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能化解学科之争吗？——基于西方学术史的结构主题模型分析
作者简介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周浥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
历史社会学正在中国兴起，方法论争论也初显端倪。为了理解该争论，本文以“方法规范化”与“主题多样化”作为两种学术运动的概念范畴， 检视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四十年学术史，并对2642篇论文进行结构主题模型 的内容分析。本文发现，“方法规范化”运动易产生方法共识，却导致研究主 题固化，而“主题多样化”运动易扩展研究主题，却也可能动摇方法共识。两种运动的矛盾表明，历史社会学不能化解方法论争论，而是使之转移为内部 紧张，推动自我更新。西方历史社会学正发起新一轮“方法规范化”运动，重 拾“中层理论”，但却带来了知识碎片化的无意义感，可能引发新的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历史研究在本土化进程中的作用，而“历史社会学”成为拓展历史维度的典范。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初兴”（应星，2018），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学者的方法论倡导与践行（如赵鼎新，2015；周雪光，2019，肖瑛，2016；周飞舟，2016）；二是专业期刊的推动，如《社会学研究》和《社会》长期关注“历史社会学”主题，发表系列文章；三是高校与研究机构召开研讨会，推进历史社会学的组织化建制。正是学者、期刊与学术机构的集体合力，使历史社会学成为中国学术界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
如今，中国社会学界开始意识到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在认识论上使社会学保持传统研究关注的空间维度，还真正重视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把社会学的结构叙事与历史学的过程叙事有机结合起来（赵鼎新，2019）。
然而，历史社会学在其西方学术史上长期存在“身份”问题的争议，在知识生产领域的作用也不明朗，“求真”的历史学与“求全”的社会学这两大传统学科之间毕竟存在明显的方法论分歧（郭台辉，2019）。那么，历史社会学果真能如此乐观地集历史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之长而消弭其间的方法论争论吗？对此持保留意见的学者认为，两大学科彼此可以相互借鉴与补充，但应保持二者“良性的紧张关系”，以“推动思想的碰撞、知识的深化”（周雪光，2019）。中国在发展历史社会学时应正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立场。然而，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讨论在中国刚刚兴起，我们暂时难以从中国学术界自身来清晰讨论与评判其间的方法论争论。相反，历史社会学作为介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独特而明确的一场学术运动，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英美主导的西方学术界“复兴”（史密斯，2000），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其方法论的争议从未消停，以至于研究者们始终存在“身份焦虑”，在理论与方法方面不断倡导“新”历史社会学，对既有研究进行反复批判和修正。其学术运动的变化轨迹充分反映在专业学术期刊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把中国学者的方法论争论置于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脉络之中，分析其方法论争论的表现、趋势特征与后果，并对其中涉及方法论讨论与经验主题案例的诸多文献进行量化分析。由此，不仅可以较好回应这一方法论争论，还有利于在国际学术史脉络中推动中国历史社会学的良性发展。
当代西方学术界就“更新”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大致形成三次明显的学术运动：20世纪70、80年代重新阐释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历史分析”运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扩展的“文化转向”运动以及近十几年来以“机制研究”为典型的“新历史社会学”运动。西方学术界希冀在历史学的翔实史料要求与社会学的普遍理论兴趣之间寻求平衡，发展出历史具体性与理论普遍性相结合的新手段。然而，两大学科的内在矛盾却使历史社会学顾此失彼，或因陷于史料的泥潭而导致研究主题碎片化，或因困于结构方法的僵化而牺牲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历史社会学家们致力于为社会科学增加时间维度，从而在认识论层面达成共识，但在方法论层面始终未形成较稳定的研究范式，而是主题与方法不断更新，呈现阶段性特征（郭台辉，2018：导论）。总的来看，历史社会学对于提出什么论点、如何论证论点，在合法性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Adamsetal,2005:9）。
借鉴库恩（2003：4－5）“科学革命”的思想，本文提出“学术运动”与“学术实践”这组概念工具，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社会学在研究主题与方法上的学术史特征。总体而言，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运动存在两种理想类型：一是扩展研究主题的“主题多样化”运动，二是确立研究方法的“方法规范化”运动。我们立足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着重回答两个经验性问题：（1）学术运动的兴起基于何种学术实践的背景？(2)学术运动对学术实践产生了何种影响？通过梳理三次学术运动，我们将历史社会学的内在矛盾概括为方法规范化和主题多样化之间的紧张。其中，20世纪70、80年代的第一次运动主张以社会科学的结构方法为“体”，切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即“方法规范化”运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运动则主张以过程性方法为“体”，在社会学的传统领域中融入历史性的视角，重新思考社会生活领域主题的起源与形成，即“主题多样化”运动。进入21世纪后的十几年来，正在兴起的第三次运动则试图超越这一“体”“用”之争，将两者统一起来。本文通过结构主题模型的内容分析方法，主要检验前两次学术运动发生的背景与影响，试图探讨学术运动与学术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内在动力，最终揭示历史社会学内在矛盾与身份紧张的根源。
