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大”：中产阶层的策略选择——基于“养老院事件”的抗争逻辑分析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衍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别闹大”正在逐渐取代“闹大”而成为中产阶层社会抗争的重要策略和有效选择。文章正是通过对养老院入驻事件的案例分析，为我们解释了中产阶层主导的抗争策略与逻辑。文章读来新颖且有趣，响应了“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的论点，也与阶层分化的研究形成对话，为我们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新视野。编辑部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王奎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邻避运动、基层治理。

韩志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家治理、基层治理与城市治理。

“闹大”作为公民抗争的策略性行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问题解决的重要景观。本研究基于中产阶层抗争案例的分析发现，“别闹大”的抗争已然成为集体行动的新选择。区别于通过“闹大”方式进行的抗争，“别闹大”抗争的核心特性是组织化而非碎片的行动、双边合法的组织者而非随机偶然的引领者、内向式而非外向式的资源动员、谨慎可控的而非混乱无序的过程、法律导向而非权力导向的诉求指向等。“别闹大”的抗争逻辑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基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理论框架分析发现，中产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断裂性”、中产阶层的身份特性及其行动倾向、抗争议题的紧张性特质、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别闹大”的抗争逻辑。“别闹大”的抗争突破了“闹大”逻辑的简单谱系，拓展了中产阶层及其集体行动特性的分析，也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新视野和新思路。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衍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各领域的社会抗争事件是各个领域不同层面利益关系调整的必然产物。面对社会转型时期日益增长的治理需求，国家治理能力的短缺不仅带来了国家治理的扭曲或走形（如频繁的运动式治理以及高压的维稳政治），也导致了社会民众产生了明显的应激性反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通过“闹大”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契机。

长期以来，利益相关者通过各种渠道将抗争议题曝光出来，以期更多吸引他人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最后就有可能获得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注意，从而也有可能被纳入政府议程，获得解决问题的契机，这是“闹大”产生和演进的基本逻辑。从具体的事件看，“闹大”的过程往往包括了如下一些基本的元素：具有普遍性的议题，如权力腐败或弱者维权以及人员伤亡等；不确定的参与者，特别是匿名的和分散的网络参与者；捕获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注意力，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政治势能……这些都是“闹大”的基本特征。

“闹大”现象的泛滥源自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和公民权利能力的短缺。由于抗争者大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因此只能通过不定向的资源动员提高其在抗争过程中的地位和势能。抗争人群动员最大化是“闹大”的身份性标签，对外部资源的动员是闹大最重要的特征，抗议者的数量能产生力量，集体抗议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支持者的规模。通过激烈的动员打破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结构，暂时性地重建了社会抗争的情境，形成了促使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的契机。综上所述，“闹大”三个核心特征分别是“原子化”抗争、规模化动员和指向党和政府高层的诉求路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伴随着社会治理的发展和进步，当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诸多重要而微妙的变化，不仅“闹大”现象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闹大”引发的激烈的或非理性的行动也显著减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问题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交流互动也变得相对容易，特别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极大地缓解了多元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更有可能通过日常的磋商和沟通来推动问题得到解决。“别闹大”正在成为社会抗争的重要策略和有效选择，即通过更加理性和克制的方式来提出要求。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P区X小区反对嵌入式养老院入驻事件的案例分析（同时涉及到了隔壁的Y小区），对“别闹大”抗争的逻辑景观进行过程梳理，对中产阶层主导的抗争策略及其原因进行理论解释。从研究议题来看，本研究属于邻避型社会抗争的议题，涉及的是城市社会中具有典型性的矛盾纠纷。在这个反对养老院入驻的事件中，X小区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高档小区，小区住户仅有269户。在集体抵制养老院入驻小区的过程中，他们不是采取传统“闹大”的做法，而是始终坚持着“别闹大”的策略。那么，“别闹大”形成了什么样的抗争景观？是什么因素塑造了这种抗争逻辑？“别闹大”最终是怎样实现其抗争诉求的？这些都是本研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实地访谈资料，另一部分来自媒体报道和网络资料。笔者分别于2017年8月、2017年11月、2018年9月三次对涉事小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四部分人群，第一部分是小区居民，对X、Y两个小区36位居民进行了深入访谈，平均访谈时间超过30分钟，对于其中21位居民通过座谈、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第二部分是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对其中3位进行了深入访谈，平均访谈时间超过90分钟；第三部分是养老院所在街道的2位工作人员，平均访谈时间超过20分钟，访谈结束后的部分补充资料通过电话访问获得；第四部分是养老院建设单位的2位工作人员，访谈时间为30分钟。

根据学术研究惯例，本文对于访谈对象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访谈过程中对于不同主体采取了不同的访谈方法。对于抗争组织者和普通民众的访谈采取了半结构化的形式进行，结构化部分主要涉及到民众对于养老院建设的基本态度、基本认知，以及影响民众基本态度的核心要素等内容；开放式部分主要涉及到民众对于抗争过程的描述，特别对民众对于两个小区间差异、阶层间差异的认知情况等进行了深入访谈。对于街道管理人员和养老院建设单位主要采取了开放式访谈，具体涉及到养老院建设的基本情况、基本资质、针对民众抗争的回应情况等内容。

