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文献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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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的激烈讨论，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已经从学科建制的“形式”发展到政治知识认识论的“内容”。政治学史的研究能够概括并推进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使之走向更自觉的自主性探索。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呈现出历史的厚此薄彼，国民政府时期大学体制下的政治学尤其是1978年以来政治学的发展历史得到了较多关注与成果发表，但是根据地解放区与1949—1978年间的政治学发展状况，则几乎无人涉足；在写作线索上，大多是学科指标与议题领域的罗列与呈现，缺乏必要的分析视角或研究框架，并未形成解释性的中国政治学理论。这种研究状况是狭隘的“学科理解”与“如何理解中国”缺位的必然产物。政治学史可以作为“历史地理解中国”的方法，推进中国研究。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的激烈讨论，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已经从学科建制的“形式”发展到政治知识认识论的“内容”。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富创新、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必定有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把这些原因和道理归结为对西方的移植、验证抑或中国的“特殊”“例外”，都会低估中国经验的普遍价值和世界意义。因此，向世界提供描述、分析和阐释具有后发国家特征的国家建设道路与现实经验的普遍化知识，并把这种普遍化知识变成知识体系，以适应中国学术自主的时代需要，是中国政治学的使命。

政治与学术，如影随形。百年前随着中国政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政治学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经过百年演进，已经进入自主发展阶段。如何看待百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发展，如何解释百年来中国政治的转型，进而言之如何理解中国，都需要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状况进行文献综述与议题分析。本文旨在综合与分析现有的政治学史研究资料，归纳其存在的问题，为后期研究提供知识基础。

文献综述有两种写法：第一，建构一个涵盖该领域主要指向的分析维度，并提供大部分的文献资料，它像一张研究地图，供人按图索骥，但是在分析深度上有所不及；第二，从特定视角出发，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重点分析与评论，其不足在于研究地图并不完整，视角探照灯之外的重要文献可能会视而不见。作为史学研究之一途，本文综合二者，以“百年来政治学史”为关键词，在张力性议题的范围内，以历史时间为线索，整理并检讨该领域的多学科研究文献及其研究面向，并在文末指出中国政治学史研究的得失与未来方向。

一、政治学史研究：学科视野或张力性议题

研究政治学史，首先需要界定何为政治学，何种文献必须纳入到政治学史的研究领域之内。换言之，需要建构一个最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学的学科概念。倘若我们认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之滥觞，那么，政治学就不仅是近代学术分科意义上的特定研究领域，前现代的政治研究与政治知识亦为政治学之学科内容。政治学的学科界定实质上蕴含着如下张力性议题，之所以是张力性议题，是因为它们并不预设结论或假设价值判断，不以某种特定的学科形态为评价标准。打破政治学界的现有学科认知，这些张力性议题可以作为政治学史文献述评的指向。

（一）政治学：政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首先是“如何理解政治知识形态”的问题。迄今为止，以欧美历史经验为核心的政治学具有三种历史形态。最为浅近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大学系科为代表、以专业化发表为特征的政治学，也称为狭义的“政治学”;稍为放宽历史视野，是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所谓的形成于19世纪末、以欧洲为主体的现代学术分科的政治学，它以现代国家的知识论证为其历史任务;最为久远的则是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其滥觞，实则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了古典政治研究的伦理传统。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超越地域性历史经验的窠臼，从任一共同体的当下着眼，那么我们会发现，作为政治生活的知识论证，政治学像其他知识一样，具有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二维属性。政治知识的传播甚至比生产更为重要，因为政治知识的生产与演进需要数代之功，而政治社会化的知识传播却发生在日日夜夜，政治知识不能掌握现实的人，也就无法成为实践知识，无法发挥其实践性知识的社会政治功能。以此而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说，作为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政治学形态，分作三种模式：侧重政治知识的专业化生产、侧重政治知识的传播、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并重。这三种模式并非封闭、独立存在，毋宁说，这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代只是程度多少的差异，一般而言，政治转型或突变期的大众性知识传播更为重要，因为共同体的社会化与价值内化更依赖于知识传播而不是专业人士内部的知识生产。

因此，政治学的学科形态不必固执于现代美国政治学聚焦于专业性发表的唯一标准，从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双向维度界定政治学及其学科形态，能够最大程度地涵盖或发掘现有文献，这也可以把19世纪末德国政治学、早期美国政治学关注精英培训、大众政治教育等政治社会化领域及其历史经验涵盖进来。