以下内容分五部分展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厘清学术史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两个维度上的基本主张。第三部分是研究假设，提出学术运动的理想类型。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以结构主题模型为工具，分析三种专业期刊在1976－2018年间刊发的所有正式论文，刻画历史社会学在不同时期的趋势特征。第五部分是结果发现，以假设检验的方法来验证本文假设。第六部分是讨论历史社会学的内在矛盾与“新历史社会学”趋势，以提醒中国发展历史社会学需注意方法论问题。
二、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三次“学术运动”
二战结束后，主张社会科学的理论意识与历史研究的历史意识相结合的呼声逐渐高涨。在认识论上，波普尔（1987）、亨普尔（Hempel，1942）等逻辑经验论者反对历史决定论与历史主义，提倡历史解释的普遍规律，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是描述与理解过去事件，而是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发现人类发展规律。在方法论上，一部分历史学家主动借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发展“量化史学”（巴勒克拉夫，2006），而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则采用历史案例，对历史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如Moore,1993）。到20世纪70年代，历史与理论的融通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愿景（如Thompson,1978；Stinchcombe，1978），他们一致认为，两大学科领域的逻辑、方法论和认识论在本质上是同一门学科（如Braudel，1980：69；Abrams，1982）。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社会学领域从未实现四十多年前的这种愿景，而是一直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充分反映在著名历史社会学家主编的论文集中，从中可以看到三次有明显时间标志的学术运动，这三次运动推动着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更新与主题扩展，不断迈向“新历史社会学”。
（一）第一次学术运动：方法规范化
第一次运动出现在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主张高度融合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前期。二战以后，社会学家们意识到，在经历20世纪上半叶复杂而重大的历史转型之后，有必要反思现代性问题和现代化进程，检讨经典社会学的议题与方法（米尔斯，2005）。受研究领域和证据所限，擅长量化方法的传统社会史难以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社会学家转而结合传统史学的叙事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以结构性的叙事方法重建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传统。这些学者秉承“大结构、长时段、大比较”（Tilly，1984）的研究旨趣，形成了一场集体学术运动。英译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如波兰尼（Polanyi，1944）的《大转型》、布罗代尔（Braudel，1972）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布洛赫（Bloch，1961）的《封建社会》和埃利亚斯（Elias，1969）的《文明的进程》成为这场运动的催化剂。运动中也涌现出一些经典理论，比如斯考切波（2008）列举的巴林顿·摩尔的农民社团与革命、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理论等。这一运动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理论探讨重大的历史主题，如针对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形成问题展开“布雷纳尔争论”（the Brenner Debate）；二是围绕历史社会学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
斯考切波在197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之所以会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这本书充分体现了主题与方法两条线索的结合。她创造性地把历史叙事统一置于社会科学的结构化分析框架中，以实验科学的思维为指导，以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为历史案例，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提炼出社会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并按实证社会科学的标准，转化为三个独立变量（军事危机、财政危机、农民社团），以变量的有无及其出现时序来解释社会革命的后果（斯考切波，2007）。这部著作对于第一次学术运动的研究主题与方法具有标志性意义。
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斯考切波式的结构化方法面临诸多批评。其中，来自社会科学的批评认为，她的结构化分析框架本身仍有明显的结构功能论色彩，把历史转型期的社会革命视为一个抽象的普遍现象，可以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但更多批评来自历史学领域：一是不够重视历史的过程性、情境性与复杂性，只是结构化地归纳变量间的相关性，而忽视了时间序列对事件展开的作用，甚至出现“时间错置”的错误（如Seidman，1983）。二是把历史时间视为线性发展的、可任意比较的过程，抽离作为历史本质的时间性，为了理论的普遍性而牺牲历史的特殊性（如Aminzade，1992）。三是剪裁和重组历史材料，既违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背离社会科学对价值中立的客观追求（如Abbott，1988）。历史学家重申“按其真实发生的方式来叙述的历史”（Camic，1979），主张重新将叙事作为历史论述的基本手段（如Stone，1979），而采用结构化方法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普遍依赖二手文献，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是片段式的，是经过史学家的二次加工的（Goldthorpe，1991）。