同时，为了多方面了解社会民众对于嵌入式养老院的态度倾向，加深对于社会民众抗争态度及其行动倾向的理解，我们还对X小区和Y小区周边的多个养老院进行了实地调研，访谈了养老院管理者和周边居民等，深入了解养老院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及其消解之道，从而为理解本案例提供更多的背景性认识等。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以及演进逻辑，一直是社会运动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研究者提出了很多的理论模型。一方面是关于集体行动的发生，比较经典的解释模型如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和梯利的社会运动动员理论，从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化探究；另一方面是关于集体行动的演进，比如克兰德曼斯和奥格玛两位学者构建了比较经典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于集体行动的参与人群形态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是“一般行动待发状态”（即“基数人群”）；“特殊行动待发状态”（即“动员潜量”）；“实际参与状态”（即最终参与到抗争行为中的人群）。

赵鼎新提出，学术界多年来试图构造一个能对所有类型的集体行动进行解释的模型，但是影响集体行动发生和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联系，所以不可能构建出一个涵盖集体行动所有发生发展因素、放之四海皆准的逻辑模型。他从宏观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影响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三个核心因素：变迁、结构和话语。赵鼎新也强调，这三个核心因素是紧密相关的有机整体，并不存在恒定不变的逻辑关系。这三个因素本身都是超级机制，包含了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任何一个因素中的一个低级复合机制的变动都会引起另外两个因素中复合机制的变化，进而引发集体行动。

回到现实中来，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全面的转型，其中既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也有价值观念的重要转变，各种各样的“闹大”正是这些变迁的重要结果。因此，变迁、结构、话语三因素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好的匹配性，对于理解和解释社会抗争也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一）变迁

根据赵鼎新的观点，宏观层面上的“变迁”主要是指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变化。

案例中的变迁因素：阶层间的断裂。孙立平教授对于我国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社会阶层的结构变迁进行过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不同阶层之间正在出现“断裂”的态势，“在断裂社会中，其不同部分完全处于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他们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分裂的状态。”显然，这种“断裂”是多层面的，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化，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随着社会阶层间“断裂”态势的显现，城市内的二元结构也日益明晰。从中产阶层的情况来看，其“政治后卫”的特色鲜明，虽然中产阶层的权利意识随着社会进步在逐步提升，但他们参与的方式更多是法制、妥协和理性博弈。这些因素都将对集体行动及其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二）结构

宏观层面上的“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结构及其行动，另一个是社会结构及其行为，同时也包括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逻辑结构。

案例中的变迁因素：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分析和解释集体行动的重要理论，其核心意涵是：政策制定过程开放程度、国家的控制能力、精英团体关系等体制结构及其权力配置因素，对于集体行动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而言，越是封闭的政体，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越少，得到的回应越消极，发生“闹大”型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民众组织参与“别闹大”型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从理论本身的发展进程来看，政治机会结构的理论内涵也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其中对于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关注也被纳入到了理论框架中来，特别是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政府体制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也意味着，相对理性和克制的集体行动所面对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可能相对开放。本案例也深刻体现了这一点。

（三）话语

宏观层面的话语是指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者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

案例中的话语因素：抗争议题的特殊性。基于邻避设施的集体行动很多是源于民众的邻避情结，而邻避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有着“非理性”的嫌疑而被诟病，比如有学者将其定性：邻避情结是一种自利的、意识形态的或者是泛政治化的一种倾向，很难进行理性说服。作为一种特定的反对形式，邻避情结反映出民众自我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是原则上同意建立设施，企图享受该设施带来的便利和福利，但同时反对设施建在自家后院。甚至有学者指出，邻避情结本身有着坚实的文化价值基础，而与是否关注环境、是否寻求经济补偿等工具型考量指标并不直接相关。嵌入式养老院作为心理不悦型邻避设施，其邻避情结根植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与理性本身相去甚远。特别是对于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上海而言，嵌入式养老院已经列为了上海的品牌项目，可谓大势所趋。所以针对嵌入式养老院的抗争带有逆潮流而动的非理性色彩，这一点也得到了民众的默契性认同。

上述阶层间的断裂、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抗争议题的特殊性分别对应的“变迁、结构、话语”三个核心要素，共同促成了“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形成。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紧密联系，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变迁因素———“阶层间的断裂”是形成“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决定性因素，决定了行动者选择什么样的“同盟军”；话语因素———“抗争议题的特殊性”在集体行动的参与人中形成了默契性的共识，进而影响到抗争策略的选择；结构因素———“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属于影响集体行动的外部性因素，主要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态度和反应，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为社会抗争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而成为“别闹大”抗争的催化因素和有利条件。

