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 | 学科意识与中国特色：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

一、研究范式反思与概念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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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的学科意识，首先体现在对既往研究范式的反思上。四十多年来，基于不同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几代研究者对出版学研究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互动之下，形成了经验梳理特色明显的出版学研究框架。

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一方面来源于出版学较为低下的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出版学的研究成果相对单薄。面对学科困局，十九大以来不少学者开始从本源角度审视研究范式的缺陷与革新之途。范式反思是一种外在视角的审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仅有外部反思是不够的，从基本概念入手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是出版学建立的学术前提。在具体的理论与概念重建方面，方卿的研究值得重视。在出版学的研究队伍中，出版业界人员是一支重要力量。

二、学科意识与出版学科体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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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的学科意识，除了掀起一场基础理论研究热潮之外，在出版学科体系领域同样引起了集中讨论，这也成为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的另一热点。学科或者专业，并不是知识产生之后与生俱来的事物，而是随着现代工业化生产和知识分工的出现，在知识领域逐步出现的人为之物。也就是说，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知识生产形式。学科产生之后，无论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还是福柯的知识权力观，都指出了学科或专业对于新知识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学科体系既包括基础的方法和理论，也包括一套逐步形成的学科规训准则。尤其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下，能否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影响。从学科角度集中思考出版学的设置与内涵，是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学科意识凸显的另一表现。

1.论证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

相对于编辑出版学所处的三级学科地位而言，出版学如果能被列为一级学科，不仅代表着专业地位这一软实力的提升，同时也将带来更多的学科资源。对此，聂震宁提出了五个理由: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需要，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版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出版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武汉大学被视为我国出版教育的“黄埔军校”，方卿对于出版专业四十年的发展体认甚深，认为出版学学科地位的低下，导致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学高等教育远远滞后于出版业发展，难以满足建设出版强国的迫切需求。陈丹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学科与人才培养层面分析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的意义，张志强认为设立出版学一级学科有助于解决目前出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⒉思考如何建设出版学科体系

相比出版学为什么要进行学科升级，更重要的问题是升级后的出版学科体系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对国外出版教育的借鉴。二是对学科建设历史的回顾。三是对出版教育现实的审视。

3.回答出版学科的合法性

从合法性角度思考出版何为，是出版学科意识的核心之一。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科体系合法性的研究，在固有的文明传承、“书香中国”等依据之外，一个新的变动是新文科的提出。张文彦等认为新文科建设启示我们从出版革命、丛书出版的三次浪潮、出版科研机构的蓬勃兴起、出版对于知识生产的价值意义四个方面，建立学术研究的新范式。王关义等指出在新文科的背景之下，更应该积极进行学科建设探索，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出版专业人才。

三、媒介意识与数字出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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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出版业的面貌。数字媒介不但是一种新的信息存储和传播载体，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认识世界和感知世界的全新方式，对于出版业的影响也堪称结构性变革，因此十九大以来对数字出版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持续深化。

1.数字出版基础概念的研究

随着媒介的变革，数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数字出版领域，技术的因素更为突出，因此数字出版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便是审视技术变革对出版带来的影响。但在近年研究范式反思的背景下，数字出版的概念得到了诸多学人的重视。这种集体努力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2.对数字出版研究方法的研究

传统的出版研究更偏重使用以内容为核心的文科研究方法，但强调技术维度的数字出版，则要求有一种新的学科和媒介思维。同时，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让数字出版的研究不能仅就出版看出版，而应该有更大的社会关怀和跨学科视野。这种新变动让数字出版的研究方法有了新的关注点。

3.思考数字出版对出版学科的影响

当数字技术使出版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传统的出版定义还能不证自明吗?既有的出版理论还能继续延展覆盖吗?这些问题，成为数字出版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近年来集中关注数字出版研究的张新新对数字出版进行了多维思考，指出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出版活动，即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所构成的客观存在，数字出版具有数字化、现代化、开放性和互动性四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数字时代出版学思考的边界。

四、传统延续:编辑学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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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出版学研究体系中，编辑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媒介的发展与学科专业的细化，编辑学开始更多地与图书为主的出版业联系在一起，编辑出版学至今还是本科专业的官方名称。

1.对编辑基础理论的研究

对研究范式的反思和基础理论的重视，同样体现在编辑学研究领域。随着媒介和时代的变革，编辑的概念也不停发展。

2.对编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作为学理化的研究，理论创新与方法关注是“一体两翼”，因此编辑学研究方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3.对于编辑思想的研究

编辑思想作为内容加工重构的主要指针，无论对于微观的图书编纂，还是对于宏观的人类知识存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之前，文化知识得编辑而存，不得编辑而亡，几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此外，不少对于编辑学研究的综述之作，虽然不是严格的理论思考，但对编辑学的概念流变、范式发展及领域拓展等，都在评述之中有所阐发。

五、中国特色的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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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人建构的编辑学研究，在西方学科体系之中未有先例，王振铎先生曾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中国特色的研究意识，同时体现在新兴研究领域的塑造之中，典型的代表便是出版史学的提出。在出版学的各领域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其他学科借鉴，或者说相对形成了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的板块，目前来说还主要在出版史研究领域。从内涵上来说，书史更为广泛，包括出版史、阅读史以及媒介史等诸多内容。在我国的话语体系中，书史的使用频次不高，尤其是出版学研究领域，更多是采用出版史的命名。随着书史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出版史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出版学界也蔚然兴起。

六、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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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已经初具成熟学科的规模。基础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几个既关联又独立的领域，对研究范式的反思和研究方法的重视，标志着学科自觉意识的形成。这种学科意识，既对出版学从前范式向常规范式的转变意义重大，也对出版学研究的后续发展和成熟十分有利。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出版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出版学研究同样如此。更为关键的是，在学科意识日益明晰的同时，中国特色代表的理论自信，越来越呈现在现有的出版学研究中。研究队伍也开始扩大。出版学的研究尚有不少需要拓展之处，而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中清晰的学科意识与中国特色，则预示着出版学的研究未来可期。

作者简介：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出版理论与出版史。

本文摘自《编辑之友》2022年第4期 王鹏飞《学科意识与中国特色：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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