叙事概念指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它拥有自己的话语指向、概念群、制度建构和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环世界。环世界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  科斯考尔（Jakob von Uexkull）提出的，后被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等哲学家借用并赋予新的内涵，我们这里使用的环世界概念，指的是被存在者从整全世界中离析出来的、始终包裹着存在者的“周围世界” （Umwelt），此在（das  Dasein，最初是一个由哥特舍德创造出来的词，后被海德格尔用来指人这种存在者，亦有学者将之译为“定在”“亲在” 或“限有”）并非与全部的世界直接关联，而是通过感知到的信号来构筑环世界并于环世界之中认识自身的存在状态，进而通过环世界参与一般世界。

当前有三种关于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它们各自构筑了迥异的环世界 第一种正典叙事关注精英斗争，形成了一个“顶层环世界” 第二种则强调中间阶层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构筑了一个“中层环世界” 第三种关注行动者及其网络，描绘了一幅自下而上的“底层环世界”图景。只有同质的环世界才有可能在碰撞时重叠，融合成为一个可以被多个存在者共同承担起来的大环世界——或称“共同世界”。仅在共同世界内部，此在才视那些与自己共同承担环世界的存在者为平等状态。长期以来，国家治理中主体地位的不平等被认为是一种常态，甚至形成了治理权力被具体显现的主体所垄断的传统，所有的“制度—行动”和“权力—责任”的对称关系都指向主体。但是当互联网出现之后，自我言说、自治与自组织模糊了过去的主客体地位，进而使治理的正典叙事在这种新情境下逐渐失语。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存在者的环世界都将呈现出扩张趋势，这无疑会令曾经的正典治理话语及其构筑的环世界出现更多“排异反应”。在这个被国家填充的世界中，深入考察那些正典的国家治理话语，并从中寻找到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国家治理话语转向的线索，是学术界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精英的顶层环世界

精英斗争话语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它强调的是国家顶层精英在开展实质性的治理行动中的自主权 （autonomous power），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精英集团能够轻易地摆脱社会监督，从而将权力集中起来。当然，精英们也并非总能达成共识，反而时常发生阶层内部的斗争。在拉克曼看来，恰恰是精英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整体取向。采用精英治国话语的当代学者中，以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与理查德·拉克曼（Ｒichard Lachmann）两位最具影响力，后者的理论基于前者，所以我们先来厘清曼的观点。几乎所有迈克尔·曼的批评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曼的一个问  题，批评他总是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国家组织阶梯的顶端，过多地强调国家精英逾越例行程序的专制权力和渗入社会的基础权力，忽视了其他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而在很多时候，那些被曼忽视的力量往往发挥了关键作用。抛开观点上的争议，仅就迈克尔·曼的批评者们都针对其精英主义的研究视角这一问题来看，足见他对精英主义研究的贡献实则是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的。在曼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叙事框架内，拉克曼提出了一个更加简练同时也更激进的“精英斗争”理论。作为北美政治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拉克曼通过对多国的比较研究，用一个相对精炼的模型解释了不同国家的治理图景。在精英斗争话语所构筑的顶层环世界中，真正推动一个国家历史前进的是极少数顶层精英——而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或人民史观所说的人民大众。
尽管我们在拉克曼的思想中隐约能够看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比如拉克曼对精英的定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与布尔迪厄思想融合之后投射在分层理论上所形成的 再比如，拉克曼的部分国家观念受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影响，虽然他对蒂利和曼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修正，但严格来说精英斗争理论仍属于结构—功能主义。但是，拉克曼与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不同，他反对马克思化的韦伯主义（Marxified Weberianism）主导的比较社会学进路，尤其是对精英在国家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的判断上，拉克曼走上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道路。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拉克曼不同意韦伯在 19 世纪末开创的广义功能主义进路，他并非彻底否定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而是不认同韦伯强调的那种新教伦理和国家发展观。