基于上述批评形成的方法论主张最终反映到《人文科学的历史转向》一书中（McDonald，1996）。在该论文集中，历史社会学家主张引入传统的历史叙事，发展“叙事的因果性”（narrative causality）。他们强调四个特征：叙事性（narrativity）、序列性（Sequence）、时间性（temporality）与偶发性（contingency）（Somers，1992）。一方面，要将事件置于形塑该事件的事件链中，而非将相互关联的历史事实视为孤立的研究案例；另一方面，主张“事件的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拒斥以宏大理论为旨趣的“目的论时间性”和以实验思维为导向的“实验时间性”（Seｗell，1996）。20世纪90年代前期对方法论议题有诸多讨论，反对僵化的历史研究路径，也警惕纯叙事方法造成的随意性。多数学者主张弱化对结构分析、因果解释和普遍法则的追求，发展一种对具体历史情境更为敏感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如Bendix，1984）。
第一次学术运动也改变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历史社会学发展中，以资本主义兴起和国家形成为两条基本主线，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在方法上的共性是强调时间性、叙事性的历史方法，在主题上也有很大的对话空间。历史社会学在第一次学术运动之后似乎又达成一定程度的研究共识。
（二）第二次学术运动：主题多样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年轻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开始从两个新的角度切入资本主义兴起、国家形成等现代性议题。一是“边缘化”的群体和议题在国家建构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如地方参与对福利国家的作用（Steinmetz，1993）、精英家庭关系对国家建构的影响（Adams，1994）、女性运动对政治转型的意义（Clemens，1993）等。二是思想意识在现代化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从思想和文化角度，重新考察了一系列传统左翼的史学议题。比如戈尔斯基创造性地将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理论应用于国家形成问题，探索新教的规训作用对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Gorski，1993）；贝尔纳吉考察了19世纪英德两国的劳动观念，揭示劳动与工业化进程的关系（Biernacki，1995）；斯特梅茨系统讨论了概念对国家行为的引导（Steinmetz，1999）。
以上两种倾向都修正了第一次运动之后的历史社会学，并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合流，最终结集为亚当斯等人于2005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重建现代性》（Adamsetal．，2005）。这一著作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以“韦伯主义”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议题重塑过去由左翼学者主导的传统历史社会学，拓展“现代化”的范围和内涵。具体表现为三方面：面向全球视野的当下，拓展现代性的时空范围，探索其变化及其在边缘地区的特征；扩展现代性的研究主题，纳入被支配的边缘地区与群体，比如殖民地、少数民族、女性等；扩展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重视非物质条件如关系网络、信仰、象征符号等对社会行动者及其主观意志的塑造作用。
《重建现代性》宣言式地总结了第二次学术运动的“新历史社会学”宗旨，集中展现了参与者贯彻运动宗旨的学术实践。他们创造性地发掘出一系列具有社会学意味的历史问题，如福利国家的形成、社会运动的传统组织形式、宗教与政治意识、职业的现代化等。19世纪的理论传统把现代性局限于官僚制、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而新一代历史社会学者的学术实践将现代性的历史与主流社会学的当下热点研究相勾连，关注社会政策、社会运动、职业组织、福利、卫生、移民、身份等领域。如果说第一次运动针对的是研究方法的标准化，第二次运动的目标则是研究主题的拓展。
但是，随着研究主题的纵深扩展，历史社会学也渐渐把多样化的特殊区域或个别群体全部纳入视野范围。因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似乎拥有太多研究议题，从而大大削弱了学术研究之间的对话空间（Clemens，2007）。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为历史社会学重新找到一种规定性的学科基础，似乎再次成为历史社会学家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第三次学术运动：新的历史社会学？
在千禧年之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规范化与主题多样化都出现新变化，逐渐形成新一轮学术运动，该运动致力于调解两次运动之间的矛盾，并在回归形式化方法的讨论中限制主题的多样化扩展。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吸收20世纪90年代的“无历史”批评，通过“时期化”（periodization）把时间意识与历史过程带回来，主张对事件形成和生发过程本身予以理论化，以此为基础建立“过程社会学”（Clemens，2007）。“时期性”运动似乎获得部分学者的呼应（如Mische，2011），并成为一些经验研究的分析框架（如Ermakoff，2015）。在此基础上，21世纪以来历史社会学新一轮的运动主要盛行以下几种视角与方法。
一是比较历史分析的回归。詹姆斯·马奥尼等人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Mahoney＆Rueschemeyer，2003）是一个标志，该书从知识论、分析工具与方法议题以及个案分析等几个层次，重新评价历史社会学的核心方法“比较历史分析”。该书得到历史社会学领域诸多精英学者的支持，有很高的引用率，连续再版，把曾饱受批评的普遍理论、大结构、长波段等议题重新带回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领域，并且兼容原本相对立的研究策略，比如理性选择分析与阐释分析。由此，因果机制、因果推论与描述推论、必要原因与充分原因、概念分析与测量、研究假设与时间过程及其路径依赖相结合，形成的普遍理论可以超越社会科学主流的统计分析，把有适度条件限制的比较历史分析纳入社会科学的方法论（Mahoney，2004）。比较历史分析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主导方法，尤其广泛应用于政治科学、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国家形成与扩展研究（如Reed，2019）。
