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政治态度——基于西方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编者按

政治态度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态度研究的纵向发展，对代表性研究成果从内涵概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横向梳理，进而得出展望与评价。阅读本文，对我们系统认识这一议题、把握相关研究的前沿方向有所启示。

作者简介

段萌琦，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蓉蓉，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治态度历来是政治心理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现实政治世界中民众最为日常的政治表达。正因如此，人们对于政治态度的认识带有“熟悉的漠视”，所以迫切需要正本清源，重新认识政治态度。通过对西方近百年政治态度研究历史的爬梳，可发现其研究主要围绕政治态度的内涵，政治态度的成分、结构与属性，政治态度的测量，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与转变等五大方面展开，在产生相当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争议与迷思，使得政治态度研究陷入工具性、微观化和过度科学化的泥沼，难以形成有力的研究范式。基于这样的反思，应以清晰界定政治态度概念、结构与独特属性为基础，采用混合与多元的研究方法探究政治态度形成与转变的制度缘由与体系根源，进而展现政治态度的独有面貌与深层机理。

政治态度作为西方行为主义发端时较早被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方面归结于西方选举政治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得益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认为政治态度作为民众最为日常的政治表达，可以从不同层次反映出民众与国家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意。在此情形下，政治态度也就成为学界研究最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现象之一。这当然促进了人们对于这一主题更为深入的探究，但由于政治态度在研究进程中无法摆脱的宿命，随意化、模糊化和碎片化的研究倾向也颇为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人们对政治态度全面而准确的认识。近些年，随着中国学者对政治态度的日益关注，有关政治态度的类型学研究呈井喷状涌现，极大丰富了这一主题的知识理论体系，带动了政治心理学的中国发展。然而，政治态度的类型学研究并不能完全替代政治态度，如若进行更为深广的探究，依然需要回归到政治态度这一相对宏观的主题上来。由此，爬梳与反思西方已有研究，就成为进一步开展这一主题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此外，已有西方研究成果并非“铁板一块”，在许多议题上有着激烈的争议与迷思，因此，展示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争议焦点与对话或许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考与分析空间。

对西方政治态度研究的梳理与总结，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涉及，近几年也有学者进行介绍，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对于西方政治态度中重要议题的获知与理解。然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展示西方研究的全貌与争议点，从而更好地反映政治态度的独特性与价值，相关研究依然不够充分。西方的政治态度研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研究态度发端逐渐与政治系统结合，在其内涵、结构、属性（一致性、稳定性、两极性甚至可及性）、测量及其形成与转变等问题上均有诸多新的发现，在补充态度理论的同时开辟出自身的研究取向与“领地”。总括而言，在这漫长的学术史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大方面：第一，政治态度的内涵；第二，政治态度的成分、结构与属性，本文认为此层面的议题是政治态度最为重要且争议最大的，表现为紧密相连的三个子问题，即政治态度的成分之争、结构之争和属性之争；第三，政治态度的测量；第四，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第五，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本文的梳理逻辑基本上也是照此逐一展开的。

一、政治态度的内涵：延伸性概念、结构性概念或替代性概念？

与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概念相比，政治态度由于发端于西方选举政治的需要，呈现出浓厚的工具性特点，因此，西方有关政治态度的内涵界定相对比较模糊，基本没有太过明确的界定。总体而言，呈现出三种界定取向，即延伸性概念、结构性概念和替代性概念。

从延伸性角度看，政治态度是态度在政治领域的延伸，这一约定俗成的认识造成学者在研究中一般不会专门而严格地界定政治态度，而是直接将态度运用在政治场域中，即使是奥尔波特也是这样使用政治态度的：“1928年的总统选举为研究态度对于选举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并由此延展出激进、保守与偏见等态度。”相较而言，伯纳德·轩尼诗比较正式地界定了政治态度，即政治态度是面对诸如政治机构、角色、过程和政府决策等政治客体所形成的相对持久的取向。由此可见，政治态度这一面向的界定仅仅是态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反映，并没有凸显政治态度的独特性。尽管如此，这一问题并没有使延伸性概念在今天的西方研究中被淘汰，反而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如有学者指出，政治态度是态度与政治科学关联的结果，是对政治候选人、政党或投票的态度以及政治行为。

