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敏：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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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敏，法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摘要] 改革前的政治运动在改革后的“变身”是一种治理导向的运动式治理。在剖析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的内部结构和异同之处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从政治运动向运动式治理的演变机理，这包括体制之变导致的政治运动的退场，社会之变形成的治理压力的堆积，以及政府之变造成的科层式治理的不足。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企图将政府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机制性安排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似乎也不可或缺。
一、关于动员政治的研究
动员政治(mobilization politics)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其关注的主题是力量是为何以及如何被动员起来与其他主体发生作用的。动员政治有两大分支：一个分支是关注抗争政治的研究，这里面包括对革命、暴力、社会运动等议题研究，其中的一大热门研究议题即是社会是如何动员力量对抗政治权威的；另一个分支则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动员，即国家如何动员力量以实现目标。在西方，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抗争政治研究，形成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与此同时，对国家政治动员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存在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偏重于关注抗争政治研究具有深刻的体制背景，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波革命、暴力以及较温和的社会运动的浪潮，如何理解这些革命、暴力和运动自然成为学者关心的热点议题。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动员政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对动员政治的两大分支的关注却更加均衡，这根植于中国的体制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生政权肩负改造社会的巨大重任，中国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背景，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力量要么被国家同化于体制之中(改革开放前30年)，要么处于一种被国家压制的状态(改革开放后30年)。这种体制背景之下，社会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消失的，对其加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种强国家的体制特别适合于对国家的政治动员的研究，因为这种体制必定会发展出许多复杂的政治动员机制以动员社会力量配合于国家目标的实现。这种体制背景很显然影响了学者对中国动员政治的研究方向，这表现为对中国的抗争政治的研究出现较晚，以及对国家政治动员研究的偏重。学者对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起步，主要体现在对农民维权行为和城市中产阶级发起社会运动这些研究议题之上。而在较早的时间，属于国家政治动员范畴的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就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国内外学者试图理解中国政权为什么要发动这些运动，以及这些运动是如何开展的。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运动逐渐退场，但是又有许多学者发现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告别“运动”，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开展“运动”，只不过这时的治理性质的“运动”已经与政治运动发生了许多实质性变化。学者们对新的“运动”采用了许多称谓，比如运动式治理、动员式政治、行政运动，等等。学者们试图认识、理解和评价这些新的“运动”，但是迄今为止，关注新的“运动”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比如对政治运动和新时期的“运动”的运作过程的分析，对两者的异同辨析，以及如何理解从政治运动向新的“运动”的转换。在本文，笔者尝试补足这些薄弱环节。
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
(一)革命后的政治运动
美国政治学者汤森和沃马克指出：“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政治自1933年以来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运作的一种主要方式”。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直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政治运动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政治过程。胡鞍钢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20世纪50年代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十年期间先后发动了31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政治运动是一种激进的动员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在剧烈地揉捏着和塑造着社会。政治运动表现为一种干群一体化动员，从中央的权力核心出发，自上而下贯穿多个治理层级，层层发动与实施，最终达到彻底击穿社会的动员效果。从目标属性上划分，改革以前的政治运动可以归为四种类型：一是改造社会型。这种政治运动以改造社会为指向，反映了新生政权改天换地的巨大抱负，比如“土改”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等。二是发展生产力型。这种政治运动以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民族工业化为导向，比如“大跃进”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三是意识形态型。这种政治运动往往以纯洁队伍、改造思想为目标，旨在刻意地压制某类行为和某些所谓的有害思想，比如“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破四旧”运动，等等。四是巩固政权型。这种政治运动旨在镇压反对新生政权的社会力量，巩固政权统治，如“剿匪”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内部肃反运动等。
