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价值与行为：爱国主义态度的三重面向与量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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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社会事实，值得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在对既有研究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爱国主义包含情感性态度、价值性态度和行动性态度三重面向，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适合中国情境、并可与国际学界对话的爱国主义量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向各位读者推荐。（推荐人：胡鹏，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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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建平，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肖唐镖，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爱国主义在近现代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多民族国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和团结的重要心理机制。从政治心理学视角分析，爱国主义是个体对国家的一种积极、正向的政治态度，它包含情感性态度、价值性态度和行动性态度三重面向。情感面向强调个体对国家的情感性认同，价值面向强调个体在爱国方式上的价值取向，行动面向则反映个体为了国家而采取行动的自觉意识。据此框架，本文借助系统设计而采集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开发了适合中国情境、并可与国际学界对接的爱国主义量表。

201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这是继1994年8月23日中宣部颁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5年后，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强调和推进。实际上，在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实现社会团结和政治聚合的重要心理机制，它“维护了作为实体而存在的政治社会”。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历史叙事和政治文化，爱国主义曾在西方近现代国家成长中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既参与了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又形塑了当代的政治共识和国民意识。对于多民族国家或分裂社会而言，爱国主义的包容性，更是促进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于此可见，爱国主义乃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 

事实上，爱国主义也一直是国际学界广为关注的议题，其研究路径与方式极为多元，历史-哲学路径的研究欣欣向荣，社会科学路径的实证研究也同样蔚然成林。不过，国内学界的研究依然主要遵循规范的、思想史的路径，其成果丰硕。针对此议题的实证研究却极为匮乏，对于作为整体的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观念一直缺乏系统而可靠的实证研究。如欲进一步深化对爱国主义的研究，就应该强化社会科学路径的研究，关注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观念。 

不过，学界关于爱国主义实证研究在其定义与测量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胡迪和哈提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该状况是因强大的理论性研究基础之缺席而造成的。为破此困局，研究者们利用社会认同理论开发了“基于理论的国家认同测量”，并用通常用来评估社会认同的问题来测量爱国主义。对于他们的诊断意见，笔者十分赞同，即有的爱国主义实证研究确实面临着理论基础匮乏的问题，但不甚赞同他们提供的药方，不主张用“国家认同”取代“爱国主义”。就政治科学研究而言，至为关键的基础性工程在于概念的可分析性与有效性。实际上，直接而简单地“拿来”境外概念，或“义和团式”地制作概念，正是导致国内政治科学研究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破局之法，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吸纳学界的前沿理论，结合我国的本土国情，建构兼顾规范性与操作性的核心概念”，并据此建构科学的爱国主义量表和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系统测量与科学研究。不重视这一兼具基础性与前沿性的补课工作，中国政治科学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发展和进步。基于这一构想，本文在检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吸纳和整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尝试建构含情感、价值与行为的三维的爱国主义概念框架，发展综合性的爱国主义量表并利用调查数据对其进行检验。

一、爱国主义的概念与测量进路

（一）何为“爱国主义”?

顾名思义，爱国是指人们对自己所属国家的热爱之情。这一定义虽捕捉到了爱国主义在常规使用中的核心含义，但仍是一个极为单薄的定义。政治心理学范式的研究往往基于这一单薄的定义。如康诺弗和费尔德曼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深深的情感性归属感”。科斯特曼和费什巴赫认为，它是“爱所属国家和以国家为傲的程度”。巴塔尔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将其视为“群体成员对他们的群体和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归属感”。科尔曼也主张，它是指“个体对他们的民族和国家的依恋与忠诚”。这些学者均把爱国主义视为人们对所属国家的热爱，以及与此有关的自豪感、归属感与荣誉感。质言之，政治心理学视角下的爱国主义概念更强调其情感性。