（二）议题∶政治与学术的互动

现实政治为政治学提供并限制着研究议题，同时，作为知识形态的政治学也通过其专业概念及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决定着其“去政治化”的论证。政治学研究对象或议题的确立，还受到研究者个人偏好尤其是时代性地域经验的限制，而非普遍性客观存在。《政治科学新手册》中，美国政治学界执牛耳者加布里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将政治学研究对象限定为政治制度，该书主编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却将之放宽为“社会权力”，历史往前追溯，华勒斯坦认为现代政治学滥觞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知识论证，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把视野置于整个城邦或人类共同体。之所以政治学的议题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客观上是因为研究者所处的地域共同体的政治进程的时代设定。20世纪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自然使国内政治以政治制度而非以合法性辩论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为中心议题，权力作为现代性国家的理论表达，其多元形态也使社会权力成为研究议题；19世纪末的世界尚处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建构时代，政治学议题自然集中于民族国家及其政体形式的论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尚未有民族国家之经验，自然以“共同体的善”作为研究对象。

地域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段内的政治进程决定着政治学的宏观议题。中国政治从19世纪中叶中西遭遇到20世纪的现代化转向，皆以现代国家建设为核心，故而，“国家”及其下位概念必然是中国政治学的核心议题，诸如主权、革命、现代化、合法性或正当性、政党、民族、城市、乡村，等等。换言之，中国政治学的议题结构实质上是“如何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知识映射，进而，救亡图存的实践需求，使现代国家构建的知识传播(政治社会动员)甚至具有比知识生产更重要的历史功能，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从传统文化共同体向现代国家/国民的转型过程。这一庞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形态，并不能局限于大学系科之内，亦不能局限于专业性写作与发表，正如19世纪欧洲的学术格局一样，其政治学家的身份并未如20世纪美国政治学家那般清晰与明确。

现代政治学的论证议题，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均有不同侧重。19世纪末欧洲政治学偏重政体形式的法律讨论，20世纪美国政治学则侧重于选举投票与政党运作的政治过程。作为与欧美政治文明传统有差异的中国及其现代转型，其独特的国家建设议题及其运作方式等待着政治学者的知识发掘与理论表述。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政治学者的理论资源不同，所发掘的研究议题也不同。因此，1949年之前负笈欧美的政治学者几乎共享着欧美政治学议题，而共产党人及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研究者则多以本土经验为议题，这些议题及其研究方式，构成了新中国政治学70年的主流。

（三）分析概念：如何理解地域性政治经验？

学科指标的罗列，只是政治学史的表象;研究议题的点状散布，亦是政治学史的局部。将学科指标与研究议题连缀结纳成为一个有机的解释体系，才能找到中国政治学的灵魂。换言之，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实质是“如何理解中国”。而现有以欧美地域经验为主体的政治学理论只能为“如何理解中国”提供启示而不能作为指针。

解释性理论需要一个或一系列中层意义的分析概念作为通贯经验现象的因果解释枢纽。合适的中层分析概念，不但能让我们直接概括现实经验，还能清晰呈现未来的政治走向。中层概念，首先，应来自于经验观察，而不是启蒙思想家式的演绎推理;其次，应是描述性概念，能够描述既有的政治经验;最后，应是分析性概念，能够作为所有概念的枢纽，能够解析政治共同体的结构/主体和运作机制。

故而，中国政治学史研究，不单单是学科史的事实罗列与议题呈现，而应当通过“理解中国”找到其核心分析概念，探究议题背后的政治发展进程以及议题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从理论形态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既要能够解释1949年以前的政治进程，也能够解释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治实践。而且，从建制性理论角度说，它还必须是正面解释或建构性的，而不是解构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的历史分段，倘若以国家建设进程为依据，可以分为三个时段：1949年以前、1949—1978年、1978年以来至今。从认识论视角看，学术进程会落后于政治进程若干年，但是，学术以政治进程为依归，学术研究的议题及其行动方式受制于政治进程，说明此种历史分期是可行的。

二、百年政治学史的整体状况：历史研究的厚此薄彼

目前，从已有研究资料来看，以“百年来政治学史”为对象的专题性研究尚未出现，现有两类研究涉及到百年中国政治学史。

第一，藉纪念之名对百年中国政治学进行回顾与反思。大陆论文迄今有三篇：一是1992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篇首有张友渔、石啸冲、王邦佐、王沪宁撰写的相当于“绪论”的“政治学”；二是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的赵宝煦教授所撰写的《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三是俞可平教授所撰写的《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这些论文回顾了晚清乃至1978年后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史发展，列举了中国政治学在译介、课程、系科设置、政治学家及其著作、政治学会等方面的内容，指标列陈甚于解释分析，根据地解放区时期及新中国30年的政治学发展，均一笔带过。台湾地区政治学界也有两篇论文：一篇是马起华教授所撰《中国政治学史简论》，虽曰“中国政治学史”，实则主要是晚清政学发轫与1949年以前国统区大学体系以及国民政府迁台后政治学发展的介绍，亦是系科设置、研究方向及著作等指标的列举；另一篇是朱云汉、林碧炤、萧高彦撰写的《中华民国政治学发展史》，该文将民国肇造至迁台、台湾时期政治学史置于“现代性”的思想史视野中加以考察，讨论了国家处境与政治学议题之间的关系。这是政治学史的解释分析，可惜篇幅所限，未及展开。

