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域中的政治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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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现象学 (Political Phenomenology) ”抑或“现象学政治学 (Phenomenological Politics) ”, 是政治学发展中的一种新生现象。该陈述句的前一个“现象”与后一个“现象”虽然是同一个汉语词语, 但不能将其理解为同一种语义。事实上, 对于拥有丰富的政治生活体验和政治理论积淀的学者来说, 一旦认识到前一个“现象”的特殊性, 便能立刻感受到它在研究活动中的强大潜力。作为“现象学”主要处理对象的“现象”, 海德格尔从词源出发, 将之界定为“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这与现象一词的通常理解, 即作为事物的表现状态, 有着显著的区别。常言道:“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学之“现象”便是通常现象之“本质”, 其根本特征是“自现其所是”。

万事万物有若干外衣包裹着那个极其干净纯粹、只属于其本身的“所是”, 并且, 这个“所是”显然也不可能像人一样自述其所是。因此, 其“自现”终究要由我们这些具有描述、分析和言说能力的智慧生物来代劳。在扮演事物之无私的代言人 (字面意义上) 时, 我们当然不能夹杂自己的“私见”, 否则就会对事物的“自现”造成干扰。由此, 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在实质上便转变为：人究竟是如何把握事物的, 若以更理论化的语言来表述, 即人关于事物的意向性过程。作为一种“学术”, 现象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人的认知以及作为认知结果的知识, 提供最为“科学”的基础。

现象学力图从根源上解答“何为其所是”的问题, 所以视其自身为一种关于本质的科学。现象学家们也承认, 这种排除一切干扰, 以达事物本质的科学探索无疑是一种不断靠近终点、但永在其途的状态。胡塞尔将之简单地称作:“朝向事物本身 (Sachen selbst) 。”这句百年来现象学运动的总口号与《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可否认, 任何怀有学术精神和伦理责任的政治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走在屈原的道路上。但是, 在方法论意义上, 大多数政治学家还只是“朴素的政治现象学家”, 因为其关切本质的方式, 都与现象学家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透过”现象这一中介, 间接地去把握本质;后者则要求对本质进行“直观 (anschauung/intuition) ”, 以直接获得事物之明见。现象学关于“本质直观”的洞见虽然难以一成不变地移植到政治学的研究活动中来, 但其探寻本质的特殊方法, 能够经过某种或某些变形, 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助益。

在人类知识体系的学科化进程中, 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区隔。仅从权力的角度来看, 前者囊括了对人类权力关系中一切行为和意义的解释, 后者则主要寻求对权力关系中因果机制的证实或证伪。随着后者的发展和壮大, 在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逐渐出现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 (含政治思想史) 。政治哲学因其从假设出发、展开演绎推理, 被当作一种与实证研究有别的规范研究, 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被剥夺了科学的光晕。与此同时, 政治科学不断发展定量技术和定性技术对归纳推理进行精确化, 强化了对“科学”的占有———令人可笑又可气的是, 一些定量研究者甚至想把定性研究者驱逐到阴影之中。

回溯人类异常短暂 (与自然世界相比) 的文明史, 哲学曾是科学最强大的光源。在今天, 因各种原因, 尤其是一些功利化的原因, 政治哲学不屑于科学之冠冕, 政治科学则对哲学报以轻视, 这些似乎是对“文明”二字奇特的嘲讽。弥合差异、修补裂痕的呼吁虽然一直都有, 但并不多见, 相应的身体力行更是少之又少。学科的训练体系、专业的学会和学术期刊, 以及学者的交流活动等, 还在以各自不同的实践形式不断加剧这种分裂。政治现象学正是在此背景中应运而生, 它“作为政治的科学 (Wissenschaft) 的一种新范式”, 既与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这“两种理论形成强烈对比”, 又“可以充当一条中间道路”。于是, 政治现象学的探索, 可算是一种修复政治学共同体中的各方关系, 并缓解政治学发展危机的尝试。

政治现象学黏合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主要方式是夯实政治学的科学基础, 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悬搁” (epoché) 的方式出发, 在方法论层面上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更为清楚和精准地把握研究对象 (包括事物、话语或行为等) 的形式和内容, 提供特殊的描述、分析和解释技术。二是立足于“生活世界” (Lebenselt) 的框架,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重新把握政治世界和政治生活这两大政治学的主体语境。

政治学研究在其发展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理论具有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特别是深化和拓展了人类对其权力关系的理解, 但不可否认, 它们也为研究活动本身带来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阻滞。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学者们普遍地将相当数量的知识和理论当作具有不证自明性的“定见”, 作为其开展研究活动的基本前提。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学术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都在某种程度上暧昧不清。为了尽可能地澄清概念、对象和主体, 现象学创造性地发明了“悬搁”的方法, 它不是怀疑一切, 而是将关于对象的设定以及对象本身被给予的特征都置于一边、留待验证, 由此重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让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坦诚相对”, 并以无歧义的语言“平等交流”。值得注意的是, 政治现象学的“悬搁”不是为了颠覆已有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体系, 而是为了致力于这一体系本身的科学化, 包括为重要概念提供更可靠的界定, 为描述对象提供更多元和全面的角度, 以及更加有效地减低主观解释的随意性等。

