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接峰等：媒体深度融合与新型传播体系建设的简化机制与信任机制

从2014年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比较两个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对媒体深度融合提出了四个措施：一是互联网媒介资源的重新配置，二是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与传播，三是媒体组织流程再造，四是四级媒体分级融合发展。这四大措施对推进媒体融合从传统的技术融合、人员融合、机构融合、信息采集和分发融合向构建新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新闻分配形式、内容组织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方法论。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媒体深度融合的价值追求、导向目标以及如何解决新的传播链条的公信力、影响力等，留下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诸多问题。

一、个体化与集体性之间的媒体结构选择

互联网将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的个体通过可以共享的信息重新组织在一起，这种新的集体性显然摆脱了传统部落和族群依赖空间上聚居的特征，形成了以价值观和知识为纽带的新群体。因此，个体化与集体性的两种张力，使得新兴媒介具有社会统一和社会分裂两个不同趋向。

新兴媒介突出了每一个体在网络共享时代个体言语的自由表达。正是这种自由表达的欲望催生了主流文化之外诸多的亚文化圈层，每一个亚文化圈层都受到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认知阈限的影响，形成彼此割裂的不同群体，催生了社会被不同观点和态度撕裂的风险。而在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新兴媒介，所有的言论表达和信息传递又建立在公共网络相互链接与交换的基础之上，每一个体只是公共网络上的某一个点，其观点和态度要想谋求最大化的认同就必须能够代表或者捕捉到某个群体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性的意识更加趋向于寻求社会同一性的建构。

很显然，媒体深度融合必须同时面对个体化与集体性这两个维度的不同张力，并在两者之间谋求兼容和均衡发展的路径。一方面需要管控为满足个体自由表达欲望而衍生的社会撕裂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规制为谋求最大化共识而趋同的社会统一的诉求。因此，如何借助互联网思维与发挥新的传播链条的特性放大新的传播手段在谋求共识上的积极作用，最大化实现社会群体在认知和思想观念上的统一，对多元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尽管自由表达消弭了话语垄断的弊端，但是，难辨真伪的自由话语却也带来了巨量的信息垃圾和各种夹杂着偏向的“信息烟雾”，造成了新的困惑。因此，媒介形态的分裂其实是社会分化成不同群体和价值诉求的一种体现。建立在高度趋同基础上的个性化媒体将成为社会认知“信息茧房”，对其它信息的屏蔽，会加深其偏见与误解，这是形成社会分裂的重要诱因。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必须解决个体化与集体性之间的均衡问题，既能够维护个体实现自由表达的欲望，又能够实现维护社会统一的集体共识。

二、调适与简化过程中的媒体制度设计

（一）建立在调适机制之上的传播秩序

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传播体系是作为一种社会调适机制而被日益重视的。随着建立在传统主流媒体基础之上的传统传播体系的分化，其社会调适作用已经明显弱化，建立新型的传播体系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未能及时回应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传统主流媒体失去了调适个人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也就是说，媒体深度融合首先必须成为新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者或者维护者，媒体深度融合必须建立一个适宜的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能够兼容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形成新的对立。新的体系必须能够在调节个体心理与情绪的基础上，发挥社会关系的整合作用。社会关系是社会个体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整合会消弭个体间、群体间的意见分歧和心理局限，使得社会趋向于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识。

（二）信息供给的简化机制

传播体系在理论上是作为社会复杂性简化的制度载体而发挥作用的。人们对传播的需求源于传播过程中对社会复杂性的简化需求，是为了简化对社会复杂性的理解而不是为了增添社会的复杂性，这一点正好与新兴社交媒体与自媒体形成互逆，虽然新兴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手段，也使得信息传递速度空前提升，但是，由于新兴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缺乏简化机制，没有选择性和没有甄别的信息充斥着各种渠道，使得个人无法做出对世界和社会正确的认知，让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

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主要功能必须建立在简化社会复杂性的范式之上，这决定了传播体系建设存在一个选择效率的问题。人们在面对社会复杂性、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风险时，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这种风险，选择性的简化就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功能要求。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必须建立起与社会复杂性相调适的简化机制，才能构成系统回应社会需求的有效形式。

三、谋求共识与建立信任的信息利用机制

（一）谋求社会共识的内容供给机制

技术快速迭代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技术赋权所带来的媒体形态多样性，共同构成了当下信息传播生态的复杂性，这直接导致了话语权实现的渠道复杂性，也意味着达成社会共识将越来越难。因此，重建社会信任就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内在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大众的团结和凝聚力是政治信任的基础。信任机制就是要将社会大众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力，从而使得社会秩序得以避免受到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事件的影响。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只有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传播活动获得有效性、合理性和公信力。

在越来越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中，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作为其中的子结构，其核心任务就是要达成社会的共识与和解。信任是通向社会共识与和解的前提，共识与和解来自传播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信任机制所发挥的功能，而不是直接来自社会大众群体之间的默契或者相互保证。因此，建立内在的信任制度必须优先于外在“正确性”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最近几年来传统主流媒体之所以面临断崖式下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内在的信任机制建设，脱离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需求，不接地气、高高在上、自说自话从而最终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由此看来，达成社会共识是建立国家与个人信息互动关系的基石，无法达成共识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