三、案例引入———上海X小区居民抵制养老院入驻事件

21世纪以来，世界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我国老龄化问题更是日趋严峻。仅2018年一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就增加了859万人，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而养老设施建设却严重不足，截止到2017年，每千名老年人的床位量为30.9张，这与“十三五”规划中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35～40张的既定目标存在很大差距。

相比全国层面，上海的情况更为严峻，上海老龄化比例已经逼近3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逼近500万。快速增加养老设施的建设数量，已经成为上海市近年来的重要工作。早在2014年上海市政府出台涉老实事项目后，养老设施建设工作进入了快车道，各区也根据老龄人口比例明确了建设任务。P区按照项目指标评估结果，要完成公建养老床位近600张，区政府决定兴建新的养老院补充床位，达到实施项目的要求。鉴于土地规划等多方面的限制，嵌入式养老院的建设具有独特优势。

嵌入式养老院是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机整合，即以社区为载体、功能嵌入和多元运作方式嵌入为理念，整合社区周边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养老服务，实现老人养老“离家不离区”的目标，家与养老院之间“一碗汤的距离”，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具有情感优势。建立更多的嵌入式养老院，也已经被列入了上海“十三五”期间养老目标规划。

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上海C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计划将ZJ路3531号（原为上海某厂招待所）改建为养老院，并请求政府给予政策支持。2014年5月30日，经P区重大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拟建“YJ第二养老院”修缮工程项目协调会召开，明确了该养老院性质为公办民营，以装修程序进行报审。项目占地面积5200.3平方米，共有四幢建筑，总建筑面积8730.57平方米。项目预计投资3000万元，建成后养老床位数约291张，养老院项目正式通过建设审批。养老院的嵌入位置较为特殊，位于X小区（中产阶层居住的高档商品小区）与Y小区（低收入阶层居住的老旧小区）中间，养老院的规划建设给两个小区居民均带来了直接影响。

（一）短暂的自发式抗争阶段

2015年3月，建设项目开始施工建设，在这之前并没有告知周边居民；2015年4月份，小区一位业主已经与买主达成了买卖意向，就在交房前夕，对方突然提出房子不要了，原因是小区旁正在施工的项目是嵌入式养老院，而在这之前小区居民却毫不知情。

该业主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迅速发布了“致业主的一封信”，对于养老院悄然建设一事进行了披露，周边小区居民在得知后情绪激动，强烈抵制。从5月开始，部分居民多次有组织地来到街道和区政府办公地点集会、表达诉求，居民也在小区内部和周边悬挂和张贴“反对在居住中心建养老院”、“反对侵害业主权利”、“民族风俗理应尊重”等横幅。

C公司发表声明：为了方便周边居民，建设公司承诺对项目功能布局做调整，不设太平间或临终关怀场所，增设敬老日托、助餐服务和文化娱乐等功能，社区卫生中心还将在这里设点。但是很多民众要求，养老院要停建或者搬迁，所以抗争活动依然持续。

（二）民众的组织化抗争阶段

民众自发式抗争行为出现伊始，政府及时出场，给予了回应。鉴于民众自发式抗争的无序性以及沟通的低效性，街道建议民众推举代表来表达诉求，最终来自X小区的6人被推举为代表，被推举的代表们除了代替民众表达诉求之外，也想方设法组织民众进行理性化抗争，避免无序的群体性抗争。

进入组织化抗争阶段后，X小区的中产阶层居民则几乎全员参与了抗争活动，而Y小区低收入阶层的居民逐步淡出直至完全退出了抗争活动，参与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收缩。组织层通过价值层面与现实层面等多种方式对X小区的居民进行了最大化的动员和资源调动。

迫于压力，项目所在街道与C公司协商一致，该项目自5月6日起暂停装修。此后街道与区民政局、区房管局、区建交委等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和协调会与居民展开沟通，C公司和街道办事处分别发出了《告广大居民书》，发到每家每户，将这些情况告知大家，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三）民众的以法抗争阶段

在多轮沟通无果的情况下，C公司顶着压力重新开工建设，于2017年7月基本完成装修建设工程。与此同时，小区居民也在继续推进零星的抗议行动。特别是有部分居民了解到ZJ路3531号没有产权证、存在装修超越施工许可等情况，上述信息也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随之，居民对建设公司和多个政府部门提起了法律诉讼，诉讼最终被法院受理。抗争民众通过多种渠道调动资源，包括诉讼材料的收集和诉讼费用的众筹。

反对养老院建设的过程中，X小区的中产阶层主导了整个抗争过程，呈现出理性化、法制化的特点。耐人寻味的是，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Y小区的低收入阶层逐渐默契地退出了集体行动。

