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庆明确地告诉我们，肤白、貌美和眼亮等只不过是容貌，所谓“容止”，容貌之外，还有举止。因此，单纯用长得好来形容魏晋时的帅哥是不全面的。在刘义庆的叙述中，有关举止的故事通常更为生动——这当然可能是因为举止本身就是动作，而动作则具有更强的表演色彩。
《容止》篇第35则说海西公司马奕在位时，大家每次上朝的时候朝堂还昏暗，只有会稽王司马昱来的时候，器宇轩昂，像是朝霞进来了一样。其他上朝之人站在昏暗的朝堂之中，正是理想的观众，而司马昱的器宇轩昂也被他们所见证。这样的情况下，司马昱的容貌如何已经不再重要，观众已经被彻底折服。这则故事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每”，所谓“诸公每朝”，即当大家每一次上朝都有这样的印象时，司马昱也就成了他们心中不会磨灭的印记。事实上，这则故事虽然看似只字未提及政治，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政治预言。刘义庆同时代的读者肯定都了解晋废帝司马奕在被桓温废黜后，接替其位的正是简文帝司马昱，而朝霞和太阳（天子象征）的联系也属于常识。西晋诗人张协的《杂诗》中便有“朝霞迎白日”这样的诗句。因此，刘义庆在这里从容止的角度来解释桓温废司马奕而立司马昱的原因：给昏暗的朝堂带来亮色的是司马昱，而不是当时的皇上司马奕，司马奕在举止上完败于司马昱。难怪有的学者认为《世说新语》所描写的公共场合虽然看似轻松愉快，实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竞争比赛。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如果说司马昱的直接观众是众位朝臣的话，那么这则故事中的观众首先是客舍中的老百姓，也就是“群小”。也许有人会问，“群小”有没有足够的判断和鉴赏能力，孔子不是将“小人”和女子并提的吗？既然前文中潘安携弹弓出洛阳被妇人包围可能暗带讥讽，那么这里是否也对庾统有所微词呢？事实上，作为间接观众的刘义庆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潘安是被妇人轻佻地包围的，而庾统则使“群小”自动地让开。这意味着庾统的举止神态中自含着“恭”，从而可以让“小人”感到敬畏。司马昱能获得同侪的赞赏，而庾统则能令他人敬畏，刘义庆告诉我们这才是魏晋名士的容貌和举止所应有的效果。而这两则故事的共同点则在于，刘义庆其实根本就没有写司马昱和庾统的具体举止，两人的举止完全是通过观众的反应让我们自己想象的。也就是说，和容貌有着相对具体的标准相比，举止实际上并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如果容貌是“有”，那么举止则是“无”，它的评判标准是依赖于观者的反应的。当举止的重要性大于容貌的重要性时，男性之美的定义已经悄悄有了变化。这意味着那些长得并不貌美、肤白或是眼神炯炯的名士们，也能够靠举止和气度来获得他人的肯定，甚至在公共空间的间接比拼中战胜别人。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士名单上，刘伶就是一个长得又矮又丑却很著名的人物。《容止》篇第13则说：“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土木形骸”是个颇有意思的形容，一般指的是不加修饰，《晋书 · 嵇康传》中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嵇康，因此在当时应该算一个褒义词。如果和之前所说的魏明帝与何晏的故事，以及对裴楷的描述联系在一起来看，何晏（至少在《世说新语》中）也并不敷粉雕琢，而裴楷“粗服乱头”也很好，尽管没有人用“土木形骸”来形容何晏和裴楷，但是三则故事对崇尚自然的推崇却是一致的。在整个《容止》篇中，并没有笔墨述及名士们如何细心打扮，也没有任何当时的评论赞叹名士们的装扮，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刘义庆所想展现的魏晋名士对所谓人本身之美的态度，是在重视容貌举止的同时又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修饰。这样对美既重视又不重视，正是清谈之时“有意无意之间”的原则在容止上的体现。而提出“有意无意之间”的庾子嵩对容止的态度也正是如此。《容止》篇第18则说他“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很显然单从外面来看，庾子嵩是一个矮胖子，但是他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外表，“颓然自放”正给人一种颓放不羁的感觉。（何薳《春渚纪闻·琴趣》：“如孙登弹琴，颓然自得，风神超迈，若游六合之外者。”《明史·唐寅传》：“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皆此意。）说是似乎，是因为既然刘义庆在《容止》篇中提到他，那么说明庾子嵩矮胖而颓放的容止在当时应该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事实上，在《赏誉》篇第33则中，刘义庆借庾亮之口明确地夸赞了庾子嵩。当时司马越的府上有很多名士，都是当时的俊秀出众之人，而庾亮说：“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在这么多的名士之中都能脱颖而出，充分说明外表非常普通甚至有些丑陋的庾子嵩在风度神态上完胜他人。不在乎外表而能获得关于容止的正面评价，这表明庾子嵩在客观上获得了他人的肯定，而其主观究竟是否有这样的动机，则可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吧。[晋]顾恺之《斫琴图》（宋摹本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在刘伶和庾子嵩的对比之下，回头再看《容止》篇第9则中同样长得很丑的左思，就可以比较出他的境界低于刘、庾二人了。左思长得丑，这本来并不是问题；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拙劣地模仿潘安，寄希望于用弹弓来增加自己的魅力，而不知道魅力其实就在于自身的不加修饰。实际上，以左思之才，如能颓然自放，必也是一时风流人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左思和潘安年纪相仿，在他想要“东施效颦”般模仿潘安的时候，也是一个年轻人。众所周知，左思在二十二岁左右因妹妹左棻入宫而举家迁入洛阳，在此之后左思花了十年时间才写成《三都赋》。也就是说，当他初到洛阳想要模仿潘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文才——或者说对自己——还没有后来的那般自信，因此才希望通过所谓的风流举止来获得他人的肯定，以至于反而受到了羞辱。那么，刘义庆在叙述中是否暗含了对年轻人的批评，认为懂得安于貌丑需要生活阅历和年龄呢？从《容止》篇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受到赞赏之人，几乎都是有一定年龄和地位之人。