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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晨们”的无路可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风窗 Author 路迟
这是南希人生第一次尝试取悦、探索自己。她后知后觉地发现，活了大半辈子，在老师、妻子、母亲的身份之余，竟从来没问过自己的心和身体，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电影《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简称《祝你好运》，下同）是英国一部带着点儿实验性质的、近似二人转的情景长片：
场景几乎固定在单一房间，主角仅有两人，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异常“离经叛道”——史上哪有电影堂而皇之地把一个老女人寻欢的故事拍出来给观众看的呢？
电影《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中的两个角色
但这部看似话题冷门的电影，却在豆瓣上得到了超过8万人打出的8.2的分数，成为2022年“评分最高外语电影”榜单第四名，名列《阿凡达2》之后。
相比起影史意义，《祝你好运》之所以得到大面积关注，更多的是因其社会意义。
这是一部靠对话撑起来的电影，从那个赤裸直白的“性”字开场，把人与生命的意义都淌过一遍，四段化叙事，结构工整，像一本小册子，徐徐道来，并不枯燥，反而清爽直白，发人深省。
无独有偶，在同是2022年出版的一本书信往来里，两名女性也将她们关于人生、恋爱、婚姻与性的困惑倾注在信笺上。这本由日本作家铃木凉美与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共同完成的书信集，出版以来引起广泛的关注。
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和日本作家铃木凉美共同完成并出版了书信集《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无论是里奥与南希的对话，还是铃木凉美与上野千鹤子的书信，这些相同话题的文艺作品，都将不同代际之间关于自我深处的疑惑与思考徐徐展开，都是自由与自我的交媾，是一次审视本能以及与内心和解的过程。
这种审视与和解，在更接近现实的语境下，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响？
3年前，一部由姚晨主演的电影《送我上青云》，曾经给出过一种答案——
当身心得到松绑，方能实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轻盈与自由。
南希与里奥真正的关系（relationship），看似是以性与金钱交易的方式建立，但其实是从“理解”开始的。
南希，一个保守理性了半辈子的女人，工作是老师，为人做事循规蹈矩，常对学生强调“淫欲”，欲望是淫、恶的，是应该被压抑与禁止的。
即便终于决定要为自己寻一次快乐，面对已经上门来的里奥，她仍然踟蹰不前，纠结尴尬。她忍不住像个老师似地把里奥当作学生来审视：你做这行多久了？你不觉得有失尊严吗？你父母如何看待你的职业？
以及，如果遇到你不想服务的对象，怎么办？
比如她，一个55岁的老女人。
一连串作为长辈和老师的焦虑和强势，其实都是为了掩盖作为女人的羞耻感和不自信。
南希说自己总是在遵守着各种规则
首先是羞耻心，即便里奥已经坐到了自己面前，她依然很难相信：我是一个为人师表的道德模范，如今却做出这样道德沦丧的事。
羞耻心紧紧牵连着对自己的贬低和愧怍，松垮垮的皮肤，沧桑的皱纹，形销骨立的身材……年轻的里奥不管这么多被岁月禁锢的东西，他用了一个词来抵达对南希的理解：“优雅”。
他赞美她的身体，她的表情，她的欲望，他认为年龄在这件事上不是问题，他自己服务过年龄最大的女性居然是82岁。
不管是不是出于职业素养，当观众被角色的对白带动思考，的确会不自禁像里奥那样发问：“这就是你想要的，南希，它现在就在你面前，触手可及，为什么你又收回手？”
是啊，为什么呢？
她的欲望被认为是龌龊、违背道德的。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不可否认，在造物主的安排里，女性和男性的主被动性就是不一样的。久而久之，这决定了她们不被允许去“索取”，只能被动“接受”。
除了道德枷锁，或许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枷锁，让她们难以坦诚面对自我，比如母亲和妻子的身份。