四、“别闹大”抗争的过程分析

宏观层面而言，案例中“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形成及其策略选择源于两个关键的特殊因素，一个是嵌入式养老院的坐落位置，案例中的嵌入式养老院的位置非常特殊，恰好嵌在了两个小区的中间位置，与两个小区均是一墙之隔。关键问题是两个小区的异质性非常明显，一个小区为本文重点关注的X小区，该小区建于2002年，属于中高档的商品小区，目前市场价位是7～8万/平方米，小区建设面积比较小，三栋楼共269户近千人。综合地理位置和房价可以看出，小区居民是绝对的中产阶层。从居民组成结构来看，绝大多数为高级白领、教师、律师、公务员，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隔墙相望的另外一个居住区是已经有50余年历史的Y小区，为低矮棚户区，居住人口上万人，为典型的低收入人群聚居区。两个小区的巨大差异，确切说是中产阶层与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差异，为“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嵌入式养老院的特殊性质（下文中将集中论述）。

从图1可以看出，两个小区都是直接利益相关方，而且结合风向、噪音等因素来看，Y小区受到的利益冲击更为明显。但是从抗争过程来看，Y小区的民众参与并不深，逐步淡出直至完全退出抗争。X小区业主独自进行抗争，也默契地放弃了对Y小区民众的再次动员，立足本小区269户业主进行“区隔式”动员，呈现出了难得的“别闹大”式抗争逻辑。

深入梳理下来，“别闹大”抗争的内涵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正好对应于上面提到的“闹大”抗争的三个核心特征：首先是组织维度，“别闹大”抗争呈现出的组织化抗争的态势，相比于“原子化”的个体抗争，抗争过程具有理性化与可控化；其次是人群和资源动员层面，进行了“区隔式”动员，而不是不定向的“撞大运”的动员，力求有限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最后是诉求指向层面，寻求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指向（上级或中央的）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

（一）“组织化”抗争而非“原子化”抗争

“有动员、无组织”是“闹大”型抗争逻辑的鲜明特征之一，这种状态下的民众参与完全是自发的，也正是“公民原子化”状态的结果。“公民原子化”抗争是“闹大”发生的重要土壤，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介组织的解体或缺失会导致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从本案例来看，政府方面的维稳逻辑极力排斥和杜绝的“组织化”抗争却成了跳脱“闹大”逻辑的关键一步，“组织化”抗争实现了抗争策略的理性化和可控化。案例中的集体行动在抗争之初也经历短暂的自发式抗争阶段，民众自发到街道聚集表达诉求，“别闹大”抗争逻辑形成的转折点是组织层的产生。

1.组织层的合法化产生

开展抗争初期，人群在街道居委会大量聚集，引起了政府的高度警觉。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考量与民众维护合法利益的群体诉求之间的张力，促成了集体行动组织层的合法化产生：

“大家当时都很激动，一群人围在街道门口要求给个说法。但是确实人有点多，你一言我一嘴的，关键是有的人比较激动……街道就说你们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你们推选几个代表出来，统一反映一下问题。”（小区居民代表X03)

“代表有的人自告奋勇主动担任，大多数是大家推选的，就觉得你这个人能说会道，比较见多识广……这个主要是从当时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我个人是被人推选的。”（小区居民代表X15)

至此，集体行动的组织层产生，并且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推选产生的，也就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合法性，这为后续的有效动员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案例中推选的代表为6人左右（毕竟不是正式任命，人数也会略微变动），所有代表均来自X小区，Y小区无一人主动请缨或者被推选，阶层的身份认同与分化在此阶段已经开始。从代表构成来看，特征鲜明：受过良好教育、私营企业主或者律师等体制外人士，关键是组织层的身份标签内化为了“责任感”与“荣誉感”。

（1）“责任感”：组织层被推举出来之后，意识到获得了政府认可与民众授权的双重合法性，其“责任感”也随即产生：

“说实话压力挺大的，你要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民众的信任，要组织大家把问题解决掉，其次是政府都知道你是代表了，你不能把事情搞乱掉，不然出问题你要负责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隔壁（Y小区）是没有推举代表的，都是我们小区的，隔壁的人数实际上是我们的十几倍啊，人家信任我们，压力更大了。”（小区居民代表X17)

（2）“荣誉感”：由于受到社会资源与政治机遇的多重影响，中产阶层作为内生性核心的群体在参与集体行动时比一般的参与者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和成本[21]，作为中产阶层的X小区居民深知这一点：

“我们要合理、合法地抗争，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认为表达诉求过程中要体现出我们的素质和修养，不无理取闹，不扰乱社会秩序，最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小区居民代表X15)

2.动员策略的组织化

案例中的组织化抗争形态还体现在动员策略的组织化方面。具体而言，组织层在参与组织集体行动过程中，面临着两个抗争瓶颈，一个是由于“区隔式”动员所造成的有限的抗争人员和资源的动员问题；另一个是法律诉讼的费用问题。为了突破这两个瓶颈，组织层讨论实施了组织化的动员策略。

（1）“联名上书”：为了保障动员的有效性，小区专门组织了“联名上书”，小区热心人士挨家挨户登门动员，结果高达97%的小区居民都签名支持。这一方面确保了动员的有效性，让民众看到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状态，提高了抗争的信心，另一方面也给政府施加了压力，表明了态度：

