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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立场任何知识体系都是一定主体建构的产物。任何建构主体都是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因而知识体系总是历史性的存在。尽管知识生产中存在着普遍的自发性，但成体系的知识建构更注重自觉性，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建构知识体系的主体，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建构特定知识体系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涉及多个维度，但最重要的是总体性的理论立场和居于知识体系灵魂地位的价值立场，我们先来讨论理论立场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理论立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对于中国来说，伴随现代社会的展开过程，经过长期的探索以及各种主义的相互碰撞，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问题。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地位便成为中国人的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也自然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总体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各个具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立场，自然也成为总体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对于当代中国新闻学来说，理论属性上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发展，必然促成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性发展。具体而言，这样的理论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然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是贯穿整个自主知识体系的红线。因此，如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其实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二、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根本价值立场。知识是主体人的创造物，天然包含着主体的意向性，承载着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并不是纯粹地对客观对象的镜像式反映和呈现。人民中心的价值立场，在根源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观所决定的，也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所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和英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因而，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理应成为历史的中心，人类的一切活动从原则上说理应围绕人民的利益而展开。对于任何政党来说，只有真正以人民为中心，才有可能得到人民的真实拥护，才有可能把自身的党性与人民性真正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它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至上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从源头上决定了在其领导下的所有事业，都必然会以人民为中心，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制定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当代中国新闻事实、中国新闻经验为核心参照，我们可以对人民中心、人民立场的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涵做出以下阐释。其一，人民立场的自主知识体系，是能够科学、真实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新闻活动实际情况的知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是能够以新闻方式真实、全面反映和呈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最新变动情况的新闻，是能够以新闻方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新闻；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知识体系，是能够以知识方式、理论方式真实反映当代中国人民新闻事业（也是党和政府的新闻事业）、新闻活动实际情况的知识体系，这是自主知识体系得以建构的基本前提。其二，人民立场的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是能够真实反映和呈现人民合理新闻需要的知识体系。人民群众对新闻事业及新闻有着怎样的期望，特别是对以党媒为主导的新闻生产传播有着怎样的期待，应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其三，人民立场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是人民群众在新闻活动中能够理解的知识体系、能够掌握的知识体系、能够运用的知识体系。站在人民的价值立场上，核心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三、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目标从知识生产角度看，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属于学术问题，它的第一目标应该是学术目标。因而，建构比较完备的、符合新时代特点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学术目标，也应该是优先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是能够科学、合理反映和解释中国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中国新闻业的知识体系。自主的知识体系，最重要的是能够反映中国事实、中国经验，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着力点在于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新闻领域自身的知识建构，这是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二是为新闻科研实践提供基本框架及其目标指向。既有的知识体系会对相关科研的范围、问题选择、价值取向形成一定的约束和引导，从而有利于既有知识体系的充实和完善。其次，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是能够以中国立场、中国观念和中国方式科学、合理反映和解释人类新闻现象、人类新闻活动、人类新闻业的知识体系。再次，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是能够科学、合理反映和解释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关系的知识体系，是内在包含比较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四、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目标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目的不仅在于知识目标，更在于通过知识体系的指导和运用，追求更加有效的实践目标，这也是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的终极目标。首先，为新闻教育实践、新闻科研实践服务，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实践目标。作为知识创造，知识体系建构直接的目的是为知识发展、知识传承服务。依据新闻教育、教学、科研的实际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为新闻教育、新闻教学实践服务，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为直接的目标。二是为新闻科研实践提供基本框架及其目标指向。既有的知识体系会对相关科研的范围、问题选择、价值取向形成一定的约束和引导，从而有利于既有知识体系的充实和完善。其次，为中国的新闻实践服务，为新兴环境中的中国新闻业发展服务，即为当代中国新闻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学术支持、理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主要的实践目标。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运用，首先指向的是学科所根源的实践领域。新闻学的知识体系来源于新闻实践，然后再回到新闻实践，这是新闻学知识体系最重要的循环，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再次，在更宏观的层面、更普遍的意义上，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可以通过知识方式特别是通过以新闻实践、新闻业为中介的方式，为党、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事业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服务。五、结

COLMN新闻出版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新闻出版业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特征006栾轶玫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内核与传播话语014

中国大陆电视剧在全球流散华人媒体网络中的影响力变迁与启示——基于马来西亚地面频道的考察

网络对话体小说是指借助角色对话刻画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简化环境描写，以即时通讯软件聊天形式呈现的新型网络小说。网络对话体小说将网络媒介的交互性和小说文本的故事性相结合，实现了文本与媒介的融合共生。新的文本与媒介交互形式使网络对话体小说IP开发需要构建新的路径。一、媒介演进与网络对话体小说的出现对话是口语媒介时代人们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在口语媒介向文字媒介演进初期，文学作品多采用语录体或者对话体再现人们的在场性。中国对话体散文在《尚书·商书》中已有萌芽，在《国语》中大体定型，战国以后出现了如《论语》《孟子》等以对话形式记录诸子讲学、游说、论辩的内容。古希腊文学中，柏拉图等也创造了对话体哲学著作。不仅孔子弟子、柏拉图的著作使用对话体，后来的孟子、朱熹、王阳明，西方的色诺芬、狄德罗、歌德等都有对话式著作传世。可见，对话体在人类交流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字媒介时代，对话体由独立文体转变为小说、戏剧等文体的描写手法。20世纪80年代，为打破小说僵硬的叙述方式，我国一些作家借助对话体创作“先锋小说”，如沙叶新的《无标题对话》和刘心武的《寻人》。对话体以其更能给予读者意念上的现场感、感受上的及时性和动作性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形式。网络媒介的出现加速了文学的演进和新变。网络对话体小说借助网络媒介的交互性，创造了“点击—呈现”式阅读方式。新的文本与媒介融合形式带来了网络文学发展的新可能。二、网络对话体小说文本和媒介共生的特点1.文本的游戏化呈现网络对话体小说文本的游戏化呈现体现在文本内容的游戏化和阅读形式的游戏化两方面。在内容上，网络对话体小说以戏谑和娱乐化内容消解了精英作者在文本创作和审美领域的绝对话语权。网络对话体小说采用UGC创作模式，作者将颜文字、插画和表情符号等加入文本中，将小说文本的创作行为游戏化，形成具有游戏特征的对话体文本。阅读方式的游戏化体现在读者与文本、媒介的互动。游戏性进入出版领域后，会使出版更具体验感、愉悦感和吸引力。网络对话体小说文本呈半隐藏状态，用户点击屏幕才会出现下一条对话内容，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强调用户心智和身体的双重在场。阅读过程中，用户成为角色活动的触发者和引导者，阅读更像是一场游戏。2.虚拟社交与真实社交相融合网络对话体小说APP将虚拟社交和真实社交场景融合。网络对话体小说文本以即时通讯软件页面的形式呈现，营造了虚拟社交场景，用户将自己带入到屏幕右侧的角色中，阅读的过程像是用户在和另一个人对话，这种社交仿真增加了用户的情感代入。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具有社交属性。用户可以发表条评，类似于B站的弹幕，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文本内容进行讨论。这种交互方式使用户之间产生虚拟的“共在感”。网络对话体小说APP还提供了讨论区，作者和用户可以在讨论区围绕情节和角色设定进行互动。3.角色与媒介的虚拟化陪伴网络对话体小说文本建立了用户和虚拟角色之间的准社会交往，营造了一种虚拟化的陪伴。用户可以切换到小说角色中，在仿真交流场景中阅读。用户和角色之间类似于面对面交往的准社会交往，降低了真实社会交往中的压力感，让用户在较低的社交压力下感受到角色的虚拟陪伴，减少特定生活场景中的孤独感。三、网络对话体小说IP价值链构建路径网络文学IP价值链是指在网络文学产品的版权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增值链。网络对话体小说的发展需要构建“用户需求→优质文本内容/服务→IP生成→多媒介IP开发”的新价值链，实现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对话体小说IP跨媒介开发路径。1.价值链上游：基于用户双重身份优化服务和阅读体验网络对话体小说APP用户可以兼具作者和读者双重身份。构建以用户需求为起点的IP价值链，一方面要关注用户在作者身份下的学习成长需求，另一方面要关注用户在读者身份下对高质量阅读体验的需求。（1）完善作者成长体系。网络文学作者的成长体系可分为：签约体系、晋升体系、福利保障体系、培训体系、版权运营体系。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的作者分为自由作者和签约作者，缺少完整的作者晋升体系。此外，以对话形式呈现的互动文本对作者创作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应为作者提供系统化的创作培训和完整的晋升体系。平台可以根据作者的年龄结构、创作基础和发展需要，开设不同层次的培训课程。平台也可以采用竞赛形式来激励作者提升文本质量。给予更文质量高的作者或团队奖励，以赛提质。（2）提供高质量阅读体验。要充分发挥网络对话小说游戏化呈现、仿真性社交和虚拟化陪伴的独特优势，一是要提供高质量的文本内容，二是要优化平台阅读环境。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应该采取人工分发和智能分发相结合的方式。智能分发可以根据读者的年龄、阅读偏好、阅读时间、阅读场景等因素进行推送，提高分发效率和精准度。同时，专业编辑队伍参与人工分发，可以利用编辑人员专业化的判断力和文本把关能力，将多样化的优质内容分发给读者，避免智能分发带来信息茧房等问题。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需要优化阅读环境。平台一方面可以在故事节点增加文本特效，增强游戏化阅读体验，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用户阅读场景，推出不同主题和不同长度的对话体小说文本，满足读者多场景阅读需求。2.价值链中游：打造文本与版权共享生态平台网络对话体小说IP价值链的中游，关键在于以平台的连接性降低IP生成和跨媒介开发成本。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不仅要发挥文本载体作用，更应该发挥网络媒介的连接作用，聚集多方参与者，打造IP转化生态平台。（1）聚合优质文本资源。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可以利用网络媒介的连接性和容纳性，降低各方信息交换成本。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生态系统的目标是各参与方合作形成共生系统，实现价值共创共享。UGC创作模式降低了作者向出版社投稿被多次退稿重投来回往返的时间成本。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上有文本资源、阅读数据资源、读者评价数据资源等，出版企业、IP开发方可以在平台上初步选择合适出版或者IP改编的文本，大大降低了寻找和开发IP过程中的交易成本。（2）保护文本IP开发价值。版权保护是网络对话体小说文本跨媒介流动的保障。网络盗版不仅会破坏数字内容出版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还会伤害粉丝感情，影响正版IP产品的价值。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要打造一个数字管理平台，有效解决数字版权的归属认定问题。网络对话体小说平台一方面要支持作者维权，另一方面要制定公平、公开、有序的版权交易机制，避免因短期利益炒作版权。3.价值链下游：多媒介转化赋能IP增值网络对话体小说IP价值链的下游，不仅要促进IP增值，而且要为新循环奠定基础。开发优质的跨媒介IP产品，可以在留存原著粉丝的同时，吸引跨媒介产品的粉丝成为网络对话体小说APP的新用户，以良好的粉丝社群运营发挥粉丝经济的最大优势。（1）促进IP多形式转化。文本在跨媒介流动中创造的新文化产品，使文本实现跨媒介增值。要根据网络对话体小说篇幅短小等特点，选择合适的媒介和改编形式，如可以改编成微电影、网络竖屏短剧、广播短剧，互动游戏、VR游戏等。（2）运营多媒介粉丝社群。粉丝社群管理是数字版权和粉丝经济的桥梁。粉丝经济的基本逻辑是情感经济。良好的粉丝社群运营能够增强粉丝与作者、文本的情感联系，培养网络对话体小说IP改编产品的忠实粉丝。网络对话体小说的跨媒介开发既要维护原著粉丝，也要吸引新的粉丝群体，继而形成更大的粉丝圈，实现IP价值链的良性循环。作者简介：王鹏涛，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出版营销、智能出版、出版产业分析等。