第二，通典通志性的“政治学卷”。韩述之主编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法学·政治学卷》，张分田和萧延中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政治学志》，王邦佐、潘世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近两年出版的三本新作：俞可平主编的《中国政治学40年》、房宁主编的《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王浦劬主编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前者规模恢弘，由于主编者的史学或哲学学科背景，学科界限不明确，偏向于宏观的政治思想史，但对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权力、制度、结构等分析付之阙如。王邦佐、俞可平、王浦劬三位政治学者汇编的政治学史研究，可以称为中国政治学史的“百科全书”，全面、系统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建设指标，概括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议题、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前景。在这些研究中，历史事实(数据指标与核心议题)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但是其(类)通典通志的汇编性质，决定了“面”“块”的(描述性)呈现超过了“线”(历史解释)的追求，政治学史的内在逻辑尚未足够彰显，而且，像其他著述一样，1949—1978年的政治学史研究较为简略。房宁主编的《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则颇有独到之处，其一，对1949—1978年中国政治学史有相对丰富的描述；其二，用议题而非学科指标的方式通贯了1978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学史。

总体而言，以百年政治学或政治学史为题的论文或汇编，大多有“情况介绍”或工具书的性质，“对于尚不全面了解政治学全貌及其历史的学生来说，有百益无一害”(“豆瓣读书”短评)。此外，就时段而言，国民政府时期以来大学体制下的政治学尤其是1978年以来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历史得到了较多关注，但是根据地解放区与1949—1978年间的政治学发展状况，则研究寥寥。因此，颇有历史的厚此薄彼之感。

相较于百年政治学史的“汇编”性质，中国政治学史断代研究的主线与议题则较为鲜明。各时期之断代研究，有史学和政治学两种进路，研究旨趣不同。史学界一般将政治学史视为思想史、知识史或学术史之一部分，裹足于政治学家的个体论述及其人物脉络。政治学者尤其是当代政治学者的断代史研究，虽然并未局限于政治学家的个体论述，然则更多列陈美国式政治学史的学科指标，或分析中国政治学的议题、挑战及未来走向，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既有研究虽有指涉，但史的呈现远甚于论的深入，更没有从国家建设进程角度对学科知识(生产与传播)做出完整解释。

三、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学研究

由于1949年以前的政治学一则有晚清民国的划分，另则有国民政府时期国统区大学体制与根据地解放区干部学校的两个系列，故而，此一段政治学史分作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的整理与分析。

（一）晚清民初之政治学史研究

晚清民初之政治学史，几乎是近代思想(知识/学术)史研究之分部。于政治学界而言，史料的钩沉与发掘及其思想史背景是困难的，而史学于此则更为熟稔，多采用“具体/案例”作业的小切口方式进入(当然这也是史学选题的偏好之一)，但其缺陷在于并未有完整而深入的政治学学科理解(故而政治学史并未在人文社会科学史中单列而是并入学术史或知识史)，也少讨论议题背后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意即中国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

晚清民初的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集中于两个锋线：第一，“西政”东渐；第二，中国回应。“西政”东渐的研究以戚学民的《严复“政治讲义”文本溯源》为滥觞，孙青对“西政”东渐及中国回应的研究最为精细，而孙宏云的“译介”选书最有“政治学”意味。相较而言，戚学民和孙青的研究更偏重近代思想史的取向，对严复、梁启超及晚清译介书目的讨论以及中国本土知识资源被编排进类西方知识谱系的分析，并未局限于政治学领域，然而这些研究提醒研究者注意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分科之形成以及政治学之德日学科传统。孙宏云发表了一系列西方政治学专业著作或通由日本学者译介的对勘性论文，涉及托马斯·威尔逊、哈罗德·拉斯基、卡尔·那特硁、詹姆斯·布莱斯、高田早苗、小野塚喜平次以及民国政治学家(萧公权、浦薛凤等)。这些专题论文从政治学家个体论述与文本层面做了基础性工作，对中国政治学早期译介的发掘有发微之功。然而，从文本传播到学科“转译”与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却并不是其研究重点。

