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坊·书展首发 |《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后附活动预告)
著 者:樊树志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定 价: 62元
页 码: 580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以全球史的视野细讲晚明史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作者站在全球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本书描绘了一幅从万历间皇帝与大臣的立储之争,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的历史长卷。通过诸多细节对话和场景还原,立体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东林士人在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念与阉党横行、颠倒黑白的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挣扎。
本书分六章:第一章《“争国本”: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第二章《疑影重重的内廷》,第三章《勤于聚敛怠于临朝的皇帝》,第四章《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第五章《从泰昌到天启》,第六章《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
编辑推荐
★名家新著,樊树志先生细讲晚明史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
☆ 樊树志先生年届八十而笔耕不辍,在全球史视野下聚焦晚明王朝,以朝廷间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一幅晚明的历史长卷。
☆ 晚明社会自海禁开放后,又经过万历新政,社会发展可谓欣欣向荣。但自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朝堂之内怪相迭出、戾气弥漫——皇帝和大臣间的立储之争、阉党和大臣的党争攻伐、廷臣之间的相互倾轧,使得朝堂人心涣散。史家说明朝实亡于万历,是耶非耶?读者见仁见智。
☆ 历史研究是通过回顾过去以展望和建构更好的未来。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深刻体现了学人的担当意识和作为社会脊梁的责任感。
★大众历史的笔法:
☆ 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政坛跌宕起伏的人事更迭、朝政纷纭;用大众写作笔法,浅白流畅讲述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可读性与思想性俱强。
☆ 通过诸多细节对话和场景还原,立体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东林士人在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念与阉党横行、颠倒黑白的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挣扎。
☆ 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得益彰,故事性、代入感强,非虚构的严肃历史著作读来胜似虚构文学作品,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 读史明智,本书更是一面历史之镜,让人不断反思晚明的兴衰成败,看清过去,照亮未来。
★学术前沿的专著:
☆ 挖掘大批史料基础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本书建构在大批晚明历史人物的奏疏、书信、文集、邸钞、实录及方志等材料之上,资料详实周全,但凡书中所涉人物,作者无不一一翻阅其相关著述,并在相互比照研读后,还原历史实况,在大批鲜活生动的细节材料之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真实而生动。
☆ 以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结合,提倡历史学者放开眼界看历史。近二十年来,学界的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碎片化现象,导致近年来史观在学者和民众中渐趋模糊。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作为社会文化的脊梁,樊树志先生一向主张学术研究要在宏大的历史观指导下,以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让学术研究推进社会发展。樊树志先生以本书“向宏大叙事致敬”!
作者简介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有:《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并入选新华网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目 录
第一章 “争国本”: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
一 “争国本”的由来
二 朱翊钧的宫闱生活与酒色财气习性
1. 朱翊钧的“衽席之爱”“曲蘖之好”
2. 雒于仁:“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三 册立东宫之争
1. “中外人情咸谓久当册立”
2. “朕怪其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
3. 册立无望,大臣纷纷挂冠而去
4. 王家屏封还谕旨,以去格主
四 所谓“三王并封”之议
1. 赵志皋老迈无能
2. 王锡爵复出
3. 危机的化解“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所取信耶?”
4. “伏乞天恩,容令认罪改正”
五 皇长子常洛由出阁到册立
1. 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
2. 一拖再拖的冠婚礼与册立礼
第二章 疑影重重的内廷
一 楚王案
1. 封建与藩王
2. “楚藩大变异姓假王”
二 妖书案
1. 《闺范》《闺范图说》与《忧危竑议》
2. 《续忧危竑议》引发的政治地震
3. “妖书案”的株连
4. 且看“妖书案”如何收场
5. 余波: 内阁成为众矢之的
三 梃击案
1. 皇太子朱常洛的厄运
2. 疑窦丛生的梃击案
3. 上谕:“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
第三章 勤于聚敛怠于临朝的皇帝
一“帝耗天下以给福王”
1. 福王朱常洵的靡费
2. 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国”
3. “举江北半壁之天下,尽属藩使之鱼肉”
二 聚敛财富: 矿税太监横行
1. 贪财君主的聚敛癖好
2. 矿税太监一瞥
3. 登峰造极的制度腐败
三 临清民变、湖广民变及其他
1. 太监马堂的横征暴敛与临清民变
2. 太监陈奉的鸱张狠毒与湖广民变
3. 苏州民变与云南民变
4. 只撤矿监,不撤税监
四 怠于临朝的朱翊钧
1. 为何怠于临朝?