一、问题的提出网络直播正在成为大众消费的前沿阵地，粉丝文化也拥有成为出版直播引擎的巨大潜力。分析粉丝文化于出版直播中的运用策略，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极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当下，出版机构的日常性网络直播营销仍处在摸索阶段，尚未实现图书营销与直播媒介的有机融合，出版直播面临传播效果不佳、观看人数寥寥、用户停留时间短、购买转化率低下等现实困境。如何利用好直播的市场工具属性和大众消费文化特点，培育出属于出版业的直播KOL及粉丝受众，形成较为固定的、常态化的粉丝社群与直播模式，实现出版业在线上线下“自来水”式的销售与出版文化内容的持续输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本研究基于粉丝文化角度审视出版直播的逻辑起点。二、文本盗猎：基于主播与粉丝参与式的内容生产将图书在直播媒介上进行宣传和营销，需要在内容上对原文本进行解码和编码，以实现跨媒介叙事。将粉丝视作“盗猎者”和“游牧民”的德赛都认为读者的阅读是积极主动的“盗猎”，读者通过“盗猎”与作者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他将读者视作“游牧民”，通过在不同文本间移动，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义。亨利·詹金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参与式文化”的概念，以描述粉丝文化中的互动现象。学者们强调的是粉丝与主播介入跨媒介叙事的内容路径，这为本文研究出版直播提供了逻辑进路:其一，自身作为图书粉丝的KOL可以从原文本中盗猎符合网络直播语境的信息，重新编码以迎合对受众的传播需求;其二，图书粉丝或主播的粉丝在参与网络直播时也存在从事参与式生产的可能。1.文本重读：KOL从图书原文本中盗猎新价值在既往研究中，网络头部主播及著名作家、文化名人的直播营销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销售方式或许不能成为常态”，笔者认为并非如此。KOL这一概念出自营销学，中文译作关键意见领袖，是指在特定群体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在直播的媒介世界中，KOL承担着社群领袖与引导者的职能，出版编辑从幕后走到台前，如何学习“意见领袖”们的直播话术，承担其职责、掌控直播的节奏、丰富直播的内容，促使观众的认同，显得尤为重要。能否从图书原文本中盗猎出符合观众期待和全民关注的话题和内容，迅速而准确地抓住市场的痛点和热点，最为关键。2.内容再生：参与式生产的粉丝丰富直播内容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指出，当今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到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中，媒介消费者通过对媒介内容的积极参与而一跃成为媒介生产者。具体到出版直播领域，直播这一新兴媒介形式重构了编辑与作者、作者与读者、编辑与读者间的互动关系，出版业的宣传与营销不再单单是图书馆、书店等渠道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粉丝读者直接参与直播内容生产的现象也偶有出现。与主播的内容游牧不同，粉丝对内容的参与有更强的社群属性，基于共同的文本内容形成议题，再通过接龙式、众言堂式的参与完成了具有一定社群属性的“舆论场”建构。三、情感认同：基于粉丝认同与粉丝社群的关系路径情感认同是一种在情感、心理和行为上接受、认可特定对象，将自身和特定对象视为同一社群集体的心理机制。直播间的主播能与读者观众产生积极正向的联系，离不开二者在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契合和情感上的认同。作为场域的直播间并不单单是主播个人魅力的展演与单方面输出的舞台，还是主播与粉丝受众群体双向沟通交流、集体共建的“市集”，是一种基于文本、表达的情感认同。1.形成认同：以互动仪式实现粉丝认同情感感受力的存在提供了出版直播粉丝关系建构的有效路径。作为电商直播的一种，出版直播与秀场直播不同，兼有秀场与卖场的双重形态。相较于专业的图书领读人樊登等，董宇辉等人在文本之外的“秀场表现”更具参考价值。二者并没有图书文本力量的赋能，单纯通过产品的遴选、演说、试吃与使用等形式，形成了具有互动感的仪式，他们化身消费者“闺蜜”式的推荐人，帮助粉丝实现情感层面的自我投射。图书不同于快消品，主播无法通过价格优势快速构建与粉丝的信任关系，情感链接的渠道需要新的接口。在出版直播这场特殊“秀场”中，选书的逻辑与轨迹可以成为信任关系构建的新接口。罗辑思维和樊登读书强大的“选书团队”，为积累读者群的信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出版直播互动关系建构提供有效路径。2.加强互动：组建粉丝社群，培养私域流量出版直播的直播场域作为一个“粉都”空间，粉丝能够与主播在其中进行双向互动。粉丝通过弹幕聊天、赠送礼物等方式，增强自我认可，维持一种积极的群认同，遗憾的是这种认同伴随直播的停止而停止，粉丝无法在直播空间外进行持续的互动与交流，因此线下社群建构成为出版直播可以深耕的路径。在未来，出版机构通过在自媒体平台或是电商平台建立粉丝团，强化粉丝的交流频次与互动热度，在社群中不断强化对社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实现群体认同。同时，还可以利用会员制区隔核心粉丝与普通用户，增强粉丝的荣誉感与参与感，形成经济层面的社群壁垒，提升社群的稳定性。四、精神消费：基于消费符号与文化品牌的消费模式在鲍德里亚提出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商品的符号价值逐渐高于实用价值。粉丝为了在“粉都”空间内寻求身份认同，对某些粉丝商品蕴含的符号价值进行非理性消费，极大促进了粉丝经济的发展。粉丝与偶像通过消费行为可以实现双向沟通，而在这种沟通中，偶像通过输出抽象劳动成果或符号价值，供粉丝完成其欲望幻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因此，在出版直播实践中，出版机构一方面需要抓住粉丝受众符号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出版业自身的文化属性，积极推动粉丝文化消费的实现，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1.建构符号：依据粉丝类型培养消费符号在出版直播间，这两类粉丝可同时存在——既有主播或作者的粉丝（星粉），又有“书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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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封是一种旨在加强图书宣传推广，提高书籍销量的有效手段。通过腰封来吸引读者关注并产生购买欲望，是当前图书营销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过度、过滥使用腰封，夸张、浮夸设计腰封，既破坏了封面的整体性与和谐感，也使腰封偏离了原本的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读者的反感。本文从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图书腰封进行整体性观照，认为“标出性”是腰封存在的基本特性，是图书非必要构件的标出项，伴随文本和双轴运作是腰封形式与功能设计的有机构成，是体现与凸显其标出性的重要元素。一标出即风格：作为异项标出的图书腰封腰封是套在或包勒在图书封面中部或底部的一条纸环或纸带，是“缠在书皮或书籍封套下缘的带状印刷品，称为‘书带’或‘书腰’，使用白纸有色印张，印上书名、作者、内容简介和部分文案，具有广告的功能。”腰封主要是配合图书的销售，起到推介、引导等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设计与美观功能。为了更好地引起消费者关注并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现在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图书都在使用腰封，并在功能与形式上煞费苦心。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追求“标出性”的做法，而腰封即可被视为图书的一个“标出项”。“标出性”原本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对于图书来说，腰封原本是作为一种“标出项”而存在，当日渐增多的图书都在使用腰封时，有一些出版商为了标出而标出，滥用腰封，这不仅违背了其自身存在的初衷，降低了图书和出版商的信誉，也是一种对出版市场的破坏。为了维持“标出项”的特性，腰封的设计就变得十分重要。而符号学理论中的伴随文本与双轴运作，可以从形式到功能为腰封的设计提供有益借鉴。二显性而短暂的伴随：图书腰封内容的表意实践从符号学角度看，图书的腰封文本可以被视为一种伴随文本。赵毅衡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这就是伴随文本。腰封文本看似是附加于图书文本之上，没有图书就不会有腰封，但当二者一起打包“销售”给读者时，腰封文本必然会协同图书文本一起与消费者发生关联，从而参与到图书的意义解读过程中。1.

置身于数字化的技术语境，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社会生产的变革，正在重新描绘人类的空间观念，曾经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强烈的“移动”。新闻生产的空间场所、主体结构以及生产关系等方面都在进行着潜在“流动”，由此，一个“液态”的新闻业日渐形成。作为透视现代社会存在状态的一种话语实践方式，“液态”理论日渐在新闻传播领域被讨论和引证。因为“液态”能够更好地揭示当前新闻业的状态，并藉由学科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勾连，深化对新闻生产转向的深度理解。本文立足于数字化传播语境，在“液态现代性”理论观照下，读解新闻生产在数字时代出现的新转向，探究新闻生产的因素在哪些维度发生了“液化”？这些新闻生产要素的“液化”又对新闻业产生何种影响？一、鲍曼的现代性理论与新闻业的液化研究21世纪初期，齐格蒙特·鲍曼在承继马克思“融化固体”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液态的现代性”。与“静态”“稳定”的固体不同，液体和气体在受到外力作用时会处于“液化”与“流动”的状态，既没有固定存在的空间，也没有持久存在的时间。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个从起初开始就逐步“液化”的历程。确切含义和有效真理只存在于固态社会，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新媒介技术的推动挤压了原先以资本主义体制为代表的长期、固态、稳定的现代性。“液态”话语迁移至“新闻”领域，荷兰学者德尔兹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尔兹对鲍曼进行过一次专访，将访谈内容整理为《液态现代性时代的新闻业——专访齐格蒙特·鲍曼》。在该文中，由于两位学者处于不同的观察位置，产生了关于“液态新闻业”的分歧观念。鲍曼立足宏观视角审视社会的日常运作，认为新闻业是当代社会机体的从属元素，其意义的生产依附于社会的主流发展。虽然新闻生产持续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或资源，但它并不能改变社会存在的形态。如果媒介能够引领社会转向，那也仅仅只是因为媒介改变了自身的存在模式，即使能够把新闻业与流动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新闻业也只起到加固、强化的作用。德尔兹则认为新闻业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位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能够影响社会的变革，“液态新闻”应是新闻业主动蜕变的结果，是新闻业挽救存亡危机进行主动液化的新表征。在德尔兹之后，“液态新闻”的研究方兴未艾。二、生产空间的“液化”：不确定的流动性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实践中，编辑部作为社会信息生产的重要的空间载体，体现了多种新闻生产要素之间的勾连，成为连接新闻实践、技术转型的场域。而在数字化技术的渗透下，新闻业生产的空间组织结构正在经历重要变革，一度稳定的空间结构日渐被消解，新闻生产的空间正在经历一种“液态”的变化。首先，新闻生产的物理场所正在进行一种新的“流动”。众多编辑部由市中心转向城市边缘，既是传统新闻业衰落的重要迹象，又是新闻人不断适应数字技术变革而做出的积极的空间调整。新闻生产的“空间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位置的变化，因为报业集团等新闻结构在出售其固定场所的过程中，已经重构了受众对新闻业的一种认知。一度被视为“神秘”和“权威”的意味日趋消淡，与社会大众的“贴近性”意义正在逐步形成和确立。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空间的媒介化转向。数字技术的面世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消弭了传播的边界，厘革了人们对空间的认识，空间逐渐开始履行信息传递的功能，空间的媒介化趋势初显。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新闻信息的生产，空间的媒介化流动打破了新闻生产的边界。记者在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现新闻线索时，可以第一时间利用手机等移动工具摄录，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新闻生产的固定性、密集性不复存在，旧有的新闻编辑部悄然离开了历史舞台，迎来了流动的、零散的新闻生产空间。新闻生产空间的“液化”是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转向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新闻生产实在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迁移与扩展，是帮助新闻业融入数字传播语境的重要实践，是新闻业面临危机下不得已而进行的革新。空间的“液化”增强新闻生产灵活性的同时加剧了新闻生产的不确定性，新闻业在读者心中的隔阂感和神秘感也在逐步消失殆尽。三、生产主体的“液化”：权威的消解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位置不再固定，生产者与受众的流动关系被重新审视。按照“液态”理论的解释，两种主体在液化的流动中可进行相互转化，据此新闻实践过程中的生产者与受众的关系正在被重构，受众也成为了新闻信息的生产者。新闻生产实践中，职业记者、公民记者与普通公民的角色身份发生了“液化”，越来越多的普通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来。甚至在一些事件发生时，形成了公民记者与专业记者协作报道的局面。塔尔德在《模仿律》一书中用“社会距离”概念来区隔不同群体之间的阶级差别和客观差异，而当下新闻生产主体的“液化”消解了“社会距离”。在新的传播语境下，每一个普通个体都拥有内容生产者、消息传播者和阅读消费者的多重不同身份，并在这些身份中切换自如。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不仅将新闻生产从精英话语体系中解构出来，而且也挑战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伴随记者身份“液化”，出现了“众筹新闻”“公民新闻”等类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新闻生产的专业性。此外，网络新闻生产的主体把关机制的缺失让流入市场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不少学者为新闻专业主义唱起了“哀歌”，专业新闻机构及其生产的优质内容在数字化浪潮中逐步走向边缘。不仅如此，新闻记者关于“成名的想象”也在数字时代中垮塌。生产主体的“液化”让专业新闻机构和资深从业人员在新时代遭遇重创，自媒体新闻生产平台与主流媒体争夺话语权。比起外界的质疑声音，更让新闻从业者感到恐惧的是对自身职业认同感的淡化，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业不仅是一门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理性的期待与呼唤。如果有一天，记者在数字环境的挤压下不得不转型成为“网络生产者”，来自情感的打击才是真正压垮新闻从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四、生产关系的“液化”：边界的消融新闻生产关系“液化”的最重要表征是生产组织的下沉。在数字化生产技术的渗透下，生产组织出现下沉，扁平灵活的“生产小组责任制”逐步取代旧的总编辑负责制，成为新闻生产的主导模式。数字新闻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将新闻机构内部严密、封闭的生产过程“透明化”，孕育网络化的协作生产。新闻生产关系“液化”催生新时代对于新闻发生的新定义。在传统的新闻概念认知中，新发生的事实是新闻生产的源头。而在数字化的介入下，事件背后的数据庖代了事件本身成为重要的新闻构成要素之一。新闻生产走向液态的进程中，新闻业的固有的生产模式、生产关系被销蚀，融合成为新闻业的新态势，打破原先的严密边界。自2014年以来，各新闻媒体适应融合之势、重构再造新闻的组织生产模式以来，“中央厨房”的推广就是一大实践成果。中央厨房存在“聚合”和“内控”两种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介机构之间的壁垒，在技术平台的支撑下实现统一调度。在数字化时代，我国新闻业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日渐被瓦解，其结构关系呈现出了一种“去组织化”趋势。五、结

SHOP）等，798艺术园区中的实体书店不断更迭，实体书店逐渐成为工业遗产改造文创园区中的“标配”。纵览全国范围的工业遗产改造项目，实体书店在数量和分布上与文创园区始终相伴而生。2.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出版形态、业态和生态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媒介的不断融合使得出版的主体、产品及相关概念得到了延伸，而原本较为清晰的职业定位开始变得模糊，为出版的专业化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专业主义是对职业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的探索和探讨，对相关行业、职业和学科的定位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对于什么是出版、出版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以及相关基础概念的探讨“或许是出版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既有概念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专业主义与出版“专业主义”这一概念源于职业社会学，主要指由社会分工所形成的专业从业人员“共享的一套价值、理念与目标”，它是“专业的核心，也是专业得以存在的特性所在”。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其核心内涵，有研究认为它是“可被专业群体接受的价值观标准”，也有研究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以社会责任感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主要包含：专业的角色定位、核心价值以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内容。以下，本文将结合新时期出版的新特点探讨出版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二数智时代出版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提升了传统出版行业的生产效率、重塑了出版实践模式并促进了整个行业生态系统的进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技术为出版带来了新的可能和发展契机，也为出版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出版的专业角色定位1.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公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舆情的生成与传播具有强烈的“技术依赖”色彩，不断迭代升级的网络技术形塑不同阶段的网络舆情生成传播特征。回顾可知，大众媒体时代，“中心化”的传播技术决定了舆情生成的被动性、间接性特点，其传播扩散的时空范围、节奏强度等均可由传统媒体来把控；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具有“去中心”、分布式、移动化等特点，直接催生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大量涌现，UGC内容生成模式及社交传播成为该阶段网络舆情生成与传播模式，舆情主体高度多元，表达主动而直接，呈现全员表达、全程参与、全时空情景的爆发式传播特征。正是基于网络舆情与媒介技术的“同步”效应，本文结合智媒技术背景，对网络舆情的生成特征及风险等开展前瞻性思考，并尝试探究新技术背景下舆情治理思路。一、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生成图景及传播机制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包括智能体、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语义网络、认知信息技术等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些智能技术及相关应用对信息生成与传播带来深刻影响，也形塑了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征和新图景，尤其在舆情生成主体、传播时空及表现形态三个方面，其影响显著而深刻。1.