丈夫去世后，南希从性方面第一次产生了自由的欲望，但她仍然不能摆脱自己的第二个身份：母亲。
“如果我不是一位母亲，我还可以去做许多事。比如骑马穿越沙漠，在一个炎热小岛上建立艺术家的聚居地……”
南希说如果自己不是一位母亲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里奥的母亲，同样也是这样一个身负重重枷锁的中年女人。她们内心有着许多渴望，却都没有机会、勇气和时间去实现，在忙碌和孤独中度过了大半生，发现人生中唯一感受过快乐的时刻，是未生儿育女前的少女时光。
但它是那样短暂而隐秘，一个少女不可以被允许拥有虚荣心，她也不可能释放自己的渴望，她只能完璧地将自己交给一个“托付一生”的男人，然后在劳碌与茫然中消耗完自己的一生。
花只能绽放一次，凋谢后便无人光顾，这是她们最失落、最孤独的事。
里奥，一个年轻开朗，温柔耐心的男性，他与南希的认识、交往，最开始都是出自一场简单如速食般的约会。
负责、耐心、细腻，情绪满足和情感陪伴，这些让女性观众深深触动的人设魅力，都属于里奥的职责，甚至是一种“戏中戏”，“角色里的角色”。
如果他不是恰好在那个位置，如果他与南希的关系并非短暂建立在利益之上，而是她的一个朋友，一个恋人，甚至是她的丈夫呢？
电影里的南希向里奥和观众谈起了自己死去的丈夫，他是个冷漠、粗莽，古板而无趣的人。这段婚姻持续三十年，南希没有感受到过任何快乐。子女也在不断给她添麻烦，她就是一个不断忙碌和奉献自我的骆驼，感受不到半点幸福。
不被理解、缺乏交流、丧失快乐，为何部分女性会甘心如此度过婚后的生活？
按照精神分析先驱拉康的观点，女性“自我”的主体意识丧失是被后天社会语境构建而成的。
精神分析学“灵魂盲区（soul blindness）”的概念，是指一个人灵魂深处最核心的感受、欲望、冲突没有被他最信任的人（如父母、爱人、朋友）感知到。
因为缺乏来自他人的认可与回应，自我的这部分感知会变得模糊、黯淡。当事人逐渐觉得它不重要，继而产生羞耻感。
“这是一种极其孤独的感受，因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没被看到，我们的人生就像走入了一个盲区，前面是什么从未体验过，所以战战兢兢、寸步难行。这也往往是羞耻感的来源。”
这不禁令人思考，在一个女人的生活里，难道真的没有可能存在一个像里奥一样愿意理解、包容她的男性角色吗？
这或许是一种想象，但与偶像剧式的想象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推动反思的想象：当一个女性渴望释放自己的欲望和天性，她会得到怎样的对待？遇到怎样的男人？
不用从西方先锋派影片里寻找，2019年姚晨主演的国产片《送我上青云》，就已经从一个更东方哲学的角度，解剖过这种理想状态的不可实现性。
电影名，取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出自《红楼梦》第七十回里薛宝钗即兴作的《临江仙》。
当所有人都将柳絮视为“轻薄无根无绊”之物的时候，只有薛宝钗赋予了柳絮漂泊流荡的自由和坦荡。
薛宝钗本身可算是红楼梦里特立独行的“进步”女性，她偏要用豪气与潇洒来形容微不足道的柳絮，微渺无名的，也可以挣脱命运，自由自在地飞上天。
寄情于外物，是一种美好希冀。但电影《送我上青云》，是一个生命对美好的向往、渴望下，处处碰壁的故事。
女主角“盛男”，一个战斗型女记者，高阶家庭学霸，独立好强，宁折不弯，却不得不向作为生物人的弱点屈服：卵巢癌，宣告了她的生命尽头。“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那么努力，还是要死。”
这是一种独属于女性的癌症，是一种仅仅加诸于女人的死亡惩罚。盛男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的不仅是生存的权利，同时也会失去一部分的“女人”本身，她决定踏上寻找自我的路。
然而，她在这趟旅途中遇到的几乎每一个男性角色，都那样懦弱、潦倒、虚伪。要么心智幼稚，沉迷成功学，要么目中无人、财大气粗，看似有些内涵的摄影师，也只不过想要通过婚姻来实现阶层流动。
没有人愿意去理解盛男源自生命本能的渴望，没有人能化解她直面死亡的危机。
盛男对于他们，只是一块送上门的肉。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被粗浅的欲望、精神的空洞孱弱堵塞。这未必是编剧刻意丑化男性角色，而更像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对女性视角的具象与放大。
即便是独立、强大、具有反抗色彩的女性如盛男，当她主动索求一种源于生物性的需要时，却被社会的某些规训所逼退。
“性能力”，这个几乎在所有文化里都属于“男性”的词语，“能力”是一种主动意味的名词，是一种生物学上被认为只能由男性来完成的。
