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观察者：关于田野调查和强奸的笔记
本文是田野米兔小组的第二篇译文。请点击上方"与猛虎谈情"或以下链接，查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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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译文：没人告诉我做田野会被性骚扰
或许跟大众一样，学界也尚未完全做好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强奸”这种被强烈污名化的事件发生时。然而，本文作者却没有陷在自己痛苦的经历中，而是以勇敢而深刻的思考，触动了学科历史和文化潜意识中的痼疾，提出了学术机构可以改进的方向。她的经历和思考可以开启很多重要的探讨。
脆弱的观察者：
关于田野调查和强奸的笔记
原文标题：Vulnerable Observers:Notes on Fieldwork and Rape -- What does it mean to produce knowledge through an experience that includes trauma?
转载自：The Chronicle (October 12, 2016)
译者：孔鹏音, 刘丹枫
校对：佳之, 唐凌
编辑：刘丹枫, 周雨霏
译文已取得原作者授权，转载敬请告知。
我在约翰内斯堡做关于中国企业家的博士田野调查期间，有八个月的时间住在中国城“Z先生”的房子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同时也是黑社会头目和人口走私贩。当我逐渐深入田野并越来越了解Z先生后，我发现对我而言，他既像一位长辈，又是我田野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所以我谨慎地跟随着Z先生进入了他的周边世界。
强奸我的人不是Z先生，而是他核心圈子中的一员——他的打手。我并不怎么了解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身形高挑、精瘦，和我吃过很多次晚饭，进过我的家门。要是在街上遇到了，我也会和他打招呼。那晚之前，我在田野笔记中非常随意地提到过他四次。然后一天傍晚，Z先生邀请我和他的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我接受了——因为我通常不拒绝任何一次田野访问的良机。饭后Z先生还有别的安排，便让打手送我回家——而也就在我家里，他强奸了我。Z先生“把关”了我的田野调研，也“把关”了此次强奸：强奸犯是Z的朋友兼下属，那晚的事也发生在Z的屋檐下和监视范围中。对我而言，这是一次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典型的熟人强奸。
毫不夸张地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对生活感到十分恐惧。因为这次无法预见的事件，我原本认为安全的境况突然间充满了危险。多种原因促使我放弃了报警：在南非这样一个强奸犯罪率惊人、警察声名腐败的国家，我不相信警方（即使在美国大使馆的干预下）能够保护我，也不相信这里的犯罪惩治系统能给我一个公正、有意义的判决。
相反，我决定转向Z先生——这个地下世界的统治者——寻求帮助。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打手对我做了什么，并且向他预警，我不再是他们家的客人，而是一位遭到强奸的美国学者。尽管他表达了同情，但依然站在他的打手一边。我们最终达成默契，我不再追究此事，他也不会伤害我。
那时我已经完成了足够数量的研究，我本可以为此事草草结束我的田野，但我选择了在短暂休整之后重新回到约翰内斯堡，完成我的调查。我不能让强奸犯在侵占我的身体后，又毁掉我的田野。
在《脆弱的观察者：令你伤心的人类学》中，露丝.比哈尔援引了格尔兹的句子：“你永远不能期望以一种男性的姿态‘刺穿’某种文化。你将以这种文化的方式行事，这文化也形塑了你，将你缠绕其中。”我的性侵遭遇注解了这句话，但所表达的又远不止这些。
我的故事，关乎高危田野中的性别政治——这是一种未完成的叙事，关于田野调查者如何经历性侵伤痛，并付出某种不可公开讨论的代价。它关乎学术伦理和正义之间的冲突，以及问责机制的失效。从创伤性的经历中生产知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在人类学的领域里谈论或回避强奸和性暴力？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这些故事里承担了怎样的角色？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三个关键主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Illustration by Tim Cook for the Chronicle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互相竞争的需求。在我的研究中，我曾向我所在研究机构的审查委员会就一些研究伦理问题做出责任说明。遭遇危机时我并没有想到审查委员会。但最终我开始思考，在什么时候，我个人的安全和脆弱性可以被优先考虑，放在我的受访人（研究对象）的利益之上？假设我向警察申诉我所遭遇的性侵，当Z先生既是我的受访人，又是证人和法律上脆弱的一方，我可以向警方泄漏哪些关于Z先生的信息呢？ 我将如何解决将一个关键受访人置于危险境地中的伦理问题？强奸犯是否也被看作一个应该被保护的受访人？答案很可能是，我所寻求的法律保护和我向审查委员会承诺的义务完全互相违背。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当然也是因为很好的理由），学术审查委员会是为保护生物医学研究和社会行为研究中的人类研究对象而设立的。正因如此，Z先生和我的性侵者作为研究对象，其获得保护的权利应当放在作为研究者的我之上。另外，任何机构对研究者安全的考虑只是集中在如何在严重事件发生时避免责任。研究者的人身安全只是一种负累。
令我欣慰的是，我所在研究机构的审查委员会成员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和关怀。但问题在于，在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中，研究者被官方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带来伤害和不利因素的主体。但在现实里，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伦理、风险、伤害、脆弱性和权力关系远远比审查委员会预计的复杂混乱，特别是在民族志这种社会研究当中。
