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自我崛起下的存在焦虑分析

随着工业革命开启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日益依赖信息与媒介而存在，作为新媒介的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更是以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推动了社会与自我的重塑。由曼纽尔·卡斯特于20世纪90年代所预言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亦已在今天成为现实，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一种新的自我的形态——数字自我——亦在悄然成型。在移动社交、网上办公、线上生活常态化的当下，数字自我已经成为真实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面，是自我在网络空间中的呈现。然而，随着人们对于数字自我的沉迷，对现实自我的忽视与行动力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自我认同的危机与存在焦虑。那如何看待数字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关系？数字自我的崛起又是如何导致存在焦虑的出现？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数字自我与存在焦虑

在对西方文明史的梳理中，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根据“非存在”威胁“存在”的三种方式，划分出三类焦虑：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本体论）、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认识论）以及对谴责和罪过的焦虑（伦理学）。另一位存在分析心理学家布根塔尔在蒂利希三维度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维度，即“对疏离感和孤独感的焦虑”。布根塔尔的第四维焦虑受启发自弗洛姆的“存在矛盾性”理论，后者认为，人的存在具有矛盾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人的潜能的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 

在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之后，生存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的搁置，肉体不至于随时处在死亡的日常威胁之中，然而，心灵的问题随之凸显。现代社会所倚仗的工业秩序越来越多地减少了过去以感情为基础的人际联系，社会的不断流动带来人际联系的日渐松散，加剧了布根塔尔所言的第四维焦虑，从而加深了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并期待着媒介成为彼此建立联系、发展关系的新纽带。由媒介依赖引发的媒介化生存带来了现实自我在网络之上的延伸，即数字自我的出现。数字自我，是自我意识被数字化并在网络空间中存在，一种真实自我的数字展现。然而，数字自我却加剧了蒂利希和布根塔尔所言的存在焦虑。作为一种“非本真”的符号化存在，其转移了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麻醉了精神，改变了“信息—行动比”。无力的是，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化社会之中，人们愈发难以逃脱日常生活中以数字自我为主导的局面。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催生出“由数字自我为主导的，以物质自我为生理基础，以社会自我为连接纽带，以精神自我为意义归宿的新的整体自我样态”。循着这一界定，我们可以从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的三个层面来反观数字自我崛起后的整体自我的变化，从而对由数字自我崛起导致整体自我陷入某种失衡状态及其引发的存在焦虑予以审视。

二、物质自我的延伸与截除

1. 身体的“缺席”与“在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机结合、仿真身体等新事物的出现，开始凸显“身体的危机”。一直以来被手机中介化的社会交往，也因身体的长期“缺席”给人们带来了交流的不真实感与不确定性。而当对话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对一”，人们也开始向往曾经能“触摸”身体的存在感。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一方面，人类以前需要身体来完成的每件事情，当今都需要也可以得到扩展和延伸。另一方面，由于延伸如同器官、感觉或功能的放大，而为保证整体感觉的内在平衡，中枢神经系统会对被延伸的那部分进行麻木从而实现自我保护。所以，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会形成新的比率，身体则会谋求新的平衡。因此，人使用技术的过程，也是被技术不断修改的过程。所以，在媒介技术的作用下，身体因延伸而被截除的交流，在走向莱文森所言的“人性化趋势”的同时，也日益异化了人、奴役了人。

2. 延伸即截除

伴随着快节奏的都市化生活，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与日益繁忙的交通阻隔了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全民级移动社交工具微信的普及将人们在日常中的联系与交流搬上屏幕，重新“拉近”了人们的距离。然而，这种便利性却日益侵蚀了人际互动中信任的基石。面对虚拟的头像，我们看不见彼此的表情、动作等非语言符号，打字的机械动作代替了有温度的口语，所以我们才会努力通过标点符号与表情包来辅助我们的对话，以表达面对面交流缺失的诚意。身体“缺席”的虚拟互动虽便捷有效率，然而它失去了现实自我的温度，隔着屏幕，人们缺失了情境中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作为知觉主体的现实自我才能体验得到的。因此，当界面替代身体感知，数字自我代替现实自我发言，自我在被延伸的同时也被截除了现实的感知力。更糟糕的是，人们日益习惯于线上联络的便利与高效，熟人社会搬上网络造成人们忽视现实社交的现状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症候，现实的沟通能力伴随着减少的社交意愿也在不知不觉中退化，印证了“延伸即截除”的定律。

