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
作者简介
徐彬，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卜永光，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身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有久远的思想渊源，而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身份政治则有其特定内涵。这一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变迁的结果，主要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身份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运动，以及左翼学者从身份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关。身份政治的内涵又在时代环境变化和内生变量作用下发生变迁。21世纪以来，“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其演化，促生了一种较传统身份政治内涵发生部分逆转、主张权利方式更加激烈、诉求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的新身份政治。新身份政治蔓延带来了“新部落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使其面临的政治认同困境更趋严重，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制度根基及其协调运转的政治环境由此受到破坏，导致“对抗与分治”的西式国家治理逻辑走向异化。这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在世界出现“逆全球化”倾向等时代背景下，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空前高涨，出现了各式各样“杂乱的反抗”，其背后则是西方国家民众日趋分裂和碎片化的政治身份认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关于新身份政治现象的反思和讨论已经成为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热点之一。本文将首先追溯身份政治的理论渊源，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中的意涵及其演化变迁的推动力量；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当前新的时代和学术背景，阐释新身份政治的兴起过程、特征、根源和表现等基本问题，进而探析其给西方现代国家治理带来的困境与作用机理，并简要指出本项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镜鉴意义。
一、身份政治的理论渊源
在英文中，表示身份的“identity”一词也可以被翻译成“认同”，其内含的逻辑在于：对群体的承认和认可能够为个体提供一种特定的身份。身份既可以是家庭出身等先天给定的、不可选择的事实，也可以是基于思想理念产生的主观认同。但当关于身份的叙事转化为对政治运作的实际主张时，所有围绕身份问题表达出的政治观点，都是基于特定信念而提出的一种主观的政治主张。身份政治本身是一个现代概念，但身份对政治影响问题的理论渊源则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和政治诞生之初。这一术语在现代语境中也存在不同起源，且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一）身份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思想起源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在其经典著作《理想国》中就提出，人是由金、银、铜、铁等不同材质构成的，并认为，出身所决定的社会身份，决定着人的价值属性及其在政治秩序中的应有等级。在他看来，只有统治者、贵族和民众按照自己的身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才能造就良好的政体和理想的城邦；至于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没有资格参与城邦政治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上述主张，提出应按照人的才智、性别、种族等标准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实现生物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协调一致，从而达成城邦的“最高而最广”的善业，亦即其理想的城邦政治生活。
在“轴心时代”(Axial Age)的东方，中国的思想家尤其是强调政治秩序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提出了很多类似的著名观点。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宣扬的即是一种君、臣、父、子安守各自角色和社会身份的政治伦理观。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则是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种社会分工区分政治等级。基于儒家上述政治伦理观形成的“士农工商”的身份界分，虽然不像印度历史悠久的种姓制度那样严格地以身份界定政治等级和社会地位，但仍然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重要根基。
当然，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还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试图把人们的社会身份与其才智和政治参与能力联系在一起，进而为政治等级秩序的合法性和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论辩护。这种辩护阐释了一种身份决定才智、贤能政治天然合理的政治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社会中阶级压迫的实质。
（二）现代语境中的身份政治
“认同政治是一种有别于现代政治的差异政治、话语政治和运动政治。”尽管身份认同问题对政治的影响由来已久，但学界并没有形成关于身份政治的公认的定义。这一概念在不同学者的论著中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广义而言，政治学中的权力、利益、统治、治理等核心概念以及制度安排，包括“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等核心问题，无不和身份的划分以及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念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提出了“一切的政治都是身份政治”的命题。不过，在多数学术文献中，身份政治并不等同于身份问题对政治的影响，它是一个相对狭义、有特定所指的概念。
