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及其背后的权力转移与文化意涵

2013年，自拍一词入选《牛津词典》年度词汇。近几年来，在一系列媒体和传播科技创新的驱动之下，出现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拍图片和自拍影像更是以万亿计，自拍已然成为建构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自拍不仅通过不断创造和刷新自身形态的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演进，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权力特征和发展轨迹。

一、自拍溯源：身份与权力的表征

（一）彰显权贵身份的肖像画

以人为主体的图像历史可以追溯至几个世纪前的肖像画。而早期肖像画在展现人物形象主体时，画像主人公多指向达官贵族、王侯将相，肖像画则是这些权贵们塑造自身形象、展示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带有强烈的身份区隔与阶级意识。肖像最初作为“描绘”的同义词，并不设特定描绘对象，而是只强调写实风格。而后，肖像不再是模仿，肖像画的目的亦不在于复制与还原，而是一种以主体作为根本被重新赋予意义的生产活动。不同的肖像画风格反映了人类自身认知世界的视角的变化。

西方的肖像画一直以来专注于个体身份的彰显。被悬挂在显眼位置的肖像画，不仅仅表现国王的外在形象，画作者也运用一定的技巧再现国王的权力、品性与威仪，不仅如此，肖像画一度被提升至和国王同等的地位甚至占据更高的地位，因为肖像画将国王风采光辉的形象定格，隐喻着国王不老不死，权力、功名万古千秋。

中国清代以前的肖像画同样主要出自皇家，而且多用于祭祖和仪式典礼。皇帝虽各有不同，但不同肖像画中皇帝的面容特征大同小异，这同样反映出肖像画着重呈现主体指涉性身份和图像身份的融合，即皇帝身份和皇帝本人的结合。直到康乾时期，才涌现出了大量展现皇家日常生活的肖像画以及行乐图，从不同角度展现皇帝的不同社会角色，打造出皇帝平易近人的一面。

（二）向大众过渡的自画像

在中西方绘画史中，自画像的出现远落后于肖像画，且皆是在肖像画发展到一定阶段、特权下沉之后才真正出现。这显然与早期艺术家作为职业工匠的社会地位较低、没有权力成为肖像画中的主角紧密相关。只有随着社会进步、思想革新和艺术变革，画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体现出一定的“画像平等化”之后，画家的自我意识才真正被唤醒并彰显于画作之中。而真正被认为是美术史上的第一幅自画像作品《十三岁的自画像》则直到1484年才由阿尔布雷特·丢勒对镜创作完成。丢勒一生的自画像堪称另一形式的自传，也影响了其后伦勃朗等众多画家，更推动了肖像画由权贵向大众的过渡。

逐渐地，肖像画不再局限于艺术家阶层，而是渗透到了普通大众的生活，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可以成为画家的模特，画家们开始将笔触伸向了各个阶层，《带珍珠耳环的少女》《无名女郎》等作品均昭示着肖像画开始真正实现了向大众的推广和普及。

（三）走向个体记忆的自拍照

毫无疑问，在摄影术出现之前，肖像画被认为是最贴近人像的描摹形式，而在摄影术出现之后，作为真实记录自拍照则开始取代自画像成为以摄影师为代表的视觉艺术家传达个人信念和想法的新的手段。世界上最早的自拍照诞生于1839年，是由北美摄影师科尼利厄斯使用银版照相法完成。其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价格高昂，自拍主要是摄影艺术家把玩的艺术品，其功能主要是思想表达和艺术创作。

如果说自拍照最初作为摄影师艺术创作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摄影的成本高昂和技术尚不普及的话，那么就算随着照相机的价格下降和摄像技术的普及，一般民众已经有了利用照相机乃至手机来完成自拍的机会和能力，自拍作品一开始也仅是作为个人的独特记忆而被个人收藏的，并没有进入更大范围的社交和公共领领，因而与今天我们所谓的自拍仍有着较大的区别。

（四）平民化的网络自拍

直到2000年-2010之间，随着互联网上开始出现真正的自拍版块，当代意义上的自拍才开始真正进入大众视野。随后，社交媒体也开始注重视觉形象对社交的作用，2005年腾讯QQ空间开创的QQ秀可以算是自拍社交的前身。从2010年开始，随着低成本的数码照相技术的出现，特别是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使自拍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也使得自拍的权力意识和个人记忆意义被削弱，自拍不仅使自拍者的身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更发挥出了强大的社交功能。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摄影技术的“傻瓜化”和“功能化”，自拍更是迎来了世界范围内的盛况。

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自拍的外延也随之拓展，并不断催生出新的类型。在新媒体中备受欢迎的网络主播、Vlog等便是自拍在新技术环境下衍生出的新形式和新发展。作为视频化自拍形式的Vlog以及网络直播、自拍短视频与照片形式的自拍一样，采取的都是第一人称视角，注重个人形象的展示，有较强的互动性。作为媒体被赋能后实现视觉化生存的又一重要路径，视频化自拍因具有视听结合、内容多元、传播便捷等特点，对自拍者的表现和形象建构更加立体全面。由于技术上的这些优势，视频化自拍不仅在继承和发展照片自拍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进一步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越来越具有取代图像成为社交展演道具的趋势。