随着人们对于态度和政治态度研究的逐渐深入，更多的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政治态度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即认为政治态度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概念，而这一结构状态取决于政治态度内部构成成分的组成及其关系。然而，对于政治态度结构本身的认识却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分歧：其一是社会心理学的路径，认为政治态度结构源于心理成分的呈现，具体表现为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者之间孰在孰缺的争议。其二是政治学的路径，将政治态度的结构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左派与右派、积极与消极、支持与反对的分野甚至更为广泛的、随意的结构论。这一概念取向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依然有相当多的学者坚持。结构性界定虽然从另一个角度促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政治态度，避免了延伸性概念的简单逻辑，但由于对结构认识的不同却增加了政治态度结构的无限包容性，引发了较为激烈的政治态度结构下的成分之争。

另外一类有关政治态度的界定则是替代性取向，它与结构性取向不同的是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分化或者左、右派的政治立场替代政治态度，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构成成分与政治态度高度一致，因而导致将政治态度直接看作民众意识形态的分类，最为常见的是政治态度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分，左、右派之分，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均不能真实反映政治态度的内涵与特质，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此外，西方关于政治态度内涵的研究更多地与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等概念纠缠在一起，如罗克奇就认为：“一种态度是相对持久的信念组织，是个体围绕一个对象或情况以某种优先的方式作出的回应。”如此看来，替代性概念与结构性概念最大的不同是，政治态度的替代性界定更多指向人们对于政治社会所形成的相对一致的看法，也就是外部的政治世界，而非内在的组成成分。

由上可见，西方学者对于政治态度内涵的界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种不同取向的界定在共同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基础上各有侧重，也各有长短。政治态度的延伸性界定较好地延续了态度在政治系统中的表达，但却无法体现政治态度的独特属性，毕竟政治态度所要呈现的是人们对于政治世界的主体评价；结构性内涵可以清晰展现政治态度的要素，便于政治态度概念的操作，但也极易陷入成分此消彼长的争议泥潭之中；替代性界定虽然强调了政治态度的政治性，反映了西方的政治生态，但却使得政治态度更加丧失了自我的独立价值，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由此可见，西方有关政治态度的研究从根基上就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后期研究中相关问题的争议，同时也使得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愈加西化，难以在不同体制的国家适用。

二、政治态度的成分、结构与属性之谜：交错中的纠缠

与政治态度结构性界定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其成分、结构与属性三个无法分割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态度的成分决定了结构，不同的结构特征又决定了政治态度的基本属性。只不过，在西方已有研究中并没有有意识地区分它们。

（一）政治态度的成分：单一成分抑或多元成分？

态度与政治态度是两个无法分割的概念，由于态度成功地将社会心理学从本能论与环境论的争议泥沼中解救出来，加之早期人们的研究展示了态度的“心理态度”与“身体态度”之双重涵义，促使许多学者通过实验研究找寻与态度相关的要素，包括认知、记忆、判断、思维等因素。紧接着，关于人的信念系统的研究着重将认知拉入了信念、态度与价值观的体系，由此揭开了态度成分之争议，相继出现了态度的一元成分说、二元成分说和三元成分说，这一争议自然也延伸到政治态度之中，只不过在政治态度中更多的是一元成分与二元成分之争以及在二元成分之中哪一个成分更为重要的讨论。

坚持政治态度一元成分说的学者基本上是从信念的视角解读政治态度的，将一元成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认定为政治认知，并将其看作构成与决定政治态度的基础与核心。这部分学者笃信政治认知远比政治情感重要，背后的理论支撑是其强调政治理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一般民众具备认识政治的能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后期兴起的“热认知”研究的支持。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政治态度中情感成分占据主要地位，更有甚者，还有学者认为政治态度中只有情感成分，在没有认知判断的前提下，情感完全可以被唤醒，情感完全可以独立影响政治态度而不受认知的左右。这似乎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普通民众是非理性的，不具备政治认知能力的观点。在政治态度的单一成分的争论中，诡异的是政治行为倾向并没有进入西方学者争议的视野，而常常被看作政治认知或者政治情感的因变量。