与政治心理学家的上述单薄定义不同，政治哲学家对其定义往往采用复合的形式。麦金太尔认为，爱国主义是对特定民族国家的忠诚，同时也包含对自己国家的特征、优点和成就的关切。普里莫拉兹将其定义为“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和对国家与同胞之福祉的特别关注”。纳桑森则将其定义为：（1）对自己国家的特殊感情；（3）对国家的个人认同感；（3）对国家福祉的特别关注；（4）愿意为了促进国家利益做出牺牲。尽管学者们的定义略有不同，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极端的、温和的抑或是伦理的，都认为它是一种对国家和同胞的特殊关切，这种关切以对国家和同胞的爱与认同为基础，从对国家和同胞的关心维护到为了国家利益和同胞福祉奉献牺牲。”由此可见，政治哲学的定义不仅涵盖了其情感性方面，还强调了其行动性方面。我国学者也多沿袭西方学者的定义路径与方式，不仅强调对国家的特殊情感和对同胞的特殊关切，而且把为自己国家的利益与兴盛而付诸行动、做出奉献或牺牲的精神视为其重要内容。

简言之，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哲学对爱国主义的定义可以看出，情感性和行动性是该概念的重要特质。对其维度结构的建构，应该充分反映这些重要特质，将情感性和行动性作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爱国主义相关概念辨析

建构合理的概念框架需要厘清概念的边界，明确其外延，尤其要明晰它与其家族相似性概念的区别。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是国外研究国家认同的核心概念。学者们大都认为前二者皆源于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国家认同之“认同”有多重含义，如特性、身份与认同。它是对国民特性、国族身份的认同感，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或内在化的、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国家认同强调的是对身份的认同，一般可分为文化性认同和政治性认同；而爱国主义的对象则主要是国家而不是身份。 

爱国主义与国家认同往往被视为不同层次的概念，而它与民族主义往往被视为同一层次的概念。诸多研究表明，爱国主义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热爱和支持，它牵涉的是公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民族主义是指人们出于某种原因而产生的民族优越感以及对“非我族类”的贬低和拒斥，它牵涉的是公民所属国家、民族与其他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民族主义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它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产生的，其形成来自群体的内外分野所形成的“我们感”与“他们感”。而爱国主义则不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不以对其他群体的认知与感知为显在前提，它来源于人们对所属群体单纯的依恋和忠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比较就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则并非基于比较。

（三）爱国主义的既有测量

建构合理的概念结构维度，理所当然应该检视学界既有的学术建构，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已被采用的测量维度。西方学界对爱国主义的测量，自20世纪50年代阿多诺等人在《权威主义人格》中的研究开始，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至今已形成几种典型的进路。 

科尔曼认为，个体对民族—国家的依恋，要么植根于情感性方面，要么植根于工具性方面。罗西等人区分了个体层面两种不同形式的国家依恋:作为认同内容的依恋和作为关系取向的依恋。前者包含反映民族性之传统—文化建构的认同内容和反映民族性之公民建构的认同内容，后者分为盲目性关系取向和建设性关系取向。简言之，认同内容关涉的是人们划分心理上的成员边界的客观依据（共同的血统和遗产还是共同的政体）与依恋对象（对国家符号和传统文化的依恋还是对国家的公民实践的依恋），关系取向关涉的是人们支持国家、忠于国家的方式。 

汉森和欧德怀尔把爱国主义的测量进路概括为情感性、成员资格和关系性。情感性进路主要关注“个人如何感知他们的国家”，包括自豪感、沙文主义以及象征性爱国主义等；成员资格进路主要关注“谁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成员”，包括种族—文化的、公民信念的和公民共和的爱国主义；关系性进路主要关注“群体的特定权威被接受的程度与方式”，包括盲目性的与建设性的爱国主义。显然，后两个进路与罗西等人对国家依恋的区分异曲同工，但他们增加了情感性进路并将之视为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上文对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区分，我们认为成员资格进路与其说是对爱国主义的测量，不如说是对国家认同的测量。“谁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成员”体现的显然是身份认同的标准，属于国家认同的范畴。而另外两条进路体现的确乎是爱国主义，分别对应于其定义中的情感性和测量所侧重的价值性维度。但按照本文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分，情感性进路中的沙文主义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爱国主义既有测量中不同进路的区分，为本文的概念框架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无论是情感性进路还是关系性进路，都是个体层面的爱国主义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建构其结构维度时不可忽视的内容。