“我们小区人比较少，所以要尽量动员大家，签名也算是一个动员和确认吧，大家都签了你不签总归说不过去吧……也让政府看到反对养老院建设这是民意。”（小区居民X06)

（2）“众筹诉讼费”：群体性的政府上访行为是存在风险的，关键是群体性的上访行为除了激化社会矛盾外可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组织层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特别是得知施工项目存在违法情况后，加快了司法途径的进程。小区内本身有业主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也有政府公务人员可以了解政策走向等相关信息。组织层研究决定外聘律师，对于多个涉及到项目规划建设的职能部门提起法律诉讼，律师费用问题以众筹方式解决，每户交500元，结果民众积极响应：

“几乎每家都交了，大家都交钱你不交？一共就这么几栋房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好意思啊。关键是这是为大家办事嘛。”（小区居民X08)

（二）“区隔式”动员而非“规模化”动员

“区隔式”动员内在地包含了“别闹大”的意图，说白了就是———该发动的发动、不该动员的就放弃。这可以说是“别闹大”抗争逻辑的最鲜明的标签。“区隔式”动员放弃了上万人口的Y小区，而聚焦于仅有269户居民的X小区，贯彻和落实了“别闹大”的策略。为了实现动员效果的最大化，组织层经过讨论策划，选择了从价值与现实两个方面展开。

1.文化动员———抗争动力内化性

前文提到本案例“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形成源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嵌入式养老院的坐落位置，另一个就是嵌入式养老院本身的特殊性质。作为心理不悦型邻避设施，有别于高污染高风险性邻避设施对于身体健康的潜在显性污染，嵌入式养老院带来的则是冲击民众基本文化价值观的隐性污染，显性污染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规避，但是消解隐性污染则需修正甚至改变文化价值理念，难度可想而知，这就为集体行动的有效动员奠定了基础。

文化价值观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分析变量，特别是对于参与人群的组织动员，有学者甚至认为，都市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寻求文化认同，创造或维护来自种族或历史的地方自主文化。赵鼎新认为文化价值观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利益与策略层面、价值与意识形态层面、习惯或本能层面。当文化价值观深入到个体习惯层面，甚至是下意识层面时影响也就越大，其抗争动力也更为强烈，这一点在本次集体行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文化价值观作为民众固有的基本认知要外化为抗争动力，还需要有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即社会运动从萌芽到最终发生，参与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司空见惯的行为从合法到不合法的认知跨越。嵌入式养老院引发民众强烈抵制的关键就是“临终关怀”服务项目的设立，上海市出台的《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规定床位数大于100张的敬老院为甲类，应设置太平间，而这一点从根本上触及到了民众秉持的生死观，也成为民众“认知解放”的触发点。

加速民众“认知解放”进程的策略是抗争标语的提出，如“死人院滚出小区”、“反对在居住中心建养老院”、“反对侵害业主权利”、“民族风俗理应尊重”等：

“我们当时一直在思考，全国类似的事件已经很多了，这一点我们是上网查过资料的，关键是我们小区人这么少，怎么进行抗争？我们觉得首先必须引起业主的共鸣，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比如‘死人院滚出小区’这条标语是我们一个业主提出的，我们商量觉得这个口号不错，虽然有点不妥，于是就用了。”（小区居民代表X15)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非常奏效，“死亡”话题无疑直接冲击到了民众基本价值理念，极大地增强了其参与抗争的动力。组织层在动员材料中对于文化动员重点着墨：

“我们眼睛里看见的是停尸房，耳朵里听见的是死者家属的悲鸣、哀泣，嘴鼻里呼吸的是病房里污染过的空气。”（X小区居民联名信部分内容）

联名信将文化价值观冲击进一步延伸到了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动员力又得到增强，甚至有癌症病人都参与了集体抗争。

2.房价冲击———抗争动力的强心剂

对于小区居民而言，朴素的生死观是其基本文化价值层面的核心内容，而房产价值无疑是现实层面的核心利益之一，学界研究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也是围绕财产这一核心指标展开。从集体行动研究议题来看，国内学者通常将业主身份看成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志，特别是研究业主的集体行动时，更是将业主阶层视作是中产阶层的同义词。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拥有房产价值是其社会阶层定位最重要的标签。特别是对于上海居民而言，房产无疑是其最为关注的议题。

前文提到，本次集体行动的触发点就是养老院对于房产价值的冲击，所以这也自然成为动员信息的重要部分：

“上海的房价在大涨，P区的房价也在大涨，唯独我们小区的房价在暴跌，所谓养老院的‘正能量’已经导致我们每家每户财产的负增长。有人需要政绩的盆景，却逼着百姓来买单。多年心血打拼所得的房产，转瞬间封上跌停板，这是天灾，还是人祸？”（X小区动员海报部分内容）