“身份政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以及由此投射于政治学研究中衍生出的“身份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自此以后，对身份政治的内涵主要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它们所认定的身份政治概念起源时间也存在差异。
第一种解释将身份政治理解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主张、现象或行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通常认为身份政治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发展期，但欧美不少国家的国内政治进入身份各异的诸多群体竞相登台声张权利的动荡年代。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等一系列的群体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与传统的政治社会变革不同，上述运动在形式、内容和结果上都既不同于阶级矛盾引发的政治社会革命，也迥异于以往资本主义内部争取公民权利的社会抗争：这类运动围绕着具有特定共同身份的群体展开，将获得对其身份的承认和政治保障作为主要目标。
第二种解释将身份政治理解为一种具有左翼色彩的针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性理论，而文化多元主义式身份政治和正义式身份政治，则是其建构的两大理论形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通常认为身份政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遭遇危机和一系列政治、社会剧变的产物。在美元危机、“石油冲击”、经济周期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陷入“滞胀”的同时，社会矛盾和体制弊病也集中爆发，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由此结束；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在信息革命开启等因素推动下明显加速，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文化和价值观念冲突增多等时代变迁，也促进了群体自我身份的觉醒。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身份政治应运而生，并成为学界特别是左翼学者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
（三）身份政治内涵变迁的动因
除了不同学术文献对身份政治的界定有所差异，身份政治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有学者基于对美国政治演化历史的观察指出，身份政治的内涵经历了从左派的解放政治到表演型政治再到右派反动政治的历史演化。这种演变首先植根于宏观历史进程带来的外在环境变化。其逻辑在于，身份政治是一种关于人群、族群关系及其权利主张的学说，而人群和族群的划分、相互关系以及诉求主张等，都受到特定时代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和政治生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政治在政治实践中更多是一种声张政治权利的方法论或思考方式，而不是具有单一内涵的某种特定政治主张。
身份政治内涵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逻辑，除了外在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其相关主张中蕴藏的内生变量的推动。在近代特别是二战以来西方政治发展历程中，身份政治对于弱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推动政治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就极大地提升了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促进了种族平等。但对身份的过度强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实质性权利并未真正实现平等；另一方面，身份政治的兴起却已经让保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权益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少相关话题在西方世界变得极具敏感性，政治人物乃至普通公众都不得不在相关问题上小心谨慎，以免触及政治和法律上的“雷区”。这种在少数群体保护问题上内容与形式的脱节以及对“身份”的过度强调，促生出一种“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这种内在张力意味着身份政治在发展过程中也孕育着自身的反对力量。
对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早就有学者洞察到其背后的难言之隐，即对美国的非西方族裔在人口结构中比重不断上升形成“数量优势”，进而导致作为传统主导者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及其文化被边缘化的深深恐惧。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亨廷顿将“文明冲突”的视角转向美国国内，直言不讳地谈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提出若不积极捍卫“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及其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会有分化、衰落乃至“国将不国”的危险。
亨廷顿的忧思可以被视为对传统身份政治理论的一种逆向思考，同时暗含或“内嵌”着一种新的身份政治逻辑。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发展和身份政治内涵本身的变迁均可表明，亨廷顿未必“政治正确”但颇具前瞻性的担忧，对西方国家而言并非杞人忧天。
二、新身份政治的兴起
在20世纪，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取得重大进展、女权运动持续推进和种族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围绕身份平等问题展开的政治斗争取得了空前成就，也让身份差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过，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演化，却带来了身份政治的复兴，并最终促生了一种新身份政治。
（一）21世纪以来身份政治演化中的三个时间坐标
