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
第1747篇文章
希望籍这次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跟我们展开深层次的沟通和交流。对我们中国出生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而言,也到了一个反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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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石荟
去年新泽西的父母子女俱乐部,请到了我和其他一些教育界的人士,一起谈探讨子女教育的话题。休息时,同样作为讲员之一的,在STEM排名第一的High Technology High School的校长Kevin Bals跟我闲聊了起来。他说High Technology High School有大量的亚裔学生,他本人非常钦佩大家对教育的执着付出和认真的态度,他从华人家长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是有几件事他搞不明白,他说,为什么华人家长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学艺术,学人文科学,而非要逼孩子做医生、工程师等职业呢?对于很多不想学这些学科的孩子来说,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家长一心为了孩子好,却有时候会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当时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想以此作为开头讨论我们在当前局面下如何和我们的华二代孩子沟通和交流。
第一代华人的移民经历
我跟他讲到我们一代移民的一些经历。我告诉他我们只有申请某些专业才能够拿到录取申请,才能够拿到工作签证。我跟他说我们当中也有艺术家,也有各样的人生梦,但在美国只有某些学科的人才能找到工作留下来,只有某些学科的人才能拿到工作签证。做诗人和音乐家的梦想经不起现实的打击,很多人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做理工科的专业。也有一些人眼看着一些学文科学艺术的朋友或室友因着找不工作而离开美国。
我也跟他讲到,第一代华人从留学到毕业,再到找工作,最后拿到绿卡是一个漫长的充满坎坷的过程,这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历,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来难以磨灭的伤痛。一边要跟随时更替的总统和移民政策作斗争,一边要跟公司的领导胆战的要求申请签证和绿卡。我们要小心保留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为一旦工作需要变动,移民身份和绿卡就会出大问题。我们不但要埋头苦干,有时候甚至要忍气吞声。
这些长期的胆战心惊,导致我们内心一个最大的需求,那就是稳定。我们需要稳定的生活,我们需要安全感。我们也自然而然将这样的需要延伸到了孩子身上。我们希望他们工作稳定,希望他们不再需要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们希望他们学稳定的专业,做稳定的工作,我们希望他们努力上学,不要多管闲事,更不要强出头,我们教育他们要少说话,多干活。我们十几年的经历导致这些焦虑已经深入我们每一个细胞,导致我们无暇去想孩子的现实跟我们自己的不一样。这样的创伤经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全愈合。
这些创伤的经历也导致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小心翼翼地生活,时常会担惊受怕。耶鲁大学的Eileen Huang是我好朋友的孩子,大家对她发出的信的回应我都看在眼里。Eilleen的信中从历史讲到现实,但是给很多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文章开头短短的一段指出亚裔群体中存在敌视黑人的言论。其实这段话本没有什么,种族歧视存在于每个族裔群体中,不是说她指出才有的,也不是她不说就没有了。但是这段看似没什么的话,触发了我们长期留存在心中的焦虑,引发了不少华人家长的恐惧心态,怕这是给其他族裔“递刀子”。因此我特别理解一些家长想要撇清关系的做法,例如“Eileen说的只是她们一家的情况,我在家可一直跟孩子教育“种族平等”的,这事儿可别牵扯到我头上。” 其实并不是大家完全不认同Eileen信中所写,而是创伤带来的恐惧和担忧导致了我们这样的反应。
第一代华人的成长和受教育的经历
我们从小到大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我做不好,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做不好,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根本不敢发声说出自己的需求,即使说了得到的多半是笑话和指责而不是帮助。最近网络上有个小男孩模仿自己老师的视频传遍网络,孩子把他的老师上课时对同学或讽刺、或嘲笑、或辱骂的情景模仿得惟妙惟肖。我们看到之后笑的同时内心何不闪过一些凄凉。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长大的真实写照。老师会把班上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差学生可以受到任意的批评甚至辱骂,老师会觉得这些孩子“拖了班集体的后腿”。这些孩子不但不会得到老师的额外帮助,还会被丢去最后一排,被贴上“差生”的标签,被认为是“给集体抹黑”。
我们认识的同学当中,何尝没有异常聪明努力的,却因着家庭或环境的原因无法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为他们惋惜,但却又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教育环境不会去扶持每个有困难的孩子。一些孩子其实只是需要特别的照顾或耐心,就可以克服暂时的困难继续学业。但是我们内心的善意无法改变现实,我们从小看到的事实是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被无情地淹没在洪流当中。
我们何尝没有跟这些“差生”做过朋友,何尝不为老师对待他们的态度感到气愤,我们小小的内心何尝没有想过这些“差生”也很可怜?但是我们的父母教育我们,不要跟“差生”一起玩,他们会把你带坏的。
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根本无法帮助他们。久而久之,我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成功只能靠自己,别人不会帮你。你做不好的时候,“集体”不但不会帮你,还会嫌你拖后腿。你暴露自己的缺点只会被歧视或指责,不会得到理解和帮助。我们有句老话叫做“家丑不外扬”,就是因着这样的社会环境而得以流传的。
我们当年如何被教育不要跟差生一起玩,我们如今就也想要跟自己的孩子说不要跟差生一起玩。而如今的非裔状况,就像我们当年班里的“差生”。只是当年那个心里暗暗同情被老师辱骂的差生的小小孩,如今已经长成了那个当年提醒我们不要跟差生一起玩的大人。
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我们自己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会为自己发声,也让我们难以理解那些为自己发声的人。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认为非裔生存环境不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无权怪到社会头上,这些想法跟小时候班上的“差生”受到的待遇如出一辙:你不但不反省自己如何拖了集体的后腿,居然还敢怪集体不给你帮助和机会?