二、技术赋权与视觉化生存：作为自我呈现与社交展演的自拍

（一）理想自我的符号隐喻

由于“我们肉体的有机体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永远是昙花一现的构造物，它的适应力和成功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作为自然存在的身体既不具备可描述的特殊性，更难以掌握和不可预测。只有被赋予意识之后，作为物质的身体存在时才能被展示，而在这一点上，自拍恰恰因其在视觉层面上强烈的幻想、表演和抗争意味而实现了对个体身体上不足的弥补。自拍中，人的形态由自然身体和技术改造的非自然身体共同构筑，既是人的身心合一的意志活动和情感的一种隐喻，也是为了达到塑造身体意识和身体感知的目的。

说到底，无论身体以何种形式呈现实际上都无不遵循着建构理想自我的原则。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艺术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人类身体的完美再现方法，以此来克服物质身体的种种缺陷。”如达芬奇《维特鲁威人》中的男性身体代表了理想身体的黄金比例。通过肖像来实现对理想化自我的追求，同样可以从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得到印证。在他看来，人是在镜子中确立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人在照镜子的过程中获得权威感，并将其视为理想自我而逐渐迷恋镜中影像。从镜像之我到社会之我，镜子、屏幕都充当了进入可见世界入口的角色，而人则按照“身体的心像”对幻觉中的镜像进行判断，将拟态事实认作异形认同，并以此来构建理想化的自我。

由此不难理解自拍中的美颜功能为何会成为技术时代通往理想自我的最简便的途径之一，美颜既是自拍者对自我呈现理想化的选择和规范，同时也能够消除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间的鸿沟。理想自我建构的最高境界在于驱使观看者将“看”这个行为忘记，忘却物质性的媒介基础，在意识层面模糊、叠化观看者的现实自我，重新建立、甚至颠覆观看者对自拍者的认知，真正实现人的视觉化生存。在主体相互间的身体不在场时，主观性的认知是凌驾于技术、艺术、实在性等外在规范之上的。久而久之，在观看者的意识范畴中，自拍者的现实自我不断被理想自我侵蚀，理想形象得到稳固和认同，而观看者最终则是在自拍者的引导和暗示下形成不同意识之间的意义交流。

（二）景观社会中的社交货币

由于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的更为广阔的表演舞台，更由于自拍作为表演的道具和符号化的图像文本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包含多重语义信息，自拍同样为个人形象的塑造创造了更多的操纵空间。在景观社会中，由于社会节点关系密切，社会交往意愿强烈，自拍者为迎合大众的审美取向将自拍分享至互联网公共空间，以期获得潜在的社交价值，自拍甚至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货币。也正是在个体进行自我呈现的过程中，社交展演的群像才会不断被描摹出来，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交环境也才会不断被营造出来。

事实上，就算过去因为技术原因人像作品尚不能满足面向大众社交的需要，但依旧具有一定的交往属性。自拍照的前身肖像画（照）曾被用作邦国间的赠礼以示友好，而通过互赠照片进行人际交往的现象在中国也同样不少见。如今，随着社交需求的增加，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叙事手段，自拍更是以其交换的便利性全面主导和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最终上升到了社交货币的地位。布尔迪厄等人指出，“社交货币可以用来描述所有真实而又潜在的资源，它来源于社交网络和群体，既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也存在于离线的现实。”自拍的社交货币属性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它能够在虚拟的空间里隐喻甚至重塑社会关系，如通过自拍交换他人的认可度，甚至是一定的社会资源。对自拍的标准也演变为转赞评的数量，打破了依据能力、才华等特质构成的衡量体系。

在德波所观察的景观社会中，鲜活的现实转变为图像的再现，景观作为生活的具体反转，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商品化，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被观看和有意识的表演作秀之上。身体成为一个商品化的节点，是表演时最趁手的道具，也是构成资本的底料。自拍不仅在以重复的视觉符号构成景观资本，也靠着精心打造的个人形象宣示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确认。

三、利欲之下的权力异化：作为窥私、猎奇和炫耀的自拍

（一）个体诉求满足与个人权利受害

以窥私式自拍为例，这类自拍着重描绘台面之下的内容。霍尔·涅兹维奇直言“窥视文化是我们对人类被去人性化问题的疯狂回答”。现实生活的运行体系和管理机制规训了个人的行为，迫使个人只能在网络上用文本重申个体性，证明自己的存在甚至电子化永生，获得更多被认可的机会。这种通过将自己完全公开来适应社会的社交方式，也存有让渡隐私和贩卖隐私的伦理风险。总的来看，互联网的虚拟性为窥私提供了便利条件，窥视者的渴望以及被窥视者的兴奋共同形成窥视的内生循环，偷窥式自拍走红案例不断深化大众对于偷窥行为的迷思，催化着存在形式资本化的过程，加剧了消费主义中的商品扭曲。