与政治态度一元成分说的观点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态度中存在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两个基本要素，由此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二元成分说。唐纳·格伦勃格认为“没有认知只有情感的政治态度是不稳定的”，表明了政治态度中认知与情感并存的观点，这一观点促进了人们对于认知与情感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有趣的是，在这两个成分的关系论证中，又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维克托·奥塔蒂等人为代表，认为情感与认知在政治态度结构中是两个互不关联的要素。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相比较而言，情感更强烈地影响着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相关认知成分的支持，政治情感乃至政治态度是不稳定的，而且对于行为缺乏预测力，同时表明矛盾的认知与相对不稳定的情感和微弱的情感—行为关系之间有关联。政治态度中的认知与情感两元素之间关系问题为其后政治态度的属性之争埋下了伏笔。

关于政治态度的三元成分之说并没有像态度研究那样在西方研究中有过多体现，但是人们将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看作政治行为成分的先决条件，并去探讨认知或者情感与行为的关系，聚焦到底是认知还是情感在政治态度中对于行为的影响更大。正如兰伯特所言：“我们当前的工作致力于寻求关于认知与情感如何产生互动以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表达的复杂问题的答案，包括在未来大选中民众是更支持鸽派还是鹰派的问题。”

（二）政治态度的结构：内外之分

与政治态度成分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其结构形态，这是因为，只要政治态度存在成分之说，就无法避免成分之间的关系研究，即使是单一成分的构成，似乎也存在着内部的关系问题。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就是通过说明认知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透视态度是如何转变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政治态度的基本结构。

从一般意义上看，上述有关政治态度的内在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其结构的正宗体现，这一路径的研究可以被称为内部结构观。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争论的焦点是政治态度中成分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基本脉络是从绝对单一成分到二元成分的独立再到相互依赖。绝对单一成分中涉及的就是对认知之间关系描述所形成的认知失调理论，该理论指出：作为政治态度中单一要素的认知，其内部的协调与否决定了政治态度是否发生改变。而趋向于认为情感为政治态度唯一元素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就情感内部的变化做出有价值的推论，只是将其纳入二元成分论的争议。但维克托等人的研究结论并不如此绝对，而是认为情感成分与认知成分都存在于政治态度中，只是彼此单独作用于政治态度。近年来，随着脑神经学科的发展，政治态度中的认知与情感相互作用、难以分割的观点被再次证实。可见，政治态度的内部结构观之所以存在分歧，其实源于其对政治世界的认知是否理性的判断以及政治心理世界是否均衡的探究，从而引发政治态度是否理性的反思以及对其稳定性的质疑。

政治态度内部结构的存在，必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对于一组内在成分的组合可能形成了对某一个政治客体的态度，即所谓的政治态度的外部结构观。这一观点强调的是主体对于外在政治对象所形成的一系列态度判断。由于政治客体并不是单一对象，而是一个系统，由此则会形成不同政治客体的态度丛，如关于不同级别官员的态度丛，关于政府组织的态度丛等。西方研究一般认为，态度丛内部对象之间应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弗兰克·韦曼通过对七个政治议题的相关性分析将选民政治态度分为分散型政治态度丛和整合型政治态度丛。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政治态度丛内部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如约翰·弗莱什曼运用聚类分析将政治态度分为六个态度丛，并表明政治态度并不是单维结构，而是围绕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不一致但却有意义的关联。

政治态度结构研究的内外之分更易让人们厘清庞杂的相关研究，并逐渐形成对这一问题的共同认知，即政治态度的内外结构难以完全剥离，即便只考虑态度的内部结构，在很多情况下也会涉及外部结构的问题。因此，在部分学者的讨论中，往往以研究对象进行区分，“当考虑单个对象时，我们保留态度内部结构的标签；当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时，我们保留态度外部结构的标签”。这一方面的争议也为政治态度的属性之争埋下了伏笔，因为政治态度的属性在西方研究中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形。