此外，拉克曼提出的精英斗争话语中的“斗争”也有别于马克思所定义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斗争是被现代政治制度限制在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是将权力流动收束在精英集团内部的竞争性游戏。拉克曼认为精英占据了社会的不同层级和组织系统，能够从非精英手中攫取资源并控制独特的组织力量，这些少数食利者在制度内盘剥生产者，同时也遏制其他精英以扩展自己的权力。“精英”概念亦有别于马克思所定义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主要目的是再生产相对于生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而精英的目的主要是遏制其他精英以增强自身力量。在看待抗争政治以及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拉克曼的观点更是与马克思的判断截然相反，他与同时代的政治学家斯科特都强调是顶层的精英们设计和推动了国家发展，而非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联盟。事实上，从顶层环世界中的精英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 包括之后列宁、沃勒斯坦、阿瑞基和科亨的理论贡献 的阶级斗争话语是为了满足反殖民时期的特殊需要而生的，在解读国家政治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与多样性上存在不足，只有顶层的精英斗争才是国家发展的催化剂，只要国家处在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就能有更多理由让公民变得清晰可控。顶层环世界相信，现代国家在实质上就是精英斗争的造物，只有当两种以上精英集团分庭抗礼时，国家才有可能获得发展。因此，国家的形态往往是由前国家时期的精英关系结构所决定的，而精英斗争的加剧或减弱则是左右城邦国家兴衰的关键。
在精英斗争话语所构筑的顶层环世界中，伦理和制度之于国家治理而言当然非常重要，政党的有效行动能力也非常重要，但在精英斗争与结构重组的宏大叙事面前，那些制度与行动因素都只是中间性变量而已，其形成的路径依赖和行动惯性远没有某些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么强大。此外，与吉登斯关注的行动、结构和时空关系的“能动性理论” （the theory of  agency）不同，拉克曼强调的行动是与“自由”这一核心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行动必须是有边界的，或者说，必须在具备强烈领域认同的前提下开展。这种领域认同为组织成员以及与他们互动的外界行动者设定了一系列的期望，从而表明了组织可以做和不可做什么。借助顶层环世界这一认识和解构国家治理运行的工具，学者们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16 至19世纪的西班牙、法国、英国、尼德兰、俄国和日本的国家发展及政府建设，同时对20世纪亚洲和南美大量结束殖民统治后出现家族政治传统的国家亦能适用——因为在这些国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政治“黑箱”和讨论的敏感地带，顶层环世界中精英斗争的神秘色彩恰恰能够很好地遮蔽许多“不便多言”的问题。但是，精英斗争话语依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一个国家从其具体的历史情境、文明传承和地缘生态中撬离了出来，使所有事件都悬于虚无中，这直接导致该话语产生的国家治理经验变得毫无动人之处，很难据此增进任何可以缠绕和连接环世界的共享知识。最终表现为精英斗争话语构筑了一种封闭而逼仄的顶层环世界，只能打动少数顶层既得利益者，却无法被国家中的多数人所认同。

接合处的中层环世界

场域互动话语的代表人物是政治学家米格代尔（Joel S.Migdal）和彼得斯（B.Guy Peters）等，他们明确反对“国家/社会”的治理二分法，而是认为治理主要是多行动主体（agents）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场域中互动的结果，这种“场域互动”话语的雏形出现在米格代尔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这一研究方法中，旨在点明国 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彼此转化特性。随着一系列相关研究的发表，这一理论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正典话语。