2. “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
第四章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
一 “维世教觉人心”: 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1. 杨时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
2. 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
3. 东林书院的规制、会约与院规
二 “课实功以穷经”,“绝议论以乐时”——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
1. 大会、小会与日课
2. 《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东林书院的讲义
3. “独以全力用之圣学”
三 政治诬陷:“讲学东林,遥执朝政”
1. “人情所最跂望者无如开言路、起废臣二事”
2. “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
3. “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关于《寤言》与《寐言》
4. 淮抚李三才的为官风采
5. “料攻淮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顾宪成与李三才
6. “张四面之网,造无底之阱”
四 东林非党论
1. 李三才:“以消党祸,以安天下”
2. “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3. “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
4. 关于“东林”与“浙党”
第五章 从泰昌到天启
一 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1. 万历的最后岁月
2. 来不及施展的泰昌新政
3. 郑贵妃、李选侍上蹿下跳
4. 泰昌皇帝朱常洛之死
二 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1. 围绕李选侍移宫的纷争
2. 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
3. 短暂的“众正盈朝”局面
第六章 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一
三 位一体: 朱由校·魏忠贤·客氏
1. 朱由校: 醉心于玩乐的皇帝
2. 魏忠贤: 市井无赖登上权力巅峰
3. 客氏: 从乳媪到“老祖太太千岁”
二 正与邪的较量
1. 魏忠贤的阉党
2. 邹元标、冯从吾与首善书院事件
3. “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文震孟、郑鄤的忿激之论
4. 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三 惊心动魄的倒魏风潮
1. 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2. “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四 反攻倒算: 六君子之狱
1. 官场大清洗
2. 杨涟:“仁义一生,死于诏狱”
3. 左光斗:“辱极苦极污极痛极,何缘得生”
4. 魏大中:“臣子死于王家,男儿常事”
5. “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
五 镇压正人君子的舆论攻势
1. 篡改当代历史的《三朝要典》
2. 仿效《水浒》一百零八将的《东林点将录》
3. 《东林党人榜》及其他
六 浩气长存: 七君子之狱
1. 黄尊素:“正气长流海岳愁”
2. 高攀龙:“心如太虚,本无生死”
3. 李应昇:“十年未敢负朝廷”
4. 缪昌期:“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
5. 周顺昌与“开读之变”
6. 周宗建与周起元之死
七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1. “奢侈性成,服妖僭制”
2. 无上名号:“九千九百岁爷爷”
3. “遍地立祠,设像祝釐”
《重写晚明史》后记
精彩章节
内阁成为众矢之的