不过，既有研究在爱国主义的概念化和测量之间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对称。首先，政治心理学和政治哲学对爱国主义的概念化均强调其情感性面向，政治哲学还注意到了其行动性面向，但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的测量并不注重其情感性面向，而更关注人们对国家抱持着何种“关系取向”，体现的是人们在“爱国”上的价值倾向而非情感强度。既有研究对爱国主义定义与测量的不相匹配问题，提醒我们必须关注爱国主义概念所蕴含的价值性因子。其次，鲜有实证研究将政治哲学定义中的行动性面向纳入测量。众所周知，爱国主义不会仅仅发生在人们的情感和观念层面，而且还往往通过行为表达出来，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或重要的政治时刻会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行动性面向在爱国主义测量中的缺位，可能导致实证研究的偏颇。毕竟口口声声宣称自己爱国的人，未必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从来不标榜自己是爱国者的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也可能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四）爱国主义测量的三维框架

上文分析表明，建构爱国主义的测量框架应该涵盖更为多向的基本维度，而不应只是单一维度。本文主张建构包含情感、价值与行动性意向的测量框架。这里再以政治文化理论为基础，从政治心理路径进一步论述这一概念框架的合理性。 

在政治心理学的视角下，个体层面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个体对国家的一种正向、积极的态度。爱国主义这一态度性本质，在科斯特曼和费什巴赫的开创性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其论文标题就使用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态度”的表述。罗宾逊等人也将爱国主义纳入其编辑的《政治态度的测量》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讨论的民众的爱国主义态度并不是对国家的政治态度，而是一种正向、积极的对国家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它是人们对国家这个政治系统产生认知和评价之后形成的政治心理，它是认知和评价的产物，但并不包含对国家的认知和评价。因此，其测量框架应有别于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认知—情感—评价”政治文化测量框架。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其测量框架的建构应借鉴关于态度测量的心理学理论。按心理学理论，态度兼具认知、情感和行动三种成分。认知成分是指人们“对于一定态度对象或态度客体的知识、观念、意象或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倾向性的思维方式”；情感成分是指个体“对于一定态度对象的体验”；而行动成分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准备状态和反应倾向，一经产生就必定对人们与特定态度对象有关的行为产生种种性质不同的影响；二是态度具有特定的意动效应”。在心理学视角下，个体层面的认同心理要素“是一种从认知到情感，进而影响到个体行为层面的心理过程”。态度的“三成分说”为建构态度的测量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 

就态度的认知成分而言，人们关于态度对象的知识显然难以称之为态度，正如政治知识并不等同于政治态度，但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倾向性的思维方式则属于态度无疑。这种具有倾向性的思维方式，体现的往往是态度主体的价值观。态度可以表达价值的观点，是态度功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假设。丹尼尔·卡茨的态度功能理论认为，态度具有表达价值观的功能。他将表达态度主体之价值观的态度称为“价值表达型态度”。史天健也曾指出，价值观是内隐的，需要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本文将这种表现了态度主体的价值观的态度称为“价值性态度”。就态度的情感成分而言，态度往往会体现态度主体对态度对象的情感。正如约翰逊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态度基本上是情绪……很多态度都是情绪；只有当情绪存在于社会脉络的关系之中，情绪才能成为态度。”本文将这种主要反映态度主体之情绪和情感的态度称为“情感性态度”。关于态度与行动的关系，合理行动理论认为，并非态度直接决定行为，而可能是先产生行动意向，后由行动意向转化为外显的行为。也就是说，在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个“意向”状态，它反映了行为主体的态度，也预示了态度主体的行为，但它并非行为本身。本文认为，这种意向依然是一种态度，可称为“行动性态度”。 