三、社会自我的重塑与迷失

1. 身份重塑的困境

互联网本身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亦推动着其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由此带来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兴起与冲突以及社会关系的流动与重构。正在崛起的网络社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离开甚至改变现实的出口，赋予了人们对于网络社会的憧憬与想象。然而随着网络社会中的权力格局也日渐成型并趋于稳定，对于多数人渴望的“实现某种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在逐渐缩小。人们一度欢呼着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带来社会层级的扁平化以及权力格局的重构，但技术意义上的平等并不等同于现实的情况，在众声喧哗的空间里，拥有实际社会资本的人们在网络之上依然拥有极高的发言权，脱颖而出的终归是少数，剩下的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2. 分裂的社会自我

遭遇身份重塑的失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对现实的消极逃避，这种现实自我中的消极沉沦就会转向对数字自我的积极建构。西方学者提出过“网络精英”的概念，是指在互联网上的这样一群人，他们“致力于培育和提炼一种同时行动的能力，一种经常发展多重性的平行身份的艺术”，尽管“认识到这种虚构的脆弱性会导致幻觉的清晰破灭和意义的流失，但也会带领他们走向对创造性自由的沉醉以及永无止境的可能性”。这种沉醉所付出的代价即是社会自我的迷失。一如“网络精英”所秉承的，醉心于数字自我者注重一种对自我的深层次探究，展现自我的本色（米德所谓的“主我”），拓宽对自我的认知，并寻求丰富的情感体验与精神满足。如同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引述的一个MUD玩家的话：“当没有身体的自我能够拥有那么多不同的体验时，为什么要给有身体的自我那么高的地位？”然而，游戏并不能替代生活，特克尔的研究也证明，“在屏幕上过着另一种生活的人，还是会受到他们实质自我的欲望、痛苦和必死命运的限制”。因此，当身份与身体分离，复数的自我带来的很可能是一种矛盾、无序、混乱与分裂。

四、精神自我的投入与围困

1. 个体化与自我实现

现代性带来了人的原子化与个体化。科层制成为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以感情为基础的人际联系越来越少，而由法律契约形成的非人格化的义务关系越来越多。 其所改变的社会支配形式“把大多数人从制定最终政策和作出最后决定的领域中排挤出去，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关心自我，也就是大多数人所感受到的无权无势”，因此，对自我实现的关心，被吉登斯阐释为“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这种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促使人们不断地寻求自我，并在网络社会之中进行积极地自我呈现。然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人们对自己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因为意识到会被“观看”，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往往带有一定的表演色彩，而尤其处在强关系网络之中时，数字自我的塑造就不再是肆意而自由的。自我在表演的同时，也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自我审查与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也逐渐与自我相疏离了。

2. 连接与孤独的困境

个体化面临的孤独感使现代人有一种强烈的寻找可信任的人与组织的心理需要，即所谓的个人和群体的归属感。虚拟社群的兴起以及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缺失了地缘、血缘连结而彼此相互隔绝的现代人得以重新结成新的共同体，找寻到意义与归属感。在虚拟空间中，人们不仅可以将现实中的社会关系进行复制重现，还可以依据自身喜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因此，互联网既能维系人们既有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会重构或建构新的认同，从而影响人们对于自我的认知。然而，这种虚拟集合由于缺乏现实的连结与权力义务的规约，又表现出某种阻止全方位投入的自反性距离。 在脱离了日常的惯例、秩序与道德束缚之下，个体在虚拟社群间的流动性更强，群属身份易拾也易失，因此虚拟共同体难以给予人稳定坚实的群体归属感与集体认同感。同时，线上的浅交往、即时交往跳过了时间之河的滋养、灌注和冲洗，变成了当下临时性、表面化、形式化的信息交换。 其所带来的认同与信任危机、引发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等，都将难以兑现共同体复苏的愿景。因而，人的社会认同、人与人的连接依然找不到信任的基石，引发了网络上遍在的“群体性孤独”，愈发加深了人们对疏离感和孤独感的焦虑。

作者简介：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史。

本文摘自《编辑之友》2022年第5期 王润泽 杨璇《数字自我崛起下的存在焦虑分析》，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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