（三）政治态度的属性：稳定性与一致性的交错

不言而喻，政治态度的成分影响其结构，结构又决定其属性。所谓政治态度的属性是指由政治态度内涵所决定的一系列自身特点，是其区别于其他政治心理现象的独特表现。这些属性从其本质与结构中来，然而，由于政治态度成分的多元性以及结构的复杂性，导致政治态度属性上也多有分歧，主要聚焦在稳定性与一致性两个方面。

从政治态度的稳定性来看，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化所习得的政治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确实有相当多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帕特南等学者通过对意大利政治精英的研究发现，这一群体的政治态度在各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政治态度的稳定性也得到了比较有力的支持。然而，另一些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也发现，政治态度稳定性的程度并非如此，民众由于政治认知能力的低下，其政治态度并不具有稳定性。晚近的一些研究更加细致地剖析了政治态度的强弱与其稳定性的关系，表明强态度的稳定性在一般情况下要优于弱态度。此外，近年来的调查发现，通过转变问题框架和措辞方式会得到迥异的态度反应，这充分证明了政治态度的不稳定性。政治态度究竟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埃里克森认为两者也许都是正确的，短期的刺激导致政治态度的寿命短，长期的刺激下政治态度很少发生变化。在今天的调查研究中，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政治态度的一致性也充满分歧。20世纪70年代前后，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大量学者认同政治态度的一致性倾向要大于非一致性，缘由是人们内在的本能驱使政治态度中各要素趋向一致，即便个体的认知地图不一致也要转变成一致的。晚近，有学者运用强调政治态度结构原则的多层框架分析发现，美国大众政治态度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从而说明大众能够形成一致的政治见解，并将其用于政治评价中，这再一次证实了政治态度一致性结论的正确性。然而，认知理论延展出来的政治态度一致性趋向的观点随后就遭遇另外一些学者的质疑，由于大众缺乏信息和认知能力，他们不可能形成稳定和一致的政治信仰体系。政治态度的不一致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状态。此外，基于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二元成分之争的政治态度一致性问题也应运而生，有研究表明，在矛盾的认知体系中，情感的稳定性是较低的；而在控制矛盾的认知情况下，伴随相关认知的提升，情感也稳步提升。也就是说，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存在一致性，而且影响着政治态度的稳定性。然而维克托等人在控制测量方法的情况下发现，积极信念和消极信念并不总是比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更强烈地负相关，这又表明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的一致性并不必然存在。

总之，西方关于政治态度的成分、结构与属性之争一直延续至今，其缘由当然与政治态度的复杂性有关，同时也在于研究中对相关概念边界界定不清，稳定性与一致性混用，对于两者既从时间跨度展开分析，也从结构维度进行界定。其实，如果抛开时间因素，政治态度的稳定性较为重要的考量维度就是其内部结构的均衡性，不管是一元成分说或二元成分说乃至三元成分说均可从内部成分的均衡性进行考量；至于政治态度的一致性则更应从个体对一系列政治对象判定的相似性展开界定。

三、政治态度的测量之惑：不断精进与方法局限

政治态度的测量是研究这一现象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测量政治态度的方法，一方面随着各种社会科学技术的推进日渐成熟，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争议。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不同学者选择的测量工具不同，导致政治态度研究结果的不同。总体来看，西方政治态度的测量基本上使用了问卷法和实验法两大方法。

政治态度的研究继承并运用了态度研究初期最为常见的问卷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设计关于不同政治对象的问题进行调查，以获得被访人的评价与判断。由于对政治态度界定取向的不同，在政治态度的问题设计上也各有侧重。其中针对政治态度左派、右派的测量，更多地运用到了多指标测量模型，相应地，关于政治态度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测量也多用此类问卷法进行。也有学者运用质性研究中的半透射方法了解政治态度，即利用可视化和言语刺激，让被试描述所看到的图像及其对词语的反应从而探求其政治倾向。还有学者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的测量来获知政治态度，或对两者独立测量，或联系在一起测量，基本上运用的是开放式问题或者是封闭式问题的形式。随着政治态度研究的推进，还出现了外显测量和内隐联想测量的方法。直至今日，问卷法的施测由于其自身所具备的在描述政治态度现状与特征方面的优势，仍旧是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中的主流方法，如柯林斯就综合应用了一系列问卷与量表对美国民众政治态度不一致问题进行了施测与研究。