随着工业革命开启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日益依赖信息与媒介而存在，作为新媒介的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更是以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推动了社会与自我的重塑。由曼纽尔·卡斯特于20世纪90年代所预言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亦已在今天成为现实，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一种新的自我的形态——数字自我——亦在悄然成型。在移动社交、网上办公、线上生活常态化的当下，数字自我已经成为真实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面，是自我在网络空间中的呈现。然而，随着人们对于数字自我的沉迷，对现实自我的忽视与行动力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自我认同的危机与存在焦虑。那如何看待数字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关系？数字自我的崛起又是如何导致存在焦虑的出现？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一、数字自我与存在焦虑在对西方文明史的梳理中，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根据“非存在”威胁“存在”的三种方式，划分出三类焦虑：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本体论）、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认识论）以及对谴责和罪过的焦虑（伦理学）。另一位存在分析心理学家布根塔尔在蒂利希三维度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维度，即“对疏离感和孤独感的焦虑”。布根塔尔的第四维焦虑受启发自弗洛姆的“存在矛盾性”理论，后者认为，人的存在具有矛盾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人的潜能的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

陈丹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教授，国家新闻出版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崔波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国家一流专业编辑出版学建设点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杜智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迁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编者按数字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且为一个国家国际传播能力与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构成维度。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数字版权输出能力不断增强，社交媒体不断拓展，已发展成为世界数字版权贸易大国，正在向世界数字版权贸易强国迈进。在此之际，却遭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严酷国际环境。如何从危机挑战中抢抓创造机遇，利用新技术赋能实现弯道超车，提升中国数字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是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为此，本刊约请五位学界专家，对数字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前沿问题展开讨论。（专家排名以姓氏拼音为序）本刊记者数字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应用带来贸易方式与贸易对象的深刻变革。当前基于跨境信息传输与数据流动的数字版权贸易增长速度，远高过基于有形载体的传统版权贸易。您认为相较于传统版权贸易，数字版权贸易呈现哪些新特征？会引发哪些新问题？朱春阳数字版权贸易在中国的统计口径比较复杂，如游戏、网络文学等也列入数字出版这一大类中。从内容创意产业整体来看，目前尚处逆差，数字出版版权贸易是其中率先实现顺差的领域。通过网络文学与游戏渠道实现“走出去”的内容产业所承载的精神与文明的内核，与主流文化倡导的取向还存在许多不一致。这是一个需要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对话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收编还是抵抗的问题。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自此“网络强国”同“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一道，共同组成了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蓝图。一、媒介与媒介性在传播研究中重提物质性，使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于媒介。然而当研究者带着经新认识论洗礼的双眼看向这位“旧相识”，扑面而来的不是亲切却是茫然——传播研究语境下的媒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它？怎样研究？一连串问题再次指向20世纪传播学建制化过程的“先天不足”。大众传播学界定类似媒介这样的关键概念时，不仅视野狭窄，只看到彼时风头正劲的大众传媒，而且只看到它们作为信息通道的功能，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媒介性问题的提出，将传播研究中的“媒介入射角”推到了传播理论的前台。这有助于弥补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偏重应用而缺乏核心概念、本体论基础较为薄弱的缺憾，成为提高理论化水平的重要契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介性或许将成为探索传播学本体论的重要抓手，在引领传播研究前沿的同时，深化本学科的理论底蕴。二、媒介化与中介化如果说围绕物质性的讨论，揭示出媒介物能以自身特有的逻辑和方式揭开世界的面纱，那么研究者在多元脉络下对媒介性的探索，则为媒介正本清源，扶助这些解蔽现实的中介之物重回传播学视野中心。从最初的理论化过程到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有关媒介化的讨论与物质性思潮时有交叉，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媒介化视为物质性转向的核心观点——物塑造人与社会在传播领域的具体表述。鉴于思想之间的同源性，或许可以援引学者们在物质性议题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物质性的理论资源中，以海德格尔、拉图尔、吉布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关系性的视角出发，将物理解为自然与人文要素的汇聚，并强调这种本质需要借人之手引出。因此，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对媒介化采取敏感性的概念化方式更有可能给出具有启发性的答案。这种概念化方式在人们尚未找到合适的概念来阐释新涌现的技术进程时，能够帮助研究者保持开放的胸怀与机警的姿态。三、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时空维度上的认识论开拓除了启发传播研究者重新思考作为本体的媒介，物质性也在认识论维度上带来了新的理解方式与阐释框架。近五年来，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就通过引入对物质性的考量，打开了审视媒介与历史想象抑或空间感知互构过程的新路径。近年来，国内由物质性转向引发的讨论中，媒介考古学是较早形成热点的领域之一。施畅通过回溯媒介考古学的兴起脉络，从中梳理出电影考古学和德国媒介理论两条主干。如果说媒介考古学能够帮助研究者从历史中重新理解媒介，那么媒介地理学的智力贡献便体现在其勾勒出媒介与传播在空间维度上留下的印迹。虽然媒介考古学和媒介地理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新领域，但对传播研究者而言，这两种理论资源更宝贵的价值或许体现在其中蕴含的认识论革新。四、身体及具身传播近年来给本土传播学界带来巨大理论震撼的物质性讨论，在重新发现媒介的同时也解蔽了身体。这些讨论一方面揭示了身体的媒介属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嵌入身体中的媒介，并据此追问技术代具的进化如何重塑主体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启发研究者从存在论而非功能的意义上理解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总体上看，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的身体讨论正在从初阶的现象描述走向深入的哲学探讨，不再满足于描述媒介使用中身体运动、感官体验等方面呈现的直观变化，而是从现象学、媒介理论、欧陆技术哲学等思想脉络中引入理论资源，透过经验现象达致对主体性的重审，还原其“作为身体的我”的饱满内涵。其一，引入身体维度开启了对西方哲学传统和深受其影响的传播研究中身心二元论的系列反思，重新发现一系列被这种成见所遮蔽的理论资源，激活了相关的理论介绍与探讨。其二，身体维度和具身性视角中也蕴藏着思想史写作的新灵感，以此为起点重读本土传播研究者熟悉的经典理论著作，有助于从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灼见，与物质性转向下有关媒介的讨论形成共振与对话。其三，在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重新定位身体，也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与新兴社会现象中增进了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与阐释力。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技术与有别于动物的人从始至终共在共构。而在技术以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人体的今天，审视身体的变迁与重组已然成为关乎存在的紧迫问题。五、数字城市背景下的城市传播研究作为人类文明代表性产品的城市就坐落于二者的交界地带，其地理空间和媒介对空间的表征，也包含着多元层次。因此，城市—传播这个复合短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排列组合可能。这为研究者带来了反思城市传播的契机，而物质性视角与拓展了的媒介概念，也在由来已久的城市传播领域中开辟了一条新理路。在城市的物质性一端，尽管网络与数字技术无远弗届的联结时常带来地方消散的感触，但在现实层面，这种趋势的表现方式极其复杂。尽管这些立足本土经验的研究看起来并没有建构宏大的理论，也并未宣称自己的结论是具有普适效力的规律，但它们正在通过复杂现实的试炼，不断为其廓清轮廓，探知和尝试可能的进路。面对当下数字城市抑或智慧城市生活中各种前所未有的新现实、新体验，不仅何为传播、何为媒介等看似不言自明的老问题需要接受检视，城市传播研究的整体范式革新同样也势在必行。六、回归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城市传播一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本土研究者较为熟悉的经典研究路径。在最近五年中，其理论范式与研究议题同样从当前以媒介和媒介化社会为中心的讨论、网络与数字现实和朝向媒介物质性的认识论变革中发现了新的探索方向。传统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演变，以及数字平台实践向劳动的转化，构成了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新课题。在智能媒体盛行的今天，媒介作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已经跃出布尔迪厄所言的新闻场域，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媒介场域。它有能力统合传统上能够区分出的各个场域及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类型资本，将它们转化、嵌入自身的逻辑之中。劳动与城市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然而与城市传播研究一样，作为传播研究经典范式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今天同样面临各种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全新现象。七、“后真相”抑或“信息茧房”：平台媒体的技术逻辑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勃兴有目共睹。其功能早已不限于私人化的交往，转而在以往由专业新闻机构统筹的公共领域中攻城略地，挤压传统新闻生产机构的生存空间，不断分流受众的注意力，成为更加唾手可得的信源。与此同时，各种超级平台也凭借算法技术飞速成长，而这种现状令人喜忧参半。平台媒体无疑带来了极大便利，却也令研究者愈发担心它们是否使民众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算法的操纵之中，所见所感皆为技术描画的“楚门的世界”，再难触及真相与现实。“后真相”与“信息茧房”两个近年来在传播研究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话题，便是社会舆论中弥散的这些焦虑在学理层面的表征。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应对/治理一极理解“后真相”，认为其中隐藏着反智主义的苗头，可能给公共生活与新闻业的社会服务造成巨大破坏，带来诸多社会治理难题。另一些研究者倾向于采取包容/接纳的态度。不少研究者在论及“后真相”问题时，谈到了福柯阐发的真相制度。相较于在诸多层面上引发学理讨论的“后真相”，“信息茧房”更像是有感于新型信息环境而产生和流行的一种比喻。它大体描述的是人们在算法新闻推荐机制下，将接受更多与自己原有判断、偏好等相一致的信息，宛如在狭小的蚕茧中沉醉于自身观点的回声，从而导致偏激和狭隘的观念。八、网络民粹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从情感体验上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指向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对此的崇信，但从概念形成的理路上看，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范畴。民粹主义站在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抬高普通大众的地位，指向阶级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不满；而民族主义则指向政治层面的民族国家制度与文化层面上由相通的语言、文字、习俗等构成的族裔。如果说大众传媒深刻形塑了20世纪的民族主义，那么今天的技术逻辑，又将如何重写技术使用者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后续研究者由媒介技术的形式逻辑切入，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诠释，将有助于理解人们在今天由“网”和“数”联结构造的世界中，如何寻找情感与文化认同的归属。九、媒介与集体记忆正如大众传媒曾经塑造了共同体生产和消费历史的方式一样，今天的数字媒体同样带来了记忆形态与记忆方式的深刻重组。目前看来，纪录片、电影、照片等载体，依然是媒介与记忆研究的主要经验素材，聚焦Web2.0以降新兴媒介技术形态对记忆模式影响的研究尚属少数，有深度的讨论也尚未大量涌现，而更多停留于对领域的介绍和现象描述。或许是因为记忆与历史在中文语用中具有接近性，导致研究者谈及记忆问题，通常联想到的都是一种历史取向的研究，因此传播学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甚至未来感的新锐学科，总是在这类议题上缺乏敏感度。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记忆研究其实是一个具有相当深度与外延的跨学科领域，尤其是在数字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辅助人类书写、存储、再现记忆，甚至直接模拟和构建记忆的当下，语义学、现象学、历史学、神经科学、数字算法等知识门类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交织缠绕，而传播学对于加入这场正在生成的讨论，似乎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是未来草就的历史手稿，而研究作为书写工具的媒介，应是传播学分内的工作。如何借由物质性的视角，从一种媒介本体论出发，充分展开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应成为传播研究接下来深入思考的问题。十、数字隐私数字隐私概念引出了近年来新兴媒介技术环境下特殊的技术/媒介伦理与生命政治议题。各种媒体终端在社会生活微观层面的运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应用情境，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随之浮现。数字化生活也为各种手机应用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数据的“富矿”。已有研究者意识到，在这些新型数字实践中涌现的隐私争议不只是伦理问题。在算法与平台经济能将数据转化为自身情报与资讯的技术体系下，数字隐私也包含了复杂的法权问题，甚至牵涉出对人与作为准主体的人工智能之间交往伦理的反思。曾几何时，隐私作为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的存在，鲜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其重要性。然而当下数字技术的演进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活跃表现，使个人的身体与生命成为技术微观治理的重要界面。如今，数字隐私牵出的讨论与思考已不止于廓清群己界限，更指向横陈在技术凝视下赤裸的生命。这些由技术记录、被技术管理，又为技术所征用的个体生命印迹，为理解数字技术中秘而不宣又丝丝入扣的权力运作掀开了一角。结