（二）以国民政府大学体系为中心的政治学研究

以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系科体制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学史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一些议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例如“民国政治学研究”(陈明明，2004)、“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研究”(金安平，2012)、“留欧美学人与中国政治学的构建研究(1917—1949)”(杨洋，2017)、“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研究”(金安平，2019)。

政治学界和史学界都有专题著作问世。然而，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往往会影响选题偏好，而选题偏好又影响到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研究线索。王向民的《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是政治学领域研究学科史的重要著作，一方面，该书试图呈现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另一方面，着重从学科史和政治进程的互动角度展开论述，尤其是其从国家建设(民治与集权)角度对民国政治学之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的史料梳理充满了政治学研究旨趣，使民国政治学的理论发展彰显于民国政治的政治进程之中，这种视角迥异于史学研究路向。

孙宏云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是史学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发挥史学“小切口”的选题偏好，发掘了清华政治学系的诸多面向，在编目上却与通典通志的“汇编”类似。尽管孙著在具体观点上非常精到，不乏精辟的发微，然则该书的章节编排与研究主线并未回应清华政治学的理论特质与现实政治(国家建设趋势)内在一致的关联。显然，史学的选题偏好减损了该书在学科史上的理解。

阎书钦的学科体系研究，除了将政治学史隶属于更大的知识史或学术史的一部分以外，表明史学在此议题上的另一选题取向，即并不从具体案例的小切口入手，而是以大学系科设置为研究对象，认为民国政治学形成了欧美派、国民党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三种论述体系。阎书钦搜集了大量民国时期政治学人的文本著作进行分析，呈现出政治知识的内在张力与模式差异，但是其研究也没有从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出发考察学术、学科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也没有对政治学史的内容演变做出历史性的解释。总而言之，史学研究的学科规范，使其更倾向于文本呈现而不是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分析。

与孙宏云关注系科设置类似，金安平教授出版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作为政治学研究者，金安平教授注重政治学“学术、学科和学系的综合发展”，认为近代学术和教育以近代意义的大学为依托和基地，而大学又以学科和学系的建立与形成为基础和核心，它们互为影响因素，因此全书重点在于个体的学术活动、大学体系中的学系与学科之间的影响互动。在这种观点看来，由学术与学系所组成的学科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这使其研究具有教育史的取向。王浦劬在“序”(《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中指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和创立，“遵循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政治进步和民族复兴要求建设现代国家和制度的必然性”，但是很可惜，这种“政治进程与学术进程的互动”的视角未能贯彻深入，其论述线索也没有围绕国家建设呈现早期学科史的历史演变，或者以国家建设提领学科史的解释。此外，以北京大学为案例的政治学史研究，还有华中师范大学桂运奇的博士论文(2018)。

此外，还有两篇博士论文以政治学学科史为研究对象，但是所选案例更为多元，甚至有些碎片化，学科与政治互动的研究线索更不清晰。南京大学杨洋的博士论文《构建政治的知识世界：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2015)，一方面，梳理了早期政治学的三个发展阶段：传教士与西政知识的输入、明治日本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1895—1917)、欧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确立(1917—1949年)；另一方面，以钱端升与萧公权为例分述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王昆的博士论文《国共博弈与学术变迁：民国时期政治学学术话语的转换》(2018)则缺乏研究主线，更像论文汇编，把学科史上的一些面向单独讨论，装进“民国政治学”的筐子里。

相较于大学系科，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1927—1929年)及随后更名的“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再次更名为国立政治大学)却少人关注。现有研究者多是史学中人，成果发表在近代史期刊上，关注点在于党化教育、高级政治干部培养等方面。此外，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学校、干部学校也少人研究。

在上述研究中，政治学的学科概念似乎都是自明的，默认大学体系中的政治学以知识生产为指向，遵循理论生产的独立性论证逻辑。国民政府大学体系的美国化取向及美国政治学的地域性知识经验的学科前提并未得到反思，由此也就构成了排斥性视角，例如以干部培训、精英培养为主要任务的政治学校并未得到学界重视。然而从政治学的学科传统说，政治知识传播与精英再生产不但是德国政治学的传统，也是美国政治学的隐性功能，更是政治知识的经世致用实践。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的国家建构来说，政治学校在政治知识传播与政治精英再生产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统区的“中央政治学校”、根据地解放区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学校以及成建制的各级党校都是政治知识传播与政治精英培训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它接续着近代欧洲与传统中国的官僚再生产传统；另一方面，为后来的大众政治教育积累着经验。

