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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穷更糟糕更易遭家暴，这是美国女性和孩子将面临的可怕后果
转自：纽约时间
来源：VOA
翻译：胡安
编辑：江南
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它几乎可以立即引发健康和福祉的结构性改变。
6月24日，最高法院外的抗议者们。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2020年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该研究比较了被迫足月分娩和堕胎的女性的命运。这项名为Turnaway的研究发现，除了其他因素外，被拒绝堕胎的女性会承受更严重的妊娠并发症、更多的慢性疼痛和更多的短期焦虑。
在这些州中，由于州议员通过了各种繁琐限制，旨在迫使诊所关闭，堕胎的途径多年来已经越来越少。许多怀孕的人依靠邮购的药物来堕胎，乔·拜登总统政府已经承诺要保障他们获得这些药物（尽管反堕胎州已经在试图限制获取这些药物）。一些寻求堕胎的人也可能前往堕胎仍然合法的其他州。尽管如此，如果法院否决联邦政府的堕胎权利，将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多的意外怀孕发生。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戴安娜·格林·福斯特（Diana Greene Foster）是“Turnaway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该研究分析了接受堕胎和被拒绝堕胎的女性是如何受到她们生命中那个重要节点的影响的。她粗略估计，如果罗伊案件被推翻，在意外怀孕的女性中，有1/4-1/3最后将会生下孩子。米德尔伯里学院经济学教授凯特琳·诺尔斯·迈尔斯（Caitlin Knowles Myers ）预计，在罗伊被推翻后的第一年，将有多达 7.5万名想要堕胎但无法堕胎的人最终分娩。
福斯特和她的同事们的研究，让人们对彻底禁止堕胎的健康、社会和经济后果有了深刻的认识。Turnaway研究始于2007年，对1000多名女性进行了为期5年的跟踪调查，以评估堕胎条款或拒绝堕胎是否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一些妇女在达到州或医疗机构规定的妊娠期限制前不久堕胎，而另一些人则刚刚超过这个限制，因此被拒绝堕胎。研究想要了解的是，从那个关键时刻开始，不同的女性生活将会出现怎样的差异。
“我们没有发现堕胎伤害女性的证据，”福斯特表示。“在我们分析的每一种结果中，接受堕胎的女性要么与拒绝堕胎的女性一样，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们的状况更好。”
在手术后接受堕胎手术的妇女的心理健康立即比拒绝堕胎的妇女更好。长期来看，她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好。她们的后代发展得更好。
福斯特呈现了一幅微妙的图景，例如，她指出，在五年的研究期间，几乎没有一个意外怀孕并最终生育的女性说，她们仍然希望自己当初堕胎。但福斯特在她的结论中毫不含糊地指出，被拒绝堕胎对相关女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发现，女性在许多方面因为怀孕而受到伤害。”
身体健康
在Turnaway研究中注意到的最意外和悲惨的结果是，两名妇女死于分娩并发症。这让福斯特感到震惊，她写道，她“没有想到在一项涉及1000名女性的研究中，甚至会发现一个产妇死亡。”美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7 / 1万，这意味着每1000名产妇中有两名死亡的几率非常低。
福斯特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这一发现作出定论，她写道，要得出任何关于拒绝堕胎与产妇死亡率之间关系的确切结论，需要更大的样本量。然而，这一结论的影响依然严峻：“这类产妇死亡率的水平令人震惊，”她写道。
除了死亡之外，被拒绝堕胎的妇女比接受堕胎的妇女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Turnaway研究发现，在受访者中，最终生育的妇女中有6.3%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而堕胎的妇女中只有1%出现了并发症。
被拒绝堕胎的女性患妊娠高血压的风险也更高，这增加了她们日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该研究发现，9.4%的分娩女性在怀孕期间患有高血压，而在妊娠中期堕胎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4.2%，在妊娠早期堕胎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1.9%。
最后生育的女性患慢性头痛和关节痛的几率也略高。在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方面，一项强有力的指标显示了未来的健康和死亡率，在被拒绝堕胎后怀孕至足月的女性中，有27%的人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尚可或较差，而在妊娠中期堕胎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21%，在妊娠早期堕胎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20%。