二是“中层理论”倾向的社会机制成为公认的新研究策略。戈尔斯基（Gorski，2009：147）将社会机制定义为“某一系统内各种相关联的实体生发性的因果效应”。这一界定表明，社会机制的因果解释主要在三个方面区别于“覆盖律”：严格受制于一定的时空条件（time⁃Space dependency）；原因与结果之间由同一历史过程的具体社会行动予以联结，并以微观的行动单位来解释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任何历史过程都具有多重因果性和偶发性的特征（如Zhao，2015；Gorski，2009）。社会机制研究从历史过程本身来理解变量之间的复杂关联，更贴近历史的真实，旨在建立有适度历史条件限制的中层理论。
三是社会机制的研究策略与历史制度主义与网络分析相结合。最近十几年来，历史制度主义高度关注“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和或然性，重视关键事件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偶然事件，能够将特定结构中的要素予以重组，由此解释制度变迁机制（如Mahoney＆Thelen，2010）。引入关键事件来强化时间意识，突出了历史过程的偶然性与非连续性，形成了“意外的结构”、“涌现”和“反事实推理”，推动了系列分析以及事件过程的理论化（如Ermakoff，2015）。社会网络分析强调一组行动者及其较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Ｗhite，1992），可以同时关注宏观与微观议题的历史分析。但具体分析存在形式论（如Barkey，2008）与关系论（如Ikegami，2005）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ErikSon＆Occhiuto，2017）。
然而，在21世纪发展起来的第三次“新历史社会学”运动仍在进行中，主题与方法尚未出现完全不同于前三十年的新变化。重大事件在新世纪层出不穷，如恐怖主义、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经济危机等，进一步推动新主题与新策略之间的紧密结合。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主题碎片化问题，新世纪的研究主题更趋于集中，回归现代性问题的宏大和经典主题。那么历史社会学能否同时实现方法规范性与主题多样性呢？这要求未来的“新历史社会学”能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叙事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新历史社会学”，也能突破民族国家的传统视野，重新关注世界性与区域性问题。新世纪历史社会学在方法与主题上的变化似乎引起了对于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的重新反思，两大学科阵营能否真正融合在一起呢？这是必须关注的前沿问题。
三、框架与假设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探索“新历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类似于库恩“科学革命”的学术运动。其目的是回应特定结构的学术思维变化和学术研究内在的紧张，并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对知识更新产生影响。在历史社会学中，学术运动主要是探讨学科建设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问题，即“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的问题。但除了理论与方法探讨之外，历史社会学研究者们也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即进行“学术实践”。学术实践不同程度受到学术运动的影响，由此形成的学术实践范式又成为新的学术思维结构，酝酿新的学术运动。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提出两次学术运动的理想类型。“方法规范化运动”致力于整合并规范学术实践的研究方法，而“主题多样化运动”则致力于拓展学术实践中的研究主题，把既定的研究范式应用到更广泛的研究实践中。“方法规范化运动”强调特定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但客观上会将研究主题桎梏于既有方法划定的区域。“主题多样化”将研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议题，可能引发研究领域过多的“碎片化”问题，亟需寻求新的方法基础。因此，“主题多样化”与“方法规范化”两种运动存在内在的紧张。当方法的规范性加强，历史社会学家采纳普遍类似的方法，研究主题和视野因受限于相应的方法而相对集中，主题的多样性程度下降。相反，当研究主题快速拓展，研究视域扩大，既有的方法往往受到冲击。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方法规范化”与“主题多样化”之间存在时间差，不一定同时发生。
具体而言，我们所讨论的三次学术运动主张三种不同的“新”历史社会学。第一次运动试图将社会科学方法带入19世纪的现代性传统中。斯考切波的批评者认为其形式化方法落入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窠臼，但并没有否定方法论讨论本身的意义。这种研究策略希望用社会科学方法来改造传统社会史研究，因此是“方法规范化”运动。这一运动兴起的学术实践背景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正处于扩张阶段，但对研究方法缺乏共识。学者试图为历史社会学寻找一致性的研究方法，进而对学科范围加以规定。我们推测，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一方面会响应学术运动的号召，在热烈的理论讨论之后达成一定的方法论共识。与此同时，作为运动的“副作用”，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将在运动后期有所下降。为了验证这一推断，我们将对比运动兴起阶段和收尾阶段的学术实践所具有的特征，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历史社会学的第一次运动期间，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a）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先下降后上升，（b）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先上升后下降。