房价问题引起了业主的巨大共鸣：

“现在房子这么贵，当时看重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几乎是倾家荡产买了这个房子，养老院进来肯定影响小区环境，房价肯定下跌，这个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小区居民X13)

“我给你算一笔账，我们这里将近300套房子，每套房子损失五十万的话，你算一下多少钱，现在来看还不止五十万呢。”（小区居民代表X15)

虽然高风险高污染性设施存在显性污染风险，但是对于其风险认知是见仁见智的；而对于嵌入式养老院而言，隐性的精神性污染却是内化的，再加上价值冲击与现实房价冲击的双重叠加，民众极易形成同仇敌忾的抗争共识。

（三）“法律诉求”指向而非“政府层级”指向

引起高层级政府或者领导人的关注是“闹大”的直接目标，这也是“闹大”除了粗放式动员模式之外第二个最为关键的特征。本案例在抗争初期同样经历了短暂的“类闹大”式抗争，主要是小规模人群自发到街道、区政府表达诉求，但是最关键的是，集会抗争过程中民众表现得较为理性、克制，坚决杜绝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1.“以法抗争”———民众抗争的诉求指向性共识

“以法抗争”是于建嵘基于我国农民抗争逻辑提出的，核心意涵是以法律政策作为抗争的武器，而“以法抗争”也成为X小区业主的根本性共识。具体到本案例而言，“以法抗争”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养老院楼的产权问题。小区业主本身有政府公务人员和律师，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显示，ZJ路3531号没有产权证、存在装修超越施工许可等情况。四幢房子在建设之初，2、3号楼没去办竣工验收，4号楼虽然有竣工验收但没办产证，业主查询到的一份名为《关于推进ZJ路3531号房产筹建社区老年公寓的报告》中显示，ZJ路3531号部分房产确实未办理相关手续。上述信息也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这一点奠定了民众持续通过法律途径抗争的基础，也是进行法律诉讼的关键。

（2）骗取政府补贴问题。法律方面的另一个问题与是否骗取政府补贴问题有关，也是小区业主经常提起的问题。依据上海市相关政策，该养老院每个床位可以获得政府近万元的补贴，施工方在未完成工程的情况下便已经向民政部门申请了补贴：

“我们在民政局的网站上查过的，2014年12月份就开始申请补贴了，但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完工，这不是骗国家钱吗？”（小区居民代表X03）。

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搜集，小区业主撰写了完整的材料，对养老院建设方及多个涉嫌违法的政府部门提起了法律诉讼。前文提到的小区民众对于诉讼费众筹的积极响应，也显示了其对于法律诉求导向的认可与支持。

2.“依势抗争”与“以理抗争”的双重支撑

居民在达成了“以法抗争”的诉求指向性共识后，同时对于“以法抗争”提供政策与情感方面的双重辅助，力争抗争诉求于情于理都具有合法性。

（1）政策层面的“依势抗争”。政府在回应民众诉求时提出，该养老院的建设是为了解决现有养老院的床位不足问题，对此民众分头对于周边养老院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际情况与政府回应严重不符：

“我们发现很多养老院的床位都空着，一点都不紧张，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回事，没有必要建设这么多养老院，道理很简单，有几个老人愿意住养老院……建设这么多养老院，政府是为了完成指标，很多是政绩工程。”（小区居民代表X24)

另外居民认为在建养老院服务价格非周边小区居民所能承受，而街道给民众的回复中提到，养老院的建设是为了给周边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但是民众在综合分析后认为：

“养老院的价格太贵，一般的三五千一个月，好一点的服务更是八千一个月，我们住得起吗？你问问周边的居民谁住得起，根本就不是为我们服务的。”（小区居民代表X24)

（2）情感层面的“以理抗争”。“以理抗争”主要体现在小区的老年群体，老年群体认为在建的养老院不但不会给老年人带来安慰，反而会让老年人感受到落寞：

“我刚从出租车司机岗位上退下来，去年我拉过一个住在社区养老院的老人，他说每天晚上都能透过窗户看到小区里阖家团圆吃晚饭的情景，非常难过，他宁肯找一个偏僻的养老院，至少心里不难过。另外，你说养老院是为老人服务的，但老人又是反对的主力，这个你怎么说。”（小区居民X18)

初期的集会抗争过程中大量老年人的参与也印证了这一点。

五、“别闹大”抗争的缘起：变迁、结构与话语

“别闹大”打破了集体行动就得“闹大”的思维定式，形成新的社会抗争景观，特别是“区隔式”动员特色鲜明，中产阶层的抗争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这种抗争逻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含了复杂的机理。不可否认，案例中“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出现，有其鲜明的特殊性，但关键问题是多个因素在这一独特场域中的交织互动展现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一）变迁———中产与低收入阶层间的断裂