“生活世界”是现象学中的核心术语之一, 以其为视域来观照政治世界和政治生活, 将显现出一副有别于传统观察和理解的模样。按照胡塞尔的观点, 提出“生活世界”就是为了应对“科学、哲学和生活意义之统一性的完全丧失”这一当代危机。据此可推论, “生活世界”潜藏着让政治科学、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实践得以黏合的特殊力量。首先, “生活世界”强调自我 (延伸到社会) 和自然的主客观统一, 前者以直接、因而也往往是感性的方式朝向后者, 而后者则无限地对前者开放。这样一种在根本上依托于直观经验的“生动的”生活世界, 正是包括政治学家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的一切政治话语和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其次, “生活世界”是以当下为中心, 直接关联着往昔和未来的时间结构, 于是, 一切由某个或某些人所构建的具有某种状态和意义的周围世界, 都不可割裂地存在于与之并存的无数周围世界之中。它们这种共享共建的连续统, 便是历史。统而言之, 一种兼具实感性和历史性的生活世界, 能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比较坚实的科学基础。

西方学界虽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出政治现象学的构想, 但并没有引发足够的共鸣。当时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于来自于哲学领域的现象学文献并不感兴趣, 而在现象学自身的发展中, 对与“政治”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都相当模糊。直到本世纪初, 才出现了第一本专门“对政治领域做现象学探索”的文集 (《政治生活的现象学》) (See Kevin Thompson and Lester Embree, Phenomenology of the Politica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依然号召力有限, 此后又隔了16年, 才开始突然发力, 两年内出版了三本相关文集。不过, 这些文集的作者大多来自于哲学现象学领域, 少量的政治学者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几无从事定量或定性研究的学者。

由张凤阳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团队直到近年来在为一直以来的研究及其未来规划寻找合适的称谓时, 才发现了上述几本文集。也就是说,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我们是在独立地从事一种“准政治现象学”的探索。或者按照著名的现象学史家斯皮格伯格的说法, 是属于在研究中“不明确”地借用现象学思维的学者。纵观我们的学术生涯, 政治现象学的刻痕一直连绵不绝、由浅到深。张凤阳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动笔《现代性的谱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初版于2004年) , 该书在从发生学意义上把握“现代性”时, 就动用了抽象还原和多重描述的方法, 以多学科的视野和知识去锤击被抽离出来“现代性”;同时, 无论是人的状态还是思想的状态, 都被置于一种时空交错的生活世界之中。书中关于排除和重置定见的思维在几年之后我们写作《政治哲学关键词》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时, 以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了专门处理。当时, 张凤阳教授不断提醒所有的作者“要像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一样对待我们业已熟悉的词条。我们大多数人缺乏甚至难以理解这种朴素的现象学思维, 不少词条最终以一种不失细致但也比较别扭的方式呈现出来。

不过, 这种艰苦的训练于笔者而言极有益处, 在两年后出版的个人专著《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 笔者先从细致地琢磨和感知自身的记忆体验开始, 然后遴选出生活世界的多个侧面, 去探寻政治记忆作用于合法性建构的本质。书中对“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探讨基本上都采用了类似抽象还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 在讨论“政治仪式”时, 笔者产生了将其把握为对政治生活进行还原后的阶段性结果的想法。张凤阳教授当时就认识到了政治仪式是一座可应用政治现象学方法的巨大宝库, 笔者随后以之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政治仪式：权利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将以现象学为基础的解释学作为论文的两大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并在一个脚注中提到:“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一种可称为‘政治现象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畴, 能够进一步深化对政治意义……的理解和应用。”后来在修改出版时, 考虑到篇幅问题, 这些关于方法的思考和其余十几万字都被删除了。

在完成政治仪式的专著之后, 笔者转而研究政治仪式的灵魂“政治象征”。面对这一在政治学领域中同样新颖的议题, 现象学的思维依然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界定象征的基本结构和作用机制时, 笔者几乎是严格地按照悬搁和本质直观的方式进行操作的。同时, 为了尝试将政治现象学的方法运用于更为具象化的议题, 笔者以“国家地图”和“国家象征”为例, 撰写了相关的论文。

在知悉西方的相关研究后, 我们也进行了积极的学习和比较。经过慎重的考虑, 我们还是决定以“政治现象学”———从政治学专业角度出发, 更确切的称谓或许是“现象学政治学”———为旗号, 以一种符合现象学运动之基本精神的开放态度继续探索。相应的成果包括张凤阳教授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基本政治概念的“澄清”以及邀请来自于政治学、哲学、传播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 召开了第一届“政治现象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 确定了包括一系列原创性著作、文集和译著的《政治现象学》丛书初版计划, 并以“政治现象学研究”为名获得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资助。

政治现象学至少在方法论意义上能够对政治学者产生两种持续的吸引力。第一, 它不以任何知识和理论体系为敌人, 而是信奉“越辩越明”, 不断寻求更具明晰性和竞争性的描述、分析和解释。第二, 它充分尊重人类、自然以及两者历史的复杂性, 依照“就事论事”的宗旨, 弥补政治科学的“极简主义”和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的欠缺。总之, 政治现象学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具有黏合力的研究方法, 为我们当前反思和发展政治学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富有潜力的选择。

责任编辑：班允博  一审：王铮  二审：陈鑫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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