第二次学术运动试图挑战左翼传统所限定的研究主题，主张将历史视野引入更为边缘的国家与群体议题。历史社会学家们认为，在历史社会学经历第一次学术运动之后，其问题域受限于传统现代化理论，变得过分狭窄。因此，他们将历史学的过程性视角带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学研究议题中，希冀将历史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关联起来。这次运动接近于“主题多样化运动”。同样，我们推测这一运动的背景是学术实践的规范性不断提高，但研究主题也逐渐固化；受这一运动影响，学者在学术实践中积极开拓研究领域，突破历史社会学在第一次运动中形成的主流议题，从而加强了研究主体的多样性，但也打破了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共识。我们通过观察运动发展阶段和运动总结阶段的学术实践来验证这一猜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在历史社会学的第二次运动期间，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a）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先上升后下降，（b）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先下降后上升。
新一代学者尝试重建理论，试图将作为方法的历史社会学与作为主题的两次运动统一起来，建构一种关于时间性的问题意识。尽管这一运动仍在进行中，我们推断这是第二次“方法规范化”运动，或说“方法再规范运动”。这一运动的兴起背景是主题的扩展造成了知识的碎片化，通过方法论讨论，历史社会学家正在重新寻求新的共识。由于运动还没有结束，我们无法将运动的总结阶段与兴起阶段进行对比，但我们可以将现有阶段视为兴起阶段。类似于第一次运动，其学术实践的背景是研究领域不断增加，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削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在历史社会学第三次运动的兴起阶段，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a）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在下降，（b）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在上升。
通过以往的学术发展史可知，“方法规范性”与“主题多样性”是一对矛盾，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社会学必然要关注时间序列对塑造社会结构的普遍性作用，但从历史社会学漫长的理论传统来看，其理论建构必然遵循一定的学术传统及问题意识。“历史”既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又有明确的研究主题。但是，主张“历史学为体”的观点往往会批判忽视过程性和情境性的主流社会学传统（Adamsetal．，2005），要求把历史思维应用到所有社会学的分支领域中。相反，主张“历史学为用”的观点则试图将研究问题聚焦于社会学理论传统的若干重大问题，而将研究主题的过分扩展视为碎片化而加以抵制。前者扩张而后者聚焦，这决定了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历史社会学而言，这种内在矛盾恰恰是生成学术运动的动力，推动着学术运动不断发生且充满活力。在进行“方法规范化运动”时，学科发展重视形式化和规范化，容易陷入若干理论议题而趋于僵化，从而引发了“主题多样化运动”。反之，在“主题多样化运动”中，学者着重讨论历史社会学的问题域，学科研究议程猛增，容易模糊集点，陷入各自为战的碎片化，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规范性运动。作为研究主题的历史社会学与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社会学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矛盾之中。为了在经验研究中检验这个判断，我们提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４：在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方法规范性与主题多样性呈现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设计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我们需要测量学术实践中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并在学术史的时间进程中观察其变化。我们选择历史社会学主要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学术实践的具体表现。这一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历史社会学在外部时刻面临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学科争论，内部的方法与主题一直不稳定，出现不断发展的学术运动，其研究所处的场域特征具有二重性：场域边界不断变动，内涵和外延不断调整；始终处于一个学科权力竞争的场域，学术体制和学科边界受学科中的权力关系塑造，限制了学科化进程。选择学术论文而非学术论著，是为了更为灵活和充分地考虑学科内涵和外延的变化。选择权威期刊而非不加选择地考察更多期刊，是为了强调学术体制中的权力关系，揭示学术刊物掌握话语权和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结构主题模型”（Structural topic Models，STM）来测量学术实践中的研究主题。主题模型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发展相对较快的内容分析方法，主要通过以机器学习的方式进行文本主题识别。该模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计算不同词汇同时出现的频率，将经常共同出现的词汇分为若干组群。相比于传统的人工编码，主题模型更为标准化和客观化，而且往往能发掘出文本中未被发现的特征。主题模型适用基于具有标准化词汇、较为正式的文本，社会学家一般用来分析报刊文章（如Dimaggioetal．，2013）或政府报告（如Fligsteinetal．，2017）。学术论文无疑也在此列。本文所使用的结构主题模型整合了多种既有的主题模型，如隐狄利克雷分配模型（LDA）、相关主题模型（CTM）等，其优点是便于观察主题与协变量（如文件的类型或发表时间）的交互关系，从而使主题模型具备假设检验的可能性。这一模型在近期研究中已经获得应用（Bailetal．，2017），切合本文需要。通过结构主题模型，我们可以获得两方面的重要信息：（1）历史社会学对方法论的讨论；（2）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跨时间的变化。前者可以帮助我们测量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规范性。如果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实践在特定时期“涌现”方法论探讨，则说明学术界对研究方法的兴趣和争议较大，同时也说明研究方法缺乏共识，这标志着学术实践对“方法规范化运动”的反应。反之，如果研究者对方法论的兴趣和争议较低，则说明研究方法已经形成较广泛的共识。同时，后者可以帮助我们测量研究主题的多样性。通过分析论文中这些主题的差异程度，可以测量研究主题的多样化水平。如果主题多样化程度处于上升状态，则说明学术实践积极回应“主题多样化”运动，而在主题多样化下降时期，表明学术实践对研究主题的边界有较为确定的认识。