冷战结束之前，身份政治并未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话语。甚至有随着西方国内政治平等的提升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不过，冷战结束以来近30年间的一系列历史变迁却改变了这种趋势，并重塑了身份政治的内涵。
在后冷战时代身份政治的演化变迁中，有三个重大事件具有时间节点意义：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尤其具有分水岭意义。这场危机带来的多维政治后果赋予身份政治诸多新的内涵，可以被视作新身份政治开始孕育的一个重要历史坐标，而经过几年的持续发酵，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则可以被当作新身份政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
“9·11”事件表明，现代世界政治认同的主要源头不单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也常常是民族的、宗教的。从世界层面来看，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者并非只是个别现象或极少数人群。对这些群体而言，民族和宗教身份才是其最重要的身份标签，也是决定其政治立场和态度的首要因素。“9·11”事件后，美国单方面发动的反恐战争进一步激化了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和民族矛盾，也让“文明冲突”的预言成为世界政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李光耀虽然从总体上并不赞同“文明冲突论”，但在涉及穆斯林问题时同意亨廷顿的论断。他还进一步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分歧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分歧，而是“伊斯兰恐怖分子与美国、以色列及其仆从的分歧，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非极端的、温和的伊斯兰之间的斗争”。“文明冲突论”中所强调的“文明断层线”也是政治身份划分的边界线，李光耀所阐释的那些“主要分歧”，的确已经在重塑国际社会中的敌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9·11”事件推动了身份政治相关问题从世界政治的边缘地带走向了核心区域。2014年“伊斯兰国”（IS）强势崛起的背后，就涉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西方世界之间，以及中东伊斯兰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之间的复杂矛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则是身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另一历史界碑。这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被视为20世纪上半叶“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让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还带来了多维政治和社会后果，是一系列复杂危机的交织和叠加。虽然自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向好态势，但经济层面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争夺等原因引发的政治对抗和其他冲突，仍在持续发酵甚至愈演愈烈。在全球政治经济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的重塑及其带来的问题导致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不断加剧，为身份政治的复兴和内涵变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身份政治的话题空前增多，在内容与形式上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特别是民主党所代表的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与作为特朗普主要支持者的白人中下阶层之间的对峙，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以此次美国大选和特朗普胜出为标志，新身份政治在实现内涵更新后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其折射于思想理论领域，表现为西方学界在特朗普当选后围绕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了集中反思。这种反思形成的理论成果，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和著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论著最具代表性。马克·里拉于2017年8月出版了《曾经与未来的自由主义：身份政治之后》一书，从较为系统的理论视角考察了身份政治对自由主义兴衰的影响，剖析了新身份政治崛起的现象、根源和影响。这部著作将特朗普胜出归因为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在他看来，民主党代表了诸多少数群体，其竞选策略是将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叠加成一个在全国占多数的身份认同；共和党则专注于吸引白人多数族裔中的主流人群。最终，特朗普利用全球和美国国内局势的历史变迁，特别是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取得胜利。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弗朗西斯·福山立即决定开始撰写一部以身份政治为主题的新书。2018年9月，《身份认同：对尊严的要求以及愤懑的政治》一书在美国出版，并很快引起了国际学界关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新一轮讨论。福山在该书序言中坦承，没有特朗普当选就不会有这本书。几乎与该书出版同时，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在当年9—10月号刊出了福山题为《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危机》的文章。这篇长文立场鲜明，观点犀利，激起了学界更多的争论。2019年，《外交事务》杂志在3—4月号又以《合众为一:围绕身份政治的论战》为主题，刊发了多位知名学者的争鸣文章以及福山本人对争鸣的回应，进一步提升了身份政治相关话题的热度。
（二）新身份政治的特征和新部落主义的兴起
经过近20年的演化，特别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推波助澜，身份政治已经展现出一些迥异于其在20世纪的新内涵。具体而言，新身份政治具有以下明显的新特点。