“就健康结果的差异而言，”福斯特写道，“它们都对分娩的女性造成了损害。”
心理健康
福斯特在书中嘲讽了一些反堕胎议员的傲慢态度，这些议员警告说，接受堕胎的女性会面临可怕的心理健康后果、抑郁甚至自杀。
她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我们发现堕胎不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事实上，她在其他地方解释道，“堕胎后最常见的情绪反应是什么都没有。”在这项研究中，三分之二曾堕胎的女性表示，五年后她们对堕胎没有或很少有情绪；95%的女性说这个决定对她们来说是正确的，这一比例在五年内逐渐上升。只有14%的女性说五年之后她们仍然感到悲伤，只有17%的人说她们感到内疚。
报告称在最终决定堕胎前难以做出决定的女性是那些有更多负面情绪的人，生活在鄙视堕胎社区的女性和社会支持较少的女性也是如此。
相反，这项研究测量的主要心理健康影响是，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在被拒绝后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里焦虑和自卑的比例更高。在这些指标上，她们开始赶上六个月前接受堕胎的女性，一年后，两组女性之间的差异消失了。
福斯特指出，和那些做过堕胎手术的女性一样，那些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在孩子一周岁的时候，表示自己仍然希望堕胎的比例从被拒绝堕胎一周后的65%下降到了7%。
最终，研究发现两组在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自尊、生活满意度、药物滥用或性虐待方面没有长期差异。
儿童发展
拒绝堕胎的影响超出了有关妇女的范围，扩大到她们的孩子，包括她们已经拥有的孩子和意外怀孕所生的孩子。
在Turnaway研究中寻求堕胎的妇女大多数已经是母亲了，这在全美是常有的情况。被拒绝接受这一手术导致妇女现有的子女生活在经济和身体更不稳定的环境中。在未来5年的某个时间点，她们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中（72%对55%的堕胎妇女的孩子）。
其中一些差异可能反映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堕胎限制较多的红州，福利也不那么慷慨。
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瑞瓦·西格尔（Reva Siegel）阐述了这种模式的一些方式。例如，最反对堕胎的10个州都没有通过自己的家庭假政策；10个最宽松的州中有8个有。在限制最严格的10个州中，只有一个州制定了对怀孕工人的保护措施。大多数不要求私人医疗保险支付避孕费用。
生殖权利和宜必思生殖健康中心2017年的一份综述总结道：“限制堕胎最多的州往往实施的支持妇女和儿童福祉的政策较少。”西格尔说，这种不一致表明这些州更关心的是限制女性的生育选择，而不是保护孩子的健康。
杰克逊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州在一个家庭的福利上花了多少钱，而是钱怎么花。一般来说，更进步的州倾向于把钱花在直接援助上——“给家人寄一张支票”——而更保守的州则把钱花在预防怀孕或促进婚姻等特定服务上。在让家庭摆脱贫困方面，前者比后者更有效。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篇论文发现，那些制定政策优先减少单身母亲而不是提供现金援助的州每年导致约25万黑人儿童贫困。
其结果是，研究发现，被拒绝堕胎导致逾期账单增加了1750美元。被拒绝堕胎的女性遭遇恶劣财务事件的几率——被驱逐、破产、因未付账单而被法院判决——增加了81%。
在那些堕胎被拒并继续生育的女性中，更有可能表现出与新生儿情感上的联系失败。
福斯特写道：“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文献表明，亲子关系不佳与儿童的长期心理和发展结果有关。”
Turnaway研究的发现增加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些被拒绝堕胎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在完成精细运动、大肌肉运动、接受性语言、表达性语言、自助和社交情感发展方面相对较慢。
福斯特思考了Turnaway研究的发现，以及罗伊案被推翻的可能性。她说，在她和她的同事们的调查中，她们发现拒绝堕胎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余震触及了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福斯特在预言罗伊案被推翻的后果中写道：“对于那些女性来说，这本书中列出的所有负担——更糟糕的身体健康状况、更低的生活愿望、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更贫穷、她们的其他孩子发展更差——都将成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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