近年来，学术期刊研究持续升温，究其原因，除了学界特别是业界对学术期刊规律探寻的日益重视外，当与学术领域一系列大事的发生有关。来自外部的推动与期刊界内部的呼应促成了学术期刊研究多个极具时代特色的热点的形成。本文尝试对此做一全景式展示并略加评说，不当之处，敬请批评。一、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激起巨大反响要说五年来最能触动学术期刊界的事，当首推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回信了。2021年，创刊于1951年的《文史哲》迎来70周年刊庆，刊庆期间，编辑部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回信。王学典主编曾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编辑部都沸腾了，大家兴奋异常……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来体会总书记的回信。”其实，不仅仅是《文史哲》编辑部，总书记回信的公开发表，在整个学术期刊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期刊协会到各个编辑部都闻风而动，汇聚成学习领会回信精神的热潮。首先，关于学习总书记回信的体会。从回信发表至今，学习和讨论回信精神都是学术期刊界所有活动的重要主题，有两点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其一，总书记的回信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发展方向，“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其二，总书记的回信指明了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其次，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回信精神。这也是学术界和期刊界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五家期刊共同举办的学习交流会上，各期刊编辑部的主编和编辑人员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决心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为契机，更好地推动报刊社期刊的发展，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打造高品质学术期刊贡献力量”。不仅是期刊界，“回信鼓舞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民网强国论坛采访了来自文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专家，他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开拓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再次，对学术期刊初心和使命的再探讨。“什么是学术期刊的‘初心’？作为学术期刊的从业者，我们是否忘记了‘初心’？习总书记的‘回信’是提醒，更是警醒，也是鞭策和鼓励。”《文史哲》编辑部专门撰文阐述了他们在学习回信后对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首要目标，是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根本任务，是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核心措施，是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重要方面，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最后，对《文史哲》成功经验的研讨。总书记的回信肯定了《文史哲》创刊以来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绩，故而研讨《文史哲》成功经验也就成为学术期刊界学习和领会回信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上，王学典主编将《文史哲》的经验和传统概括为：“‘不入主流，难成一流’是杂志始终如一的办刊理念；质量立刊，专家办刊，视学术为生命，是杂志坚定不移的办刊原则；倡导百家争鸣，锻造公共学术话题，是杂志一直以来的办刊追求；发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是杂志未曾动摇的办刊传统。”刘京希副主编则是这样形容《文史哲》的风格和特色的：“学者办刊，编学互长；延揽大学者，扶植小人物；倡导新方法，研究新学术；关注学界动向，引领学术潮流；立足本土话语，放眼世界文明。”对于《文史哲》的经验或理念，期刊界并不陌生，因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文史哲》都作为主流学术的代表而备受关注，《文史哲》的经验能否被复制才是一个真问题。因此，探讨《文史哲》为何成功，《文史哲》的经验如何复制，一时也成为期刊界热议的重点。此外，还有大家从一开始就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文史哲》给总书记的信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能得到总书记回信？关于前一问，王学典主编曾披露：“我们就想在《文史哲》70周年之际，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们的办刊情况……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史哲》的发展情况，以及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工作。”关于后一问，王学典主编说：“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文史哲》的办刊理念与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待与希望完全一致。”他引述了习总书记考察武夷山朱熹园时指出的“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后说：“《文史哲》杂志从一创刊，其发稿的侧重点就是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成果，持之以恒地研究探索‘中华文明’，一直是《文史哲》的追求，近十几年来尤其如此。”显然，这也是《文史哲》得以成功的秘诀。二、“双一流”建设给学术期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中国学术期刊阵营中，无论是跨学科的综合性期刊，还是各学科领域的专业期刊，尤其是后者，都有一批在各学科领域引领创新、深得学术共同体认可和归依的学术期刊存在。但从总体上审视整个学术期刊阵营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优秀的期刊还是太少了，与学科体系配套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更少。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期刊阵营有两个大的变化：一是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高校学报在21世纪初实现了大扩容；二是影响力下降，体系化构建远未完成，而高校期刊因为综合性学报的大量存在更为明显。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21世纪的前十多年中，从学术界到期刊界以及管理部门对此都有颇为深刻的反思，多将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学术评价机制指为主要根源。对于这一状况，期刊人当然很不甘心，无奈的是，仅靠期刊人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合适的契机、外力的推动和体制机制的同步改革都是必不可少的。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的目标。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双一流”建设无疑是一个能促进和带动多方联动的十分难得的机遇。因此，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振兴高校学术期刊，成为持续不减的热点。最初的讨论带有明显的刚看到希望时的兴奋，因为无论是一流高校还是一流学科的建设，都离不开学术期刊，所以有期刊人十分乐观地断言，“作为大学出版的重要方面军——学术期刊以其独特优势和特点，在学科建设和学界占据重要地位……对‘双一流’建设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学术期刊人急需思考的问题当是如何抓住机遇“引领和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味道。这样的联想和推理似乎不无道理，但并不是所有学术期刊都天然具备助力“双一流”建设的功能。在最初的兴奋过后，逐渐冷静下来的期刊界中有人指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通篇只字未提学术期刊。“要使‘双一流’建设目标达成时得到举世公认，无非就是两件事：其一，通过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一系列建设，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后者主要靠的就是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两件事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期刊被无视的原因是什么？恰恰在于我国目前没有、短时间内也不大可能拥有成体系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所以“实现‘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还是离不开国际学术期刊这一发表平台”。但这些期刊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非我们所能规划，“这才是《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只字不提学术期刊的真实原因所在”。换言之，“双一流”方案在设计时对现有高校学术期刊就未寄予太高的希望。“双一流”建设全面启动以来，优质稿源的加速外流也说明了这一事实。可见，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双一流”建设是机遇但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然，高调宣称“双一流”建设离不开现有高校学术期刊的文章还在不断出现。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挑战之严峻，最近一两年的讨论逐渐趋向务实。首先，对高校学术期刊的现状和处境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毕竟高校学术期刊在稿源、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的普遍不足有目共睹，仅凭时下的高校学术期刊是不可能满足“双一流”建设需要的；而“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对高校学术期刊几乎没有实质性投入，更没有将其纳入未来规划，则从事实层面说明了这一点，这使得高校学术期刊人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现实。其次，不再执著于“引领‘双一流’建设”的自信，转而谋求搭上“双一流”建设这班车，并对搭上车后如何服务学科建设和提升期刊影响力提出种种设想。有多位研究者设想了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协同发展的种种路径，从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协同发展的战略环境、内核动力、策略机制、评价体系诸方面提出建议，试图说动高校决策者。显然，搭上车与“双一流”建设主要依靠的传播平台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但若换个角度看，没有自己的学术平台，“双一流”建设真的能成功吗？世界上又有哪个拥有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的国家没有自己的一流传播平台？所以，相关讨论在接下来的两个热点中还将延续。三、“破唯”行动中对学术期刊评价作用的再审视继“双一流”建设后的另一个热点，是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引发的对于学术期刊评价作用的热议。其实，学术评价热已有些年头，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最抢眼的表现就是学术界、学术期刊界与定时发布期刊排行榜的评价机构的“缠斗”，管理部门虽然一直在倡导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但对这样的“缠斗”，一般不会轻易表态，更没有针对具体评价指标发表意见。要说近五年来学术评价热与以往有何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管理部门强势介入和引导。特别是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的“破唯”目标之后，教育部办公厅随即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全面开展了清理“四唯”“五唯”行动。而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一、研究范式反思与概念重建❖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的学科意识，首先体现在对既往研究范式的反思上。四十多年来，基于不同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几代研究者对出版学研究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互动之下，形成了经验梳理特色明显的出版学研究框架。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一方面来源于出版学较为低下的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出版学的研究成果相对单薄。面对学科困局，十九大以来不少学者开始从本源角度审视研究范式的缺陷与革新之途。范式反思是一种外在视角的审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仅有外部反思是不够的，从基本概念入手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是出版学建立的学术前提。在具体的理论与概念重建方面，方卿的研究值得重视。在出版学的研究队伍中，出版业界人员是一支重要力量。二、学科意识与出版学科体系的讨论❖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的学科意识，除了掀起一场基础理论研究热潮之外，在出版学科体系领域同样引起了集中讨论，这也成为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的另一热点。学科或者专业，并不是知识产生之后与生俱来的事物，而是随着现代工业化生产和知识分工的出现，在知识领域逐步出现的人为之物。也就是说，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知识生产形式。学科产生之后，无论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还是福柯的知识权力观，都指出了学科或专业对于新知识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学科体系既包括基础的方法和理论，也包括一套逐步形成的学科规训准则。尤其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下，能否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影响。从学科角度集中思考出版学的设置与内涵，是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学科意识凸显的另一表现。1.论证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相对于编辑出版学所处的三级学科地位而言，出版学如果能被列为一级学科，不仅代表着专业地位这一软实力的提升，同时也将带来更多的学科资源。对此，聂震宁提出了五个理由: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需要，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版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出版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武汉大学被视为我国出版教育的“黄埔军校”，方卿对于出版专业四十年的发展体认甚深，认为出版学学科地位的低下，导致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学高等教育远远滞后于出版业发展，难以满足建设出版强国的迫切需求。陈丹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学科与人才培养层面分析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的意义，张志强认为设立出版学一级学科有助于解决目前出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⒉思考如何建设出版学科体系相比出版学为什么要进行学科升级，更重要的问题是升级后的出版学科体系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对国外出版教育的借鉴。二是对学科建设历史的回顾。三是对出版教育现实的审视。3.回答出版学科的合法性从合法性角度思考出版何为，是出版学科意识的核心之一。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科体系合法性的研究，在固有的文明传承、“书香中国”等依据之外，一个新的变动是新文科的提出。张文彦等认为新文科建设启示我们从出版革命、丛书出版的三次浪潮、出版科研机构的蓬勃兴起、出版对于知识生产的价值意义四个方面，建立学术研究的新范式。王关义等指出在新文科的背景之下，更应该积极进行学科建设探索，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出版专业人才。三、媒介意识与数字出版理论❖数字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出版业的面貌。数字媒介不但是一种新的信息存储和传播载体，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认识世界和感知世界的全新方式，对于出版业的影响也堪称结构性变革，因此十九大以来对数字出版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持续深化。1.数字出版基础概念的研究随着媒介的变革，数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数字出版领域，技术的因素更为突出，因此数字出版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便是审视技术变革对出版带来的影响。但在近年研究范式反思的背景下，数字出版的概念得到了诸多学人的重视。这种集体努力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2.对数字出版研究方法的研究传统的出版研究更偏重使用以内容为核心的文科研究方法，但强调技术维度的数字出版，则要求有一种新的学科和媒介思维。同时，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让数字出版的研究不能仅就出版看出版，而应该有更大的社会关怀和跨学科视野。这种新变动让数字出版的研究方法有了新的关注点。3.思考数字出版对出版学科的影响当数字技术使出版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传统的出版定义还能不证自明吗?既有的出版理论还能继续延展覆盖吗?这些问题，成为数字出版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近年来集中关注数字出版研究的张新新对数字出版进行了多维思考，指出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出版活动，即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所构成的客观存在，数字出版具有数字化、现代化、开放性和互动性四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数字时代出版学思考的边界。四、传统延续:编辑学的研究进展❖在现有的出版学研究体系中，编辑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媒介的发展与学科专业的细化，编辑学开始更多地与图书为主的出版业联系在一起，编辑出版学至今还是本科专业的官方名称。1.对编辑基础理论的研究对研究范式的反思和基础理论的重视，同样体现在编辑学研究领域。随着媒介和时代的变革，编辑的概念也不停发展。2.对编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作为学理化的研究，理论创新与方法关注是“一体两翼”，因此编辑学研究方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3.对于编辑思想的研究编辑思想作为内容加工重构的主要指针，无论对于微观的图书编纂，还是对于宏观的人类知识存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之前，文化知识得编辑而存，不得编辑而亡，几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此外，不少对于编辑学研究的综述之作，虽然不是严格的理论思考，但对编辑学的概念流变、范式发展及领域拓展等，都在评述之中有所阐发。五、中国特色的研究意识❖中国学人建构的编辑学研究，在西方学科体系之中未有先例，王振铎先生曾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中国特色的研究意识，同时体现在新兴研究领域的塑造之中，典型的代表便是出版史学的提出。在出版学的各领域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其他学科借鉴，或者说相对形成了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的板块，目前来说还主要在出版史研究领域。从内涵上来说，书史更为广泛，包括出版史、阅读史以及媒介史等诸多内容。在我国的话语体系中，书史的使用频次不高，尤其是出版学研究领域，更多是采用出版史的命名。随着书史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出版史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出版学界也蔚然兴起。六、结

一、战略政策解读：坚持中国道路，彰显中国模式1.历史性成就与变革：阐释当前中国影视强国建设的总体特征在中央影视机构改革后，主旋律影视领域研究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中国影视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影视高质量发展、影视强国建设不断推进；中国影视领域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创作生产、工业化建设、市场开拓、技术研发、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新成就，特别是中国影视领域以艺术方式书写和记录新时代中国伟大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为推进中国影视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2．紧扣强国目标：解读分析影视发展重要政策文件主旋律影视领域研究以《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为遵循,探索统筹推进影视行业改革、推进影视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影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方法。3．新常态、新路径：探索中国影视高质量发展方向中国影视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索中国影视提质增效的路径、方法，在发挥制度优势上，需形成推动中国影视创新发展的集体合力，打造具备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影视企业，提升抗击风险的能力；在提升工业化水平上，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电影“新力量”，大力完善电影工业化体系；在创新生产上，聚焦创新实践，视其为实现中国影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在规避风险和审美引领上，聚焦国家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强调要警惕资本驱动下的负面影响，积极主张倡导新时代应有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坚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归自然健康、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审美观。4.