万历、天启年间的学者型官僚朱国祯,以亲历者的身份,谈及万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内阁,有言简意赅的综述,对了解当时的政坛颇有裨益。他写道:“此后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相轧之风稍息,渐与吏部水火,凡考察翰林官,必内阁与掌院为主。壬辰(万历二十年)一案,部议决用王肯堂,以出入申(时行)、王(锡爵)二家,指为党。其实原旧交非附丽,且学问优裕,行谊端方,辈中罕见其匹。主者协慧者,犹津津得意,称为自来考察第一。不知其解,此亦千古不白之冤也。(张)位与吏部尚书孙丕扬互讦,其语至不可读。沈一贯独相十年,沉沉嘿运,末年与总宪温纯相左。前以妖书事,欲罗织郭正域,则台省窥瞯者实有罪焉。又牵沈鲤同去,无以自解。朱赓持正存厚,李廷机清操直口,攻之曰奸曰顽,何异诋伯姬以淫,诬伯夷以盗。(朱)赓卒于位,(李)廷机杜门五年方得去,不克一日申眉。余方在家,李临川先生曰:‘且待他做出来,又看此公论也。’台谏之横,抹煞天性,于斯极矣。”朱国祯对阁臣的处境似乎有所同情,因而谴责言官过于骄横,以至于“抹煞天性”。这种立场,或许与他日后成为阁臣的身份,可能有点关系。平心而论,阁臣确实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一时期,所谓“独相十年”的沈一贯,在政坛上影响最大,招来的非议也最多,言官史学迁甚至主张“斩奸贼沈一贯之颈”。其实此人初入政坛时,也有不少好评。沈一贯,字肩吾,号龙江,浙江鄞县人,隆庆二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张岱说:“(沈)一贯在史馆,不肯依附江陵(张居正),志节鲠介,闻于中朝,历官詹翰,蔚有声誉。”万历二十二年,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日当储位危疑,税使四出,疏揭陈请,敷陈剀切,天子以为忠勤,眷依弥切”。万历二十九年内阁首辅赵志皋卒,他升任首辅,独断专行,与次辅沈鲤由于政见分歧,而导致权力倾轧。万斯同说:“自沈鲤入,(沈)一贯与相抵牾,朝论分优劣。逮假王议起,(沈)一贯力右(楚)王抑郭正域,又以妖书事,欲倾(郭)正域及(沈)鲤。自是不容于清议。”
万历三十三年六月,听补南京兵部郎中刘元珍(字伯先,南直无锡人),指责政坛高层党同伐异——“元辅沈一贯实为戎首”。他在奏疏中说:“(沈)一贯自秉政以来,曾不闻佐辅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又不闻仰承德意,起忠良于摈扼者何人,舆论业已薄之。至年来嫉视善类,比暱佥人,乖谬尤甚……夫以辅弼之臣,不能导皇上驱逐群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为丛奸聚慝之囮,使守法者抑勒无聊,席奥者高张无忌。将来谁肯为皇上触权要、持国是乎?(沈)一贯徒欲自快,而不知一时豪杰之士渐将解体,天下万世具有清评,即百喙胡以解之。”他毫不留情地抨击沈一贯的亲信——刑科给事中钱梦皋:“身自为党,而反以诬异己者,稍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察其邪心,必至于翼赞(沈)一贯搏击朝绅,引用匪类,使君子蒙剥肤之惨,小人固凭社之安。然后颠倒纵横,无不如意,欲侥幸则无所不侥幸,与倾危则无所不倾危。贤人遁而主势孤,锢蔽深而上下隔,私门炽而大柄移。从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盖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而后群恣邪谋者。”
一个月以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字谐卿,江西高安人),称赞刘元珍的奏疏时“宏议谠论”。他写道:“忽接邸报,见候补郎中刘元珍一本,宏议谠论,已先得臣心。(沈)一贯且有辩章,皇上既传圣谕,以(刘)元珍诽诬元辅,蔓及言官,令内阁看详,重加惩治矣。臣不胜惊愕,言终难已……(沈)一贯明明招权,当责以省愆图报;(钱)梦皋明明怙势,当亟于罢斥示惩;(刘)元珍明明忠直,当加之旌异超用者。今仰诵圣谕,反右权奸而左忠直,岂皇上姑为是存大臣之体乎?抑未灼见彼为权奸、此为忠直乎?”朱吾弼认为,原因就在于“(沈)一贯阳施阴设,内交近侍,故皇上深居密勿,第闻(沈)一贯所独是非,不闻天下所共是非”,理应重用刘元珍,因为他“志希圣贤,心怀忠孝,不染一尘,不惮诸艰,当大任,决大疑,国家必不可无此等人”,如果皇上嘉其忠直,特赐优渥,奖励“敢言之气”,那么“正士有所恃而无恐,权奸有所慑而潜消”。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贯、沈鲤同时致仕而去,人们以为前者早就应该离去,后者去得有点可惜。江西布政司参政姜士昌说:“天下舆评无不快(沈)一贯之去,又无不惜(沈)鲤之去,顾竟无一人敢为皇上明言者。第见辅臣朱赓请留(沈)鲤一疏,按臣王业宏‘地方人才提荐(沈)鲤’一疏,亦仅仅述(沈)鲤操行之大略而已。”他批评沈一贯:“百方招权,百方罔利,大坏士风吏道,俾悉走集其门。恐天下林居贞臣端士与己龃龉,则一切阻遏,其大指在摧折既往忠直,以杜将来……其摧阻忠义之术极巧极工,不知天下搤腕于沈一贯者,凡多于前此诸辅臣,则(沈)一贯意料所不及也。在廷守正不阿魁垒老成之彦,小有异同,亦巧计罢去,且空部院以便于择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为。”他表扬沈鲤:“不肥身家,不择利便,惟裨主德、安国家,以众贤效之君为悦,以视(沈)一贯,忠邪远矣。(沈)一贯既归,货财如山,金玉堆积,人人皆知其贪。(沈)鲤家徒四壁,贫无余资,以视(沈)一贯,贪廉远矣!”