总之，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将爱国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态度，它指涉的是个体与国家之间在心理上的羁绊关系，尤其是个体之于国家的一种积极、正向的态度。借鉴心理学理论的态度“三成分”说，本文拟建构含价值性态度、情感性态度与行动性态度的三维度爱国主义概念框架，以为测量爱国主义态度提供基本框架。对应于上述3个维度，作为政治态度的爱国主义即分别指向作为价值性态度、情感性态度和行动性态度的爱国主义。下节再对这三个面向进行更为系统、详细的论说。

二、爱国主义的三重面向

（一）作为情感性态度的爱国主义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人类首先是情感的动物，其次才是理性的动物。作为情感动物人们对国家的依恋感，恰如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社区或对更大范围的生存生活空间的依恋感，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甚至祖辈长期生活的地方产生或深或浅的依恋情感，而对于缺乏这种联系的地方则很难产生如此这般的情感依恋。这种对于出生之地和生活之所的特殊依恋，甚至在很多动物身上都有体现。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全球化极速前进的当代社会，国家作为最有权势、具有最高主权的政治实体，往往被人们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终极归宿。人们对于国家的情感依恋甚至要超过更具象的家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国家、祖国的特殊情感是一种生物本能。 

爱国还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本能。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天然地具有进行社会交往的需要和倾向。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对所属群体产生特殊情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国家不过是社会上各种社会团体中的一个，只不过它以“国”为单位，体格比较大，所辖范围比较广。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或民族国家虽然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由于民族国家不仅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主体，而且在国内社会也由于其基础性能力的大幅提升而与民众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关联，人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甚至是国家的主人。在如此身份意识的基础上，人们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往往会产生非常强烈且复杂的情感。 

再者，爱国也是人类的一项政治本能。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作为公民的人天生对政治即公共事务感兴趣，天生对国家怀有深厚的情感。由于人的政治性是天生的，我们可以推论，爱国是人类的一项政治本能。人们对其所生活的国家、所归属的祖国及其同胞，总是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愫、关切与期望，如希望祖国能够长治久安、国泰民安。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个体与国家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前所未有地介入了个人生老病死的整个生命历程，个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仰赖于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因此，人们对国家的特殊情感更是有了坚固无比的政治基础。 

就此而言，爱国主义首先是一种本能上的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情感。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怎样，爱国主义的核心成分还是‘爱’。”情感性是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一些思想家对此早有意识。如在托克维尔看来，本能的爱国心“主要来自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对古老习惯的爱好，又有对祖先的尊敬和对过去的留恋。这种爱国心不做任何推理，只凭信仰和感情行事。”列宁也将爱国主义视为一种情感，认为它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正如前文所叙，无论何种路径的研究，对其定义无一例外地强调其情感性，甚至将其作为定义的唯一内容。 

总之，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现代概念，但也都承认现代爱国主义的可能性离不开其本能性的情感基础。这种特殊情感确实历史悠久，且植根于人类的生物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本能之中。对自己所属国家的特殊关切这样一种本能的情感，是很难被抹除或超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是爱国者。

（二）作为价值性态度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也是一种政治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性态度的爱国主义，体现的是态度主体对个体与国家之关系的价值取向，罗西和汉森等人将其称为“关系性的”取向。本文认为，人们对于个体与国家之关系抱持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内在的政治价值观。人们有什么样的爱国价值观，就会体现在其对个体与国家之应然关系的政治态度上。作为价值性态度的爱国主义是当代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面向。

围绕作为政治价值观的爱国主义，产生了诸多争论。例如，思想家们在“爱国应该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这一问题上的分野，显然反映了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在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看来，人们对国家的爱应该是有条件的：如果国家可“爱”则爱之，如果国家不可“爱”则可以不爱之。例如，早在1914年陈独秀就曾指出：“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李大钊则不甚认同陈独秀的观点，他认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他所主张的不过是一种更为积极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依然认为爱国的条件是国家需可“爱”。事实上，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是埃德蒙·伯克那句爱国有条件论的名言——“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的追随者。这种爱国有条件论，在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同样拥有大量的拥趸。事实上，除了极少数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即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很少会彻底否认爱国主义的价值与意义，更不会否认爱国的必要性，只不过他们主张的爱国主义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