2013年，自拍一词入选《牛津词典》年度词汇。近几年来，在一系列媒体和传播科技创新的驱动之下，出现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拍图片和自拍影像更是以万亿计，自拍已然成为建构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自拍不仅通过不断创造和刷新自身形态的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演进，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权力特征和发展轨迹。一、自拍溯源：身份与权力的表征（一）彰显权贵身份的肖像画以人为主体的图像历史可以追溯至几个世纪前的肖像画。而早期肖像画在展现人物形象主体时，画像主人公多指向达官贵族、王侯将相，肖像画则是这些权贵们塑造自身形象、展示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带有强烈的身份区隔与阶级意识。肖像最初作为“描绘”的同义词，并不设特定描绘对象，而是只强调写实风格。而后，肖像不再是模仿，肖像画的目的亦不在于复制与还原，而是一种以主体作为根本被重新赋予意义的生产活动。不同的肖像画风格反映了人类自身认知世界的视角的变化。西方的肖像画一直以来专注于个体身份的彰显。被悬挂在显眼位置的肖像画，不仅仅表现国王的外在形象，画作者也运用一定的技巧再现国王的权力、品性与威仪，不仅如此，肖像画一度被提升至和国王同等的地位甚至占据更高的地位，因为肖像画将国王风采光辉的形象定格，隐喻着国王不老不死，权力、功名万古千秋。中国清代以前的肖像画同样主要出自皇家，而且多用于祭祖和仪式典礼。皇帝虽各有不同，但不同肖像画中皇帝的面容特征大同小异，这同样反映出肖像画着重呈现主体指涉性身份和图像身份的融合，即皇帝身份和皇帝本人的结合。直到康乾时期，才涌现出了大量展现皇家日常生活的肖像画以及行乐图，从不同角度展现皇帝的不同社会角色，打造出皇帝平易近人的一面。（二）向大众过渡的自画像在中西方绘画史中，自画像的出现远落后于肖像画，且皆是在肖像画发展到一定阶段、特权下沉之后才真正出现。这显然与早期艺术家作为职业工匠的社会地位较低、没有权力成为肖像画中的主角紧密相关。只有随着社会进步、思想革新和艺术变革，画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体现出一定的“画像平等化”之后，画家的自我意识才真正被唤醒并彰显于画作之中。而真正被认为是美术史上的第一幅自画像作品《十三岁的自画像》则直到1484年才由阿尔布雷特·丢勒对镜创作完成。丢勒一生的自画像堪称另一形式的自传，也影响了其后伦勃朗等众多画家，更推动了肖像画由权贵向大众的过渡。逐渐地，肖像画不再局限于艺术家阶层，而是渗透到了普通大众的生活，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可以成为画家的模特，画家们开始将笔触伸向了各个阶层，《带珍珠耳环的少女》《无名女郎》等作品均昭示着肖像画开始真正实现了向大众的推广和普及。（三）走向个体记忆的自拍照毫无疑问，在摄影术出现之前，肖像画被认为是最贴近人像的描摹形式，而在摄影术出现之后，作为真实记录自拍照则开始取代自画像成为以摄影师为代表的视觉艺术家传达个人信念和想法的新的手段。世界上最早的自拍照诞生于1839年，是由北美摄影师科尼利厄斯使用银版照相法完成。其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价格高昂，自拍主要是摄影艺术家把玩的艺术品，其功能主要是思想表达和艺术创作。如果说自拍照最初作为摄影师艺术创作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摄影的成本高昂和技术尚不普及的话，那么就算随着照相机的价格下降和摄像技术的普及，一般民众已经有了利用照相机乃至手机来完成自拍的机会和能力，自拍作品一开始也仅是作为个人的独特记忆而被个人收藏的，并没有进入更大范围的社交和公共领领，因而与今天我们所谓的自拍仍有着较大的区别。（四）平民化的网络自拍直到2000年-2010之间，随着互联网上开始出现真正的自拍版块，当代意义上的自拍才开始真正进入大众视野。随后，社交媒体也开始注重视觉形象对社交的作用，2005年腾讯QQ空间开创的QQ秀可以算是自拍社交的前身。从2010年开始，随着低成本的数码照相技术的出现，特别是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使自拍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也使得自拍的权力意识和个人记忆意义被削弱，自拍不仅使自拍者的身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更发挥出了强大的社交功能。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摄影技术的“傻瓜化”和“功能化”，自拍更是迎来了世界范围内的盛况。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自拍的外延也随之拓展，并不断催生出新的类型。在新媒体中备受欢迎的网络主播、Vlog等便是自拍在新技术环境下衍生出的新形式和新发展。作为视频化自拍形式的Vlog以及网络直播、自拍短视频与照片形式的自拍一样，采取的都是第一人称视角，注重个人形象的展示，有较强的互动性。作为媒体被赋能后实现视觉化生存的又一重要路径，视频化自拍因具有视听结合、内容多元、传播便捷等特点，对自拍者的表现和形象建构更加立体全面。由于技术上的这些优势，视频化自拍不仅在继承和发展照片自拍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进一步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越来越具有取代图像成为社交展演道具的趋势。二、技术赋权与视觉化生存：作为自我呈现与社交展演的自拍（一）理想自我的符号隐喻由于“我们肉体的有机体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永远是昙花一现的构造物，它的适应力和成功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作为自然存在的身体既不具备可描述的特殊性，更难以掌握和不可预测。只有被赋予意识之后，作为物质的身体存在时才能被展示，而在这一点上，自拍恰恰因其在视觉层面上强烈的幻想、表演和抗争意味而实现了对个体身体上不足的弥补。自拍中，人的形态由自然身体和技术改造的非自然身体共同构筑，既是人的身心合一的意志活动和情感的一种隐喻，也是为了达到塑造身体意识和身体感知的目的。说到底，无论身体以何种形式呈现实际上都无不遵循着建构理想自我的原则。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艺术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人类身体的完美再现方法，以此来克服物质身体的种种缺陷。”如达芬奇《维特鲁威人》中的男性身体代表了理想身体的黄金比例。通过肖像来实现对理想化自我的追求，同样可以从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得到印证。在他看来，人是在镜子中确立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人在照镜子的过程中获得权威感，并将其视为理想自我而逐渐迷恋镜中影像。从镜像之我到社会之我，镜子、屏幕都充当了进入可见世界入口的角色，而人则按照“身体的心像”对幻觉中的镜像进行判断，将拟态事实认作异形认同，并以此来构建理想化的自我。由此不难理解自拍中的美颜功能为何会成为技术时代通往理想自我的最简便的途径之一，美颜既是自拍者对自我呈现理想化的选择和规范，同时也能够消除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间的鸿沟。理想自我建构的最高境界在于驱使观看者将“看”这个行为忘记，忘却物质性的媒介基础，在意识层面模糊、叠化观看者的现实自我，重新建立、甚至颠覆观看者对自拍者的认知，真正实现人的视觉化生存。在主体相互间的身体不在场时，主观性的认知是凌驾于技术、艺术、实在性等外在规范之上的。久而久之，在观看者的意识范畴中，自拍者的现实自我不断被理想自我侵蚀，理想形象得到稳固和认同，而观看者最终则是在自拍者的引导和暗示下形成不同意识之间的意义交流。（二）景观社会中的社交货币

2021年7月郑州暴雨救援中，一份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在线文档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注定被载入史册。被困者称其为“救命文档”，网友评论说：“这不是文档，这是星河”，官方主流媒体亦称其为“民间诗史”。但创建者李睿却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开始，是网友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才能做得这么好。”作为“一个小小的开始”的文档何以汇聚庞大的社会力量，在郑州暴雨救援中发挥聚沙成塔的作用，成为受困者获救的希望，使其有“星河”之誉？换言之，一个在线文档如何经由网络的协同编辑与扩散而引发巨大的社会效应，成为促动救援的物质性力量？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如何引发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一个“微小的能量”是如何连接到巨大的社会力量？从德布雷媒介学“倒置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眼光”出发，能够为我们提供全新的认识。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法国学者德布雷创建的媒介学注重在技术与文化互动的关系中探讨媒介本身所引致的社会性后果。他将媒介（ｍédio）视为一种中间体（即“中介”），并将其界定为“近似地指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是一个“整体的序列”，包括人类使用的自然语言、播发和感知的身体器官、符号的物质载体、输入和复制的技术手段几个层面。在此意义上，以“救命文档”为核心而形成的文档录入、编辑、整理、传播与扩散的技术手段和诸如创建、运维文档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群组共同构成了“救命文档”媒介学意义上的“媒介”身份，即一个“集合”与“整体的序列”。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实践转向”，媒介研究也深受影响。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于2004首次尝试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他认为实践路径的媒介研究始于与媒介相关的事件，包含一切松散和开放的关系。它注重在各种情景和语境中，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人们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如何与广阔的动因联系。国内学者齐爱军教授认为把媒介理解成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理解成为文本或生产结构，它研究的是以媒介为面向（media-oriented）的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救命文档”作为一种“记录”、“存储”待救援人员信息的媒介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演化为“传播”信息的媒介，即作为一种德布雷所谓的“惰性媒介”是如何成为具有活性的媒介而发挥其“载体的活力”，将“微小的能量”连接到巨大的社会力量之上，凸显媒介实践的社会价值，这正是本研究的目标。二、载体的符号化：“救命文档”作为“社会传播的对象”从媒介学倒置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眼光看，“一个信息是否能够产生社会功能，取决于它能否成为社会传播的一个对象。”作为一种民间暴雨救援的创新媒介实践，《待救援人员信息》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在于它被符号化为“救命文档”而成为一个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社会传播的对象”。以“救命文档”为主题的相关报道、评论、话题等纷纷登上《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及各地方媒体，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平台也纷纷转发、评论、设置话题，使其成为郑州暴雨救援中的现象级传播事件。尤其是7月21日，腾讯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发布的文章《一个救命文档的24小时》具有节点性意义。该文章梳理了“救命文档”24小时的形态演变，旋即引发刷屏，这标志着“救命文档”正式进入广阔的传播网络中。从民间自发创建、传播到包括央媒在内的官方主流媒体对其关注、扩散和肯定，“救命文档”由此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即它成为突发自然灾害中民间力量自发参与救援的重要实践，承载着受灾者获得新生的希望，亦是民间自救、互救精神的体现。在此，“救命文档”被符号化并构成了一个传播的对象，进入到广阔的传播网络中。三、技术与组织：“救命文档”作为凝聚社会力量的纽带学者黄旦认为，不同媒介有其不同的技术和文化“偏向”，会产生不同的传播形态和方式，从而规制了其内容的组织和呈现，规定了接收和体验的方式，重组了人们之间以及与现实的关系。（一）媒介价值的凸显：“救命文档”的编辑与传播

❖知识付费是知识生产者将知识、信息、技能等通过策划、加工、生产、包装等手段，变成产品与服务，通过知识付费平台满足用户的知识信息需求。按照内容形态来分，知识付费平台可分为付费问答平台、大众化知识付费平台、垂直化知识付费平台、在线教育付费平台、社群阅读知识付费平台和工具型知识付费平台等不同类型。按照商业模式的不同，知识付费平台包括问答型平台、流量电商型平台、社区型平台、SaaS工具平台等四种类型。一、作为客体的知识付费作品被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知识付费产品形态包括音频产品、视频产品、图文产品、在线问答等，可以说，大部分知识付费产品都可以称为作品。新《著作权法》2021年6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关于作品的定义“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独创性、一定形式与智力成果成为界定作品的三个关键要素，知识付费行业中的作品理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1.

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双减”系列政策，就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及校外培训负担提出意见，业界、学界普遍关注到教培行业的地震而淡化了教育出版业所受的影响。教育出版是与教育、学习、教培相关的出版，本文所指教育出版为针对K12阶段的基础教育出版。“双减”政策下，教育需求从地震的教培行业涌入教育出版业，对教育出版的发展提出了机遇与挑战。“双减”直接影响着教育出版的教材教辅布局，而素质教育、智能硬件、托管等新兴赛道推动着教育出版的内容素质化升级、数字融合及服务转向。面对教育新态，教育出版应以优质内容打造为基点，以纸数融合的教育服务为抓手，参与构建良好的教育出版生态。一、“双减”政策下教培激荡及教辅出版余震（一）教培没落下的教育需求转向“双减”政策推翻了教培的多米诺骨牌，教育需求屹立不倒，部分将流入教育出版业。若将教育出版视作对知识编码进而贮存、传播的过程，教培则近似解码器，解码内容并深度加工再传授给受众。教培属于知识传播中降低学习难度、丰富知识结构的增值服务，其没落下对教育出版所编码的知识的需求仍然存在。解码教培中介的取缔对承担编码功能的出版的影响至少有两方面：其一，对编码什么、如何编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出版的内容生产要更贴合受众理解以适配自学需要。其二，由单纯教育内容生产到涉足教培，即“出版+教育+教学”或将成为教育出版的需求转向，相应地增加了教育出版与教培机构的合作空间。（二）减负下教辅出版的余震作为教育出版大头，教辅出版的数量受多种因素影响未必会大幅下降，而质量升级势在必行。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看似将撼动教辅出版，但多年来减负政策精简教辅的缓冲、双减与应试教育现状的错位将使教辅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教辅出版质量的要求在于：教辅选题及内容编排的素质导向，要注重方法指导、思维培养而非应试技巧习得；在围绕书本内容及课堂教学设计内容实现巩固知识、诊断学情的基础目标外，设计分层次的弹性组合模块以适配个性化的进阶要求；生产教辅类图书的配套视频以补位教培被砍的解码功能，促进知识接受；善用数字化评议教辅，与教学联动精准减负、提供教育策略。二、“双减”新赛道及教育出版入局的内在要求（一）素质教育导向下的内容素质化转向“双减”政策的底色是素质教育，这对教育出版提出了内容素质化转向的要求。一方面，增加的自主学习时间及课后服务催生了素质培育类图书的需求，涵盖人文艺术、科普知识、劳动实践等方向。另一方面，学校教育部分转移至家庭，或将进一步打开亲子读物、家长教育类图书的市场。其中碎片化、伴随性的有声书有望成为高渗透的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形式，缓解中年人周旋于工作及育儿之间的重压。教培机构也在发力素质教育赛道，与教育出版各有千秋。前者的主要优势在C端用户积累和正在打开的B端学校市场。后者的素质转向长于优质内容积累。教培转型为仓促之举，人员及内容均未经实践检验，而素质类教育出版物一直都有，当下任务是做好做精。（二）智能硬件东风推动数字融合