与之相较，运用实验法对政治态度测量相对薄弱，虽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但近几年也呈增长态势，以实验调查和准实验研究居多，实验调查较多地“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将实验设计放入到采访中”进行，格拉泽就是通过这样的实验设计了解被试的政治观点，以期研究社会环境与群内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类实验研究并不强调政治态度本身的测量，而更多是针对影响因素或者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研究，如报纸对于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可以看出，实验方法的运用是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中的一个趋势。但是实验研究法不可避免会遇到小样本的局限性，因此，近年来，荟萃分析逐步走进了西方政治态度实验研究的视野，如有学者就将荟萃分析运用到田野实验中，干预或减少种族冲突的态度。

西方有关政治态度的问卷测量呈现出由直接测量走向间接测量，由单一指标走向多元指标测量的特点，统计方法愈加复杂；实验方法的运用也从少到多，为最大限度地了解被试的政治态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由于政治态度概念的多元取向，诸多测试问卷和实验操作可能恰恰背离了研究者的初衷，使得政治态度测量愈加宽泛与模糊，不仅影响测量的科学性与精准性，而且由于政治态度受政治环境影响非常明显，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制度体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统不同，测量问卷与实验研究也必然考虑这些因素，因而对西方已有的政治态度测量工具的普适性和延展应用产生了一定冲击。

四、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之辨：多维与多元的博弈

处于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个体，其政治态度深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西方已有研究就涉及社会、心理、政治乃至生理因素，这些因素彼此竞争又相互补充，在多维之中又呈现出多元因素的博弈，共同勾画出影响政治态度的一幅较为完整而又错综复杂的图景。

（一）影响政治态度的社会因素

西方关于政治态度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涉猎较广，但主要集中在社会地位、地位一致性与社会流动以及宗教等方面。在较早研究中，社会地位、地位一致性以及社会流动三个关联的因素都曾产生比较大的争议。李普塞特认为，社会地位与某一阶层的政治态度有着线性关系，且社会地位对政治态度的解释力要高于地位一致性。由此引发了地位一致（不一致）与政治态度的关系之争论，形成两大阵营。一派以著名美国社会学家蓝斯基为代表，强调地位的一致性与政治态度有密切关系，地位一致性低下会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并对一系列与经济政策有关的问题做出“自由”回应。另一派以肯克尔为代表，认为地位一致与否与政治态度关联性不大，其并不像社会阶层和少数族裔那样对政治态度有更强的解释性。基于此，斯坦利·艾森又发现，虽然身份一致性对政治态度影响不如社会经济地位，但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表现在它可以解释政治意识形态和左、右派的立场。

与社会地位及地位一致性分析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影响政治态度的因素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必然影响政治态度似乎是西方学者一致的观点，其分歧在于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流动与不流动等情况下政治态度的变化。有学者着重研究了社会流动中代际流动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发现代际流动中的流动者更倾向于改变态度与其群体相适应，尤其是向上流动的个体。杰克曼则重新认定社会流动中的政治态度变化更多地受到再社会化的影响，认知失调理论与张力理论都不能真正解释社会流动对于政治态度的影响。

（二）影响政治态度的政治因素

与政治态度结构性界定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其成分、结构与属性三个无法分割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态度的成分决定了结构，不同的结构特征又决定了政治态度的基本属性。只不过，在西方已有研究中并没有有意识地区分它们。

不言而喻，政治态度本身就是政治系统的产物，关键是在众多政治要素中哪些要素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更重要？西方已有研究中，除去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更多地集中在政治行为和政治精英两方面，其中政治精英与劝说争辩模型有着紧密联系。从这一角度而言，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的探究其实与其形成与转变的研究一脉相承。