万斯同感叹道:“(沈)一贯既去,言者犹追论不已,其乡人官于朝者,亦多被诋。及党势成,凡抨击邪党者,率以(沈)一贯为射的,至身殁未已云。”并非毫无道理。
之后继任内阁首辅的朱赓、李廷机,受到沈一贯的连累,也难以摆脱清流的穷追猛打。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对朱赓、李廷机的批判,语言之犀利尖刻,前所罕见——直斥为“古今第一权奸”。他由古代权奸李林甫、卢杞、秦桧谈起,笔锋一转说,他们与今日权奸相比,“其心虽毒,其机则显;其氛虽炽,其用则粗”,今日权奸比他们狠毒百倍。请看他的论证:
岂若今日辅臣,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玲珑,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呜呼,极矣!故外廷似与内廷隔,而其实渊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诸司似与政府隔,而其实人政之吃紧靡不操者。以独断归于上,而十躲九闪,尽在独断之中;以无事藏其身,而千端万绪,悉酿无事之内。谓其因人而入,而径窦不一其人;谓其伺便而出,而诡变不一其便……故盗大柄于皇上天纵神明之手,而形迹状貌反类绝无气焰奄奄可怜者。此自沈一贯开创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
接下来,他列举今日权奸朱赓、李廷机十二条罪状。
第一条罪状:“今朱赓等当国,每与朝臣论及时政,辄低眉蹙额曰: 某事吾以去就争之不得,某事吾以死生争之不得,就使圣意果难转圜,犹宜委曲以全君父。况己未尝争,皇上未尝不从;己实为之,反诬上乎!其意直欲天下万姓一口怨上,而翘然冒爱君忧国、谨慎勤苦之名,其无天理人心极矣。”
第二条罪状:“皇上宫中喜怒,岂外廷所宜知。乃(朱)赓等时时告人曰: 今日皇上怒某人,明日皇上怒某人。去年南道御史李云鹄疏至,(朱)赓向廷臣言;‘皇上欲处李御史,亲笔出旨,我适救之,皇上掷笔于地而寖。’此何等语,岂辅臣可出于口?其意只驾空说皇上专恶言官,钳之令不敢议己。”
第五条罪状:“吏部冢宰百官之首,自李戴去后,累年不补,南北大僚冀得之者,辅臣皆许以推荐,以故兵刑钱谷俱废,至有妄杀邀功而不顾者。盖悬冢宰以饵众心,而人效其力;借冢宰以收众力,而终悬为饵,辅臣之利大矣,如国家之害何?当今贤否失序,铨政乖方,尽由于此。”
第七条罪状:“自(沈)一贯、(朱)赓等执政,由山林以及在列,台谏以及诸司,大僚以及庶员,华近以及疏逖,无不人人禁锢,人人淹苦。或忌在此,而别有所借以疑众;或恶一人,而并有所逐以示公。举国空虚,一旦有事,将谁仗哉?”第八条罪状:“廉耻士人之堤防,谨守之犹惧其或溃也。乃辅臣以一切顽钝无耻之法扫之,引疾者倏入倏出,被劾者竞辩竞进。考察至于一黜再黜,视事自如;亲死捱至两年三年,夺情何故?台省风纪之任也,钦留小印,岂不丑于斜封;巡抚保厘之秩也,候代多年,谁不偷于视荫?由此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贪污狼籍之人,刀笔狡黠之吏,遭一时缺官之会,莫不兼并攘夺,行同盗贼,风俗败坏,府库空耗。”如此等等。
最后,郑振先用“过去、现在、未来”的模式,来描述政坛高层陈陈相因。明确指出朱赓、李廷机继承了沈一贯的衣钵,“灯灯相续,薪薪无穷”:“古之权奸固宠,肆毒止于一身,身去则已。今之辅臣乃有过去、未来、见在三身。沈一贯在位,王锡爵为过去,(沈)一贯为见在,朱赓为未来;(沈)一贯去位,则朱赓为见在,李廷机为未来;今(朱)赓与(李)廷机皆为见在矣……大抵心行迹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盘,决非(朱)赓与(李)廷机不相合者也。如此灯灯相续,薪薪无穷,而国从之矣。”