不是持这些观念的一代华人没有怜悯之心,而是这些观念的产生跟从小的经历密切相关。不光是针对非裔,工作中也是一样。我们会觉得工作中出了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能力不够,而不会去想我们有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些工作。以至于其他同事寻求帮助和资源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不解:你自己的工作怎么让别人来帮你呢?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工作实在完不成,拖了很久之后不得已跟领导摊牌。领导当时跟她说你搞不定怎么不早说呢?她当时觉得非常屈,非常难过,但又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因为从我们的观念来看,工作做不好是我们有问题,是需要受批评的,因此不敢跟领导说。但是从领导的方向看过去,他们其实根本就没说你必须一个人顶着,他们需要你在缺乏资源和条件的时候跟大家反馈,他们其实是会帮助你的。一边是你有困难却憋着不敢跟人沟通,导致人家不知道你有难处,另一边是领导觉得你没有团队精神,不及时反应自己的需要也不积极支持其他同事。人家需要的是集体精神而不是你的单打独斗。
我们很多人承担着团队中非常繁重的工作,却又不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资源和权利。我们在看到其他弱势群体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时候,会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在自己需要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时候,不会大声说出来。
孩子的人生不是我们的翻版
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她们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们看到各样成功的方式,世界的各种可能都向她们打开。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可以因着做各种事情实现自己的人生。他们不再需要工作签证,他们不再需要苦等绿卡,在他们身上不再会发生一旦丢了工作必须离开美国的情况,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不必再像我们一样担心工作的稳定,在他们的世界里, 真正“稳定”的工作也不会是我们想的那几样。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中走出来,看到孩子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终将不同。
下一代在学校的经历,也不同于我们这一代上学的经历。他们在学校看到弱势群体会得到额外的照顾,而不是羞辱和指责。他们看到收入不高的孩子会得到学校的免费午餐。他们看到有残障的孩子会得到特别的照顾和安排。他们看到在自己学不会的时候要跟老师说,老师会来帮助你而不是批评你。他们看到了自己有责任努力学,老师也有责任教会学生。他们知道上课没听明白要告诉老师,老师会把他自己的笔记给他们看,而不是批评他们不认真听讲。他们知道自己学不会不一定是因为自己笨,学不会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方法和老师足够的帮助。他们知道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有权力得到额外的辅导。他们接受帮助不会感到丢人,因为他们知道不久的将来自己也会帮助别人。他们认为国家要为她的人民服务,而不是人民要不顾一切地为国家牺牲小我。我们在指责孩子被学校洗脑的同时,也可以想想有没有可能其实是我们被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洗脑了?到底哪种观念是我们更希望追求的?
我在美国教育界多年的经历一次次让我看到这样的现实:学校其实准备好了帮助每一个孩子,但是一些华人家长因为怕孩子被老师歧视,被留不好的“记录”,而不敢将孩子的需要跟学校讲。上周工作中,有一位听力障碍的孩子家长打来电话,说了她的担心。她说孩子需要看到老师的嘴巴才能听懂老师讲课,如果下学期开学老师要带口罩的话,学校需要考虑这个孩子怎么看到老师讲话。学校当即表示会给所有教这个孩子的老师配备中间有一块透明塑料的特制口罩,学校会专门拨出一笔开支来做这件事情,并感谢家长提前告知以免到时候慌乱。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生家长提出合理需要,学校合理满足学生需要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换到我们华人身上就很难理解。凭什么所有人要为你一个人做出改变?凭什么你一个人要多占用学校的开支?家长这样做难道老师不会觉得她事多吗?老师会不会对这个孩子“区别对待”因为她造成了大量额外工作?于是到了我们自己孩子有特别需求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也不敢或者不会跟学校一起合作来帮助孩子。一些家长在孩子出现一些学习或心理问题时不但不会告知学校寻求帮助,还会想尽办法瞒着学校,以免孩子被当成差生对待,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实这些会被当成差生想法和我们想象中的差生的遭遇是我们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的,这些想法并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依据。大多数情况下,学校会帮助孩子,而不是笑话他。孩子的学校不是我们当年的学校。孩子的老师不是我们当年的老师。
我们这一代来到美国的留学生,谁当年不是半个愤青?谁当年完全同意自己父母的主张?谁当年不是一腔热血?但是如今我们经过了成长和蜕变,并不同意当年的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但我们感谢“当年的自己”,承认这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咱们的孩子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现在一些看似极端的想法,也都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他们如今这么认为,不一定后半辈子都这么认为。你现在强行反对他,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能做到的是跟孩子一起讨论,欢迎他们各样的想法,并跟孩子一起有一些反思。你可以把孩子们当成是当年的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有一段心平气和的对话。
其实我们第一代华人也看到了我们这种低头干活,不管闲事给我们族裔带来的负面影响。亚裔被称为“哑裔”,我们有很高的学历却难以在工作中做到更高的职位。我们的孩子们虽有极佳的学习成绩,却不能得到拥有同样成绩的其它族裔孩子的待遇。我们一方面意识到了我们需要为自己发声,需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以前的经历让我们隐隐觉得为自己发声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导致我们在需要行动时瞻前顾后,不敢放开手脚。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优异的学习成绩,我不想让他们重复我们在公司“只当听话的好孩子”的旧路。但是因着深入骨髓的文化观念和人生创伤,在孩子们想要积极参与到社会浪潮中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如何阻止他们。
我知道大家不完全认同当今一些社会活动的诉求,但是这何尝不是孩子们练习参与社会运动,为自己发声的绝佳机会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们机会练习,等到我们的孩子受到不公正时,他们又如何知道怎样为自己争取权利呢?既然是练习就说明不会做到完美无缺,既然是练习就会犯些大大小小的错误。但谁第一次做就不犯错误呢?不犯错误又如何学习和进步呢?