在米格代尔看来，国家最初的形成创造和激活了社会，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不可能离开国家来单独理解社会。他进一步解释说 “如 果社会是人们认识到的最外层界限（limit）的话，那么，正是国家最初决定了那些界限或者社会边界。但是，这不意味着国家仅仅塑造了那些组成社会的团体。实际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相互影响的……这些互动是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循环关系的基础”。互动发生的场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处，这里是控制、发包、竞争、交易、抑制冲突和促进协作的主要舞台，国家与社会这里的力量交汇会出现四种后果。            
首先是国家完全渗透导致地方力量被毁灭和镇压的整体转型（裴宜理以中国的“大跃进”与“文革”来做例证），其二是国家吸纳既有社会力量（哈葛扁以1946年巴西的军事政变产生了一个热衷于社会转型的政权为例），其三是既有社会力量吸纳国家（迈克尔·布拉顿以非洲国家建立的市场委员会和农民合作社促成的非正式贸易网为例），最后一种是国家在地方领域中完全缺席（如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马来西亚农民使用“弱者的武器”导致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完全失败）。整个 20 世纪只有极少数非洲国家的公共机构没有成为争夺场域控制权的关键角色，在更多情况下，现代国家不仅会通过争夺社会局部的控制权来建立人们的身份认同，还想塑造包括人们最切身的象征和符号的整个道德秩序。栖居在国家和社会结合处的存在者，一般就是能够同时跨越公共部门与社会组织的“中产阶层”承担起了一个“中层环世界”。中层环世界对良好国家治理的想象是国家与社会既能影响对方也会被对方影响，但同时它们还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如同磁石的两极。
作为同时代的学者，米格代尔和拉克曼都在批判韦伯国家模型的基础上努力回答一个关涉自由与规范的核心问题——在国家内部，谁应该服从谁？拉克曼认为，韦伯没有认识到政治行动主体对各自利益的理解不同，并用不同的方式履行职责，控制臣民、抵御外敌的政权组织方式也不一而足。而米格代尔则改变了国家是“在一个给定的领土内对合法使用暴力拥有垄断权的组织”的经典定义，倡导以一种动态建构国家观和中层环世界驱动治理直接颠覆韦伯给出的国家框架。事实上，在历经近百年的变迁之后，韦伯国家的定义确已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和广延性，成了束缚国家治理发展的枷锁，甚至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米格代尔认为韦伯给出的国家定义“使得学者丧失了再创造的能力”，他在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进行反思之后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形构的研究路径，通过比较研究为国家的支配与变革问题注入新的意义。应当说，米格代尔明确地反对从精英视角观察国家治理运行，他认为曼与拉克曼的理论是将精英意志传达的复杂性过度简化了，他们的研究焦点“太过经常地被置于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上，那些国家组织阶梯顶端的精英们， 好像他们的意志真正切实地在国家官僚机构的迷宫中再现……但国家远不止是对国家精英的意志和目标的重现”。米氏强调，国家治理反映的是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如果精英企图塑造和规范社会，就必须着眼于国家的各种不同层面。
在米格代尔的理论中，观念上的国家其实都是同质的，但是由于国家能力不同，实践中的国家则表现出千差万别的异质性，国家能力发育完善意味着国家可以组织出有效的治理行动维护公共利益，而国家性之不彰则往往会令社会陷入“普力夺状态”。米格代尔并不认同曾经十分时髦的、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寻回国家”流派和传统支配模型所涵纳的那些暴力与威胁因素，他认为“普力夺社会”无法形成自主性国家，治理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彼此充权（mutually empowering）与形塑，而非纯然单向的过程。应当说，米格代尔的理论对于国家与社会结合处的稳固，以及整个中层环世界的建构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层环世界距离国家顶层和基层都不遥远，栖居其中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向上流动的通道，当然他们也同情和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中层环世界中的存在者不会将国家治理的过程神秘化，而是将国家想象成一个如古普塔（Akhil  Gupta）所说的“被各个组成部分的观念和实践所共同形塑的权力空间”，国家的标志就是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然而，即便场域互动话语尽可能地包容了社会上最稳定的中产阶层，但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依旧暴露出诸多问题，这也证明了国家治理的互动叙事不是一种普世性的话语。因为，中产阶层往往是一个国家中最焦虑的群体，他们在教育水平、资产保值、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且稍有不慎就会使其后代跌出中层环世界，沉降到社会底层。长期来看，中产阶级承担互动场域的代价远超收益，被迫提供无法弥补的正外部性行为的群体难免积怨，如果我们找不到为中产阶级这个“国家稳定器”减压的合理方法，良好秩序的可持续性就变得非常可疑。比如，日本曾经拥有令他们自豪的一亿中产阶层人口，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中层环世界崩溃、近四成人群由“中流化” 转向“下流化”的严重社会问题，三浦展称日本逐渐滑向的这个“下流社会”正不断消磨着整个国家的活力和希望。