首先是内容主张上的变化。传统身份政治强调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新身份政治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上述主张的一种反叛。一方面，新身份政治在身份类型上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强调自身的民族、宗教、种族、性别等某种特定身份没有得到重视和承认；另一方面，多数族裔和主流群体对自我身份和权利的声张，成为这一概念新内涵、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经过2016年美国大选，来自希腊语的“厌女症”（misogyny）、“恐同”（homophobic）、“恐外”（xenophobic）等生僻词汇成为美国社会的流行词。这可以被视为对女权主义、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传统身份政治主张和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强烈社会反弹，也是新身份政治兴起的一种标志。
其次是实现观点主张时方式与手段的变化。传统身份政治更多是体制内一种相对和平的社会运动，新身份政治的表现形式则更为激烈，更多地与冲突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这在同宗教、种族身份相关的一些政治现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伊斯兰国”作为逊尼派的极端组织，对待同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甚至比对待西方的异教徒更残忍。虽然该极端组织的崛起主要是恐怖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但与身份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态势也存在某种关联。这种追求政治目的方式与手段的激进化趋势在西方世界内部也有表现。从欧洲以巴黎恐怖袭击案为代表的多起恐怖袭击案件，到美国接连发生的介于恐怖袭击和种族仇杀之间的枪击案件，主犯都来自西方世界内部而不是传统的伊斯兰国家。2017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暴力冲突中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更是新身份政治走向极端与暴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再次是在政治光谱上位置和分布的变化。传统身份政治更多把政治平等作为目标，追求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平等权利，新身份政治的背后，则往往是本群体的某种文化优越感，并因而主张本群体享有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特权。身份政治并不能被简单地划入左翼或右翼中的某个阵营，它在从极左到极右的西方政治光谱上均有分布。但传统身份政治更多是一种左翼政治运动，而新身份政治在和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潮媾和后，更多集中在政治光谱的右端。在新身份政治崛起后，传统身份政治仍继续存在并发挥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对峙加剧了西方的政治混乱。
最后是政治目标涵盖范围的变化。传统身份政治主要围绕身份问题本身提出相关的、有限的政治目标，新身份政治则杂糅了更多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等社会思潮，是以反抗者的姿态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及其意识形态主张，做出的一种杂乱但相对全面的回应。透过新身份政治在内容主张上对传统身份政治的反叛，我们不难发现其与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之间的纠葛；而其与近年来从欧美政治边缘走向主流的民粹主义之间，也存在一种复杂的理论关联。当传统的身份政治走向矫枉过正，从一种解放性力量蜕变为精英群体的政治标榜甚至竞选工具之后，最终成了民粹主义的造反对象；与此同时，身份政治的蜕化激发出白人身份政治的新形态，它与民粹主义的潮流相结合，发展出汹涌澎湃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的泛滥推动了新身份政治的兴起，并赋予后者明显的反体制特征。民粹主义和新身份政治产生于不同的理论和政治语境，但都内嵌着一种强调同质性的“党同伐异”逻辑。
新身份政治的兴起激起了学界关于“新部落主义”问题的讨论，而后者也被视为对前者造成影响的一种理论性概括。部落主义（tribalism）原本是人类早期历史中的一种群体认同，在动物界也有表现，比如领地意识就是部落主义的一种反映。在部落主义的支配下，人们根据各种天然的习惯、与生俱来的特点或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而联合在一起。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身份政治带来的世界政治“碎片化”现象。福山在前文提及的著作和文章中对身份政治带来“新部落主义”的机理进行了系统阐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同样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部落世界:群体身份能够解释一切》一文，提出部落主义的兴起已经成为重塑世界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她看来，对部落主义危险性估计不足是美国贸然发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深陷泥潭的原因之一，而部落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发展则造成了族群和政治分裂的加剧，并促成了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由此，蔡美儿认为，从由宗教、族群身份分化带来的部落主义视角出发，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当前的世界政治及其演化。
实际上，关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碎片化或“部落化”现象的讨论并不是新学术议题。福山等人的贡献在于阐释了身份政治兴起与“部落化”现象加剧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因果关联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技术变迁存在密切关系。全球化造成了身份选择的自由化和多样性，也让很多群体身份认同的边界趋于松动和模糊。不过，这种全球趋势也激起了一些群体的激烈反弹，伊斯兰教中激进派别泛滥和相关问题被政治化，即其中的突出案例。从19世纪主张伊斯兰纯洁化的瓦哈比教派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伊朗巴列维政权被推翻，再到21世纪“伊斯兰国”崛起，都是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回应现代化对伊斯兰“纯洁性”或穆斯林传统身份带来的威胁。