该如何与我们的下一代沟通呢?
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晚辈,我不敢给大家提什么建议。但是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互相对抗永远是两败俱伤,互相倾听才是沟通和理解的开始。我想提下面的几步,供大家参考。
第一步,深呼吸,用理性来应对我们的应激反应。
当我们听到孩子义愤填膺地抗议的时候,当孩子有一些家长认为极端的言论的时候,这些言论会引发我们的应激反应。虽然在其他家长眼中看来这就是孩子们的本色,多半会一笑了之,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们的应激反应让我们觉得天好像要塌了下来,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焦虑中咆哮:警察知道了故意找我们麻烦怎么办?!学校知道了怎么办?!会不会给孩子留下不良记录?!会不会影响到大学录取?!孩子们的几句话就引发了我们无数的恐惧心理,导致我们想尽办法想把孩子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的这些反应都跟我们当年的经历息息相关。这时候我们需要深呼吸几口气,让我们跟现实重新连接起来,不要把我们过去的经历跟孩子们的现实混为一谈。99%的情况下,这些担心是不会发生的。这些是我们幼时的经历,不是孩子们今天的现实。
第二步,理解和接纳。
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爸爸妈妈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他们的很多感受我们也都有。我们可以聊聊我们自己看到George Floyd的视频的时候心里有多难过,多么为他惋惜,为他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
我们也可以聊聊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事件,我们朋友的一些经历,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让孩子们知道他父母的朋友,他的父母,包括孩子自己,都有可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我们承认问题的存在,我们跟他们一样心头充满了愤怒,我们也想改变现状。这同时也是一个倾听的时机,问问孩子看到新闻后的感受和想法,问问他的朋友们都在做什么事情,肯定他们的同理心和敢于行动的勇气。理解和接纳,是后面开始对话和反思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一步,我们后面说什么孩子们很可能是听不进去的。也别忘了孩子不需要跟我们意见一致,别忘了自己当年也是半个“愤青”,别忘了有一个选项是agree to disagree。
第三步,引发反思。
唯有当孩子们知道我们跟他们是在一个战壕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跟他们对话探讨的机会,才能够引发彼此的思考和反思。我们这时候可以提出我们自己一些其他的观察(注意,这里最好是不加评论的观察),比如说你之前跟警察的一些正面的故事,比如你观察到的一些其他的现象,比如你和孩子跟每天坐在学校门口的校警打交道的经历,然后说,“这些事情也让我对整个事件有更完整的看法。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看这些事情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的想法借机传达给他们,而是要提供更完整的故事,并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思考,也接受我们自己的想法有可能不准确,随时准备好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是我之前没想到的。谢谢你提醒我。”只有我们自己先示范如何反思,孩子才会也学着我们的样子保持开放的心态,反思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行动方式,并说说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发声,更可以跟孩子一起计划和参与一些你认为更为安全的参与方式。
希望因着这次的事件给了我们机会跟孩子有一些沟通和反思,希望因着家庭和社区中的一些不同意见,让我们更加认识自己,看到我们的一些意见和反应源于自己过去的哪些经历,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帮助我们亚裔群体学习和练习如何为自己争取权利。昨天一个朋友发出一句话,我觉得结束这篇文章再好不过: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作者简介
石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她的目标是帮助有各类需求的孩子找到最适合的教育环境和方法,支持和辅助老师接纳和支持每一位孩子,也致力于加强少数族裔和学校的有效沟通,扩展家庭和学校的对话与合作。她和耶鲁女生的父母都是新泽西父母子女俱乐部PCE Club(pceclub.org)的成员。
撰文:石荟
编辑: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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