（二）数据
本研究使用“科学网”（Ｗeb of Science）的三个学科分类：社会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史，确定互有交叉的三种期刊：《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SSH）、《社会科学史学》（SSH）、《历史社会学学刊》（JHS），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CSSH和SSH分别创刊于1958年和1976年，均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是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协会的会刊，后者是美国社会科学史学会的会刊。JHS创刊于1988年，由威尔利－布莱克维尔（Ｗiley⁃Blackｗell）公司出版。三种刊物在历史社会学界声望卓著，能够较好地反映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我们将SSH创刊的1976年作为本研究的起始年，以全面了解历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四十年学术史的变化。
我们下载了三本期刊自1976年初到2018年底的所有论文，并通过设计文本处理程序，将所有文字重新识别录入，以论文为单位，抓取标题、期刊、出版时间等基本信息。通过阅读标题，我们筛选出所有研究性论文，排除了书评、勘误、通知等非研究性的语料文本。最终确定的数据库共包括2642篇论文，其中CSSH论文1199篇，SSH论文857篇，JHS论文586篇。本文不讨论期刊之间倾向的内部差别。
（三）方法
１．学术运动的分期
为了检验前三组假设，我们需要权宜性地设置三次学术运动的起讫年份。我们界定学术运动时期的标准源自一个经验判断：学术运动通常始于该领域代表性学者针对某个或某几个话题的重要研究，继之以理论性的讨论和经验性的检验，最终收尾于由代表性的学者牵头并组织出版的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合集。根据这一标准，我们以斯考切波发表《国家与社会革命》的1979年为第一次运动的起点，而以论文集《人文科学的历史转向》发表的1996年为运动的收尾；以斯特梅茨（GeorgesteinMetz）等学者开始集中发表相关论文的1993年为第二次运动的起点，而以论文集《重建现代性》发表的2005年为终点；第三次运动开始于马奥尼和鲁施迈耶2003年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至今仍在发展（Mahoney＆RueScheMeyer，2003）。
２．结构主题模型（STＭ）
为了检验三组假设，我们需要测量论文中理论成分、叙事成分、研究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变迁。我们认为，结构主题模型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一需求（RobertSetal．，2014）。我们根据玛格丽特·罗伯特等人设计的结构主题模型（RobertSetal，2016）及其算法（RobertSetal．，2014）来实现本研究。主题模型假设全部文本（语料库）是一个“词袋”（baGofｗordS），文本的主题可以通过词汇出现的频率来测量，而出现的顺序则无关紧要。每一个主题包括一系列词汇，而每一个文档又包含多个主题。主题模型认为，特定词汇ｗi出现在特定文档d中的概率，取决于（1）wi出现在全部可能主题z（主题数K给定）中的概率和（2）各主题zi出现在该文档中的概率，表达式写作：
一些早期的主题模型认为，主题在所有文档中的分布是一致的。STM模型修正了这一假设，将主题分布视为文档某些特征（如发表时间、写作者、发表场合等）的函数。在相关文献中，文档的特征一般被称为元数据（Metadata），记做矩阵X。ｗi出现在全部可能主题z中的概率和主题zi出现在特定文档中的概率分别服从元数据X为参数的特定分布（RobertSetal．，2014）。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所有论文转化为词汇构成的语料库。我们的数据清理包括以下步骤。首先，我们去掉了文本中表示期刊格式的内容如页码、刊名等，清理了文本中的数字和符号，清理后文档总字数为4874929字。其次，去掉了英文中常用的、但不具有表现主题意义的“停用词”（StopｗordS，如“the”“and”“it”）。随后，我们又去掉出现次数过少（在所有文档中出现不超过15次），以致于无法精确代表主题的词汇。最终，我们保留了21819个有效特征值，共计4361435字。同时，我们也对单词进行标准化处理，去掉英文的前缀、后缀，将名词变格、动词变位转化为标准形式。
结构主题模型要求研究者事先确定主题数量。参考类似研究的做法，我们检验了5－20种分类的结果，认为确定15个主题时可以得到相对稳定、清晰的分类结果。因此我们将基本主题数量确定为15个。
３．方法规范性与主题多样性的测量
我们以特定时期内学术论文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度来测量方法规范性。特定时期内方法论讨论占全部学术内容的比重越高，说明学界对方法规范性的共识越弱。在结构主题模型中，我们也识别了“理论与方法论”这一主题。我们以结构主题模型的结果为基础测量主题多样性。结构主题模型测量了n个主题在每个文档（论文）上的分布。我们引入在聚类分析等方法中较为常用的差异程度测量方法，以欧几里得距离比较任意两篇论文在主题上的差异程度。对于任意一对文档P和Q，如果n个主题的概率分布分别为（p1，p2，…，pn）和（q1，q2，…，qn），则两者的欧氏距离为：
距离越大，说明P和Q在主题上的差异程度越大。我们计算了任意论文与同一年份出版的其他所有论文之间的欧氏距离，并将其平均值称为“差异度”。一篇论文的差异度越大，说明该论文在主题上越偏离当年论文研究主题的“主流”；反之，则说明其越接近“主流”。由此，我们得以测量主题的多样化水平。某一年份所发表论文的差异度均值越大，说明论文主题分布越分散，即主题多样性越大。
五、结果发现
（一）主题类型分布与变化