而在一些站在官方立场的爱国主义者看来，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应该是无条件的。不唯此，他们一般还主张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对国家以及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也只能无条件地拥护、忠诚和支持，否则就是不爱国的体现。他们甚至不能容忍其他人对国家及其代理机构表示不满、提出批评。在普希金时代的沙皇俄国和海涅所处的19世纪德国，就存在很多这样的“官方爱国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为沙皇和德国君主的统治唱赞歌，另一方面诋毁和讨伐普希金和海涅这样的“批判性爱国者”。我们国家也不乏这样的爱国主义者，网络空间里到处充斥着这样的言论。正如巴尔姆所发现的那样，“当爱国主义成为中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语时，更多的人想要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加批判的爱，以及保护中国不受外国侵略的愿望”。

爱国有条件论和无条件论的分野，在政治心理上主要体现为个体在“爱国的方式”或“爱国的理性程度”上的差异。对此，最常见的区分是仇外的、极端排斥性的爱国主义和温和理性的爱国主义。在其学术脉络中，前者往往因其仇外、排外性而被概念化为民族主义，后者则被视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但后者也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维度的，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如阿尔贝·加缪区分了“苛求的爱国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两种不同的热爱形式。诸如此类的区分在西方学界形式多样，如“本能的爱国主义”与“理智的爱国主义”、“虚伪的爱国主义”与“真实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与“建设的爱国主义”、“绝对的爱国主义”与“偶然的爱国主义”等分类。

（三）作为行动性态度的爱国主义

行动性态度只是一种行动的心理倾向，是一种尚未付诸行动的心理状态。它只是主观的态度倾向，而非客观的实际行动，它可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但并非必然会实现这种转化。 

作为行动性态度的爱国主义，是指人们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而采取行动、付诸行为的意愿。其中，最被广为倡导的爱国行为意愿就是为国奉献的意愿。在围绕爱国主义的讨论中，这种为了国家利益而奉献的意愿被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广为重视，普遍将其作为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纳桑森的定义就包含了“愿意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而做出牺牲”这一行为意愿。国内学者大多也将为国奉献、牺牲的意愿视为爱国主义的题中之义。 

在现实政治的爱国主义话语中，为国家奉献、牺牲的精神更是被奉为圭臬，被视为一种崇高的公民美德。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话语也将为国家、为集体奉献的大公无私精神作为主流的价值进行宣扬与倡导。在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爱国主义与奉献精神之间的关系：“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奉献精神在我国的爱国主义话语中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其在西方的重要性，毕竟西方社会普遍崇尚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的理念，强调国家是以人为目的而存在的，较少强调个人对国家的献身精神。不过，奉献精神在西方的爱国主义话语中也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不仅仅官方一直在宣扬这种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知识界也存在诸多这类主张。季羡林曾指出：“我们不仅要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爱国主义，还要把爱国与奉献紧密结合起来。以爱国主义的情操来推动奉献精神；以奉献的实际行动来表达爱国主义的情操。二者紧密相连，否则爱国主义只是一句空话。”由于“爱国”与“奉献”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现在经常被捆绑在一起而成为一个特定的表述——“爱国奉献”。奉献精神在当代爱国主义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三、爱国主义态度的量表开发

（一）量表的初步建构

学界对爱国主义情感性态度的既有测量，主要聚焦于国家自豪感和象征性爱国主义。国家自豪感显然是一种政治情感。国家自豪感作为一种个人对国家的积极、正向的情感，可分为一般性自豪感和特殊性自豪感。前者是指人们对国家的整体自豪感，往往操作化为身份认同感，测量人们对于其国民身份的自豪程度。常见的测量有“作为某国人，您是否感到自豪”或“您是否以自己是某国人而感到自豪”。后者则将其分解为对国家不同领域的自豪感，一般通过对国家在不同领域的成就的自豪程度来测量。象征性爱国主义是指人们对于象征着国家的标志或符号的特殊情感。在现代社会，国家的标志包括国旗、国歌、国徽以及宪法等。现有研究对于象征性爱国主义的测量，主要询问受访者看到国旗升起或听到国歌响起时的激动程度等内心主观感受。 