在西方研究中，政治行为包括政治参与、政治卷入和竞选行为以及其他政治活动。这些行为是否必然影响政治态度？西方研究基本形成两种观点，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政治行为或者政治活动会影响政治态度，如布雷克威尔发现诸如电视与报纸、政治话题讨论等政治活动与青少年学生的左倾政治态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米勒基于对总统的投票行为和伊拉克战争背景，研究了政治参与如何激发了人们的政治情感并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知。贾德等学者对于政治卷入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发现，政治卷入的程度会导致不同的政治态度结构，那些在政治上不参与的民众很难显露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即使在州政府的两党竞选中也得到证实，即两党在争夺州政府控制权中也可能对公民的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仍有学者质疑政治行为影响政治态度在方向上的不确定性。

考虑到西方两党或者多党的政治竞争，政治精英对于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大多数政治劝说的理论来自对政治精英人格、劝说策略以及劝说手段等方面的考量，但是，对于政治精英的各种努力是否对民众政治态度产生作用却众说不一。艾扬格等人对电视媒体的研究发现，政治精英可以塑造大众的态度。扎勒则指出，精英发出的简单而赞同的信息会使民众形成压倒性的同意，反之，公众的意见就会变得不一致。与这一系列理论相左，西方研究中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观点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因为政治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如伊恩说明了1987年澳洲联邦选举中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分歧的事实。有学者在对美国共和党精英与外交政策态度的研究中也证明了该观点。由于政党精英拥有意识形态的偏好，其在政治态度上往往是单一的，而民众的政治态度却是多维与多元的，因而很难造成政治精英对于民众的影响。

近年来，西方学者将政治精英人格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探究逐步转向大众人格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分析，主要在公共代理权力模型与睡眠者效应等劝说策略和劝说手段上有了新的进展。如杜布瓦等人表示，劝说者与听众权力状态的一致性对于增强信息说服力有着重要的影响，认为权力既影响劝说者生成的消息类型又影响说服听众的消息类型。而在有关睡眠者效应的研究中，德洛丽丝则质疑了传统睡眠者效应中信息来源必然先于信息有效性的论断，她通过实验诱导被试形成对政治候选人不同的印象时发现，既有理论仅适用于被试将注意力集中在劝说者的情况下，而当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可靠性上时，即便信息来源不可靠，被试也会被证据折服。

由上可见，政治态度的政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关切政治行为和政治精英，并且围绕这两个主题的探究可以延伸到政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的研究之中。但不难发现，政治态度的政治影响因素的分析多聚焦于微观层面，缺少国家与制度等宏观视角的关切，即使涉及政策，也未形成扎实的定论。更多制度影响政治态度的研究聚集在政治信任主题上，尽管政治信任与政治态度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毕竟有着本体与类属的区别。而现实是国家与制度对于民众政治态度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是“嵌入骨髓”的作用，这种嵌入机理才是政治态度影响因素迫切需要关切的。

（三）影响政治态度的生理因素

政治态度是个体内心心理评价的体现，一直以来，研究者们颇为关注外部环境对其的影响，相对忽视这一政治心理现象的生理遗传作用。但自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利用双胞胎实验逐渐发现，政治态度可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而且这种论断被越来越多的后续研究所证实。哈特等人就将收集到的处于儿童期和青春期的双胞胎的纵向数据与成年双胞胎的横断面数据相结合，进行长时段的跟踪调查后发现，基因等遗传因素对成年初期离开父母的个体的政治态度影响显著，并在整个成年后一直保持稳定。爱德华·贝尔等人则通过考察民众在社会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对政治的普遍兴趣、对加拿大主要联邦政党的态度、联邦政党认同和国家投票选择等六个方面的政治态度，发现其中四个有显著的遗传效应。

凯文·史密斯等学者不满足于如此简单的结论，他们致力于基因与政治态度间漫长因果链条中最为关键因素的分析，即意识形态与对于特殊议题的政治态度之间的关联，并将其放在大规模社会生活中审视，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发现。他们认为，基因对于处于大规模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而言，对于政治态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基于这一发现，他们得出结论：双胞胎政治态度的形成或许是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环境或者遗传的作用。可见，政治态度遗传影响论尽管“来势凶猛”，但依然面临许多质疑与挑战，有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五、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之争：各自为政抑或相互关联？