阶层间的“断裂”共识是“别闹大”抗争逻辑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断裂”根本上源于不同阶层的身份认同。学界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与身份认同研究基本达成共识，财产、职业、教育是三个核心指标，其中财产是决定性指标。从集体行动研究议题来看，有关业主集体行动的相关研究更是将业主阶层视作是中产阶层的同义词，我国城市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收入相对丰厚、拥有较大面积的家庭住房、生活幸福感强并倾向于自我认同为社会中间层的社会阶层，并且“主观认同中层”的社会态度一致性非常显著。相应的，低收入阶层的身份认同结果是“我们不是中产阶层”、“我们两个小区的居民不一样”，这也是本案例体现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我们小区的房子是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的，养老院建设对于房价影响多大啊，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像对面的小区都是老房子，而且政府说他们迟早要拆迁的，而且说什么养老院食堂可以对小区居民便宜开放之类的……我才不信呢，拆迁早着呢，他们居然也信。”（小区居民X08)

“我们不一样啊，你也知道上海的房子有多贵啊，房价下跌的话那可不得了，倾家荡产的，隔壁（Y小区）小区又不在乎。”（小区居民X21)

“隔壁，我说实话啊，都是老工人，整体的文化水平不高，我说这个不是歧视啊，这是客观事实嘛。”（小区居民X11)

另外，Y小区的居民同样也基本认可X小区业主的观点，自认与其存在一定差距：

“他们后来去法院了，事先没有联系我们也没征求意见……人家（X小区）文化水平比较高，我们这边都是没怎么有文化……我是理解的。”（小区居民Y02)

由此可见Y小区居民逐步退出集体行动完全是基于阶层间“断裂”的默契性共识。最关键的是，这种默契性的共识并没有被组织层所打破，并顺势对X小区居民进行了最大化动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低收入阶层主动退出了集体行动，但这并不代表其抗争诉求的消失。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低收入阶层实际上并不是不想抗争，也不是心甘情愿接受养老院，而只是寄希望于社会资源更丰富的中产阶层来牵头，由他们来解决问题，这也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抗争依赖”。这一点从组织层全部来自于X小区就已经体现出来：

“两边反对养老院一直都是自发的，没有联系串联过，都是我们听到消息就去了，我们感觉一直都是在配合他们……他们肯定急啊，房子那么贵。”（小区居民Y05)

“人家肯定比我们有资源嘛，住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房子那么贵……我们说实话就是闹一闹，但是政府又不让闹，人家直接准备打官司了……对的，反正我是相信他们更有办法。”（小区居民Y11)

另外，中产阶层组织参与集体行动的保守性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一点已经是学界共识。我国目前依然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中产阶层的利益与国家高度相关，主要原因还是单位制的存在。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色彩式微，但是由于民众的多个身份标签，如组织关系、户籍等与单位系统密不可分，单位对于民众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30]。这一点在本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说实话这个事我们本来就没想闹大，闹大了对谁都不好，在开始大家自发去街道请愿之后，我们小区的公务员、教师都收到了单位的提醒，不要做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事。”（小区居民代表X15)

（二）结构———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

阶层间的“断裂”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层面，而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发展本身也是社会与政府的互动过程，所以政府角色至关重要。本案例政府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对于“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的及时出场。自媒体时代下的集体行动必然是网络舆情发酵的结果，线上线下链接的缝隙为政府的及时出场提供了契机。案例中相关政府部门及时掌握了舆情导向与民众诉求，第一时间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硬”的方面主要是通过对舆情的监控等方式，杜绝恶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软”的方面主要是与民众当面沟通，特别是认可组织层的合法性、听取民众诉求，组织层成为民众表达诉求的统一出口，杜绝了“原子化”抗争局面的形成。这一案例也说明政府应对集体行动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策略正渐趋成熟，及时出场与正面回应也彰显了政府的自信。

（2）民众的建设性回应。政府的及时出场特别是开放性姿态，对于民众的态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合理合法的表达诉求成为了民众的共识：

“政府和大家沟通还是比较及时的，也主动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我们都是相信政府的，是建设单位在欺上瞒下。”（小区居民X22)

“我们就是合理表达诉求，不想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当时有一个日本的记者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来采访，被我们直接赶出去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不要给国家抹黑。”（小区居民X23)

抗争整个过程中，“别闹大”成为民众共识性抗争方式。

（3）精英群体的润滑作用。体制内外的精英团体关系也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一案例中，党员作为体制内的精英群体为民众理性的抗争活动赢得了空间。养老院规划建设消息一经披露，部分民众自发手持标语在区政府门口集会，政府组织人员试图驱散集会人群，场面一度较为紧张，此时几位年逾六旬的老党员主动站了出来，对于政府行为提出质疑：

“当时我就说，政府不能这样干，老百姓表达自己的要求，不反对党不反对国家……后来也就没有爆发什么冲突……因为当时我站出来了嘛，他们把我带到了公安局，态度倒是好了很多，让我离开我就是不离开，我要他们给我个说法。”（小区居民，一位年近七十的党员X22)