等新技术从更高维的层次还原个体的多模态叙事与感知；而承载着社会全要素高效运行的平台则以“去中心化”机制作为底层设定，其开放式的运行规则赋予了多主体共同创造、共同享受以及共同治理的权力。（一）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显著影响着人类交往实践的广度与深度，跨文化传播同样面临着新的情境，尤其在视频化、图像化内容成为人类日常表达与交流的主要媒介形态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视觉化转向趋势明显。视觉化符号具有较高的可译通性和跨文化性，作为一种新媒体世界中充满生命力的符号，其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正确认识视觉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价值，并以此提升出版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有效介质在异域文化自我衍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际效果具有现实意义。一视觉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价值视觉化符号作为超越语言的一种全球性语法，打破文化界限，更易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其中低语境要求、强表现形式和低卷入度特征凸显出视觉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价值。1.视觉化符号的低语境要求增进跨文化“理解力”与文字相比，图像本身作为一种信息或对文字信息的诠释，因其直观、鲜明、生动的特点更能被受众认知与把握。视觉化符号因具备较强的还原现实世界的能力，在跨文化交流中有益于促成语境化理解和互惠性理解。视觉化符号所具有的直观还原的特征使其能够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降低有效信息量的价值减损，通过再现文字所叙述之情景语境补偿跨文化传播中的语境流失，从而降低因文化背景差异而造成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误读与偏差。2.视觉化符号的强表现形式提升跨文化“吸引力”不同文化间的语言差异一直是跨文化交流的巨大阻碍，视觉化符号的画面表现力、信息承载能力、唤起能力，使得其比语言符号更具有弹性的语义解读范围与更广泛的想象空间，能以更大的文化包容性感染异域文化受众。受众通过视觉化符号的故事性元素获取信息与解读意义的门槛相较于语言文字等符号而言更低，这对于一些需要较高阅读素养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跨文化传播而言尤其重要。3.视觉化符号的低卷入度特征拓展跨文化“接触面”相比于文字符号所需受众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高卷入度特征，视觉化符号的接受与解码受众卷入度较低，即使是并未识字的儿童也能够对视觉化内容进行个性化的吸收与理解，因此，视觉化符号为异域文化受众参与文化交流提供话语空间与实践场域，借助视觉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有望触达更广泛的异域文化人群。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视觉化创新路径中国出版走出去是中国故事与文本在不同文化间碰撞、沟通直至融合的过程，是中国故事“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故事借助出版这一介质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过程，视觉化创新有助于提高这个过程的文化适应性，提升中国故事在异域文化中的可见性。1.视觉呈现构建情境化的文化认同语境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异域文化受众缺少理解中国理念的认知框架和背景，往往会根据已有的认知经验和既定图式进行意义提炼与文化想象，这就需要借助异域文化受众熟悉的语境和符号系统，以其熟悉的视觉修辞手法建构特定场景。通过视觉化呈现再现出版作品的意义表达，提供近距离视角的图像话语，为异域受众接触出版作品提供互动机会，最终为出版项目在异域文化的落地提供可理解可认知的情境。例如新星出版社尝试以“漫画书+动画视频+AI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讲述中国长征故事，为异域受众提供认识中国文化的具体场景，并提供亲密视角的视觉接触，以此增进对中国长征故事的理解与认同。2.视觉篡改契合全球性的文化期待视域“期待视域”则指受众在阅读理解和接受某一出版作品之前所持有的主观期待，这种期待圈定了可能的理解限度。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出版作品的语言、风格、内容构成了它特定的“视域”，异域文化受众也有一个“视域”，理解的形成、意义的发生就是“走出去”的作品的视域与异域文化受众视域相互契合。视觉篡改强调的是出版产品形式上的“去民族化”和内核上的“再民族化”相结合的过程，“去民族化”提高出版降低在异域文化落地时的通行难度，而“再民族化”则强调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例如海豚出版社与哥伦比亚AYEAYE出版社合作采用“中国内容+外国表现”的创新模式，将中国经典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书系《熊猫小弟传奇》一书的童话故事改编成绘本，以“中国故事为里，图像化表达为表”创设跨文化传播的共通意义空间，满足哥伦比亚地区小读者的期待视域。3.视觉刺点生成情感化的文化传播链条视觉化符号的体验感、代入感和沉浸感更能满足新媒体时代弥散性、流动化的传播特征。泛在性、动态性、参与性、互动性成为当代视觉文化实践最为重要的特征，因此视觉化符号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在新媒体传播空间提供实践空间。视觉刺点往往是情感态度与情感倾向形成的催化剂，唤起超越文化边界与理性逻辑的情感体验，在实践中，可以借助视觉刺点生成情感化的面向跨文化传播的短视频、图片集等视觉化传播素材，构建视觉注意的聚焦点以及情感传播链条的起点。例如，新华文轩充分利用四川三星堆、九寨沟、大熊猫等特色资源，扩展“看熊猫”立体传播集群、“锦绣四川”全球图片巡展等融合业态，将熊猫等极具中国形象色彩的符号作为不同文化间可通约性的视觉刺点，形成传播合力，激发用户群体基于视觉体验的分享。4.视觉展演创造共享性的文化记忆空间中国出版走出去借助视觉化场景，将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当地人民日常生活场景中，基于不同文化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中普遍的视觉化生存环境，通过视觉化展演方式构建跨文化交流空间，创造不同文化间共享的社会记忆，以此提升出版走出去过程中异域文化的认同度与接受度。跨文化交流空间又可细分为实体展馆性质的空间和表演活动性质的空间。实体展馆性质“桥接空间”为异域文化受众提供接触、认知中国文化的机会，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整合“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资源，在当地举办具有中国主题书展，这些实体展陈与装置构成了富含中国文化符号的特定社会空间，为异域文化受众提供可触摸的场景化体验。表演活动性质的“桥接空间”为异域文化受众提供体验、感受中国文化的机会，通过带有互动性质的表演活动，让异域文化受众以共享性、日常化及非强制性的方式进入到一个共通的“仪式空间”。例如海豚出版社“中国经典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书系”走进北马其顿第一所汉语学校，将文本故事改编为具备进行演出。视觉展演将抽象的异域文化碰撞转化为与之息息相关的鲜活日常，使异域文化受众在观看和参与展演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互作用，建立文化间性关系，生成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记忆。三结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蔓延全球，不少国家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信息的高速传导与碰撞，可能强化流行病感知经验中的怀疑、偏见、杜撰等糟糕效应，网络交互的即时性也可能引发更加强烈的民族与文化冲突。屏幕作为数字传播实践中的介质与界面，在数字时代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经验框架，也成为流行病的“终端化体验”的重要装置，与病毒相关的感染与冲突事件每天都以全终端、全时空、全信息和全体验的方式在大小各异的屏幕中冲撞。在以屏幕为介质的数字传播实践中考察人们对流行病认知的重塑，可以清楚地看到屏幕正在深刻改变人们体验流行病的环境，被屏幕分割、放大、延伸的身体感官，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流行病感官经验。因此，我们应重新思考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远程体验，如何审视这些可能导致的新的格局与秩序——人与疾病、经验、记忆的关系在数字传播实践中将被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重新塑造。一、屏幕：流行病的感知经验与记忆之场屏幕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界面装置和视觉框架，为人们提供一种远程感知。传染、外部威胁、监视和危险关系等以各种形式在屏幕中弥散开来，尤其是图像的放大、并置与叠加，将流行病的体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视觉感知中。人与屏幕的互动强化了疾病想象与社会经验的复杂性，并且与之相伴随的“医学统治”、权力、算法等过程，也都将被这种互动重新编排和描述。感知媒介不仅提供了流行病蔓延中的特有交互轨迹与信息流动，还作为承载与存储记忆的装置。屏幕介质将流行病中的社会记忆与搜索引擎联系在一起，当把互联网看成一个重新想象的空间时，屏幕则是一种可折叠的装置，它可以通过密集的数据、图像和文字重新调节社会记忆。这种社会记忆与博物馆、纪念馆等建构的社会记忆不同，博物馆这些地方更加突出国家民族的记忆选择，个人的故事被纳入公共叙事，而依托屏幕介质的记忆建构则以所能容纳的数据、词汇、图像和隐喻构成记忆的结构与形状，各种无法分辨“真伪”的图像以及相互矛盾且不能彼此印证的信息，体现出感知媒介“记忆之场”的复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远程感知体验中关于流行病认知的重塑问题。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正在深刻改变人们体验流行病的环境，并以复杂与怪诞展现出人们所经历的多样性。二、数据标签：经验的数字化与记忆的框架屏幕中每天持续变化的数据为人们提供了疫情变化的动态性，在这个系统中，数据显露出一种高度智能和普遍化的治理技术，数据的计算和追踪，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生命的档案化处理。数据秩序在流行病的“例外状态”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运作状态，我们在对屏幕的凝视和操作中成为最理想的治理对象，完成对档案化和数据化生命的监控与管制。屏幕作为提供数据的介质，流行病中的每个人都将在屏幕中被转化成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档案，个体不再是共同体之下的自然个体，而是被数据与屏幕捆绑的治理对象。这些构成了现代社会流行病远程体验的数字化经验，数据图形按照屏幕的尺寸和像素将流行病的生命与医学经验置换成由数字序列组成的媒体对象，同时也成为一个可以编程的数字产品。身体按照数据技术在屏幕框架中被生产为一种档案化的存在，人们的身体活动，健康状态，行动轨迹、接触群体等信息都将被收集起来，并不断进行记录、转化、计算和分析，最终被标签化。流行病的医学经验或者身体经验开始转化为数字形式，这既是经验的数字化，也是生命的数据化。数据在运算和分类的同时，可能直接导致记忆的标签化。这种标签化记忆往往作为流行病社会记忆的外部框架而存在，也是一种记忆的“外部脚手架”，用来维持记忆的外部结构。依赖于屏幕行为的流行病数字经验针对的是可数据化与可计算之物，数据的计算只在屏幕介质和生命存在的背后以不可见的方式运行。除此之外，还有不可数据化和不可档案化的经验和行为，它们与图像、词汇、隐喻一起进入到“在场”与可言说的层面，成为建构记忆与经验的内部核心力量。三、图像流通：经验的“在场化”与记忆的激励在数字时代，人们通过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凝视疾病的蔓延与死亡，各种流动的图像不仅将现代社会“不可见”的场景暴露在公共空间，同时这些图像还以叠加、并置、扭曲、拼贴等“蒙太奇”效果及其互动形式同时出现在屏幕的多个视窗中，延伸并塑造出复杂的意义关系。对屏幕或者图像的操作将有可能影响身体的感觉和情感体验，屏幕作为界面组织与安排了这种影响。在远程的感知媒介体验中，疾病通过图像被赋予了可见性，并具有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影响。屏幕中的图像（包括照片和视频）将疾病或死亡从数据中打捞出来，形成对身体缺席的重新“在场化”。当身体嵌入了可以记录和捕捉的图像技术后，媒体活动也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活动，通过旁观者的眼睛和技术可以同时见证疾病或死亡。因此，屏幕成为更广泛的事件建构的一部分，个体通过感知媒介的自带镜头将流行病事件的一部分抓取到屏幕中，通过图像和视频向公众开放。现代性中的死亡是隐藏的，屏幕却大量提供了生命访问死亡的视觉文本。同时，屏幕图像不仅将一度隐藏的流行病置于公众视野，而且图像在屏幕中不断被制作、观看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传播实践，它们的意义被给予了重新的协商和操作，甚至可能被转化一种“团结”的力量，并与社会记忆的深刻激励有着紧密关联。屏幕中的图像提供了纯粹的、直接的记忆和创伤体验，它们有可能被建构成流行病灾难无声的社会见证人，这是基于在图像和流行病的社会真实之间建立的某种联系，也是基于图像流动所依赖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如果记忆具有真实的“真值”或一定的真实性，那么“真实”和“被记住”之间的感知联系在某个阶段可能会凭借屏幕图像的社会流通来维持。四、个体叙事：经验的“时空化”与记忆的延伸流行病的个体经验大多以个人日志的方式被记录与保存下来，这些文字记录被发布在各类社交平台上，个人书写拥有唤起的力量，并在记忆中运作，这不仅仅是其作为内容的功能，同时也将通过文字在屏幕中的视觉对话来推动记忆。疾病的个体经验通常被看作与“创伤”有关，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将个人的创伤经历通过屏幕介质的视觉叙事框架和社交互动平台重构共享的“过去”。因此，尽管这种创伤记忆是个体经验，但对于创伤的见证却是以屏幕为介导窗口的一种集体的社会架构，当个体记忆普遍融入或建构成集体记忆时，便不容易被时间腐蚀。在流行病经验的传播中，个人网络日记成为一种主导形式。依托网络媒介的即时分享，这些文字记录能迅速形成事件、社会关系、情感记忆与历史。由于日记或微博所承载的个体叙事，分别将流行病的经验与记忆朝着时间与空间的向度延伸，因此这些可以在当下或未来的任何一个时期被屏幕介质（网络）重新激活。而“微博”则是一种互动式记录，它可以在屏幕的视觉叙事框架内凝结空间地点，并通过集体对话形式建构流行病的经验与记忆。社交圈群中成千上万的评论留言往往将记忆的时间特质转化为视觉架构下的空间序列。这种空间蒙太奇以多层面的方式将杂乱的“网络讨论”连接起来，并在叙事的过程中积累事件，不断整合个人和集体记忆。记忆的过程通过屏幕连接的跳动窗口及对应的各种网络“地方空间”被想象和传达，这些“地方空间”提供了内部记忆场所的独特架构。五、结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文章以出版的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历史，为出版界、文化界、学术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传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程，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光辉成就，以激励出版界、理论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出版强国启新征程、谱新篇章。一、建党之初：集中力量译介马列经典五四运动前后，形成了出版高潮和思想解放高潮。有关研究表明，1915年到1920年是中国出版最活跃的阶段，各种团体和文化人创办的报刊多达2万余种，代表了中国觉醒年代的文化景观。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旨在传播真理、廓清蒙昧、启发民智、发时代之先声。特别是改名为《新青年》之后，成为思想启蒙的主阵地和发动社会大变革的新文化运动先导者，发现、引导、团结了一大批热血报国的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革命家，从俄国革命胜利和马列主义书籍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成为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迁北京，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主阵地和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助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新青年》外，上海的《共产党》《东方杂志》，北京的《京报》《晨报》《每周评论》，天津的《觉悟》《言治》，长沙的《湘江评论》等一批出版物都集中传播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马列图书出版也形成热潮，据《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记载，当时译自多种文字的马列著作已近百种，各种译本虽不准确，但其作为一种思潮已然形成。1920年，受陈独秀约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丛书”10本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思想动员、坚定理想信念的重大作用。二、延安时期：推动马列主义中国化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适应大革命失败后的局面，党中央决定利用一切条件继续加强出版宣传工作，先在上海创办了理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创办了《红旗》《斗争》《实话》《党的生活》《党的建设》《解放》等报刊。1928年，中共中央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要有计划地编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著作的小册子。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宣传部设翻译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指导社会团体、杂志社、出版机构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中央苏区建立后，党迅速成立了出版局、印刷局，创办了《红色中华》《红星》等多种党的刊物，一直延续到长征前。这个时期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如“马克思研究丛书”、《辩证法浅说》《国家与革命》《资本论》《马克思论文选译》《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回忆录》《新经济学大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马列著作，还出版了郭沫若的《中国当代社会研究》和他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茅盾的《中国的一日》等图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书”“国民运动丛书”共有86种，对土地革命影响很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出版委员会，统一领导书报刊、宣传品的出版，建立了统一的新华书店，担负全国的书报刊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发出《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毛泽东、杨尚昆联署发出《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电报信函，党领导的一批革命报刊在延安和全国各地创刊出版，高高举起了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正义旗帜，鼓舞着全国民众。