（二）重建社会信任的传播基础设施

而如何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意义生产与有效传播，一直都是困扰媒体深度融合与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一个是社会个体的自由表达，另一个是内容信息的自由流动。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已经提供了自由表达与自由流动的机会与渠道，而相对于新型主流媒体来说，需要解决的难题就在于如何从内容的充分流动中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到达。在传统媒体时代，渠道资源是稀缺资源，只要掌控了渠道就掌控了话语权和信息的分配方式。但是，在智能媒体时代，渠道不再是稀缺资源，信息终端无处不在，不可能通过断网和屏蔽来阻隔技术所衍生的自由表达的权力，那还有什么可以保障新型主流媒体实现有效传播呢？重建社会信任就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媒体深度融合以及新型主流媒体再造的精神内核。

关系性存在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内在价值所在，传播关系已经成为社会个体参与社会的一种链接形式，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已经无法离开传播所形成的关系来应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构需要将社会关系的整体性纳入其中，并将建立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作为传播体系最终追求的目标。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建立在权威的制度基础之上，意味着拥有权威就拥有了话语权，这种“官本位”思想曾经长时间左右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机制。随着技术的迭代与信息的开放，建立在权威制度基础之上的话语权优势也随之瓦解，知识、信息和技术转变成为社会信任新的基础设施，说什么与不说什么、看什么与不看什么的选择权力不再左右在媒体手中。尤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对专家、学者的信任远远超出对传统媒体的信任，表面看是因为渠道多元化所造成的，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社会信任机制的基础设施改变所导致的，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是新的社会信任机制在发挥作用。建构社会信任的基础设施才是媒体深度融合与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内在本质要求。

四、新的社会凝聚：信息流动的供给侧改革

（一）注重关系需求的响应

关系需求成为推动传播流动的内在动力，构建不同关系的需求催生了信息流动的不同方式。一是身份建设的关系性，二是信息流动的有效性，关系媒体的这两大特征，让关系媒体更适合用户圈层紧密型扩张及深度精准服务，也更容易实现圈层化封闭性社交场景的实现，因此，关系响应型媒体一般都具有封闭性、社交性。

（二）注重传播内容的适应性

有效的信息流动可以帮助人们与社会中不同群体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化，从而改变个体固有的行为与价值观，这是新型主流媒体发挥社会凝聚功能的作用机制所在。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必须注重传播内容的适应性，不能成为社会治理的传声筒，而应在内容的深度与内容的适应性上做到精准传播。

（三）提供深度融合的解决方法

第一个趋势是融合的集成。新兴媒体最重要的一个结构特征在于，它是电信传播、数据传播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集成，正是这种集成导致了融合的进程。技术的融合和日常媒介使用的过程并不会自动导致传播的融合。社会治理需要统一的媒介环境，但是社会和文化却走向日益分化，媒介的应用场景也随之变得多样化。不能指望可以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媒体能够满足人们所有的需求，媒体深度融合以及新型主流媒体的打造就必须考虑到不同社会阶层、年龄层次和文化背景的媒介使用需求的不同，即使同一个群体也会有媒介使用习惯的差异存在。

第二个趋势是多任务的传播能力。媒介的迭代不断地在发生，为何今天成为了问题？这说明我们对不同媒介自身的传播能力的认知存在缺陷。不同媒介的传播能力是不同的，书籍、报刊适宜于知识的深度学习，广播适宜于作为背景媒介，电视适宜于娱乐和大型事件的直播，电影适宜于代入式体验，电话适宜于聊天，随身设备适宜于碎片化阅读，互联网适宜于共享信息。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加快，不同媒体功能上趋向于综合。但是基于这个理念的综合性门户网站近年来都遭遇到新的危机，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只有符合一定关系需要的媒介才能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一定的注意力。因此，很少有一个媒介形态可以满足所有的需要，超链接就成为重要的媒介组织形式，媒介使用趋向于多任务并行。

第三个趋势是互动性与一致性。互动性要求是传播参与各方共时性共存于传播活动之中，实现传播内容和相互理解上的沟通。传播体系与权力体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与方法是不同的。作为一种社会调适手段和信任机制，传播体系的特点是通过调适和信任寻求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间的调和，同时对社会中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和信仰进行维护，换言之，传播体系并不寻求针对某些紧迫的公共政策议题的一致意见。

第四个趋势是从广播到窄播。在越来越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风险在递增：一是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机器智慧，这种依赖会使得使用者变得失去识别能力；二是持续地使用智能信息设备，会导致人们脱离与现实环境的联系。媒介内容的定制化和用户选择的个性化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形式，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向个人化的小众传播转型。

五、小  结

传统主流媒体习惯被当作政治与行政组织的宣导工具，这种根深蒂固的工具思维，使得传统的传播体系失去了社会调和与达成社会共识的能力。因此，我们讨论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构，就必须汲取既往的经验和教训，在紧迫的公共政策议题与长期传播机制之间做出平衡。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不能忽视传统传播体系存在的制度性弊端，必须注重社会关系的建设和认知情境化的生成，以便适应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群体的博弈中寻求新的社会平衡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陈接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媒体治理、艺术传播、影视艺术。

（摘自《编辑之友》陈接峰《媒体深度融合与新型传播体系建设的简化机制与信任机制》，拟近期刊登，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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