由于涉及首辅、次辅,皇帝当即表态:“每日章奏皆朕亲览,裁度详断,阁臣有何专擅贿赂?这厮每屡屡逞臆,捏无影之事,诬蔑辅臣,倾害忠良……郑振先这厮出位沽名,诋污大臣,好生狂肆,本当拿问,姑降三级调极边方用。朱赓连忙为自己声辩:“(郑)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惟是臣身秉国成,地居表率,凡人才进退,以及纲纪风俗、钱谷兵刑之属,何者非臣所当剂量?而人人郁滞,事事陵夷,诚有如郑振先之所责备者,听之真可汗颜,挽之无处下手。既不可尽委气运,亦不可全责所司,臣直任之曰: 此则庸臣之罪也,不必加以权奸,而去有余辜矣。”朱赓还算正派,不承认是权奸,却自认是庸臣,对于郑振先的责备感到汗颜。在郁闷之中度过半年,十一月死于首辅的岗位上。
李廷机(字尔张,号九我,福建晋江人)辩解道:“阁臣必面承顾问而后可言,必部复弹章有明言必另推者而后得拟。臣素寡交寡情,即乡曲同年、门生故吏,平日不相往来,天下人所共知。”朱赓死后,他继任首辅,借口有病,始终杜门不出,不履行首辅职责,阁务全部推给次辅叶向高处理。言官们以为他是假装的,汤兆京、房壮丽、吴亮等二十多名官员连续上疏弹劾。他不为所动,坚卧不起,甚至躲到荒庙里面,避不见人,把朝政抛到九霄云外。皇帝不得不派行人司官员把他护送回乡。这种怪诞行径简直匪夷所思,无怪乎万斯同要说:“辅臣以龁受辱,至屏弃积年而后去,前此未有也。”
朱由校:醉心于玩乐的皇帝
明熹宗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前的岁月中,父亲朱常洛连遭厄运,久久不能册立为太子,不能豫教,他作为其子更逊一筹,应有的豫教几乎完全缺失。父皇登极一个月突然死去,朱由校连皇太子的身份还没有册立,皇储的一系列学习培训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因而,他可能是明朝所有皇帝中最没有文化教养的一个。
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甚至认为,朱由校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这些说法未免带有夸张的成分,但点到了要害,朱由校确实是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从他即位后处理李选侍与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论看来,断定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朝政仍旧在旧轨道上滑行,除了盈朝的“众正”,还有赖于一个得力的内阁班子。这是泰昌朝的政治遗产——内阁中有方从哲(十二月致仕)、史继偕、沈、何宗彦、刘一璟、韩爌、朱国祚、孙如游。新帝登极,前任内阁首辅叶向高于天启元年十月入阁,出任内阁首辅,阁臣有刘一璟、韩爌、史继偕、沈、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天启二年,孙如游致仕,孙承宗入阁。天启三年,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入阁。天启四年,叶向高、韩爌、朱国祯先后致仕,何宗彦去世,孙承宗出镇辽东,内阁落入顾秉谦、魏广微之手,唯魏忠贤马首是瞻,那是后话。
叶向高时代的内阁,运转仍属正常,竭力维护内阁应有的职权。他在一份奏疏中说:“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间有宣传,恐滋疑议。请凡事悉令臣等拟上,宜停中旨,重纶音。”又说:“臣往昔在纶扉,正当宫府暌隔之日,呼天泣血,眼泪为枯。今再起,又值东西告变,薄海驿骚,当大坏弊之后,难尤倍于往时,惟望同官诸臣各竭智谋,共期匡济……一心徇国,将从前闲言碎语尽行捐弃,毋复相构相讦,上疑圣心,下成党祸,如汉唐宋之季,天下事庶犹可为乎?”