（三）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政治教育研究

根据地及解放区并未有严格意义的国民政府大学系科层面的政治学研究，但是，作为政治知识的传播，以干部教育为核心的政治学习与精英培训却大放异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今日的很多本土政治学议题也来源于此。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史党建研究领域，成果大多发表于通俗政治读物或“师院/师专学报”之类的学术期刊上，缺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亟待资料发掘与旨趣阐释。就研究线索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地及解放区的高等教育情况。首先，概述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情况：苏区有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抗日根据地有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延安大学、延安民族学院、华北联大；华北抗日根据地有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抗大二分校；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华中党校、苏中公学、鲁艺华中分院、华中建设大学。其次，重点高校的案例研究，例如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研究相对深入，而且集中于政治领袖(例如成仿吾、李维汉、邵式平、张闻天、罗瑞卿、毛泽东等)与这两所大学的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及中国化研究，这往往结合干部教育，涉及课程、书目、政治学习的文献等诸方面。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建立了干部学习制度，规定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和时事政治为主要课程，同时建立了考核考评制度，确保干部教育取得实效。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抗日教育方针，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高级干部学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如《左派幼稚病》、艾思奇翻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伦理学、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序说”，同时列文件70篇，后来扩充至132篇。中国化议题下的中共重要人物的阅读史与理论创造也得到了发掘，尤其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与笔记。

第三，个别政治理论刊物的研究。例如作为中共中央公开发行的权威性政治理论刊物的《解放》(1937—1941)，发表了不少中央领导人及理论人士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发表于《解放》上的署名文章有29篇。《解放》刊载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译文和马列经典要论，传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刊载了数篇专门探讨学习理论的一般与具体方法；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史研究视野中的根据地与解放区研究，由于研究重心的不同，并不能落实到政治学的论域之中，也不能切中肯綮地讨论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及其与国家建设的内在关系，因此，它们构成政治学史研究的外围资料，提供了政治学史研究的相关线索。

四、1949-1978年间的中国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界对1978年以后政治学史有大量研究，但对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学史研究极度不足。主流解释之一，是国民政府大学系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系在新中国被撤销，政治理论课教学替代了政治学的专业研究与发表。学界主要有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视角，侧重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传播和课程建制，相对而言，论多于史；二是教育史和中苏关系史的视角，以俄罗斯解密档案和中国教育部门的档案为基础，建立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苏联化”的基本历史框架；三是大学历史个案研究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理论课得到了最为集中的研究。但是，突破系科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去观察，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知识建构议题，政治理论课的大众政治教育、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比较政治研究及党史党建的政党理论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开拓。正是在此意义上，《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即以议题而非指标的方式叙述政治学史。

这些研究在如下方面推进了政治学史的研究：

第一，梳理了政治学系科设置的变迁轨迹。1949年以前设立的政治学系陆续撤销，政治学研究者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及后来的中南政法学院)。在综合性大学，政治学以“国家与法”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内容，由根据地的干部精英培训转变成正规化、大众化，以教学灌输为特征的政治教育。20世纪60年代，由于外交的需要，部分高校政治学系复建，1964年北大、人大、复旦成立国际政治系，随后建立了一系列地区性研究所(室)，如“亚非研究所”“朝鲜研究室”“东南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室”。尽管研究者认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整体性方针是“全面学习苏联”，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并非整体照搬而有着中国的自我探索。例如1955年反对苏联式“教条主义”过程中，高教系统由“全面学习苏联”调整为“以苏为鉴”，演绎出消解苏联式政治理论课教学体制的多重变奏，取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材地位，各学校自主编写《马列主义基础教学大纲》，回归老解放区政治理论教学的经验。“国家与法”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构成了新中国的国家理论，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本是现代国家理论的两条线索，可惜很长时间，我们的研究取向都是各执一词。

第二，呈现了政治学研究议题的转变。自由主义政治学议题衰落，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教育经验尤其是新中国正规大学提出了新的政治知识议题：其一，大众政治教育，它以“政治理论课”为名称，提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众教育议题结构(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二，专业研究的新议题，包括：(1)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核心的“国家与法”研究，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国家理论的属性与内容；(2)国际共运与民族解放运动视野下的(国别)比较政治研究；(3)革命史框架下的党史党建或中国政治研究；(4)群众路线视角下的官僚制与干部培养研究。