行动者的底层环世界

行动者网络话语更习惯使用“共同体”概念来替代“国家”，在论述集体行动时它以行动者（agency）而非主体为基本单元。虽然拉克曼等人也察觉了“网络”这一关键要素，并称精英能力主要随着精英关系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然而精英斗争话语所关注的网络是封闭的、小规模的网络，顶层精英在这个网络中围绕权力展开竞争互动，这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关注的宏大社会网络有着本质区别。所以，精英斗争话语构筑的顶层环世界，与行动者网络话语构筑的底层环世界在认识同一个公共事件时，经常会产生极大的分歧。这既包含了两种环世界认识论上的差异，也包含了环世界中存在者们存在论上的不同。近代思想家中，对于行动者理论贡献卓著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人区分为行动者、言说者和旁观者，并创造性地给出了有别于劳动的“行动”概念。图海纳依循着她的思想继续前行，以行动者为核心论述社会运动如何转变为社会行动的“行动社会学”。随后，吉登斯主张一种结构化理论，认为对行动者的研究不应脱离内在于社会互动中的结构性框架，并将国家与社会的活动含纳在“系统”这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之中。其后，“系统”这个相对抽象的定义渐渐被更具体的“网络”一词替代，在次等民众理论 （subaltern  theory）和抗争政治运动的助推下，学者们更多地将研究视角转向了社会网络。最终，巴黎学派代表人物拉图尔与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中将“行动者网络”作为一个明晰的概念提了出来，该理论最初旨在解决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问题，但由于它精辟地描述出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大众化的构成与运动方式，因而很快成了一种流行的分析公共组织问题的工具。
为何行动者在近代方回归公共空间？在克罗齐耶、西蒙、布列兹和马奇等学者看来，这是因为真正具有信念、能力、责任感与关系网络的行动者在韦伯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就消隐了，随即那些等而次之的“计算者/博弈者”粉墨登场，他们只在“成本—收益”范式下思考参与集体行动的得失，曾经的诸种解放运动变质为威权主义国家收束权力的借口，而那些具备一定公民社会传统的国家则陷入了社会组织被公共机构反复吸纳和弱化的窘境。这在社会中心论看来无疑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治理模式，因为它看待“作为人的行动者”与看待“动物”无异。应当说这种担忧并非全然向壁虚构，韦伯式国家确实倾向于使用生物学视角，将人视作是“梦想只局限于族类繁殖，而其自主活动的目标，则只在于维持内在平衡”的动物。一旦国家与社会玩起了牧人与羊群的游戏，人民总是被分配羊群的角色，而政府始终掌握着福柯所谓“牧领权力”。行动者网络话语刻意从传统的权力概念中抽身出来，它围绕“如何聚合集体”这 个核心问题探索共同世界（Common World），即共生状态的环世界 的形塑方式，将跟进权这种程序性权力视同统治权力，并倡导一种新式议院制来统摄集体所拥有的另外两种权力考量权与排序权，借此增加治理生态的包容性、边界开放性和反洞穴政治。威权主义、官僚制以及霍布斯，都是行动者网络话语长期以来倾泻炮火的靶标，但仅仅依靠有力的批判并不能使某种治理话语成为正典，它必须拥有自己的创见。拉图尔的最大创见就在于他预设了社会网络中人与非人行动者的超对称（supersymmetric）关系，认为社会与物质都是网络的产物，“人和非人都既是行动者、又是施动者，所以没有主动被动、主体客体之分”。行动者借此成功摆脱了长期以来人对物的依赖，成了具备独立性的存在，这种独立不是相对于任何依赖的独立，而是在告别了平等与自由的话语后重新对人及非人的存在做出的规定，这种独立在人这里以自尊与认同的形式出现，在非人那里则表现为自组织性。相较前两种正典话语，拉图尔通过引入非人行动者的概念， 创造了一个更宏大的环世界——一个拥有最多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且它们交互最频繁而密切的环世界——通常这种环世界位于一个国家的底层，容纳了最多的需要日常与非人行动者“打交道”的劳动群体。行动者网络话语从社群主义思想中汲取了许多养分。社群主义推崇一种来自集体授权的治理合法性，正义和权利都应当建立在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虽然对于何谓“共同利益”，百年来各个流派的学者们争论不休，但一个带有效用主义色彩的共识性结论就是共同利益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多数人的利益。底层环世界容纳的正是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因而它在民主浪潮下表现出了更强的治理合法性。