政治态度的重要性在于对一个追求合法性的国家而言，民众政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应产生趋同性，这也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所在，因此，该主题自然就成为政治态度研究系列中的核心内容，并产生了诸如政治社会化理论、符号政治学理论、合理行动理论、认知图式理论和劝说说服理论等著名的理论。由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具有双向性、重叠性，人们一般将政治态度的形成看成是一种转变；同时，政治态度的改变既有量上的转变，也有质上的转变，使得政治态度的转变颇为复杂。政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研究依然摆脱不了态度研究的发现，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霍夫兰的劝说模式以及凯尔曼的态度转变过程理论似乎都适用于政治态度的转变。然而在该主题的研究中，围绕“劝说与沟通”所形成的学习理论、认知过程理论、判断心理理论和人格理论，似乎可以更加凸显政治态度的特点。

学习理论遵从行为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是习得政治态度的基本路径，也是个体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基础。秉持政治态度学习观点的学者大都认为态度是个体通过联想（包括强化与模仿）获得有关信息，形成评价的过程。这样一来，强化使得个体政治态度发生转变则成为斯金纳等人关注的焦点，通过借助诸如激励、泛化、歧视和冲突等不同的强化手段均可以改变政治态度。而坎贝尔则关注到政治态度学习中认知语言与强化的关系，认为强化与认知语言是可以互换的，并且诸如比喻等语言的使用类型亦会改变民众的政治态度。这或许成为人们关注政治态度中认知过程的起因。而对于认知过程理论的关注，西方学者形成了两大理论派系：一个是前文已提及的一致性理论，另一个与此紧密关联的就是认知失调与政治态度的关系。一般观点认为，认知失调的产生是政治态度得以改变的条件，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可是，近年来学界对这一观点开始质疑，埃林德通过对瑞典与美国的选举进行比较发现，认知失调与政治态度的改变并没有多大关系，选举态度的改变是因为要与其先前的选举行为相一致，而不是因为信息之间的冲突。

由认知学派延伸下来的是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态度转变的劝说模型以及在70年代逐渐成熟的心理判断理论，这一理论派系更为看重政治场景中竞选者对于选民政治判断的影响，认为：“正如劝说是政治的关键一样，争辩则是政治劝说的关键。”由此可见，心理判断理论将西方选举政治的场景直接切入劝说与争辩这一环节中，进而展示其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这一理论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卡尔·霍夫兰与迈克尔·科布，霍夫兰的劝说模型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劝说者、被劝说者、沟通环境和中间过程以及结果中涉及的变量，以便最大限度地描述整个态度改变的过程。而科布则将政治劝说聚焦于政治辩论中的反对与赞同维度、困难与容易议题维度来研究大众政治态度转变，指出反对性争辩与困难的议题更易改变民众的政治态度。从霍夫兰的一般劝说模型到科布的政治辩论理论，西方学者更加深化了劝说与沟通对于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机制，并由此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媒体与信息等更为细致的方面。

媒体作为重要的权力影响手段，对于民众的政治态度转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看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西方学术研究的历史中，媒体对于政治态度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早期研究更多地认为，媒体对于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很小或者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政治态度转变与媒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表现在电视媒体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形成影响上。然而，相同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当前社会的纸媒。有研究表明，报纸所呈现的政治倾向其实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与观点影响不大。此外，信息在劝说与争辩中也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发端于扎勒，他试图通过揭示面对信息冲击时个体产生的三种阻力来说明态度转变时的困难，从而表明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其实是很难发生的。李刚河等人则聚焦政治类谈话节目所传递的政治倾向的信息对于听众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该研究一方面证明了扎勒所说的单方面信息的刺激可以提升民众与信息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则反对扎勒将政治知识作为影响听众政治态度的唯一测度，认为谈话节目中的曝光效应也具有同样的效力。