这也就更加证明了当时对于男性之美的态度：“才”才是根本，是比单纯的美貌更重要的元素，也就是说，“才大于貌”，貌需要在和才相称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才的理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狭义的才华，有学者指出“才”可以被视为“人的品貌气质等内在才质”，因此，本章中所说的“才”，主要指的是一种超然自得的气度。东晋时的丞相王导对自己儿子王恬的评价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容止》篇第25则说：“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有趣的是，故事中在王导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他人的评价：“敬豫事事似王公。”这个故事可以有多层次的解读，不过无论哪一层面的解读都凸显了才对于貌的重要性和优先性。首先，我们可以理解为王导真的对儿子王恬不满意，认为他有貌而少才。如果是这样的诠释，那么后一句话就可以有两种理解：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对王导的暗讽，既然他儿子王恬处处都像他，那么王恬没有才的话，王导也就自然地缺乏才华；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对王恬的夸赞，虽然王导对儿子不满意，但是这是他对王恬要求过高，事实上王恬和他一样优秀。同样，我们也可以把王导对儿子的评价理解成一种表演。也就是说，王导并不是真的不满意他的儿子，而是希望通过对儿子的感慨来让世人知道才的重要性，也让世人不要片面地重视和欣赏美貌。这样的表演正是孔子和学生之间表演的延续。如前所述，孔子指责樊迟或是宰我这样的学生，很可能并不是真的认为他们不行，而是通过指责他们，来警示他人或是后人要注意相关的问题，所以从本质来说孔子对爱徒的指责是他们合作的一场表演。为了让表演具有震撼力，孔子往往会挑选自己的得意弟子进行批评。如果我们对王导的话作这样的诠释，那么王导选择爱子王恬作为批评的对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让他人了解其观点。而当他人说王恬处处都像其父王导时，他们可能是真的在体会到王导的苦心之后，对王导和王恬父子作了夸赞。从《世说新语》其他几则关于王恬的故事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在被赞扬和批评之间的人，批评他的是自己人王导，赞扬他的则都是外人。《德行》篇第29则说王导见到长子王悦就很开心，见到王恬就“嗔”；而《赏誉》篇第106则中简文帝夸王恬为“朗豫”，刘孝标引《文字志》注解说：“恬识理明贵，为后进冠冕也。”把王恬作为后辈的榜样，这样的评价不能不说非常高。《简傲》篇第12则中谢万想去拜访王恬，谢安事先劝他说王恬不一定会招待你。结果谢万去后，王恬果然洗头又晒头发，就是不肯搭理他。谢万生气而回，谢安评价说，王恬只不过是不做作而已。谢安事先事后所言，都表明他对王恬非常了解而且欣赏。如果我们参考阮裕对谢万的评价，就知道王恬不屑与谢万交往是有缘由的。《简傲》篇第8则中，谢万当着兄长的面就要尿壶。当时阮裕在座，就说：“新出门户，笃而无礼。”正是由于谢万这样的做派，当王恬看似对他“怠慢”时，反而体现出王恬的价值判断。即使是在《忿狷》篇第3则中，王恬面对言语有冒犯之意的族兄王胡之变了脸色，也是不做作的表现。在这几则故事中，王恬很显然是一个有“才”之人，其做派完全符合当时的名士之举。如此看来，被王导批评而被外人赞扬是《世说新语》中王恬的人设，《容止》篇第25则并没有脱离这一模式。因此，将王导的批评视作一种孔子式的表演，也属合乎情理。当然不管怎样，这则故事最重要的是王导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才，那么貌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这里的才指的还是气度，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才华。《容止》篇第21则中，周伯仁评价王濛的父亲王讷说“形貌既伟，雅怀有概”。这也是从才、貌两方面来赞扬王讷的：魁梧而俊美，又有高雅的情怀和非凡的气度。而周伯仁的下半句话也值得玩味，“保而用之”，王讷才可能卓有成就。也就是说，貌和才是需要珍视、保持并在生活中发扬光大体现出其价值的。这则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周伯仁的这句话指出了貌和才需要持续性，这意味着灵光一现的人是不会得到真正的肯定的。之所以说才大于貌，从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和貌相比，“才”的持续性有着更大的难度。虽然通常有美人迟暮之叹，但是既然有公孙弘花甲之年以貌美而被赏识的先例，已经充分说明在古人看来，男性貌美的持续性并不短，短的是“才”，因为有些人的才可能是假装的，对于假装有气度的人来说，也许只有在假装的一刻才显得“有才”，而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个俗人。（本文节选自《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标题为编者所拟）▲点书影进入京东购买本书《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董铁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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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别具一格的“有魅力的魏晋读本”，一反老生常谈，认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放荡不羁并不是真性情，也不是所谓“个性的觉醒”，而更像是一场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表演”，从而获得声誉、地位、官阶等社会性利益，所谓“风流”，只不过是一种精心且刻意的营造。《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门，在作者看来，更像是名士们谋求脱颖而出的“三十六计”，是名士们刻意表现的特质，目的是打造一个个专属“人设”，塑造自己想要的社会形象，从而跻身所谓名士之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魏晋之际的这些大名士，哪位的演技更为高超吧。董铁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出版有《孔子与朽木——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