猎奇式自拍也被西方学者称为自杀式自拍，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类自拍，甚至伴有大量致死事件。尽管如此，依旧有源源不断的自拍者铤而走险，愿意为满足好奇心或追逐利益而放手一搏。猎奇自拍盛行背后一方面体现为精神层面的回报。当下生活节奏变快，社会压力剧增，一般性刺激已不能满足人们压力的释放。伴随刺激阈值升高，人们将满足感的缺口诉诸于超常刺激，即通过诱发更强烈的刺激以引起更强烈的反应，观看者和自拍者均将猎奇式自拍作为排遣压力的方式之一，前者追求视觉刺激带来的超现实快感，后者则将重点放在自我排解与释放。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物质层面的高回报，猎奇自拍背后暗含自拍者图谋被高关注度和收割流量的价值取向，是他们从幕后走向台前和一拍成名的一条捷径，因而大量自拍者将过程危险视为概率问题，为了巨额利益不择手段。

炫耀式自拍更为常见，其内容囊括炫耀美貌、展现精彩日常生活、秀恩爱、炫富等。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自恋与炫耀性自我呈现成正相关。自恋一词原本源于临床，是指一个人对待自己客体的身体的态度。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认为自恋是因为“从外在世界撤回的原欲被导向自我”，将本应投注于客体身上的力比多反向投注于自我。米尔佐夫直言不讳地指出：“自拍的核心内涵是自私：自我陶醉、自恋，我们成为自己宇宙的中心，一个到处折射我们自己的镜厅。”炫耀式自拍加剧了消费文化的失控，自我认同错位甚至失效后，自恋式自我引发声望经济的无限膨胀。这种膨胀本质上来源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炫耀式自拍如同“生产资料的无限堆积”一样，吸引大量精力与金钱的投入，产出的却只是脱离场景语境的、真实扭曲的自我认识，进一步加深自我的客体化与异化。

（二）消费主义下的利益追逐与权力异化

在市场逻辑的支配下，自拍也不再仅仅是扁平化的视觉文本，而是逐渐成了定位精准、有垂直细分结构的视觉产业，并在打造分众化、专业化的长尾市场方面存在巨大潜力，有些拍客甚至自身已经成了直接创造经济效的个人IP。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劳动与信息社会实现嫁接之后，个人的网络行为就会转化为数字劳动并演变成一种商业资本，人的自由意识就会被剥离，“劳动主体性”就会在数字劳动场域中丧失。由于自拍在社交媒体上所具有的吸附流量能力，自拍也就成了商业选择的重阵，而具有数字劳动性质的自拍一旦被商业规则支配，自拍者在迎合曝光度和流量的过程中就可能会被异化，从而落入平台资本设定的商业价值圈套，塑造出物质至上以及其他更为特殊的文化景观。而当自拍成为文化工业的典型之后，在以可计算、可量化的商业价值作为标准的衡量之下，自拍文化中的创造性和解放性，自拍中分享经历、情绪的目的就会被取缔，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间的逻辑也将被剔除，留下的便只是实现商业价值的手段。

大众化、商品化的自拍一旦与资本的无限扩张趋势和货币的总量受限特征结合，同样会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货币是用量来计量的，这种可计量性同货币必然追求无限量的特征是相矛盾的。”在资本力量的驱使之下，自拍当中不仅充斥着大量更具资本价值的炫耀、猎奇和偷窥，而且大有无限量生产的扩张之势，这不仅使自拍已逐渐偏离了其“创造美”的初衷，也使得资本逻辑日益凌驾于人本逻辑之上，更突显了资本的逐利性。由此，自拍难免会沦为资本置换的砝码，而被资本裹挟后的自拍及平台垄断一旦缺乏制衡，势必会产生新的恶性竞争，干扰社会资源的优化，使人性的贪婪与资本的扩张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得更为大胆和放肆，并会将恶果最终转嫁给社会和大众。

四、结 语

从肖像画到自画像再到自拍，作为一种呈现个体身份的视觉化叙事，自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身份与权力的桎梏，实现了从殿堂艺术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并日益在以视觉化生存为主的当下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网络新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自拍照片和个人化视频（含直播）比比皆是，自拍也正逐渐从单一的交流媒介向着景观社会的商品转变，自拍的社会属性和商业价值正在被挖掘。而在这一过程中，自拍既包含着对自我展示的肯定意义，也存有幻化和被利欲绑架的风险。

作者简介：高贵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视听传播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视听传播、广播电视学、主持传播。

（本文摘自《编辑之友》高贵武 丁慕涵《自拍及其背后的权力转移与文化意涵》，拟近期刊登，正文中的注释部分省略，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