(二)政治运动的运作过程
从运作过程上看，政治运动可以分为目标设定阶段、动员实施阶段和巩固阶段等三个阶段。目标设定阶段涉及确定运动的目标，以及挑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搭配。确定目标是一个问题识别和诊断过程，这时革命领袖基于自身的判断力对其所接触的信息进行诊断，继而识别出哪些问题需要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得到解决。比如，1958年到1960年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肇因，即是毛主席从一份报道中获悉河南信阳出现了一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地考察之后给予积极肯定，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运动的基本特点是魅力驱动，或者说运动的能量来自于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合法性。所以在总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挑选适合特定问题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挑选同样是由革命领袖来完成。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发挥着一种对干群的激励作用，能够将干部和群众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压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动员实施阶段涉及成立运动组织、建立工作机制、发现积极分子，以及发动一般干群等步骤(图1)。任何大型的集体行动都必须具有组织结构的支撑，运动组织对政治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政治运动的开展一方面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结构，另一方面则是以专门为发动政治运动而成立的临时性协调组织。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运动组织成立之后，一般还需要建立具体的工作机制来贯彻意图。在推动政治运动中，大小宣传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机制，通过宣传会议将运动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可操作化。向下派遣工作组也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机制，即向地方和单位空降带有专门目的的“钦差”来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对于一些意识形态纯洁化运动，成立学习班、学习小组也是重要的工作机制，在这些“学习”中，运动对象密集地接受意识形态的输入和驯化。在政治运动的实际运作中，积极分子发展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指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出于各种目的，对运动给予超常规支持的行动者。在统一的政治运动之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会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实际上发挥着一种中介和纽带的作用，通过积极分子，政治运动组织者的意图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到一般干群之中。一方面，积极分子发挥着一种示范功能，即教人“如何做”的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分子发挥着行为激励作用，积极分子一般会受到运动组织者的褒奖，成为榜样和典型，这对作为后进者的一般干群具有鞭策作用。
图1 政治运动的运作过程
政治运动的巩固阶段主要是评价、纠正和巩固成果。这一阶段，革命领袖和运动组织者会通过一些诸如上报材料、实地调查和新闻报道等方式评估运动的效果，如果出现显著失误或者效果不够理想，采取措施纠正偏差或者进一步巩固成果就势在必行了。
(三)政治运动：何以可能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在中国政治中的大规模展开具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政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度极为弱小，并且面临着极端险恶的环境，它必须认清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并且需要学习掌握如何动员支持力量的技巧。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或者是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的土地革命时期，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以及与国民党决一雌雄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制胜法宝就是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刻改变革命型政党的行为模式，政治运动作为一种有效的革命动员传统实际上被大规模地运用到任务更加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上，毛泽东作为缔造新生政权的革命领袖对群众力量的推崇备至也更加强化了这一行动逻辑，所以政治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