这种反弹带来的力量，在让全球化进程中一些身份边界趋向模糊的同时，也构筑起了诸多牢固的新身份边界，推动了政治部落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传播技术的变革加速了不满情绪和激进思想的传播，新技术在让信息获取变得更为便捷的同时，也因其“量身定做”特征造成了“信息窄化”，持同样观点的人能够非常方便地在网络中频繁沟通，形成“茧房效应”并进而构筑起牢固的身份疆界。新技术还能够高效、便捷地将具有不满情绪的孤立个体串联成愤怒的群体或“部落”。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发现，作为孤立个体的人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但当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个性和思想会被群体淹没并变得更加极端化。由此可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也为“新部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里拉、弗朗西斯·福山等所代表的西方主流学界均从反思的视角看待新身份政治兴起，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甚至视其为搅乱西方、带来政治分裂的重要祸源。但也有学者认为将“特朗普现象”归咎于身份政治代表的一种危险倾向，强调当前各种政治乱象的症结并不在于那些被妖魔化了的边缘人群的愿望和行动，而在于一度衰落的男性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沉渣泛起和重新泛滥。
（三）三种身份分化的加剧
身份政治的复兴和内涵变迁，又与世界范围内经济身份的固化、政治身份的极化以及族群身份的撕裂三种趋势密切相关。这三种趋势既是新身份政治兴起的重要根源，也是其愈演愈烈态势和新特征的表现。
其一，经济身份的固化与两端对峙。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动荡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模式。在经济层面，新自由主义矫正了福利国家模式带来的一些弊病，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新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推广带来的后果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不过，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动和“自由竞争”旗号的掩盖下，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安排，都变得更有利于处于顶层的少数人。在全球化加速的推动下，财富向少数国家、少数人集中，成为一种普遍趋势。相比之下，多数普通民众并没有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中获得好处，反而日益相对甚至绝对地贫困化和被边缘化。在资本主义走向金融化、寡头化、赌场化等趋势主导下，西方国家的“纺锤型”社会结构逐步在向“金字塔型”演变，经济身份的固化和两端对峙日益严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多年积累的经济痼疾和社会病集中爆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在2013年甫一出版，就成了现象级的学术畅销书。该书以大量证据揭示了西方世界贫富鸿沟空前严重的现象，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让西方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这种模式不改变，社会分化加剧的趋势就无法避免。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劳工部长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剖析了美国经济不平等和财富两极分化空前加剧的现象，他甚至将金融家和富豪组成的权贵复合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歧看成是“未来世界各国政治的主要分歧”。这种观点，虽然有别于前述李光耀将“政治伊斯兰”问题视为世界主要分歧的看法，但同样从特定角度阐释了身份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内在逻辑。
其二，政治身份的极化与冲突加剧。世界经济和财富分配领域的深层矛盾，也让怨恨政治（resentment politics）和民粹主义得以大行其道，为政治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导致欧美国家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政治极化是指政治倾向向政治光谱两端分化的过程或不同政治主张各执一端、尖锐对峙的状态。这一术语和身份政治一样，已经被越来越多地用以概括近年来西方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新身份政治和当前西方的政治极化均是西方经济社会大环境变迁的结果，也存在一种彼此关联、相互促生的关系。比如，新兴右翼身份政治与传统左翼身份政治的对峙，就对西方国家左、右“两翼极化”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政治极化的环境中，“否决政治”的盛行常常导致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一方面，政治力量从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向两极分化，作为“政治黏合剂”的温和派逐渐减少，进而逐步形成内部同质性增强而彼此尖锐对峙的不同政治阵营；另一方面，为了推行自身的极端政治主张和抢夺政治资源，对于执政党推出的政策措施，在野党优先考虑的往往并不是其实际治理效果，而是习惯性地为反对而反对。激烈的政治对峙让政治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西方民主政治走向否决为上、治理为下、政争不断而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
其三，族群身份的部落化与严重撕裂。冷战终结之际，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论”来预言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演化，尽管一直饱受争议并从来不乏逻辑严密的批评，但这一重要范式始终影响着人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全球化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加速，世界范围内的人员、信息、文化交流空前增多。这一方面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的交锋碰撞，让“我们是谁”的困惑变得更加突出和紧迫。“文明冲突论”主要考察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问题的国际政治后果，而并未详细讨论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身份政治的复兴和内涵变迁，从某个角度可以被视为“文明冲突”现象在国家内部演化的结果。