对作为价值性态度的既有测量，主要聚焦于盲目性爱国主义和建设性爱国主义。在斯托布和沙茨等人推动的爱国主义的概念化的研究中，盲目性爱国主义是对国家的一种僵硬和不灵活的依恋，其特征是毫无疑问的积极评价、坚定的忠诚和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批评；建设性爱国主义指的则是以“批判性忠诚”为特征的对国家的一种依恋，其对当局的做法提出旨在导致积极变化的质疑和批评。他们使用“那些不全心全意支持美国的人，应该到其他地方去生活”“无论国家是对是错，我都会支持它”“很大程度上，那些抗议和示威反对美国政策的人是善良、正直、聪明的人”等12个项目测量前者；用“人们应该努力把这个国家推向积极的方向”“如果你爱美国，就应该注意它的问题并努力改正”“我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因为我关心我的国家，想要改善它”等7个项目测量后者。 

基于奉献精神在中国爱国主义话语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主张将其作为民众爱国主义的重要倾向，操作化为对“爱国行为意愿”的测量，如询问“为中国加入WTO，我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和“如果国家需要，我愿意为国流血牺牲”，了解其“为国牺牲意愿”。实际上，一些大型社会调查也作同样的操作处理。如从2002—2015年的四波亚洲晴雨表调查(ABS)都询问了受访者是否同意“为了国家，个人的利益都可以牺牲”，2018年的全国新时代社会治理调查也询问了受访者：“我们都不希望战争，但如果发生的话，您是否愿意为国而战”。它们测量的就是受访者为国奉献的意愿。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爱国主义测量指标体系的初步构想。如表1所示，它包含3个一级指标(维度)、6个二级指标与28个题项。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将作为情感性态度、价值性态度和行动性态度的爱国主义，依次简称为情感层面、价值层面和行为意愿层面的爱国主义。此外，再将一般性国家自豪感称为“对国民身份的情感”，将特殊性国家自豪感称为“对国家成就的情感”，将象征性爱国主义称为“对国家象征的情感”。

（二）数据来源及其概貌

基于以上理念而设计的爱国主义态度量表，作为“我国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项目，于2017年12月在中部某省会城市10个社区完成施测。在该市的X区，本研究团队抽样10个社区后，根据社区居民登记册，按系统抽样方法在各社区分别选取100个户样本，然后对被抽样户使用kish表从其18周岁以上家庭成员中抽样访问对象，再由调查员完成面访调查。每个社区抽样100个居民，最后实际完成939个居民的访问。 

为了确保本研究数据的质量，我们对爱国主义模块的数据进行清理，剔除应答率过低的问卷，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为899个。由于调查区域位于该市老城区的老旧社区，且当地居民以向外流动为主，以致受访样本的年龄总体偏大，且以女性为主，其平均年龄为56.78岁，男性占39.6%，女性占60.4%。

（三）量表评估与检验

本研究建构的初步量表之题项，虽大多已为国际主流学界所采用，但它们却是首次被整合、并大规模引入中国情景和中文语境，尚未经过系统而科学的审慎检视。为此，本文拟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必要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具体的分析策略是：其一，由于爱国主义的情感层面、价值层面和行为层面各自的内部结构复杂，因此最好将它们分别进行评估；其二，由于情感层面的爱国主义的3个二级指标的具体测量采取了不完全一致的问询方式，且对“对国民身份的情感”的测量只有1项、对“对国家象征的情感”的测量只有2项，因此我们着重对国家自豪感的测量项目进行评估；其三，价值层面的爱国主义的2个二级指标的测量采用了完全一致的方式，因此我们将从整体上对其所有项目进行评估；其四，行为层面的爱国主义只有1个二级指标，测量题只有2个，不宜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因此暂不对其进行评估。 