朱国祯天启三年奉召入阁,对内阁活动有一些记录。比如,天启四年二月十二日,皇上参加经筵的实况,他是这样描述的:“甲子二月十二日,皇上御经筵。是日黎明,步入朝门,天气清朗,不着纤云,不飘微飏。同阁中诸老循会极门而东,红光荡漾,楼阁蜚胜,皆作金碧色,亘以雉堞,如束玉然,真天上五城十二楼景界也。坐直房少选,隐隐闻跸声渐近,阁臣部院科道俱吉服至文华门外,分东西班立。班首英国公张惟贤居东,韩相公爌在西相对,时首揆叶(向高)求归不出。余东班肩次英国。门开,传呼皇上升宝座,合班行五拜三叩头礼。分班循左右门而入,立殿门外,复行叩头礼。循左右门入,分立殿中,去宝座仅二丈余。序班四人抬大讲案,置上前;又二人抬小讲案,置其下,离可三丈。两讲官自班中分出,立小讲案下,可三尺,行叩头礼。两展书官亦分出,立讲案旁,在小讲案上可三尺。东展书官丁乾学循砖而上,转至正中,一躬复转身,踏上板台,御案之侧,跪行一步,展书,移镇纸压定。两侧一司礼对展,起下转正中,又一躬,循砖而下,立定。东讲官成基命讲四书‘居敬’、‘行简’二节,退下原立处。西展书官陈子壮,西讲官李康先亦如之毕。两讲官又行叩头礼,与展书官都入原班。玉旨亲传:‘官人每吃酒饭!’两班皆承旨退出殿门外,再行叩头礼,俟上下宝座,方出至午门外赐宴。宴毕,复至会极门,叩头而退。是日,两讲官声音嘹亮,与展书官仪度雍容,文武大臣及近侍皆色动。天颜大喜,传言:‘讲得甚好。’”看得出来,朱由校依然遵循皇祖朱翊钧的经筵传统,虽然形式大于内容,但总比后来一切罢废,无法无天,要好得多了。
罢废经筵与魏忠贤的操纵密切相关。朱由校一向贪玩,醉心于骑马看戏,最大的爱好就是做一个工匠,而且手艺颇精。当时人这样描写他们的皇上:“上性好走马,又好水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使器具,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
朱由校的这种癖好,与身边太监魏忠贤的诱导有密切关系。正如张岱所说:“时熹宗为皇太孙,忠贤谨事之,导之嬉游,甚得太孙欢。”万历、天启年间在宫中当太监的刘若愚,以亲历者的目光描述得更加栩栩如生:“逆贤(指魏忠贤)善射,好蹴踘跑马。先帝(指熹宗)好跑马,好看武戏,又极好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盆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觉坠下。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喝彩赞美之: 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先帝与亲近之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朝夕营造而嘻嘻,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圣意之适……先帝每日营造得意,即饮膳可忘,寒暑罔觉,可惜玉体之心思精力尽费于此。”
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的《熹庙拾遗杂咏》专写宫中琐事,提供了皇帝醉心于玩乐的一些细节。一类是勤于做工匠:
——上好雕木器,尝于护灯八幅小屏,刻寒鹊争梅,畀小珰令鬻之,谕以御制,价须一万。翌日,如数奏进,上大悦。
——上好手造漆器,砚床、梳匣之类,饰以五彩,工巧绝伦。当斵削得意时,有急切章奏,命识字女官朗诵官职、姓名、硃语毕,辄谕王体乾辈曰:“都知道
了,你们用心行去。”于是徇爱憎恣意施行。
——上性好营建,回廊曲室多手操斤斧为之。喜厌不恒,成而毁,毁而复成。宫中旧有蹴园亭,上又手造蹴园堂。高永寿(太监)好蹴踘,故怂恿造堂以习此戏。未几复毁。
——铜缸盛水,凿孔设机激动之,能令水逆飞。初如瀑布,徐如散雪,最后亭亭直上,如玉柱然。下预伏一镀金木毬,大类核桃,忽涌上玉柱之尖,盘旋上下,久而不堕。宫中旧无此戏,上意创为之。
另一类是喜欢演戏看戏:
——上创造水傀儡戏。用铜方池纵横各三丈,贮水浮竹板承傀儡。池侧设帐障之,钟鼓司官隐身帐内,引其机,辄应节转动。左右鸣锣鼓者、宣题目者、代傀儡问答者又数人。所演有“方朔偷桃”“三宝下西洋”等。
——上设地炕懋勤殿,御宴演戏临幸焉。尝演“金牌记”,至疯魔和尚骂秦桧,忠贤趋匿壁后。
——宫人竞为斗鸡戏,届期登场,施五色幔于笼上,到场开笼,多者至三四百。啄胜者以彩缯结小毬分缠颈上,入笼迎归,所获珠翠不啻百金。
——回龙观多海棠,有六角亭,每岁花发时临幸焉。上尝于亭中自妆赵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同高永寿辈演“雪下访赵普”戏。
一个十足小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朱由校在率性的玩乐中,流露出创造发明的才智,动手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在明朝所有皇帝中难见可与比肩者。如果不当皇帝的话,肯定是一位能工巧匠,比起那班一无所长的王孙公子要好多了。与当木匠泥水匠漆匠相比,他当皇帝极不称职,对于朝政丝毫不感兴趣。每天都和亲昵近侍太监涂文辅、葛九思等潜心于斧凿刀削,解衣盘礴,其他人不得窥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总督魏忠贤,每每乘皇上兴致勃勃埋首工艺时,传奏紧急公文,请示谕旨,皇帝不耐烦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知道了。”
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充满政治野心的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他使皇帝成为傀儡,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把皇帝侍候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皇帝对他更是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在谕旨中和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东厂总督魏忠贤是也。魏忠贤则照单全收,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
明朝的遗老遗少谈到天启朝的历史,异口同声地归咎于宦官之祸。张岱说:“我明三百年宦官之祸,始于正统,横于正德,复横于天启。正统、正德犹对口发背之症,壮年力旺,毒不能内攻,几死复活。天启则病在命门,精力既竭,疽发骨,旋痈溃毒流,命与俱尽矣。烈宗虽扁鹊哉,其能起必死之症乎?且又求愈太急,多服劫剂,元气日耗,神气不守,风邪卒乘,有立毙已矣。则是宦官之祸种毒既深,国与随尽,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万斯同也说:“宦官之祸抑何其甚哉!明自中叶,政在内珰,渐积蔓延,以至于是,汉唐而降,固未有若斯之酷烈者也。群小肆毒,正类一空。人之云亡,家邦殄瘁,土崩鼎沸之势,宁待乾纲解纽之日而后知之哉,抚卷兴悲,能无浩叹?”宦官之祸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追问一句: 造成宦官之祸的根子何在?那么皇帝显然难辞其咎,或许可以说,宦官之祸的罪魁祸首就是皇帝。没有皇帝朱由校甘心于太阿倒持的纵容,魏忠贤及其阉党何至于如此嚣张。朱由校一直到死,都认为魏忠贤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在他的圣旨中喋喋不休的是:“赖厂臣秘授神略”“赖厂臣一腔忠诚”“赖厂臣赤心忠计”“赖厂臣殚心筹划”“赖厂臣干国精忠”。正是这个昏庸的皇帝使得宦官之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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