几位老党员业主的挺身而出保证了集会过程的克制、有序，后续抗争过程中亦是如此———主要采取了法律途径表达诉求。这也是政治机会结构开放的另外一个方面。

（三）话语———抗争议题的特殊性

近年来小区业主反对以养老院、殡仪馆为代表的心理不悦型邻避设施的抗争事件开始大量出现，区别于垃圾焚烧厂、核电站等高污染高风险性设施，嵌入式养老院有其鲜明的特殊之处。

（1）有别于高污染高风险性邻避设施对于身体健康潜在的显性污染，嵌入式养老院则是冲击民众心理的隐性污染。目前民众对于嵌入式养老院邻避标签认知度并不高（包括政府部门在内）：

“建设养老院并没有明文规定，说需要一个征询程序。”（养老院所在街道干部）

在民众一般认知中，养老院是作为基本公共设施存在的，由此相比于垃圾焚烧厂、核电站等高风险性设施，反对嵌入式养老院集体行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则大大降低，利益相关民众的支持度和同情度降低，甚至招致非议。此次事件中批评声音中也不乏对于小区居民私利化动机的诟病。

（2）嵌入式养老院“利”与“避”辐射范围基本重合。从根本上而言，邻避设施之所以为“邻”所“避”，原因在于设施本身“多数人得益、少数人受损”的天然特性，这也是邻避困局的根本性症结。邻避设施本身是正负外部性的结合体，正负外部性之间的利益鸿沟天然存在，进而激发了民众天然的趋利避害心理，催生了邻避情结。嵌入式养老院的优势在于其“一碗汤的距离”的便利性，所以其辐射范围有限，仅仅集中于周边居民，“利”与“避”辐射范围基本重合，正负外部性之间的利益鸿沟也基本被填平，这再次为集体行动的动机和合法性增添了几分尴尬。

（3）嵌入式养老院建设是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大势所趋。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形势日益严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2000年到2050年，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由10%提升到21.7%；而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将由10.1%猛增到34.9%，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快速老龄化国家。从绝对数量来看，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2.9亿[31]。相比于全国层面，上海老龄化人口结构面临形势更为严峻。截至2017年底，上海全市户籍人口1456.35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83.60万人，占总人口的33.2%[32]，但是相对来说，养老服务的提供却严重滞后，特别是养老设施的提供。近年来上海市政府正探索多种渠道力求满足社会需求。嵌入式养老院以其独特优势，实现老人养老“离家不离区”，满足老人心理需求，具有情感优势，建立更多的嵌入式养老院已经被列入了上海“十三五”期间养老目标规划。

由此，反对嵌入式养老院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所以集体行动的合法性与社会支持度自然不高，更不宜采取过激行为，这也成为了集体行动中大家共识性的潜在的原则规范。

六、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我们看到，“闹大”曾经是民众维权抗争常用的工具，在许多重要或重大的矛盾纠纷中具有转折点的意义，推动了问题的顺利解决。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闹大”，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闹大”？“闹大”是不是一定会产生更好的抗争效果？类似的问题显然都是不确定的。本文基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理论框架分析之后发现，随着社会阶层分化、政治机会结构的系统性变化，城市中产阶层的维权可能将会更多选择“别闹大”的方式，这对于理解社会转型、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等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本文的研究可以响应和验证“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的论点，这些观点被不同的学者提出来，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33]。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城市社会中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他们已经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由于其知识（拥有更高的学历）、利益（利益更加明确、更大）和社会特性（具有社会地位、社会资本更加充分），可能会更多地选择理性和法治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冲突，这些正好是与当代国家建设所追求的民主化和制度化相互匹配的。

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与阶层分化的研究形成很好的对话，从本案例所观察的情况来看，社会阶层间的“断裂”已然存在，且阶层的断裂并非只有单一后果。其中的积极后果在于，中产阶层意识的觉醒，提高了他们行动的自主性和理性化，也让他们更加自信，这也体现在他们的行动策略中。但两种阶层的分化也使得中产阶层一定程度上被孤立，成为被冷眼旁观的对象。

“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出现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了中产阶层抗争的局限性与保守性、阶层之间分化所导致的“断裂性”与“依赖性”、抗争议题本身的特殊性、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等等。纵观这几个核心因素，在我国已然呈现出常态化存在态势，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未来嵌入式养老院必将在中产阶层社区大量兴建，相应的邻避冲突也必将大量出现，上述几个已然常态化的影响因素的作用也将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别闹大”导向的集体行动也将不再鲜见。

本项研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价值：

（1）要转变治理理念。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嵌入式养老院引发的邻避抗争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未来类似抗争也必将大量出现，而这仅仅是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衍生品而已，“别闹大”的抗争逻辑也表明了其极低的社会负面性。

（2）要转变治理策略。政治的及时出场，与抗争活动组织层的直接、平等对话对于“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所以协商性治理有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同时也有助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3）要抓住治理契机。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别闹大”抗争逻辑的出现为这一战略的推进提供了良好契机，新的议题、新的诉求、新的抗争逻辑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

责任编辑：欧阳星  一审：王铮  二审：陈鑫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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