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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我与孙道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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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我们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辍。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的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赞颂秋的文字的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的不多,也不想开出帐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并于秋的歌颂和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地特别能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能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和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甘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河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我与孙道临

王文娟


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


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


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


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


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


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

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


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都由母亲先看,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但凡是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吃鸡子榨面,我们家乡的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再硬也是好吃的。”


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很慈祥,虽然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


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


就在我们的恋爱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有领导找我谈话:“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


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


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


我深知,道临为了这个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写了无数申诉材料,回复总是让他等,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结果,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要受一次冲击。我不敢把领导的话告诉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早日把问题调查清楚。

那一年,我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几乎完全不能唱高音。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我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左右为难,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


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领导轮番找我谈话。我每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第一次主动约道临出来。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


一路无语送他到家,我心乱如麻,脚步也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


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她们热心地招呼我搭车,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不,你们坐吧。”循声望去,只见他的身影一闪而过。我明白,他是在刻意躲我,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十分忙碌,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脑子一有空,就会忍不住想起那个夜晚,那个流泪的身影,心如刀绞……过去演戏时,我总是反复揣摩人物如何才能感觉到爱上了那个男主角,等到真正经历过这一切才知道,当你会为了一个人心痛时,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我决定到他家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见了我很高兴,我问道临最近好不好,老人忧虑地说:“别的倒是没什么,就是跑进跑出,整天一句话也没有。”


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我去给你买蛋糕……”没等我开口,他已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


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那年,他已经40岁,我35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


秋天,我随剧团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邓大姐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事后还想方设法找过组织。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


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点头。


多年之后,我和道临合作拍摄戏曲电视连续剧《孟丽君》,其中一段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感情遭遇磨难,绝望中倾诉肺腑的唱词,道临在写作时融入了我们经历中相似的情感:“……有一日如能全力克魔障,飞越关山也要与你完婚姻;若是远离人世去,她的魂定要伴你飞升扶摇入天庭……孟丽君若是凤凰不变音,若是君子不变心。”我唱到这一段时,回想起往事,也忍不住泪水盈睫,百感交集。


1964年初,我怀孕了。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道临突然接到任务要去外地。临行前,道临一夜未眠,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10月18日女儿出生,道临打来电话,他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更是欢喜万分。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



女儿双满月了,道临才回家,进门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叫了起来:“咦?产妇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坐着呢?”


我笑说:“你当是你们拍电影,产妇头上包一块布睡在床上?”


女儿三个多月时,我们给她拍了许多照片,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我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


我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我和道临对物质生活都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我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场合,我们平时穿着也十分简朴随便。


记得我在香港给道临买过一件深绿色的茄克衫,他一直穿到磨破开线也舍不得扔,把衬里的布料剪出来,缝补好了继续穿。那些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我从小学戏,虽然解放后也努力学文化,但知识基础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动手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


我的声带开过刀,很容易唱哑,道临学过声乐,懂得一些科学发声法,在家时常帮我练声。在表演上,他也经常对人物分析和身段设计提出参考意见,他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坦率的批评者。每当道临筹划剧本时,我也会仔细阅读,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5年盛夏,道临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就知道我一定出事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家,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


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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