在不平等的视角里，一个主动索求的女性，却被贴上了放荡、肮脏的代名词。
这些规训，不仅只限制了女性的生物性本能，也蔓延到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读到博士的她，会在确诊卵巢癌的一瞬间下意识自证：“我没有乱搞男女关系”……哪怕此病症的出现与生活方式并无直接关系；也会向文艺青年介绍自己时谎称硕士毕业，压低了博士学位，防止“女强男弱”的关系吓到对方；更令人绝望的是，当她第一次向男性表达自己的欲望，换来的是错愕、惊恐。还有，跃跃欲试。
主动，会被变成“恐怖的女人”，被动，会变成“怨怼的女人”，本体上，她们的主体性仍然在暗处。
盛男对短暂余生的凝望，与南希对自己漫长前半生的回望，都让她们踏上了寻找自己的路。
南希像是做了一个梦，约会结束了，这场梦就会醒来，一个无趣严肃的老女人，依然只能面对镜子里那个无趣、严肃且孤独的自己。
与大多数人相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们，她们都已得到了更优越的条件：家庭，事业，社会尊严，这些是“看不见”的底层女性难以触及的成就。
这里似乎潜伏了一种隐形叙事：只有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获得相对优越的位置，一位女性才有机会换取谈论那些更“享乐主义”、更取悦自我而不是奉献他人（如社会、家庭、后代）的东西。
而传统的观点里，“性”被功能化为生育繁衍的必要手段，而没有任何功能性之外的“人本性”而言。因此，大谈女性关于性的自由和勇气，其实对大多数来说，没有绝对意义。
繁衍的工具属性、性别社会的权力属性等等，将更多普通、底层女性困在世代规训下，将这个字视为洪水猛兽，对它窒息又茫然，更妄谈享受和探索。
2022年，日本作家铃木凉美与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互相致信整合而成书《始于极限》出版了。这本书在豆瓣上获得了9.2的高分，并被列入了“豆瓣2022年度读书榜单”。
此书记录了两人关于女性的母女关系、婚姻、爱与性、自由等话题的讨论。关于性，当她们谈及这件“把肉体和精神扔进阴沟”的事情的真相后，继而探讨了性背后承载的权力、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而本书的作者之一，生于八十年代的铃木凉美，是一位身份、经历复杂的女性：出生于高知家庭，自己是东京大学硕士高材生，毕业后做过报社记者，但也当过酒店小姐，做过AV女优，还把自己在AV行业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优资》，入围了2022年日本文坛至高荣誉之一的“芥川奖”。
在名牌大学毕业生、报社记者等光鲜亮丽的身份对比下，“AV女优”等与性有关的所有事，尤其是染指女性，总会在公众的某种道德想象中变得污秽不堪。
而铃木凉美不可思议的经历和行为，则似乎在刻意呈现，一个女性如何用一个俯瞰而非被俯瞰的、利用而非被利用的学者的视角去看待“性”这件事。
当然，进入性产业的经历让铃木凉美付出了“远超预计的代价”，除了今后再也无法摆脱的污名，除了拍摄期间曾被人用绳子吊在半空中，因烛火缺氧窒息、有人点燃喷在她背上的杀虫剂，留下一大片烧伤的疤痕……
真正的无力在于，不论得出怎样的结论，发出怎样真诚的声音，铃木凉美换来的依旧只有他人对自己身体的粗暴凝视和浅薄结论。
在基本的尊重和正视得以实现之前，“灵与肉”的和谐根本无从谈起所谓。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其代表作之一《一个女孩的记忆》里回忆了儿时被性侵的经历。然而，当这部情感深沉真挚的故事在巴黎剧院被朗读的时候，坐下男听众却都在为其中的性场面窃笑。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
即便许多文艺文学作品已经呈现了较好的效果，但在压抑与偏见从女性身上被拿走之前，在整个社会将女性视为资源的惯性有所收敛甚至消除之前，谈论自主性和勇气，会显得有些薄弱。
性本身并不肮脏，肮脏的是“去人格化”的性凝视，是通过性实现的权力与暴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后还是觉得薛宝钗对“柳絮”的譬喻最能恰到好处地概括。女性渴望的，不一定是权力，而是自由。如薛宝钗一般，能有一股清风，将她像柳絮一样送上青云，挣脱命运对自己的束缚。
点亮「在看」，与自己坦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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