政治态度的转变最终难以摆脱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因此，西方有很多研究关注人格与政治态度转变的关系，其缘由在于这些学者认为态度包容并嵌入在人格系统之中。早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权威主义人格乃至自我重构导致的政治态度的转变。近期的研究则开始关注大五人格乃至人格系统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其中的争议在于，既然政治态度镶嵌于人格之中，那么人格的变化是不是必然会带来政治态度的变化？抑或是某种政治人格必然带有某种政治态度？哈特觅和费尔哈斯曾对人格与政治态度形成与转变之间存在的争议做过概括性的总结，他们认为从成百上千的已经发表过的有关人格与政治态度之关系的论文来看，有些声称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而有些则认为两者之间是协变的，而事实可能是政治态度被嵌入到人格中。由于研究所得出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存在不一致，导致人格和政治态度形成与改变之间的关系至今尚不明晰。

政治态度形成与转变的西方理论中，学习理论、认知过程理论、心理判断理论与人格理论都是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假设的研究结论。但是，如果细加分析，也不难看出，彼此之间均是围绕学习与劝说辩论所展开的分析。同时，研究结论之间存在争议，同一理论中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政治态度形成与转变的复杂性可见一斑。如果再将其放入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环境下展开研究，或许会有更为不同的阐释机制和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型。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西方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已然在政治态度的内涵，政治态度的成分、结构与属性，政治态度的测量，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等五大板块形成较为丰硕的成果，不仅在研究内容上日趋丰满与成熟，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精进，为人类发现与揭示政治态度这一政治心理现象的规律贡献了智慧，也为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较为充沛的学术基础与理论“靶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关于政治态度研究表现出的“工具性”“微观化”和“过度科学化”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政治态度研究的困扰。

西方政治态度研究的“工具性”倾向，直接导致了在政治态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简单化，只是将“态度放进了政治中”，以延伸性概念、结构性概念与替代性概念表述，难以体现政治态度这一独特政治心理现象的独立内涵与清晰边界。政治态度一旦将态度与政治结合，就不应是政治中的态度或者态度中的政治的简单叠加，其理应具有自身内涵与边界，从而体现其与态度不同的属性。比如态度的稳定性特征，可能在政治态度中就表现得极其微弱，再比如已有研究表明，政治态度的成分结构并不一定是三元成分，可能只是二元成分。西方政治态度的“工具化”研究倾向也间接导致了政治态度理论的西方化，很难在其他政治体制中适用，就犹如采用西方的政治信任理论可能很难解释中国人的政治信任趋高的现象一样，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政治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着各自的政治印记，自然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在中国政治态度主题的研究中，如何摆脱西方“工具化”倾向，还政治态度独立、清晰的面貌，需要借鉴西方已有研究的合理之处并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与系统思考。

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中的“微观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碎片化严重，整合不足，研究之间争议颇多，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范式，从而局限了政治态度对于现实的解释力，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政治态度的成分、结构乃至影响因素的研究之中。二是由于西方政治态度研究更多关注其党派竞争，对于诸如政治态度形成与转变这一重要议题的研究习惯以劝说与争辩作为视角形成理论，相对忽视对不同政治系统下民众政治态度的分析。然而，内嵌于不同政治体制的民众，其政治态度自然无法摆脱制度的影响，而不同的政治制度究竟如何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依然需要进行大量的机制性研究，特别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党政体制，民众政治态度的研究就显得异常重要。

西方政治态度研究的“过度科学化”主要反映在研究方法上，从上述梳理中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采用的都是量化研究，虽然量化研究在准确性、客观性上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优势，但是，量化研究在揭示因果机制方面却力不从心，很难深入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验研究虽然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政治态度中复杂的变量间关系，但由于自然场域中变量的控制难度大，势必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失真”。因此，也就可能出现对机制研究的过度追求，反而偏离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成为一种“幻想与幻觉”，在一定程度上局限视野，阻碍人们对于政治心理现象的认识。所以，运用更为多元的研究手段甚至是混合研究方法，或许是深化政治态度研究的明智选择。

总之，西方政治态度研究表现出来的“工具性”“微观化”与“过度科学化”这三种取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价值层面的工具性追求，才导致了研究内容上的微观化和研究方法上的过度科学化倾向。客观评价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中的优长弊短，目的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更能立足中国政治现实，表达政治态度的不同样态与内核，深入而全面发现政治态度与众不同的“魅力”，为拓展这一主题的研究范畴与理论视野注入中国元素。

责任编辑：班允博  

一审：王智睿  二审：张辰茜

文章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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