第三，揭示了政治学形态的变化，政治知识生产让位于政治知识传播，专业研究让位于教学培训与应用人才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学，不但不同于美国政治学的专业化研究取向以及德日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兼具的模式，而且不同于根据地与解放区时期的单纯干部精英培训，转变为以正规化大学建制的教学培训形态。中国政治学在政治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解上，受到苏联政治学的影响，在教学研究体制上设立教研室，实行讲授、课堂讨论、辅导、考试(口试)的一体化教学环节，以及“备课－试讲－讲课－听课”的集体主义工作流程。需要指出的是，缺乏形式逻辑的知识论证及脱离生活体验的政治社会化方式损害了大众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从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的均衡来看，此一阶段的研究，是匮乏的，几乎没有专题论文，更倾向于反思而非总结。然而，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对抗以及中苏交恶，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经验不同于英美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模式，甚至不同于苏联模式，而是在苏联政治形态基础上的中国自主性建构。这一政治历史实践，决定了中国政治学既不能师法美国政治学，也无法全然移植苏联政治学，只能在二者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政治知识(学)的独特议题、形态(生产与传播)与自主性。因此，美国政治学意义上的大学系科撤销并不等同于学科隐没，政治理论课以及教研室化和集体备课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贴上“苏联化”的标签，因为政治理论课的议题并非来自苏联而是来自中国实践，而且除了专注于政治知识传播的政治理论课，中国政治研究还继承与开拓出一系列中国本土的政治议题。质言之，如果不理解这个时期的承前启后作用，就无法理解1978年以后政治学发展的一系列特征，例如教学培训与专业研究并重的政治学学科形态，也无法理解1978年以后乃至当前的核心“研究领域”——由党史与党建研究而来的政党理论、由革命与建设议题而来的政治发展与民主政治理论以及国家建设理论。因而，1949—1978年间，并不是政治学隐没了，而是狭隘的“学科概念”(系科建制)限制了我们的观察视角。当我们跟随政治进程，深入到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民族解放运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史，就能发掘出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了。

五、1978年以来的政治学史研究：政治学界的独秀

1978年以来的政治学史，可以分作两个阶段：1978年开启的美国式以大学和专业发表为主的学科重置、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自主化探索，后者意味着美国政治学的地域性政治知识属性逐渐得到反思，中国政治学试图回到佩里·安德森所言政治学的“纯粹形式”中探索中国经验的具体理论形态。

（一）1978年以来的学科重置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是最为深入与完善的，而且几乎全部由政治学界主导，没有史学研究者涉足。但是，相较于1949年以前政治学史的专业性专题著作而言，1978年后的政治学史研究多是专题论文或类似于工具书的专题汇编。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特殊纪念性年份的总结反思论文，例如在2008年“新时期政治学30年”、2018年“中国政治学重建40年”、2019年“共和国70年政治学”等题目下发表了众多论文，这些年份也是通典通志类“政治学卷”的集中出版时间。第二，政治学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系科建制指标的列举而有教育史的意义。这既是教育部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也是政治学界总结性论文的叙述线索，或者说二者互相强化以至于结为一体。这些指标体系，包括系科设置、专业方向、学位教育、课程设计、教材建设、教研人员、课题申报、期刊杂志、专业社团、主题议题、成果发表等方面的各项指标。所深入者，是列举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或自主性的重点研究领域(如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国家治理)与重要研究概念(合法性、执政党、党内民主、政府创新、善治、协商民主、贤能政治、服务型政府、增量民主、中国模式、公民社会)，并提出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列举“成就”“趋势”“挑战”。然而，列举概念并未昭示其标准，即哪些概念是政治学的学科性议题概念，哪些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建制性概念，因而未显示出中国政治学在概念谱系上的学术进展。第三，政治学史的走向或反思，体现为一系列研究视角或方法的转型：例如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但是这些走向的反思也没有区分哪些属于形式逻辑论证的方法论，哪些属于基于中国理解而形成的认识论方法，因而未显示出“以中国为方法”的社会科学涵义。第四，对此一阶段政治学发展的总体评价，例如1978—2008年的政治学发展主要体现为系科恢复与国外理论的译介，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2008年以后倾向于讨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的本土化与自主性。

（二）本土化/自主性的探索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对象，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生出本土化与自主性的理论诉求与具体探索。

本土化与自主性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早在1994年，王沪宁在梳理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时，就明确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联起来，指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难以形成。”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四大关系，这四大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与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西方政治学没有给出现成答案，恐怕也难以给出现成的答案，因此“中国政治学大有可为。”这段话显示出中国政治学自主性发展的自觉意识，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科建制，更在于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甚至传统中国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政治学是对古今之间、中西之间的中国方位的政治知识论说。