其次，政治运动的广泛发动与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国情也有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生政权只能带领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国家，而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又必须尽可能快地实现民族工业化才能有立足之地。政治运动以巨大的领袖魅力激发着干部和群众的劳动热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中国通过“人海战术”完成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工程，如果不是一次次如同打“兴奋剂”一般的政治运动，这些大工程的完成是难以想象的。
其三，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体制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城市人口被组织进入各种单位，农村人口进入人民公社，中国成为一种每个人都隶属于单位的“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政经一体化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每个人都无法脱离单位而获得独立的生存空间，也意味着国家可以依赖这个体制将政治动员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最后，政治运动的广泛发动也有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在经过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长期战乱、民不聊生之后，革命后的中国政权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对革命领袖和新生政权持一种热烈的崇敬和欢迎态度。这种社会心理条件为革命领袖和新生政权的任何行动作了观念上的铺垫，人民群众对于革命领袖和新生政权的号召和指示在心理上是容易接受的。
三、改革之后的运动式治理
(一)通过“运动”的治理
改革以后，政治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各级政府却进行着另外一种“运动”，即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是指由各级政府、政府部门或领导干部发动的，以干部为主要的动员和参与对象，针对政府治理中遇到的重大和棘手问题而开展的一种突击性运动。运动式治理在官方话语中具有多样化的反映，比如集中整治、专项整治行动、会战、突击行动等。从发动主体上区分运动式治理的类型，可分为“块状”运动式治理和“条状”运动式治理。所谓“块状”运动式治理是指作为“块”的各级政府发动的运动式治理，一般“块”所管辖的单位和人员都要参加；所谓“条状”运动式治理则是指由作为“条条”的政府部门所发动的运动式治理，一般以特定的“条条”部门为主，但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和支持。
乡镇政府是最低层级的“块”，在社会快速转型期，运动式治理是乡镇政府的一种常用的治理工具。这里通过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1：2012年2月，河南省淅川县上集镇上演了一场6小时搬迁石材厂的突击战。事因是省领导观摩团将会路过38秒，石材厂占道经营、有碍观瞻。2012年2月2日晚上8时左右，石材厂老板梁得红接到上集镇党委副书记的电话，被要求天亮前将石材搬运到别处，并被告知是镇党委书记下的命令。梁得红畏难不愿搬迁，当晚11时左右，上集镇八大社区的负责人接到电话通知，令组织人力前往鸿泰石材厂参加搬迁工作。其后，上集镇党委书记李建兵也来到石材厂现场办公。他严厉要求，上集镇8个社区的负责人要把搬运板材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必须尽快搬运完毕。2月3日一早，百余人组成的搬迁大军及数台叉车在鸿泰石材厂门口聚齐。除了社区请的3个专业搬迁人员之外，其余5个社区以“出义务工”的名义组织了村民做搬运工。8时许，搬迁正式开始，至下午一点半，近5000平方米的米黄玉板材全部被搬运到了鸿泰厂区范围内。这场搬迁突击战，仅用时约6个小时①。
由“条条”发动的运动式治理一般针对某项专门任务，这里提供另外一个案例。
案例2：2004年，卫生部掀起了一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源于2004年4月12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则深度报道，栏目以《谁来管管假医生》为题披露了海南省海口市非法行医和医疗机构违规出租科室等严重问题。此新闻报道播出之后，在社会形成剧烈反响。仅两天之后，卫生部就下发《卫生部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非法行医的专项整治工作。2005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特别提出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且规定专项行动为期1年。2005年4月，卫生部、科技部、公安部、监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总后勤部召开全国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制定了《全国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方案》，对专项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安排。
(二)运动式治理的运作过程
从运动过程上看，运动式治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目标设定阶段、动员实施阶段和评估阶段。目标设定阶段涉及问题形成和目标设定两个问题。在运动式治理中，目标形成有多方面的肇因，比如在案例1当中，引发运动式治理的成因乃是省级观摩团要“路过38秒”，而在案例2当中，运动式治理的形成乃是新闻媒体的一则深度报道。目标设定涉及的是提出运动的具体目标，主要是解决特定问题的设想，这种具体目标的设定往往由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的决策来完成。
动员实施阶段涉及的问题，包括成立临时性协调组织、确定参与主体、分解任务、制订实施方案以及制定奖惩规则等(图2)。由于是特事特办，正式体系中不存在对应机构，所以运动式治理需要成立某种临时性协调组织，一般命名为指挥部、领导小组、工作组，等等。运动式治理的参与主体有两大特点：一是以体制内干部为主体，一般不涉及对群众的动员；二是全体性参与。运动式治理一般是一种跨越专业分际、合成一体的组织结构，发动运动式治理，凡是在正式体系下能够管辖到的干部都需要参加。在案例1中，搬迁石材的突击战的参与主体就包括镇领导班子、八大社区干部。分解任务的目的是将责任确定到人，达到责任锁定的效果，这有利于对干部的动员。如果涉及处理复杂的问题，运动式治理的组织者会制定一定的实施方案，一般会由直接主管该项事务的部门为牵头部门，由它们制订实施方案，再由临时性协调机构报批确定。制定奖惩规则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失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对干部的动员主要依靠赏罚来完成。比如，在案例1中，“一把手”李书记将搬迁工作认定为“政治任务”，如果不能完成，势必受到严厉处罚。在案例2中，为了推动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在制订实施方案的同时，卫生部还专门出台了《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责任追究的意见》这一惩罚办法。