我重回学校后发现自己的很多需求很难被满足。虽然我的田野创伤并没有摧毁我，但我仍然如同身陷囹圄、困难重重，康复也遥遥无期。在我奖学金到期之际，我曾经想过要停下钟摆，完全休息一下。但是，这意味着切断我的收入来源和医疗保险，对我而言是完全不可行的。
我非常感激导师和同伴作为个人给我的关怀，但学术机构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满足研究生的精神健康需求。提供研究助教奖学金、带薪病假、还有为了帮助学生重新适应田野后的生活而提供的咨询治疗，都会是很好的开始。
田野调查和强奸。因为强奸在田野调查期间发生，我把这次创伤从我的生活中隔开，把它看作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只在“作为研究者的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将强奸视为田野上的一个事件，使我能够用理性去分析它，也因此能让它与我自己之间隔开一段距离。但是过度分析同时也击垮了我。学术习惯使我不停分析我的自我呈现和与他人的互动，这让我在脑海中重演了那晚自己所有的行动。
尽管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相信这就是我的错。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做得太过了，危及到自身安全。我过于沉浸在田野调查中，以至于不能感知危险和权衡处理方式。我太迷恋于探究那些违法的事，以至于无法放弃一个危险的次级研究项目。像伊卡洛斯一样，我飞得太靠近太阳，所以掉进了海里。
我永远无法把这次强奸与我的田野调查区分开来。在挣扎过程中，我向最亲近的受访人求助来应对这种困境。但是当我休假结束回到田野之后，我不得不面对田野里传播的流言蜚语和被强奸的污名。我最终放弃了一些访谈，包括对Z先生的一次重要采访。研究准则要求学者征得对方同意后才可以进行访谈。我想：要我在访谈前向Z先生解释，作为调查者我会保护他、不惜任何代价来减少他的损失，然后征求他的同意，该是多么乖谬、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
强奸和它的余波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我的作品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创伤既激发了我的写作，也阴魂不散般地纠缠着它。我对人类学家通过写作对研究对象行使权力、以写作来决定研究对象的呈现方式有着深刻的批判。但是当没有正义和说法的时候，写下这些有权力的男人却成了我紧紧抓住的一种拿回权力的有效方式。
冒险的调查要付出的代价。当田野调查者能够接近和沉浸在未知的世界里，例如违法者的世界里，他们的工作会被重视被奖赏。在学界的名人堂里，冒险的、无畏的、通常情况下为白人男性的田野调查者被视为明星。人们并不总能认识到，很多田野调查者从事田野工作要付出代价，而且强奸带有其独有的污名。
同样的，这也许不是巧合，一些男性学者质疑我写作这段经历的动机——认为这是追名逐利。一名教授弄不懂为何我要写强奸，问我“这是不是很时髦”，好像分享这种经历不管在知识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一位好心的教授开玩笑说，如果我的论文写得不好，这篇写强奸的文章可以成为我的“名人堂入场券”。（“但是别担心，你的论文其实写得相当好，所以晚点发表这篇文章吧。”）把强奸重塑为一种颇令人垂涎的事业助力，这只会加重沉默和耻辱，而且提供了又一个实例（如果我们确实需要一个的话），证明学术界并没能逃离隐伏着的强奸文化。
职业方面的担忧也利害攸关。作为博士生，我不想让写下的这些内容永远定义我的事业。我也不想沦为开学术会议时人们嚼舌根子的八卦，一个声名受损的故事，或者一个警世故事。和其他学者分享我的故事后，我遇到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反应。尽管很多学者批判那种责备幸存者、为强奸犯找借口的强奸文化，他们却受到这种文化的传染。“她当时穿了什么？”这种疑问转化成了假定我的研究设计和实施存在缺陷，假定我缺乏方法论训练和严格的监管。我面对过的最满怀敌意的回应来自一个女教授，她详尽地问了有关我的田野调查的问题，以此来严厉指责我，想让我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在最没有同情心的批评者面前，我感觉倒不是我的私人生活、而是我的研究方法“受到审判”。我被迫为我的能力、敏感度和研究计划的正当性做辩护。也许这没什么让人惊讶的。学者总是在考虑方法论，而且常常吹毛求疵地批判，很容易就重现了强奸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她该受责备；她不可信、不正当，应该沉默、应该被羞辱。
一些同情我的人想要责备其他人——我的导师、老师或者大学。这种责备任何人、就是不责备强奸犯的愿望，还有认为女人是可以被强奸的社会文化结构，正是强奸文化的逻辑。责备并不是重点。
强奸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它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来简单控制或避免的“风险”。大学能做的是支持那些因为创伤而必须迅速离开田野的研究者，然后在他们回来后，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再说清楚一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免于这次强奸，或者让我对它有所准备。而人类学界对强奸的污名化更加于事无补。研究者们公开讨论田野调查者如何处理不想要的带有性含义的互动。但是同样涉及到田野调查中的性暴力和性政治的强奸，却是讨论的敏感区。它仍旧是不可言说的。例如，当你去做田野调查时，没人会直率地提到它。甚至在女性主义田野调查者之间，它也是通过建议戴结婚戒指、不喝酒或不要晚上独行来被含蓄地暗示的。
尽管我的故事中有极端的方面，它不应该被否认为是失常的。田野调查中的性暴力是我们应该谈论的现实。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是孤单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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