在表1中，我们呈现了结构主题模型最终确定的15个主题，并通过高频词汇识别其意义。表中各主题列出了概率估计值最高的15个词汇，以两种方式计算。“词汇概率”指特定词汇（而非其他词汇）出现在某一主题中的概率。词汇概率在主题间的互斥性较弱，比如uSe这个词作为一般性的常用词汇，既经常出现于“理论与方法论”，也经常出现于“量化史学”。“主题概率”指某一词汇出现在特定主题（而非其他主题）中的概率。主题概率互斥性较强，比如Ｗeber（韦伯）一词经常出现在“理论与方法论”中，但较少出现在其他主题中。
我们综合两种不同指标下的词汇，并利用我们对历史社会学学术脉络的认识，确定了表中15个主题：理论与方法论、文化研究、量化史学、制度演变、政治经济研究、民族／国家、革命／劳工、法律研究、亚洲研究、民主研究、性别与婚姻、帝国研究、种族研究、卫生／健康、拉美研究。比如，我们识别“理论与方法论”这一主题的过程是：这一主题最常见的词汇是“社会”（Society）、“历史”（hiStory）和“文化”（culture）等范畴性词汇，并且排他性地使用了“韦伯”（Weber）、“理论”（theory）和“概念”（concept）等理论术语，这些都是历史社会学论述方法论的常用词汇。通过观察这一主题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我们得以观察学术实践对于研究方法的兴趣是如何变化的。
图1展示了15个主题在本文研究时期内的分布情况即期望比重的估计。总体而言，理论与方法论是历史社会学最重要的主题，在所有语料中占比15％左右，体现了历史社会学不断反思重构的理论传统。其次是文化研究与量化史学研究，均占比10％左右。这一发现具有反常识的意味，因为通常认为历史社会学对于文化研究不够重视，而量化史学则早已衰落，但事实并非如此。政治经济研究和革命／劳工都是传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议题，而制度演变和民族国家则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历史社会学”议题，占比均在5％－10％。最后，边缘地区（如亚洲研究、帝国研究、拉美研究）和弱势人群（如种族、女性）占比都较低，说明第二次运动对历史社会学忽视边缘议题的判断是基本成立的。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社会学虽然有丰富的研究主题，但对不同主题的侧重有较大差异。
STM模型拟合了各主题在各年份的分布情况。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展示全部回归结果，而仅通过图2展示六个代表性主题的跨年代分布。四十余年来，历史社会学发展较快的主题以制度演变（2％→11％）和民族／国家（3％→13％）为代表，文化研究（6％→12％）、亚洲研究（2％→9％）与之相似。同时，衰落较快的主题以量化史学（16％→6％）和革命／劳工研究（16％→3％）为代表，政治经济学研究（12％→5％）与之相似。性别与婚姻研究、种族研究、拉美研究在经历20世纪80、90年代的短暂发展后，近十年来重归沉寂。其余主题相对稳定。这些变化体现了学术运动的作用。第一次运动的方法规范作用排除了结构化方法，致使量化史学衰落；同时，比较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制度演变与民族国家研究成为主流，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则相对衰落。第二次运动的方法多样性作用引入了边缘地区和群体，促使文化研究、地区研究、性别与婚姻、种族研究快速发展，但是随着运动的结束和新一轮方法规范的形成，部分主题的重要性似乎再次衰落。对比研究主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近年的分布情况，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三个主题（量化史学、革命／劳工、政治经济研究）近年来已完全让位于新的主题（制度演变、民族／国家、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和研究旨趣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符合我们对历史社会学四十年余来学术史的基本判断：学术运动不断进行反思与探索，在具体研究领域上不断游移，缺乏共识。
（二）方法规范性的时期变化
为了检验假设1a、2a和3a，我们重点考察了图2中“理论与方法论”这一主题所占的比重在学术运动不同阶段的变化。第一次运动期间（1979－1996年），“理论与方法论”主题的比重高于此后任何时期，尤其在1990年以前，比重持续保持在15％以上，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研究论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逐渐下行。虽然没有出现假设1a预测的“先上升”的情况，但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可以支持我们对第一次运动是“方法规范化运动”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理论与方法论”讨论出现低谷，也说明第一次运动对方法规范性有所贡献，使历史社会学家对学科方法论达成一定共识，相关讨论减少了。
第二次运动期间（1993－2005年），相关讨论从15％左右下降至不足10％。这说明第二次运动并不非常关心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说明这一运动并非“方法规范化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假设2a预测运动后期方法规范性下降、相关讨论重新上升。方法论讨论在2005年之后重新上升，说明第二次运动确实对方法规范性有所削弱，致使学术实践中重启了一轮方法论讨论。在第三次运动期间（2003年至今），相关讨论基本呈现上升趋势，符合假设3a，说明第三次运动的学术实践对理论与方法论讨论颇为重视，也侧面说明历史社会学再一次在方法规范性上缺乏共识。这一点在文献回顾部分也充分展现出来了。
（三）主题多样性的周期变化
图3展现了1976－2018年论文主题差异度均值的变化，由此我们得以检验假设1b、2b和3b。由图3可见，在第一次运动期间（1979－1996年），学术主题的平均差异度先上升后下降，整体变化趋势与假设1b的预测相一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论文之间研究主题的差异度增加。这一时期的主导性主题，如量化史学、革命／劳工、政治经济研究等彼此之间也缺乏逻辑关系。这说明历史社会学家尚在学术实践中探索这一学科的研究边界。但在第一次运动的后半段，论文主题平均差异度整体减小，体现了第一次运动削弱主题多样性的作用。作为方法规范化运动，第一次运动也催生了一系列逻辑上相关的研究主题，如制度研究、法律研究、民族／国家研究等。这些研究的主导是论文主题平均差异度减小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学术运动期间（1993－2005年），研究主题平均差异度整体处于上升状态，而差异度的最低点恰恰出现于运动初期。这一观察符合假设2b的预测，说明第二次运动兴起于研究差异度较低的阶段，其效果是扩大了研究差异度，强化了主题多样性。这一时期，亚洲研究、种族研究、文化研究较为兴盛，体现了第二次运动对文化研究和边缘议题的重视。类似地，第三次运动兴起之后（2003年至今），研究主题的差异度缓慢下降，这一观察与假设3b相反。虽然我们将第三次运动视为方法规范化运动，但这一变化出现在运动兴起阶段似乎为之过早。考虑到2003年前后的平均差异度峰值并没有超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认为相关研究对研究主题“碎片化”的判断似乎过于严重，第三次运动有过快加剧研究同质化的危险。