图2 运动式治理的运作过程
运动式治理的评估阶段是最后的环节。运动式治理实施之后，往往会召开一些会议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修正和改进已有的做法，对运动中表现突出者予以褒奖，对运动中表现落后者予以惩戒。
(三)两种“运动”的异与同
与政治运动相比，运动式治理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相异之处表现在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动员范围、推动机制等多个方面(表1)。首先，从动员主体上看，政治运动的动员主体一般为革命领袖或中央政府，而运动式治理的动员主体一般为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运动式治理的动员主体更加分散化和多样化。其次，从动员对象上看，政治运动的对象是干部和群众，并且特别强调对群众的动员，而运动式治理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干部。其三，从动员范围上看，政治运动一般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一竿子插到底，而运动式治理只能看做一种在特定范围内、针对特定治理问题的小型“外科手术”。其四，从推动机制上看，政治运动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通过观念上的强制来主导干部和群众的行为，而运动式治理主要依靠科层体系中的权力结构，通过权力强制来主导干部的行为。
政治运动与运动式治理的相同之处。首先，从历史来源上看，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都是一种非常规的“运动”，它们都是革命动员传统在不同阶段的遗留；其次，从适应事项上看，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都是不同阶段的政府解决重大和棘手问题的办法，都是一种特事特办的逻辑；其三，从运行特征上看，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都具有快速性、突击性和阶段性等特征；其四，从参与性质上看，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都强调一种整体性参与，都是一种权力整合机制，具有跨越专业化分际的特征；最后，从运动结果上，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都蕴藏着决策失误和执行偏差的巨大风险。
四、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
(一)体制之变：政治运动的退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政治运动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国家各项建设铺平了道路，但是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不可避免地妨碍了国家各项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并且政治运动的执行过程也会因为中间环节的异化而严重地偏离原来的目标。历史事实表明，自上而下硬性推动的政治运动，即便权力核心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层级逻辑肯定会推动着运动走向其自身的对立面。“大跃进”运动就是典型案例，“大跃进”运动本意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民族工业化，但是“大跃进”运动在层级逻辑的作用下，演变成层层加码、层层造假、层层蛮干的巨大的异变机制，最终造成严重的饥荒，农民和整个国家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革十年间的种种斗争性的运动彻底败坏了政治运动的名声，广大恢复工作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官僚队伍对政治运动已经失去信心，广大劳动群众也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耗尽了热情，毛主席的去世也意味着领袖魅力在新生政权里的快速退场，这些都意味着政府运动得以发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条件不复存在。
改革以后，中国整体的演进方向是从改革前的政经一体化体制向政经分离化体制转变。政经分离化体制的形成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意味着每个农村人口脱离了控制他们的单位，农民在经济上被解放了，这时他们面对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单一政治功能的乡镇政府。城市改革虽然没有农村改革的彻底，但是随着公有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也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单位，完成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如果说政治运动的广泛发动是以政经一体化体制为依托的话，那么从政经一体化体制到政经分离化体制的转变，则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动员群众的制度性条件。
(二)社会之变：治理压力的堆积
改革以来，市场经济在制造财富上表现出了巨大的效率，但是市场经济却在另外一些方面对政府治理造成了许多不适应。首先，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在市场机制的搅拌下发生了剧烈的分层，原来相对单纯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社会阶层趋于多元化和等级化。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会利益整合难度的提高。其次，市场经济不断地制造着社会问题。市场机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在社会内部制造着各种“毒素”，比如贫富分化、官员腐败、违法犯罪、环境污染，等等。其三，市场经济瓦解了人心的操守。市场经济对人性的改造能力是空前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切道德伦理都被消解成了“冷冰冰的现金交易”。最后，市场经济还塑造了一种高度流动的社会。改革开放前30年当中，受着一系列制度体制的约束，中国几乎成为一种静止社会。改革以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空前加强。