也就是说，本文将主要对“对国家成就的情感”和“价值层面的爱国主义”两个维度进行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再决定各自所应保留的题项。我们将使用SPSS和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将10个社区的居民样本各以5个社区为单位，分成2个小数据库；其次，对第一批5个社区的居民样本进行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完成第一轮纯化；再次，在第一轮纯化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删除负载低和交叉负载过高的题项，进行纯化；复次，使用第2批另5个社区的居民样本对优化后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测量民众爱国主义态度的指标。 

１.项目分析和信度检验

本阶段利用SPSS软件对446个样本分别进行项目分析和信度检验，以通过删除鉴别度不高、与总分相关系数不高和信度不达标的题项，从而对量表进行纯化。样本中的“不懂题意”“不清楚”和“不回答”均被处理为缺失值，再对缺失值用均值进行插补。

表2呈现了情感层面中的“对国家成就的情感”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从极端组比较、题项与总分相关、同质性检验的统计结果来看，所有题项均达标，因此所有题项在本阶段均可保留。

表3是价值层面的爱国主义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从极端组比较、题项和总分相关、同质性检验的统计量结果来看，建设性爱国主义维度所有测量题项均在某些指标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达标情况，因此可全部删除。而盲目性爱国主义维度所有测量题项在所有指标上均达标，因此应全部保留；其7个测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25，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

２.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第一轮纯化的基础上，我们对“对国家成就的情感”量表的10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利用最大方差法进行直交旋转的方式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KMO检验（0.886）和Bartlett’s球形检验(P＜0.000)表明，这10个项目可能存在潜在共享因子，可以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2个因子（见表4所示）。检测发现，艺术与文学领域的成就、经济成就、科学技术成就、国际地位和体育领域的成就等5个指标存在较为严重的交叉载荷，可予以删除。剔除它们后，因子结构由2个因子变成了1个因子。

表5为依次删除上述题项后的因子分析的成分矩阵，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了6个题项的因子。从表5可见，6个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均高于0.600，萃取出的共同因素可以有效反映6个指标变量。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方法虽可提取2个因子，但是因子陡坡图却表明保留1个因子更为适宜。因此，我们使用这6个题项测量“对国家成就的情感”。这6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值为0.846，各题项对应的“修正的项目总相关”的校正相关值介于0.539至0.717间，表明它们的一致性信度良好。

再对价值层面维度的剩余8个题项按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利用最大方差法进行直交旋转的方式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KMO检验（0.809）和Bartlett’s球形检验（P＜0.000）表明，它们可能存在潜在共享因子，可进行因子分析。如表6所示，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它们可提取出2个因子，所有题项不存在交叉载荷的情况，且因子结构稳定。从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见：因子1包含4个题项，它们的内涵较为一致;因子2也包含4个题项，但前3个题项强调的是爱国的无条件性，第四个题项在内涵上有所差异，因此可考虑删除。

删除该题项后，再对剩余的7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 （KMO检验 0. 791，Bartlett’s球形检验p ＜ 0. 000)）。因子分析结果见表7：最终提取出2个因子，因子1所包含的4个题项不变，因子2则包含另3个题项。

上述分析表明，2个共同因子包含的题项都在3个以上，题项所要测量的潜在特质类似，因此其因子合理性是达标的。因子1中4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值为0.844，各个题项对应的“修正的项目总相关”的校正相关值介于0.548至0.796间，“项目删除时的Cronbach’sAlpha值”没有大于0.844的，表明4个题项的一致性信度佳。因子2中3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02，各个题项对应的“修正的项目总相关”的校正相关值介于0.615至0．750间，“项目删除时的Cronbach’sAlpha值”没有大于0.802的，表明这3个题项的一致性信度佳。因子1可命名为“批判性爱国主义”因子;因子2可命名为“条件性爱国主义”因子。