近些年“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不但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正处于十字路口，更意味着本土化与自主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整体性共识，尽管对未来形态尚有分歧。这个共识，一方面，来自对中国政治学史“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的梳理；另一方面，来自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反思，如朱云汉分析西方(美国)政治学无力有效回应全球金融危机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直陈美国政治学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当联系的实践知识传统，认为“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应当回归经世济民，突破与超越西方(美国)政治学。杨光斌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是检验社会科学的试验场，呼唤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议程，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至少为政治学研究设置了确定性新议程”，即比较政治学要从制度比较转向治理能力比较，国际问题研究要从国际关系学转向世界政治学。就范式转变而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强调政治研究的科学性、普遍性，认为中国崛起需要中国政治研究具有一种世界性、全球性和普遍性的视野；一部分学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民族性、地方性知识和国情，倡导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学或中国学派。

更重要的是，本土化、自主性中国政治学已经不再停留在口号与呼吁的层面，已经形成某些建制性政治理论。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大致自2001年开始，从模仿西方、译介西方理论转向“治理”研究，并发展出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式。第二，大一统、民生政治、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以及民主的中国乃至亚洲形态得到关注与阐释；第三，“党治国家”(党政体制)和“政党中心主义”成为与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并立的第三种解释性理论；第四，“关系中的国家”、“天下主义”、“文教国家”、“治体论”等贴合中国传统的国家理论得到初步阐释。尽管学界在具体观点上仍有分歧，不可否认，建制性理论的出现不但意味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日渐成熟，更意味着中国政治学逐渐呈现出其作为学科新传统的范式形态。

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中国政治学界发生朝向传统中国的史学转向。尽管无法确认，中国政治学史学转向的激进一支——“历史政治学”是否能够替代具有欧美理论背景的历史社会学及历史制度主义，但是其与20世纪全盘西化几乎倒转的“中西之别”论述，显示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本土化与自主性努力。

六、“理解”：中国政治学(史)研究的内在困境与观念重构

当前的中国政治学史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是“如何理解政治知识形态”、“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外部演化。

（一）“如何理解政治知识形态”：政治学的学科含义

从历史角度看，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呈现出“厚此薄彼”的特征。这并非政治学界或史学界的疏漏，毋宁说，这是“学科理解”的产物，狭隘的学科理解无法容纳中国近代以来政治知识建构的结构性与统一性。也就是说，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以美国政治学为榜样，而美国政治学将学科理解为大学体系中的系科设置及专业性政治知识生产活动，以专业性著作和论文发表为指标。以这种观点，新中国院系调整时撤销政治学系自然被理解为政治学的学科中断、1978年的邓小平提出“社会学、政治学要补课”被理解为学科重启，进而，新时期的学科建设表现为一系列外部指标的实现状况，学科史的分析框架也就表现为学科建设指标的列举。

显然，这是冷战思维方式在政治学史研究领域的投射，它阉割了近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德日政治学与苏联政治学两种政治学形态，仅仅将其视为经验而非价值观上的“传统”或“敌人”。回到历史之中，按照现代学术分科的标准，以近代欧美为核心的政治学，经历了德日政治学、苏联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三种演进或并列的形态。美国政治学更注重知识的专业化生产与政府的公共政策需求，忽视政治知识传播过程，尽管政治社会化也是一个专业化的研究领域；苏联政治学试图为超大型国家提供正规化、面向大众的政治知识教学与传播(意识形态公民教育)，知识生产与发表并未独立成为专业领域；十九世纪末的德日政治学则介乎二者之间，既有专业化的政治知识生产，专业著述成为学科身份标志，又有广泛的教学与传播，精英教育与官僚培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更公允地说，这三种政治学传统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分别是现代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知识形态。

作为具体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三种政治学形态的区隔在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形态”：它以大学体系的专业生产还是以政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指向、它以民族国家还是政治共同体为研究对象。除却历史的区隔，政治学的认知更有地域上的，“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的独断思维，使源自欧美经验的主流政治学排斥其他地域的历史经验。这使得具有长久且相对独立历史经验的伊斯兰世界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论述，被排斥在政治学知识之外，仅仅在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向为旨趣的比较政治学中获得相应的国别或地缘政治研究地位。其他地域的历史经验与政治知识，例如日本政治学，则要比附欧美尤其是美国政治学才能获得其方位。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部逻辑看，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30年政治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地域性政治经验的知识概括与研究，中国政治学就不应该有断裂，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中国政治学的某种转向，否则就无法理解1978年学科重置之后政治学研究议题大多是新中国30年的延续。尽管阐释方式及其指向不同，但这些议题一直持续到当下，并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倘若我们跳脱出大学系科设置及外部指标的窠臼，将政治学理解为政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晚清学堂的西方政治学译介、诠释以及朝廷精英的培训，就可以得到有效解释，因为晚清学堂及早期京师大学堂而不是稍后的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形态正来自当时的德国与日本。进而，无论从议题发掘还是教学传播及知识培训的角度，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新中国30年的政治学史也都将得到有效解释。