然而，行动者网络话语也存在着缺陷，除开因底层民众非理性因素导致的“不良决策”以外，底层环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投注了过多的精力用以稳定社会秩序，强调行动者与网络的意义并且沉沦在这种复杂关系之中，反而忘却了有效行动本身，也使行动者网络话语走向了追求“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弱化国家之路。显然这并不是说基层环世界是过度保守、暮气沉沉的，相反，更多时候它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抑制的活跃，因为底层大众往往是被运动式的、激情但不良的政策所动员起来的，底层环世界为了集体行动表现出建设性而非破坏性，不得不时刻保持谨慎。由于行动者网络话语与集体主义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且在追求共同善的目标上又恰好与儒家讲求的“天下大同”隐然相通，所以该话语乃至整个巴黎学派的思想都对中国学者有较强的吸引力，能够在革命话语退潮之后的中国学术沃土上快速生根。然而，随着底层环世界推动的治理实践在基层社会中陆续开展，人们逐渐观察到其中隐含着将共同体规模缩小的危险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是超越地域性的。与大革命后的法国不同，试图以淡化权威来突显行动者的观点在具有千年大一统传统的中国难免遭遇“水土不服”，因此构筑底层环世界更适合在法治与政府能力较完善、基础教育水平较高、人口与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生根发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整合而成的广土众民的大国而言，着力构筑底层环世界充满了未知与风险。

扩张中的信息环世界

环世界所要追求的始终是人的共生，而共生则是存在者们共同在世的一种最富合作意义的想象。不同的知识结构、教育水平和文明特质决定了不同的叙事逻辑，叙事的层层累叠形成一种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构筑了环世界。身处不同环世界内的存在者，在认识和把握同一个事物时会形成差异极大的世界图像。事实上，世界从不是立在我们面前供我们直观的对象。只要我们在诞生和死亡、祝福与诅咒的路径上被迷狂地拥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隶属于它。只有当我们建构起自身的环世界之后，才能不再用脆弱的肉体直接与这个世界接触， 而是借助环世界来感知世界。身处不同的环世界，将形成差异化的世界图像 这里的“图像”一词意指对某物了如指掌，并非具体指某个摹本，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存在者们共在于世界之中的事实，毕竟将感觉到的世界图像作为“理智自然的范型”予以应用并不会频繁导致冲突，只有等到他者出场并展开行动之后，此在才有可能认识到那种差异带来的裂隙，以及差异在感官经验中发生的必然性。因而，如果想要追求一种社会规模的“共同善”，目前我们找不到比重叠多个环世界更有效、更真实的方式。
从本质上看，环世界是一种分隔存在者与外部整全世界的多棱镜，在界限处向外观望和向内窥探到的一切都是被话语体系折射过的映像，费希特认为人们总是忍不住这种张望的冲动，忍不住寻找某种单纯映像之外存在的实在。身处环世界内的此在“经验到的事物”与事物本身其实是不同的，因而他们形成的世界图像是差异的。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环世界迁移来消除  完成这种迁移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教育来把握并认同另一种话语体系，但无法被缩小。即是说，世界图像的这种差异要么一直存在、要么不复存在，在它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相互融合、逐渐变化的谱系，这是因为异质的环世界即便能够发生碰撞也无法重叠，更无法融合。环世界概念的创造者尤科斯考尔最初用吸血的蜱虫为例，为我们描述了当此在傲慢地审视或贸然想象异质性的他者环世界时可能出现的荒诞 蜱以寄生和吸食哺乳动物血液为生，它能嗅探出猎物身上脂肪囊的丁酸味道并有目的地跃向那里，那么这种没有眼睛、仅靠皮肤感光、以丁酸信号建构周围环境的虫子，其实拥有一种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嗅觉环世界。同理，作为仅拥有3种感知颜色的视锥细胞的人类， 也根本无法想象虾蛄这种节肢动物拥有16种视锥细胞 眼中的斑斓世界。每一种生物，包括人类本身，都是以环世界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的存在当中，世界虽然是一个统一体，但是每一种生物，甚至每一个体，都构筑了属于自身的环世界，并以环世界的方式生存。即是说，构筑环世界，是每一个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方式，并且唯有当一个存在者开始构筑或参与构筑环世界时，他的生命才变得闪耀，正如神像唯有在神殿中才显得庄重圣洁，那是因为神殿环封着神的形象。存在者总是在环世界中领会着自己的存在状态，并通过行动（Akiton）强化这种领会。对领会的言说形成叙事，叙事的层累构成话语体系，而一种广为接受的话语体系则能够构筑一个足够容纳许许多多存在者的大环世界。如果强制剥离一个人的环世界， 比如强制幽囚或困居荒岛，存在者就会被抛入一种无所依凭的空虚遭受反复折磨，最终在无所知或无所畏中陷入迷乱疯癫。