以显示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为例，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省内务工的农民工8390万人，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7473万人②。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问题的丛生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加强，都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面对一种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对付的社会系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下，政府的职能变得空前广泛，政府所要面对的治理事务量不断增多，政府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对各级政府而言，社会之变带来的治理压力的堆积，要求它们必须寻找一切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运动虽然已经遭到抛弃，但是政治运动中隐藏的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的动员机制实际上被选择性地保留了下来，只不过这时“运动”已经不针对政治议题并且被剔除了意识形态，仅仅成为政府解决常规治理机制无法解决的治理问题，即成为一种运动式治理。
(三)政府之变：科层式治理的不足
社会在变，国家同样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告别政治运动的中国政权，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政府。这种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己任，同时必须包揽由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最为常规的办法是国家制度建设，即依赖于正式官僚系统的发展来应付日益难以控制的治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以来我们见证了政府的显著增长。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公务员规模从467万增长到1265.6万，增长了2.7倍③。政府增长或者说官僚系统的内部复杂化，逐渐演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科层式治理，但是科层式治理只是在一些方面适应了新的社会形势，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似乎在瓦解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一方面，科层式治理意味着横向分工的精细化和纵向分层上的加多，这是专业化治理和统一国家的要求，但是这在另一个方向上却带来了政府内部的协调问题，政府作为统一整体的运作越来越困难，政府权力的碎片化倾向明显。另一方面，科层式治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家越来越脱离于社会，政府和干部容易失去群众的信任。科层式治理意味着权威来源于上级而不是群众，地方政府和干部在体制上缺乏对群众的责任机制。而且，原来企图弥合这种冲突的“群众路线”在逐渐地丧失，新一代的干部似乎难以继承老一代干部的亲民传统，官僚主义在普遍地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恶化，且这种趋势随政府层级的下降而变得愈加严重。脱离群众的后果显然使得政府的治理能力大打折扣，在缺乏信任的条件下，各级政府已经不能有效地动员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似乎处于一种莫名的尴尬之中，科层式治理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又在内部制造了新问题，而且科层式治理还付出了脱离群众的巨大代价。与科层式治理相比，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发挥着一种补充效用，即在那些科层式治理无法了结的事项上，运动式治理可以迎难而上。与政治运动相比，在失去群众信任的条件下，运动式治理只能依赖于对干部的内部动员。
五、结语与讨论：在“扬弃”中的“保留”
笔者将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都视为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两种动员政治，并试图深入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的内部观察它们的实体内容。笔者关心的问题不是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本身，而是希望得出一些问题的答案，包括：为什么政治运动会转变成运动式治理？在进入常态社会之后，中国为什么还在不断地启用“运动”来处理治理问题？如何评价运动式治理？对于这些问题，文章作了一定意义的回答。
政治运动转变成运动式治理显然与改革前后的体制转变有关系，这包括：改革之后，国家祛除了泛政治化倾向，革命领袖的逝世导致意识形态的退场，政经一体化体制的不复存在。改革之后的常态社会为何仍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其放入中国转型的大视野里去观察。中国转型实际上包含了社会和国家的双向转型，社会转型肇端于国家主动启动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形态，社会系统被大大复杂化了，由此对政府治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造成政府不得不依赖运动式治理这种非常规的动员方式来解决社会日益添加的治理问题。如果将运动式治理都抽象为一种整体性政府的运作机制，原来附着于运动式治理之上的指责就是值得商榷的。与政治运动相比，运动式治理已经被剔除了意识形态和泛政治性，是一种“扬弃”中的“保留”。对于中国这样的快速转型社会，社会转型产生的一切“垃圾”都需要政府去处理，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企图将政府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机制性安排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所以，中肯的方式是将运动式治理理解为各级政府的一种政策工具或者治理策略。这个意义上而言，运动式治理既不完美，但似乎也不可或缺。
文章来源
本文转载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武汉)2013年第2期，欢迎各位学人来稿、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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