3.验证性因子分析

经过以上项目、信度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下来的测量指标共有18个题项。为进一步检验量表的合理性，我们再以另5个社区的居民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待验证的因子分析模型为3个一级维度5个二级维度共计18项测量指标，意味着有23个因子载荷、3个协方差以及23个条目误差，共计49个参数（如图1所示）。根据t法则，18个测量指标提供的信息为p（p+1）/2=171，大于49，模型可识别。模型的拟合情况如表8所示，初始模型的拟合效果不理想。依据模型修正指数，允许AG1.2和AG1.3、AG1.2和AG1.7、AG1.3和AG1.7等条目的残差相关。模型修正后的各项指数符合统计要求，模型可分析。

模型的标准化估计值模型图如图1所示，标准化的因子载荷除个别测量指标（AG3. 7） 之外均在0. 32至0. 95之间，结果可接受。

4.优化后的爱国主义测量指标

通过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最终确定了个体层面爱国主义态度的测量指标，共计3个一级指标（维度）、6个二类指标和18项测量题干，详见表9。与基于理论构想所建构的初步量表相比较，经优化的量表验证了原有设计中的3个一级指标与5个二级指标，但否定了原有的“建设性爱国主义”二级指标，而将“盲目性爱国主义”细化为2个二级指标，并将测量总题项从28个纯化为18个。

四、结论

概念的准确化及其科学的操作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正如《牛津政治学研究方法手册》的主编们所言，“虽然因果推断是政治学的根本，但好的推断完全取决于对研究对象充分的概念化以及对其科学的测量。”科学测量的前提在于建构合理的概念结构维度。事实上，探讨概念的结构维度是政治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其基础性的核心工作。本文基于国际学界的既有研究，尝试从政治文化的政治心理路径建构爱国主义态度的结构维度，并利用系统设计所采集的问卷数据进行量表开发。 

基于对既有文献的概念化和测量的梳理，本文认为爱国主义态度的核心内涵包括情感性、行动性和价值性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既有实证研究中，对它的测量往往聚焦于某一面向，其研究也往往缺乏系统性。本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将爱国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态度，并基于心理学的情感、价值和行动的三维态度理论，将作为政治态度的爱国主义区分为三个面向，即作为情感性态度的爱国主义、作为价值性态度的爱国主义与作为行动性态度的爱国主义。文献梳理和理论建构得出的结构维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谓殊途同归，显示本文建构的爱国主义结构维度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理论构念，参照学界的量表成果，我们建构了一个包含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与28个题项的爱国主义态度初步量表。借助系统设计而采集的问卷数据，经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技术，在验证中完善了既有设计，提纯了一个含18个测量题项的量表。个体层面爱国主义态度量表的开发与验证，为本主题的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测量工具，有助于推动我国民众爱国主义态度实证研究的深化。后续我们将以此量表为工具，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中国民众爱国主义态度的特征、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量表检验中本文还有一个重要发现。与学界将盲目性爱国主义视为一个维度或单一面向的概念不同，本文的分析表明它应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它至少包含2个维度：一是对国家未经质疑与反思的支持与忠诚，即认为爱国应该是无条件的；二是不能容忍对国家的批评，认为国家是不可批评的。显然，后一发现是合乎常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批评国家与热爱国家并不矛盾，批评国家并不一定意味着不支持、不忠诚、不热爱国家，而热爱、支持与忠诚国家也并不意味着不能批评国家。 

不过，作为学界对爱国主义态度的首次系统性理论建构与量表开发尝试，本研究无疑还存在若干值得反思与完善之处。如“对国民身份的情感”“对国家象征的情感”和“奉献精神”亚维度的测量均仅包含1个或2个题项，以致无法进行系统性检验。量表所含题项的陈述方向多是一致的，缺乏反向测量的检验。它们均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责任编辑：陈泽瑗 

一审：陈翕  二审：肖伟林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