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就提出，与其把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中的诸多冲突看作“基于文明的冲突”，毋宁把它们视作“基于身份的冲突”，因为“文明是一个很大的集群概念”，危险并不来自那些“庞大而宽泛的集群”，“反而在于那些持续不断碎裂的小的群体”。随着“9·11”事件发生、“伊斯兰国”崛起、移民难民问题兴起等新热点问题不断涌现，伊斯兰问题进一步被政治化，掺杂了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也在西方空前高涨。国际“文明冲突”与国内“族群冲突”的相互渗透和交织，成为世界政治动荡的重要源头。在身份认同混乱趋于严重的世界政治环境中，多元文化主义所倡导推动的族群融合与和谐共处主张，有被族群关系走向撕裂和“部落化”颠覆的危险。
三、新身份政治阴影下西方
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身份的分化建构着人群、族群之间的基本关系，影响着政治秩序变迁和国家治理的实施。在当代西方政治演进历程中，身份政治曾作为弱者争取权利的工具发挥过重要积极作用。新身份政治仍然保留了传统身份政治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弊病的批判功能，并非完全是一种消极力量。但其与民粹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之间存在的暧昧和纠葛，却进一步放大了其作为一种政治主张的负面效应和破坏力，给西方国家的现代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西方国家面临的政治认同困境加剧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曾提出“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的哲学命题。他设想村落被河流分成了两个部落，均奉行一种逻辑：杀死河此岸的人是犯罪，杀死河对岸的人却被视作英雄。帕斯卡对这种以河为界区分“余者”（the rest）和“他者”（the different）的逻辑提出了质疑和反思。从某种角度看，“身份”也是一种能够制造对立的“河界”。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观察到的，“许多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争端都与有着不同身份认同的不同群体所提出的相互对立的要求有关。因为关于自己身份的观念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身份政治立足于本群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提出权利主张，当其超越对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诉求而过度泛滥时，就可能带来仇恨和对抗。与传统的身份政治相比，新身份政治在政治认同上的固化、隔离、对抗、排他等特征更为明显，更加强烈地表达出对“非我族类”的不信任以至敌视，因而无法有效整合国家的政治认同，并常会成为加剧政治和社会分裂的诱导力量。
近年来，移民难民问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即是其中的突出案例。移民难民迁居国外后，有些虽然获得了所在国国籍，在政治和法律身份上成为所在国公民，但在心理和文化上，仍然更多归属于所在族群，而对于母国及其政府，则难以割舍或因政治观点等原因而怀有复杂情感。移民难民在身心归属和情感认同上的多重纠葛，导致其在个人身份、族群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三个层面的认知上产生了分裂和冲突。移民难民问题引发了欧美国家的持续争论和动荡，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则是其背后的“幽灵”。
（二）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制度基础受到冲击
一方面，新身份政治兴起冲击了作为西方当代国家治理重要思想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观，这种基于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观上是“原子式”的：将基于个人自由和企业等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形成的所谓“自发秩序”视为理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并主张把自由市场原则扩大到社会领域和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在成为主流之后的30余年中大行其道，成为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新自由主义遭遇到了历史性危机，该理论和发展模式暴露出的弊病受到了广泛批判。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政治的复兴和新身份政治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身份政治强调个体对特定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与基于“原子式”个体观的自由主义理念存在矛盾和冲突。身份政治通过对群体的建构，隔断了“个人”和“国家”的二元对应关系，从而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
另一方面，身份政治从政治的边缘地带走向主流的趋势，可能动摇契约政治等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根基。现代西方政治是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政治，而新身份政治及其带来的“新部落主义”，则可以视为对前现代政治某种程度的回归。对身份的认同和忠诚，可能会压倒对规则和契约的遵守。表现在现实政治领域，特朗普和鲍里斯·约翰逊式的政治人物时常公开表达对规则的蔑视，甚至公然退出或废弃诸多条约协定，让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蜕化为评论家所戏称的“弃约精神”。这是一种能够瓦解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根基的危险趋势。正如任剑涛所指出，身份政治兴起于现代政治亦即契约政治的罅隙之处，当特殊集群的身份遮蔽了契约政治下的公民身份时，身份政治便从边缘僭越为政治的主流形式，从而对现代契约政治构成一种颠覆，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三）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协调运转的政治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资本主义由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组成的制度体系，内含着一种“对抗与分治”的国家治理体系运转逻辑，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它也是“妥协的政治”或“共识政治”：对抗之后达成妥协、分治基础上形成共识，是其整个制度体系能够相对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新身份政治和部落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趋势，造成政治妥协难以达成，并由此带来了类似英国脱欧困境之类的诸多政治乱象和危机。