前文所述的三种国家治理的正典话语分别构筑了顶层环世界、中层环世界和底层环世界。然而，这些以阶层、财富或权力为门槛构筑的环世界未能广纳社会上的所有存在者，或者说，这三种环世界均是仅将一部分存在者包在其中（in），而将其他存在者置于环世界外、一般世界之内（in- ner），前者可以被称为政治的此在，而后者一般被译为“世内存在者”。无论世内存在者的数量有多么庞大，他们始终会被政治的此在视为与主流悖离的“异端”，是环世界之外的一群人。因此，在共同生活的意义上，前述正典话语构筑的三种环世界都伤害了“真正的”环世界——一种承认他者并指向存异求同、共在共生的合作世界。我们并不是反对多种话语体系并存，妄图用一种声音压制其他所有的声音，而是追求通过一种更多人认同的话语体系，构筑一个能够容纳绝大部分人的大环世界，使国家中的人们能够从阶层、种族、信仰、教育水平等束缚中挣脱出来，拥抱一个合作的社会。需要强调的是，海德格尔式的此在确实居于环世界之“中”，但并非居于环世界的“中心”。对在“中”还是“中心”的理解不同，关涉到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解析现象学本质时所产生的分歧。胡塞尔认为，一个人周围的“自然世界” 与他周围的“观念世界” （即环世界）是否合一或发生联系直接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人毫无疑问的居于自己周围的观念世界中心。例如，一个算术环世界对某人存在，只有当他采取算术的态度时；但在自然世界中，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数字与数学规则却是一直对他存在的。因而，本文定义的环世界（周围世界）并非以此在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圆，而是一旦构筑完成就会自行封闭的一个包裹着此在的极具韧性的“壳”，封闭之后的环世界会反过来影响甚至支配此在。如果此在居于环世界中心，需要借助各种工具层层剥除才能抵达此在，那么当环世界碰撞时，更可能发生的不是重叠与融合而是震荡，或较强的一方对较弱一方的吸纳。
近代民族国家话语逐渐退场，但现代三种正典的国家治理话语都未能承担起建构大环世界的重任，反而在发展中愈发呈现“自说自话”的趋势，既不能说服对方、也无法被对方说服。于是，人们呼唤思想界创造一种更包容的话语来统合这种国家间的分裂。也许，这种话语已然出现了，只不过孕育它的并非我们一直寄予厚望的社会科学，而是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这种话语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与智能技术催生的。今天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互联网作为一种非此在式存在者，既是拉克曼话语中的顶层精英，又是米格代尔话语中的场域， 同时也是拉图尔话语中的非人行动者。信息技术帮助我们时刻在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接入互联网，此在以及非此在式存在者都能时时存在、处处存在。而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更是进一步延长了此在感知世界的经验触角，这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对想象力的要求远不如文字阅读时代苛刻，因而它所建构的环世界也就可以容许更多人加入，让此在能够成为之前不可能在场的情境中的存在者。我们可以称这种信息与智能话语为“第四种话语”，在这种新的话语体系牵引下，所有存在者的环世界都会急速向外扩张，最终在扩张中相互碰撞、连通、重叠。重叠的环世界意味着人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实现永生——若环世界与其缔造者的生命是捆绑的，那么它也会随存在者的离世而不复存在，但是若存在者的在世状态不是孤独的而是共生的，即他的环世界与他人的环世界是重叠共生的，那么即便他永久地离开，这个共筑的环世界依然能够被其他人支撑起来，而离开者的部分意识特征依然滞留在这个环世界中。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某人参与构筑的环世界依旧鲜活地保留着他的部分意识特征，而这个环世界依然能够被其他伙伴共同承担起来，那么离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不过就换了一种显现形式而已。我们不仅要问，环世界究竟如何记录和保留存在者的意识 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地指向将万物数据化并全部记录的“大数据”技术，它通过机器学习将人的意识“云端化”了。当然，第四种话语也可能带来很多问题，信息与智能技术有可能在根本上影响甚至消除存在者在环世界中显耀的那些基本要素，使人变成人本主义者们眼中的“被异化的人”——比如在社会整体层面上，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摆置与操纵  以及在个体层面上，人机结合成为“赛博格”的过程中的自我同一性难题。无疑，第四种话语成为一种正典化的国家治理叙事进而构筑一个大环世界之路，仍然道阻且长。

责任编辑：金子淳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学海》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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