陕北时期，党中央以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解放出版社、中国出版社等名义，先后或同时在延安、武汉、重庆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这些书稿由中央编辑委员会审定，由凯丰、张闻天审定出版，并通过新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到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这个阶段是党出版的黄金时期，先后出版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及“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多卷本《列宁文选》《斯大林选集》，重译出版了新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列宁主义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重印了许多马恩列斯的经典文献，为全党学习和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全面的文献资料。国统区进步报刊、出版物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英雄发挥了巨大作用，出现了邹韬奋、范长江等新闻出版英雄人物。中外记者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后，除报道所见所闻外，还写了不少游记类图书，以多种文字在全球出版，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王公达，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其引起全球关注的图书有《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等，由此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崇高形象开始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延安时期出版最大的特点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一次大飞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创造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出版推向了新阶段。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中国的运动情况和趋势，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毛泽东身体力行，先后担任学习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审委员会主任，一方面重新校阅、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领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台若干关于翻译、出版、报刊宣传的规定，另一方面组织哲学、经济、文艺、军事等若干研究小组或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基础。回顾这些历程可以深切感受到，延安时期的出版事业是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许多要求和经验对以后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必须由中央统一领导和审定，并指定专人负责，以便提高质量、教育全党，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各级党委都要设立编辑委员会，统一管理书报刊编辑工作，把出版图书报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各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出版、发行机构，以便更及时地出版发行书报刊，鼓舞人民打击敌人；一切出版物都要坚持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关注抗日战争的实际斗争情况和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更好地团结人民去斗争；党办的一切出版机构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内容要适应时代要求和大众要求，做到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根据地的书报刊要“多用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依然是出版事业各门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三、新中国成立后：重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华北、东北等地区已进行战略布局，准备开始解放全中国的大决战。华北、东北等地已开始调集大批专业出版人才，办出版、编教材，培养新政权需要的各类人才。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对出版工作发出很多指示，其中有如何接管大城市官僚资本外国人出版机构和报纸的指示、如何创办新政权出版和报纸的指示、如何解决新闻出版干部不足问题的指示，为全国解放后的新闻出版确定了政策原则，如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出版社、书店仍准继续营业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0月3日，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会议认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统一全国出版，办好国家的出版社，出版事业要保持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图书出版和报刊经营要实行企业化方针。随后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就“书刊出版发行和报纸出版发行实行邮（递）发（行）合一”向全国发出通知，奠定了全国书报刊经营模式。由毛主席亲自题写社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先后设立或恢复出版活动。除全国专营的新华书店外，分别建立了各种专业的和地方的出版机构。此后，中央批转《全国出版会议决定各项出版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对公私营出版业分工进行调整，发行机构不兼营出版，新华书店成立总店专营发行，编辑出版业务划归出版社”。这就基本确立了新中国的编、印、发体制，该体制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业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气象，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从最高层担负起建立、经营、管理国家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使命，管理、规划、指导国家所有出版物的编辑、翻译、审定工作，调整出版业内关系和政策的领导责任，形成一套基本制度体系。1956年，我国图书、报刊出版品种、总量已分别是1950年的7.6倍和6.2倍。四、改革年代：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1966年后，中国社会进入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遭遇了严重曲折，出版工作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976年10月之后，社会开始恢复正常秩序，启动新的发展。党领导的出版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几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一是1977年年初，中央发文指出：要巩固和加强出版阵地，恢复书、报、刊出版，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肃清“四人帮”在政治思想、文化文艺和出版、新闻、宣传战线上的流毒。停办的书、报、刊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一些新的书报刊、音像出版机构开始创办，如《十月》《当代》《读书》等刊物，还有上百家出版社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出版总量和活跃程度大大提升。二是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考试用书和教学用书成为当时最紧缺的物资。为此整个出版界动员起来，为当年参加两批高考的1700万人提供多学科复习用书和进入大学的学生学习用书，带动了出版业发展。出版量增加，纸张紧缺，党中央批示先解决高考用书的问题，缓解了出版的燃眉之急。三是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新华社、各种报刊都转发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推动了拨乱反正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理论和思想的准备。这是出版界在历史关头的重要贡献。四是大批出版人大刀阔斧进行出版工作，配合真理标准讨论和转折时期的思想解放，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以及一批社会各界急需的工具书，为科学、文化、艺术春天的到来提供出版上的支持。五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创作、出版“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民主精神鼓励下，各类作品的出版打破了“左”的禁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和“地下出版物”，党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指示要打击非法出版和地下书报刊（这也是出版工作“扫黄打非”的开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极大地鼓舞了出版业，出版业改革的第一步是走出地方出版地方化、专业出版行业化的老路子，调整为“立足本地本行，面向全国全民”，政策限制减少，专业分工松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改革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出版队伍的建设、印刷和发行的改革建议、法规制定等作出全面部署。在这个文件指导下，中国出版开始了改革、发展、开放、创新的历程。1983年至1988年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探索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的转型，放开民营书店、书亭、书摊和发行环节的经营权；国有出版业放权承包、确立责任制、搞活经销体制、支持横向经济联合；制定有关出版管理和著作权的法律、法规，推行出版国际化。而1986年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出版与国际出版联系起来，开放合作逐步扩大。直到1995年，随着出台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管理的规定，以及颁布新闻出版职业道德规范、组织新闻出版工作者学习培训，这些内部建设方面工作的基本完成，实际上做好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准备和规制准备。这一阶段出版重点内容基本都是在深化邓小平“南方谈话”学习，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尤其是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选择问题、正确方向问题。整个出版业都把重点转向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主要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著作，如《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讲话》单行本。1996年至2000年，我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同时为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建立对外合作体系做准备。中国出版、电影迫切需要改革，以应对文化市场的开放和外部的挑战。党的十六大提出按照公益性文化和竞争性文化、文化公共服务和文化产业培育两类不同性质、不同思路的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措施，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由此开始。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和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逐次展开，重构了中国出版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格局。2005年1月，在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从此启动了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和参与文化产品进出口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出版行业所有的出版社、报刊社、音像社、发行机构、印刷企业、进出口公司，都依据不同性质进行了改革。人民出版社、党报党刊、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这些有党和国家指令性任务的单位，保留事业性、公益性不变，但也须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主要进行理顺体制、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的改革，人事、劳动、工资、保障四方面也要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经营性的出版单位（包括中央、地方、高校的出版发行机构）和非时政类的报刊出版机构和编辑部，都要转企改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和竞争力，“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走向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支持出版改革发展，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出版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关于中央部委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通知》《关于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把出版改革引向深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经验，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随后，新闻出版业列入了五年发展规划，新闻出版建设真正落实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一直延续至今，并纳入“十四五”发展全局。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动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步入视觉传播时代，但移动媒介的勃兴，使得“读屏”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同时也“唤醒”了耳朵，“声音”在场景时代重新焕发了活力，再造着移动的声音景观。听觉文化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视觉文化膨胀的不良后果，达成人体信息器官的相对平衡，但其依旧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的“解放神话”，人的本真存在依然处于某种危机中。一、耳朵的延伸：媒介技术、声音景观与听觉文化的交织麦克卢汉具有预见性地指出媒介技术正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大众，但大众并未察觉，他认为这是一种“那喀索斯症”。在麦克卢汉看来，那喀索斯在水中的延伸使其变得麻木，水中倒影成为“自己延伸即复写的伺服机制”，而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每一次的延伸也是“自我截除”。在口语文化时期，人类呈现出一种“部落化”，对于感官的使用和调配处于平衡状态。当拼音字母出现后，眼睛占据优势地位，麦克卢汉认为此时的人类面临“脱部落化”，古登堡革命强势地用“眼睛”取代了中世纪的“耳朵”，打破了感官平衡，改变了感官比率。直至今天，视觉依旧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人们对眼睛的依赖与索取迫不及待地将一切事物进行“可视化”。麦克卢汉认为，在电子时代，“耳朵”将卷土重来，与眼睛相抗衡，实现“再部落化”，重新实现感官平衡，实现人的回归。耳朵相较于眼睛来说，没有线条性和方向性，却更具弥散性和沉浸性，是一种情感型媒介。麦克卢汉认为耳朵是“机敏的”，而眼睛是“冷峻的”“超然的”，耳朵的世界要比眼睛的世界更具拥抱性和包容性。留声机、广播等媒介不断延伸着大众的“耳朵”，以不同的形式重新焕发着“部落鼓”的魅力。随身听、mp3、iPod的发展则赋予了大众随时随地享有私人听觉空间的权力，其加速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融合，也成为青年人彰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的表征。在今天，随处可见佩戴“耳机”的人，媒介的此种延伸成为了人的“外显器官”。而Siri、小度等人机智能对话的出现与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将继续拓展人类对于声音的想象。即使在视觉传播时代，声音也有其主体价值。音乐是人类的通用语言，加拿大作曲家谢弗一直呼吁摆脱视觉文化研究框架，不再将听觉视为其附属，应该重视声音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他于1970年代提出“声音景观”这一概念，认为其是“任何可研究的声音领域”。总的来说，声音与人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缠绕的状态，比起物理环境，显然更强调人的主体性感受与理解。技术延伸着“耳朵”，大众再造着“声景”，不断呼唤着“听觉”，从而走向人的原始状态。