身份对抗和冲突的加剧，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运转逻辑中的政治平衡，还破坏了其良性运转的政治生态。在一个“全球愤怒”兴起、“怨恨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政治新生态中，各种政治反对力量的政治动员越来越容易，而政治建设则变得异常困难。在政府更迭频繁、“弱政府”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执政党及其政府作为现代国家治理领导和中坚力量的作用越来越难以发挥。
近年来，对民主的悲观论调在西方盛行，关于西方民主衰落和倒退的讨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人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遇到的挑战与民粹主义的兴起等现象联系起来。但民粹主义之类的问题更多是一种现象和结果，经济身份的固化和两极对峙、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加剧、“新部落主义”兴起等映射出的西方社会深层矛盾，以及内嵌于这些深层矛盾中愈演愈烈的新身份政治，才是西方民主制度危机的问题本质。
在特朗普当选之际，美国《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配上了“美利坚分众国总统”的说明文字，而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的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社会的撕裂。“特朗普冲击”不应被当作孤立的、偶然的意外事件看待，它既有复杂动因也产生了多维影响，代表着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甚至“狂人政治”兴起的一类现象。强人政治原本是社会撕裂和政治失序的一种救济方案，寄托着民众以权力集中克服决策和行动乏力弊病的期许，但西方国家新身份政治促生的所谓“强人”本身就极具争议，在同样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面前，也缺乏真正的权威和行动能力。近年来，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冲击”“桑德斯现象”，还是英国被媒体称为“特朗普胞弟”的鲍里斯·约翰逊上台以及“科尔宾狂热”，都既是西方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体现和结果，也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着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的分裂。
四、结语
从理论层面看，政治学研究需要区分内含着特定价值主张与政治诉求的“身份政治”和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身份政治学”，并充分重视后者的理论意义与方法论价值。身份具有联结诸多传统政治学核心概念与理论派别的优势，“身份政治学”则能够融合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路径，为考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与国家的政治社会变迁提供一种系统分析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洞悉了新身份政治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当前世界政治和国家政治中的诸多乱象及其演化变迁的深层根源。新身份政治问题凸显折射出身份这一古老问题的当代重要性，预示着“身份政治学”有潜力跻身政治学研究的主流。
从政治现实层面看，新身份政治兴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西方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西方“对抗与分治”的政治逻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剧变中演化和变异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设计中以对抗防止集权专断、用分治达成民主治理的基本逻辑，在新环境中运转失灵，走向极端，并导致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显著下降。在经济持续低迷、贸易冲突加剧、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移民难民危机凸显等多重危机的交织下，西式民主体制在决策效率和执行力问题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身份政治的兴起，本质上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困境和总体性危机的一种表现。它重塑着西方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基础，改变着其国家治理的基本环境，也给新兴发展中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诸多镜鉴。相较而言，我国基于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系列理论和制度安排的“协商与共治”模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消解身份政治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扶贫攻坚战略、最低社会保障等系列安排和举措，包括近年来在反对“三股势力”、推进新疆治理时推行的构建多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政策、系统的教育培训制度，以及大力度推进南疆治理等举措，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权益的同时，避免了身份政治带来的弊病，为构建一种更加契合“多元共治”理念和“善治”理想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面对西方新身份政治兴起造成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我国在汲取其教训的同时，更应当增强“四个自信”，立足我国国情，坚定不移地基于自身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责任编辑：梁雨欣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