研究主题在多样性上存在周期变化，大约以二十年为周期，经历了多次“上升－下降”的钟摆运动。这也体现了历史社会学在研究主题上的“自我焦虑”。就假设1、2、3的检验而言，我们基本确认了方法规范性运动与主题多样性运动之间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运动交替的2000－2010年间，理论与方法论的低谷正好对应了主题多样性的高峰，这与假设4的预测是相反的。我们认为，由于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之间存在时间差，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共识，并不能立即在研究主题上体现出来。因此，本文对假设4的验证缺乏足够的证据，值得未来研究继续探索。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量化方法来观察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实践如何回应三次学术运动。我们发现，方法规范化与主题多样化之间客观上存在明显的张力，二者并没有齐头并进，而是处于辩证循环的运动过程中，即方法规范化运动削弱主题多样性，而主题多样化运动削弱方法规范性。当然，第三次运动正在发展，此推断尚缺乏足够长时段的证据，需要继续跟踪与验证。但至少从我们所观测的西方历史社会学两次学术运动来看，历史学与社会学两大传统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方法论争论并没有消解，主题与方法交替主导的两种运动前后相接。
在过去数十年间，历史社会学家们在认识论层面充分发展社会科学的历史维度，在方法论层面展开充分的自我批评和再反思，不断提出“新历史社会学”的新策略与新方案。当然，历史社会学的这些再思考始终无法克服社会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体用之争”，只是把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转移到自身内部，推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与主题不断更新，形成辩证的学术运动。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评估“新历史社会学”运动的当前趋势。从积极方面来说，这种新趋势带来了研究策略与主题的新变化，有利于学科融合，舒缓长期以来的学科霸权问题。运用过程叙事分析来寻找中层理论的研究策略具有灵活性和普适性，模糊了传统学科的边界与性质，而广泛的社会议题为更多学科的进入创造了空间。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都不可能主导新历史社会学的发展，难以把历史社会学“私有化”为传统学科的子领域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社会学大大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融合。然而，从研究主题的多样化来看，新历史社会学又已经超越了学科融合问题的悲观与乐观立场争论。这是因为新兴的研究主题，如艺术、文化、自然、宗教、语言等都无法纳入传统学科的对象范畴。即使是传统的研究对象，也被重新情境化与性别化，与新兴主题交织在一起，已无法在传统学科的阵营对立或融合意义上来理解。因此，历史社会学需要置换到更大范畴的“历史社会科学”中来理解，打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壁垒，才能理解和解释全球化时代人类需共同面对的系统问题。
在消极方面，当前趋势对宏观大视野的历史分析和理论讨论似乎失去兴趣，也缺乏统一的核心主题和重要方法，难以产生类似于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那样的宏大理论和重要概念。这使历史社会学失去统一的研究对象与知识生产目标，不再是查尔斯·蒂利等人定位的“批判武器”（Tilly，1988），没有聚焦特定的主题和理论的统一指导，更不可能实现主题集中与方法独特而构成的“独立学科”（斯考切波，2007：378），无法在学科分化或融合的问题域来定位历史社会学的新形态。更甚者，新历史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难以完全遵从传统的学科标准和学术体制，反而以“学术运动”的方式不断模糊学科之间严格的边界范畴，打破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规范对应，导致各学科之间出现可能的转向、交叉、融合及争论。简言之，历史社会学形成新的研究策略，容纳新的研究主题，为知识生产的方式与来源注入了活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甚至可能迷失社会学学科的核心特征。
本研究给正在起步的中国历史社会学带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学科“门户之争”的问题上，应该宽容与支持外部性的学科冲突及其向历史社会学内在紧张的转化，“方法规范化”与“主题多样化”之间的可能矛盾及交替出现，应成为激发历史社会学不断自我更新与自省的内在动力，从而使之成为人类知识生产的独特方式，跳出现代主流学科关于知识生产的认知窠臼及其对知识本身的长期争论。在研究策略问题方面，历史社会学不断更新研究视角、策略、方法与概念，旨在理解当代社会生活面临的各领域问题及其历史形成，但中国发展历史社会学不应推崇或固守某一种研究策略，而忽视其自身不断反思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在研究视野方面，西方历史社会学正在流行各种“中层理论”，充分结合语境条件与时间过程，但却不够重视大理论与大历史及其相互结合的结构性问题，容易造成知识碎片化的无意义感。中国新兴的历史社会学需立足于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转向中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与中宏观层次的理论分析，在承认主题与方法、历史与理论之间“适度紧张”的基础上再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陈鑫 一审：王铮 二审：闪晶晶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内容请以期刊刊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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