（二）“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学（史）的锁匙

当前政治学史研究在学科指标、议题领域的罗列与呈现的主流框架下，大都提及中国政治进程与学术进程之间的紧密关联。遗憾的是，这些著述只是用含混的国家建设或国家处境语词表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线索关系，而没有在知识社会学的启发之下，提出明确的概念或视角，并以此统贯，描述、分析和阐释中国独特的国家建设经验，将之抽象为普遍性的政治知识体系。换言之，解释并未成为政治学史研究的指向，“理解中国(政治)”并未成为政治学史研究的内核。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政治学，有其历史性通贯解释的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1978年以后的政治学甚至可以前推至根据地时期的政治学研究中，中国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几乎可以划等号。然而，从内容上说，尽管马克思强调国家具有统治与管理的双重职能，但是，如何平衡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与国家治理实践需要的理论，还有待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再发掘：西方政治学着重研究政权建立后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首先是革命学说，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因此，尽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课程与教材，1952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核心阐释却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从学术实践上看，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从革命斗争转向国家治理，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也逐渐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转化为美国政治学的分析概念，实证而非演绎的方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全面接轨全球化，政治学形态的美国化也更加直接。在政治学研究最为基础的学科(史)理解上，把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建立视为现代政治学的起源，已经成为不容挑战的常识。更多的学者则避免直接界定政治学的含义，从政治的基本问题出发，根据美国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提炼，提出自己对政治学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取向以及由此而来的批判与解构功能，一定程度上同当代中国的治理需要相冲突，加剧了国家意识形态与专业化学术研究之间的张力甚至扩展了二者的鸿沟。随着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自主性意识的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往往各自表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偏重马克思主义传统概念(例如阶级、革命)的阐释与谱系，中国政治学则偏重从中国问题与经验事实而不是从理论体系出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帽子，却并未成为合体的衣服，二者缺乏通贯的理解与再阐释。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相交融，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如何归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需要艰难的学术清理。

七、余论：政治学史作为“历史地理解中国”的方法

政治学史的研究，统属于一个更大的命题——中国研究，政治学史研究是中国研究在学科史领域的投射。因此，中国研究的思维困境制约着政治学史的研究，而中国研究的突破也将成为政治学史研究的突破。

“如何理解中国”是中国研究的锁匙：中国是源自欧美政治经验的投射，传统中国的独立演化，还是欧美政治经验与传统中国都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普遍性/元问题及其地域性历史经验的借鉴?近代中西遭遇的历史命题(古今中西之争)再次摆上当代中国研究的前台。理论与历史是“理解之同情”的两端，然而理论与历史绝非截然的独立二元，毋宁说，理论是历史境遇中的理论，历史是理论理解后的历史，同时，理论与历史又受到地域空间的区隔。因此，普遍性理论的实质是一般性/元问题，它以“问题”而不是“理论”或“学科”作为建构线索，是“纯粹形式”，而地域性经验的历史阐释(理论或学科)则构成“纯粹形式”的具体样态。任何具体样态均不能走向绝对主义与独断论，美国政治学不可以，中国政治学也不可以。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旨在打破“东西方对抗”的模式，“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并诉诸于以近代中国为对象的研究，得出“中国基体论”的方法论。这是对中国抑或世界的“理解之同情”。林尚立亦有“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的观点，杨光斌进一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强调中国政治学应当回应“中国性”，形成一种具有独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世界性政治知识。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不但昭示着传统中国政治知识资源的复兴，更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历史”成为“理解中国”的一种重要进路。以此而论，政治学史作为“历史地理解中国”的方法，其目的亦在于加强中国研究，寻求中国研究的锁钥。

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然站到一个临界点，像春蚕的蛹，旧有形态褪去，蝶影孕育待现。假如能够在学科理解与中国理解上有所突破，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史的独特价值必将迸发出来，为世界供给新的解释概念和研究范式。

推荐语

本文为学术史研究如何做文献综述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范本：应分析历史语境对学术的形塑，而不能仅限于观察文本，而不能直接罗列；应发现既有文献的共同缺失，以启发后续研究。本文最后提出从中国政治史的角度深入分析政治学的兴衰，超越只关注学科产品的“小政治学”，对其他领域的学术史、观念史研究同样有启发意义。（推荐人：黄晨，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张辰茜

一审：班允博 二审：沈青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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