从2014年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比较两个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对媒体深度融合提出了四个措施：一是互联网媒介资源的重新配置，二是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与传播，三是媒体组织流程再造，四是四级媒体分级融合发展。这四大措施对推进媒体融合从传统的技术融合、人员融合、机构融合、信息采集和分发融合向构建新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新闻分配形式、内容组织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方法论。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媒体深度融合的价值追求、导向目标以及如何解决新的传播链条的公信力、影响力等，留下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诸多问题。一、个体化与集体性之间的媒体结构选择互联网将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的个体通过可以共享的信息重新组织在一起，这种新的集体性显然摆脱了传统部落和族群依赖空间上聚居的特征，形成了以价值观和知识为纽带的新群体。因此，个体化与集体性的两种张力，使得新兴媒介具有社会统一和社会分裂两个不同趋向。新兴媒介突出了每一个体在网络共享时代个体言语的自由表达。正是这种自由表达的欲望催生了主流文化之外诸多的亚文化圈层，每一个亚文化圈层都受到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认知阈限的影响，形成彼此割裂的不同群体，催生了社会被不同观点和态度撕裂的风险。而在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新兴媒介，所有的言论表达和信息传递又建立在公共网络相互链接与交换的基础之上，每一个体只是公共网络上的某一个点，其观点和态度要想谋求最大化的认同就必须能够代表或者捕捉到某个群体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性的意识更加趋向于寻求社会同一性的建构。很显然，媒体深度融合必须同时面对个体化与集体性这两个维度的不同张力，并在两者之间谋求兼容和均衡发展的路径。一方面需要管控为满足个体自由表达欲望而衍生的社会撕裂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规制为谋求最大化共识而趋同的社会统一的诉求。因此，如何借助互联网思维与发挥新的传播链条的特性放大新的传播手段在谋求共识上的积极作用，最大化实现社会群体在认知和思想观念上的统一，对多元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尽管自由表达消弭了话语垄断的弊端，但是，难辨真伪的自由话语却也带来了巨量的信息垃圾和各种夹杂着偏向的“信息烟雾”，造成了新的困惑。因此，媒介形态的分裂其实是社会分化成不同群体和价值诉求的一种体现。建立在高度趋同基础上的个性化媒体将成为社会认知“信息茧房”，对其它信息的屏蔽，会加深其偏见与误解，这是形成社会分裂的重要诱因。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必须解决个体化与集体性之间的均衡问题，既能够维护个体实现自由表达的欲望，又能够实现维护社会统一的集体共识。二、调适与简化过程中的媒体制度设计（一）建立在调适机制之上的传播秩序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传播体系是作为一种社会调适机制而被日益重视的。随着建立在传统主流媒体基础之上的传统传播体系的分化，其社会调适作用已经明显弱化，建立新型的传播体系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媒体融合是传媒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创新，传播生态的全新构造形成了平台与价值传播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网络平台是一个技术为骨骼、商业为灵魂的开放、多元、普适的基础服务平台而主流媒体作为一种价值媒体的本质无论在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始终没有变。因此，以成为互联网平台作为自己设定的转型目标，既在其内在品性上极不合适，也在实践操作上无法实现。本文认为，新型主流媒体的价值呈现和功能实现的范式需要脱胎换骨的转型：首先是其价值担当由直接为社会生产内容的“To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新闻媒体的部署和要求，这促使各类新闻媒体机构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探索改革发展之路。其中，中央级主流媒体对于自主可控平台的建设是值得关注的深化融合举措。在新传播环境中，建设自主可控平台是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自身发展需要。“为什么主流媒体有很多爆款产品，却没有留下用户？”是困扰许多主流媒体的问题。在实现了内容创新、渠道拓展基础上，主流媒体亟待在自建平台中汇聚散落的节点化用户以及各类社会资源，形成资源自主支配、内外循环互通的完整链条。建设自主可控的媒体平台更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助力社会治理的需要。信息安全的本质是自主可控。在新闻工作方面，自主可控平台让媒体得以解析自有平台中的内容、用户、舆情数据，主导发声的调性与进程，是主流媒体掌握舆论主导权、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一步。同时，当主流媒体平台成为连结生产者、内容与资源、用户的载体后，将在事实上成为与社会关系网络同构、互为表里的数字基础设施，依托其掌握的信息资源，可与政府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在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下，我们对三个中央级主流媒体自主可控平台进行了考察。从产品结构、生产型用户数据入手，结合平台运营的具体项目，分析央媒自主可控平台建设的优势与短板。所选平台包括内嵌于“人民日报”移动客户端中的全国移动新媒体聚合平台“人民号”、内嵌于“新华社”移动客户端中的“新华社订阅号”账号矩阵、“央视频”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暨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平台。一、产品结构体现央媒平台的定位与特点产品结构是产品特性的外在表现，也是产品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人民日报”App将“人民号”页面入口固定于App界面底栏位置；“新华社”App与“央视频”App均将自有平台的账号置于“首页”页面导航栏中的“关注”一项中。从产品结构可以看出，三大中央媒体均把内容生产者的账号集群作为拳头产品来呈现，而从账号的二级结构中，则可进一步看到各个平台的定位和资源特色。从整体的产品定位来看，三家央媒平台，均以母媒体的资源为依托，在践行“主流”“高品质”价值的同时，为自身传统优势找到互联网时代的新落点。1.“人民号”内容聚合平台：账号覆盖全国，助力国家治理全国移动新媒体聚合平台“人民号”的功能定位于“打造主流媒体、新媒体内容创作、权威政务信息发布聚合平台”，并以“权威”“主流价值”“公信力和影响力”作为价值定位，这延续了其母媒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主流价值与权威地位。“人民号”平台将“政务”“媒体”“自媒体”三个类别放在展示栏的前三位，其中“政务”类别之下，设有31个省级单位的子类别，包括各级单位下各行业的官方账号。这一覆盖全国各省级单位的分类体系，体现出人民日报社统领全国各级党媒、助力执政党进行国家治理的特点。2.“新华社”App：延续权威性，统筹社内资源，打造“网上通讯社”“新华社订阅号”账号矩阵由国家机构、新华社旗下媒体构成，不包含企业单位或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保持了国家通讯社的信息权威性。“新华社”App也以“新华社订阅号”账号矩阵为框架，对全平台资源进行整合，并将“现场云”全国服务平台的内容资源引入“新华社”App中，以联动的思维整合各层级的产品，对龙头产品给予最多的展示渠道。覆盖各行业话题的“新华社订阅号”官方发布体系与汇集“媒体机构-个人通讯员”两级信息资源的“现场云”相结合，共同将传统通讯社覆盖国家四级行政体系的信息分支体系转移至互联网平台中，形成触角遍布全国、深入全行业的“网上通讯社”格局。3.“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打造视听新媒体旗舰“央视频”平台以短视频为主，兼顾长视频和移动直播。在上线初期，创建了一系列以总台各频道的优质栏目以及知名主持人为主体的“央视频号”，将总台优质内容资源与主持人个人品牌效能导入“央视频”平台中。“央视频”将“美食”类别放在列表首位，并专设有“曲艺”“搞笑”“舞蹈”“动物”“游戏”等生活化的栏目分类。“央视频”的平台定位和资源储备可以支持这些文化娱乐属性突出、视听传播效果更佳的主题类别的建设，这些栏目在其它两个央媒平台中未有呈现，可见其独特性。二、生产型用户的行为数据彰显平台的资源优势以用户行为特征为依据，可以将平台用户划分为生产型用户、消费型用户。前者是指平台上以内容生产与传播为主要行为的账号主体，也是该平台的直接用户；后者是指该平台的广义受众，主要消费那些由生产型用户提供的内容。我们运用自主设计的Python脚本，对三大央媒平台内所有的生产型用户账号进行抓取，得到三个账号体系中的生产型用户的名称、关注量（粉丝数）、发布量（文章数）等客观数据信息。“发布量”数据指标反映该账号的产出总量及活跃程度，较高的发布量是账号主体产生影响力的基础；“关注量”体现消费型用户对此账号的关注程度，也体现了该账号用户吸引力大小。我们进一步对所有账号的发布量、关注量分别进行降序排列，得到各指标下数值最大的前100个账号（即Top100），并对Top100账号按所属类别进行数量统计。1.“人民号”：以政务机关和媒体为主力“人民号”平台中处于正常运营状态的账号共有19298个，其中自媒体占比超过六成（64.91%），可见其在汇聚优质内容创作者方面有一定成效。政务（12.60%）、媒体（12.23%）类别的占比量排位靠前，体现出“人民号”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延续并重视人民日报社的政治资源、信息资源优势。“人民号”也与国家机构、国家级重大活动组织方进行合作，适时开设垂类栏目，在发挥媒体功能的同时，与国家机构形成社会服务与治理的合力。2.“新华社订阅号”：信息触角深入县级“新华社订阅号”账号矩阵中，专设“县闻荟萃”类别，该类别账号数量最多，且在发布量Top100中占比最高（24%）。“县闻荟萃”栏目与“现场云”平台共同为地县级媒体铺设了与中央的连接通路。对地县级媒体的关照和重点展播，既是新华社作为新时代“网上通讯社”触角发达的体现，也是新华社助推全国各级媒体进行融合发展的行动。3.“央视频号”：以视听资源服务社会“央视频”的“时政/政务”类别的发布量、关注量在三大央媒平台中排位略显靠后，结合产品结构及账号类别占比可以看出，“央视频”平台倾向于打造轻松愉快、社交属性强的平台氛围，通过直观的视听语言形式，满足群众的信息、文化、情感需要。在“央视频”平台中，“教育”类账号最受用户关注，其活跃度同样突出。关注量Top100中，“教育”类是数量最多的类别，位列关注量榜首的“学而思网校”是唯一一个关注量达到百万量级（463.3万）的央视频号。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频”平台调用其所掌握的媒介资源及社会资源，通过“在线教育”这种网络视听产品形式，配合国家“停课不停学”相关工作，对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给予动态回应。作为媒体融合的新形态，主流媒体自主可控的平台既是传播者也是服务者，在协调多元力量的过程中，成为信息流通的中介性节点与资源整合的重要枢纽，也有机地融入到现实社会的整体网络中。三、主流媒体平台建设的短板及难点突破基于前述数据抓取结果，我们对三个央媒平台生产型用户的各项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重点对“发布量”为零的账号、“影响力较弱”的账号进行筛选。账号“影响力较弱”是指，自账号开通以来累计发布量小于等于20篇，且当前实际粉丝关注量小于等于100个。我们发现三个平台目前的短板具有相似性，都是用户活跃度不足、平台开放性有限。具体来说，“人民号”平台中有三成账号处于影响力较弱的不良状态，在3466个“零发布”账号中，自媒体类别占比超过七成。“新华社订阅号”账号矩阵中，44个“县闻荟萃”账号整体排在关注量降序中的倒数位置。综合来看，央媒平台中，用户“只入驻而不发声”的“僵尸号”现象突显，平台还未能有效维持用户活跃度。在用户入驻方式上采取内部邀请为主、“自主申请-人工审核”为辅的入驻模式，无既有成果作为背书的申请者，不易通过人工审核环节。自主可控平台中的主题征集活动大多仅面向生产型用户开放，消费型用户尚无机会参与内容互动。要想突破短板、进一步深化媒体融合，我们认为可以在内容技术、资源配置、运营与策划思路等方面加以改进。1.以内容技术（ConTech）赋能，提高平台的运转效率进入深度融合阶段，新技术的作用不仅在于助力内容创新，更在于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来支撑自有平台的内容池建设、提高平台的运转效率。开放连接是媒体平台的特征，准许用户快捷顺利地进入是连接的前提，入驻后的用户互动是平台保持生机的关键。内容科技（ConTech）是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内核，包括区块链、物联网等在内的一系列数据与信息采集、存储、加工、传输的新技术。媒体平台可以将“内容科技”（ConTech）应用于账号准入资质甄别、日常信息内容核查中，通过技术手段保障信息安全、优化核查逻辑、提高审核效率。由此，平台可把精确识别与配对等工作前置于“机器”工作范畴中，突破现有审核模式对“人工”的依赖，让平台编辑有更多精力和信心为用户营造开放度更高的互动空间。2.匹配用户需求与平台资源，在日常运营中提升用户活跃度在完成了自主可控平台的物质基础建设后，主流媒体需要在平台内做好日常运营的工作。央媒平台在“拉新促活”的运营过程中，要以人民为中心、以用户为导向，将各类资源在自主可控平台中进行汇聚与配置，实现资源与用户的对接。以平台所能统筹的各类资源满足生产型用户的运营需要，以生产型用户所产出的优质内容满足消费型用户的信息获取需要，进而反向激励生产型用户的良性运作。央媒平台举办内容征集活动是激发用户活跃度、增强用户黏性的手段之一。对于生产型用户而言，主流媒体平台最大的吸引力是权威性、品牌价值与公信力。中央级主流媒体要在平台与用户的契合点上做文章、往深挖，设计“外部物质奖励-平台流量激励-平台品牌共享”等有层次、分梯度的激励体系，实现资源优势的有效发挥与循环叠加。生产型用户为了获得更多的平台资源，将在层层递进的激励措施的吸引下持续参加平台活动、产出内容，将在客观上形成在平台中长期活跃的状态。3.以“大运营”思维构建平台新业态，回应百姓关切，发挥服务功能在深化媒体融合的进程中，平台作为信息、用户、数据资源聚合之处，其编辑人员的工作不止于传统媒体新闻编辑人员所做的内容报道策划。互联网平台编辑的策划工作已扩展为“大运营”，包括但不限于内容构思、产品策划、用户维护、社会资源开掘、品牌推广等环节。运营工作也不仅仅在线上，更在于鼓励每个新闻产品向线下延伸甚至发挥切实的物质功能。这上述环节中，编辑人员全程参与并始终是主要实施者。央媒平台对于内容、活动、产品、用户的运营与策划不应是割裂的。央媒平台要在品牌建设、领域持续深耕的“大运营”思维指导下进行持续性、系列性的创新，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并将网上网下的力量统合起来，提升央媒平台的内容传播力与价值影响力。在内容与活动的运营策划方面，平台需找准活动主题并周密安排，让每一次活动都为平台后续的资源配置积累能量，形成该平台在垂直领域内的业内优势地位。在产品策划方面，一类思路是发挥桥梁作用，即让自主可控平台成为特定需求的入口，平台汇总用户的需求后，再集中报送给上游部门。如“人民日报”客户端在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搭建的“征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求助者信息”求助通道平台，将统计到的未能得到隔离收治的人员信息转交给湖北省政府相关部门。另一类思路是促成上下游主体在自主可控平台内直接对接，使平台成为多方互动的载体。如“人民日报”客户端2021年2月推出“罕见病义诊”平台，为罕见病患者提供线上义诊和心理疏导的服务。主流媒体在平台建设中，可以通过系列创新，持续切中各类百姓的阶段性痛点，将自主可控平台建构群众离不开的信息获取与反馈渠道。在“大运营”思维的驱动下，主流媒体自主可控平台将发展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当平台编辑以开放的视野、联动的思维进行综合策划与运用时，将进一步发掘出自主可控平台的社会连接能力、舆论引导力与影响力。作者简介：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描绘了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三大任务和建成文化强国是“五位一体”部署的其中之一。出版业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和文化产业的核心力量，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征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出版业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为国家各方面发展提供知识力量和精神支撑。因此，建设一支堪当新时代出版使命的人才队伍，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编辑作为文化内容的选择者、加工者和制作者，是文化生产领域的关键岗位，承担着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是实现建成文化强国发展目标的主力军。结合人教社出版的《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我想谈谈编辑职业的演变。编辑是个多义词，作为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作为技术，不断充实自身能力和技术含量；作为职业，随着出版形态的多样化而日益丰富；作为职位，已成为出版、新闻、传播的中心，不仅要对图文资料、影像素材等各类作品进行辨析、整理、加工成可向公众传播的内容产品，还要进行多业态出版的设计、处理和服务。因此，可以说，编辑不仅是内容把关的核心责任人，还是集编辑、编码、编程、编导于一身的全能型高素质出版人才。出版产品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编辑的判断能力、认识水平和价值取向。人工智能技术在编辑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其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如自动化、高效率、全天候不休息、不受条件限制、不受外界干扰等，可在短时间内改写或合成诗词、文章，几乎达到当今人类的水平。但其也天然存在缺点：限于人类已知的资料、知识的整合；缺乏世界观和情感力量；不能深入调查、核实具体的问题；不能创造出新思想和新内容。因此，现阶段机器人编辑还无法代替编辑的创造性劳动。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编辑培养当作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去抓，具体有四点建议。第一，要持续面向青年编辑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广大编辑坚守初心使命，永葆文化情怀，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确保编辑的政治素养与职责使命相匹配，以正确的出版导向打造精品力作。第二，要面向青年编辑开展并加强出版职业道德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增强业务能力，从而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精通、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出精品、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编辑人才队伍。第三，在青年编辑培养方面，要积极探索全能型编辑的特色培养模式。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培养目标、方式和载体要随着社会大环境和出版技术的发展进步而与时俱进。第四，开展青年编辑培养的国际交流工作，在交流中学习先进出版理念和先进技能，尤其注重文明互鉴，将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传播到全世界。与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同步的是，中国出版业与世界发达国家出版业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我们有更坚定的文化自信，这使得我们有能力总结中国在编辑队伍建设、编辑人员培养方面的优秀经验，并以此与国际出版业开展交流，推动合作，共享成果，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实现民相亲、心相通。“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希望出版人能够牢记嘱托，为人民出好书，为历史留精品。在实践中造就更多的出版家和新型的编辑大家，为完成“十四五”中国出版事业的奋斗目标和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据柳斌杰先生在《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座谈会暨编辑素养研讨会讲话摘要）（摘自《编辑之友》2021年第3期卷首语

《编辑之友》以探索出版规律、引领出版潮流为宗旨，以前瞻、深刻、务实、形象为特征，为广大读者全面立体地展现出版、传媒、期刊等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山西省为数不多的三核心期刊（北大、南大、社科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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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琦=“配齐”。利用谐音，“小朱配琦”反复强调“配齐”理念。配琦（齐）暗含着在消费者的认知中，隐含着一个商品系列。系列在这里开始转喻和意味着消费者被支配着“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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