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离婚女人的自述：“丈夫患病，我果断抽身”
那些不做婚检、顺利结婚生子、度过余生的夫妻不会知道，自己是侥幸者。
“以我的血泪告诉你，婚检真的太重要了。”“婚检建议做，必须做，本人以自身经历奉劝大家。”
知乎上关于“是否要做婚检的问题”，靠前的高赞回答几乎如出一辙。
而下面的真实经历不乏，婚后才发现伴侣有传染病；怀孕了才发现身患遗传病……婚检出问题的概率固然更小，但被命运砸中的人却要承受100%的痛苦。
即便如此，从数据上看并非所有人都有做婚检的意识。
2021年，全国婚检率达到70.9%，但其中婚检率最低的城市仅达到14%，而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也只有16%。
那些亲身体验过婚检重要性的人，往往已经历了一场场地狱般的挣扎。
婚后才知道，
伴侣得了艾滋
结婚三年后，王琴把丈夫告上法庭。
王琴和丈夫相识于2018年，陷入热恋后很快登记结婚，婚后生活幸福，没有生育子女。
但王琴发现丈夫总会按时服药，询问得到的答案是丈夫患有肝病，王琴压根没多想。
过了两年，丈夫因涉嫌开设赌场被判入狱，幸福的家庭随之瓦解，但王琴不知道的是，后面还有更大的风暴。
丈夫入狱后，狱管人员告诉探监的王琴要帮丈夫准备抗艾滋的药物，工作人员的一句例行告知，瞬间让王琴不知所措。
她才知道，原来丈夫早在2011年就已身患艾滋病，但从两人相识到结婚丈夫从未提及，婚前也没有做过婚检。
恐惧、愤怒、难过……繁杂的情绪充斥着王琴的大脑，她首先去做了HIV检查，不幸中的万幸是检查结果为阴性，王琴并未感染。
但她依旧以“丈夫自身患有重大疾病恶意隐瞒，使自己作出错误的结婚决定，遭受身心重创，婚姻无法继续”为由，将丈夫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婚姻。
丈夫被告后声称，在婚前已经告知王琴自己有艾滋病，因为两个人在2017年一起去医院做过HIV抗体检测，由于多年吃药自己的体内病毒载量一直为0，无传染性和正常人一样，但这些说辞因为无法提供证据而不被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王琴胜诉。
无法非黑即白地说王琴是幸运的，因为她承受的煎熬和伤害不可估量，但与多数结婚对象隐瞒传染病史的人相比，她无疑是个「幸存者」。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医生宁旭讲起曾有患者单独找他，“他说自己有HIV（艾滋病），要求保护他隐私，不能和其他人说。”实际上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告知自己的妻子。
但宁医生在采集病史时，患者的妻子忽然提起，自己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体重一直在下降，去检查了各个方面没发现问题。
宁医生一下反应过来，患者的妻子大概率已经感染了，但在患者隐私权的限制下，医生无法将病情告知别人。
宁医生只能单独劝告患者，尽早告诉自己妻子，至于“他回家给不给说，我没办法”。
也有医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曾在婚检中遇见过传染病毒携带者，回访追踪3个月，对方却始终不向伴侣透露自己的病情。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会天然地认为，被忽视的婚检报告很可能成为某些人恶意隐瞒病情的保护伞。
但在当事人之间，即便是彼此知悉对方的检查结果，最终关系的走向也不会那么简单，因为其中总会有一个掺杂着人性和道德的两难选择。
婚检后的双重打击
“对，我就是没有爱心。”在男友亲人的质问下，蔡婷哭着说出了这句话。
她和男友谭朋相恋5年，总算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男友却在婚检后查出了尿毒症晚期。两个人办了婚宴，但还没领证。一时之间蔡婷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说起来，他们去婚检也是件十分偶然的事情。
蔡婷的大哥是医生，见到上门提亲的谭朋时发现他的脸色不对劲，很苍白，于是建议他们去做个婚前体检。
谁都没想到，检查结果改写了这对年轻人的命运。
很快谭朋就入院治疗，根据医生的方案，谭朋每周需要做2-3次透析。一般情况下，尿毒症晚期病人一旦离开透析，可能在7-10天就会死亡。
得知谭朋的病情，蔡婷的家人极力反对这门婚事。蔡婷虽然心里难过，但反复权衡后也无法再和谭朋结婚。
每个月一发工资，她就会给谭朋打钱，不断通过视频和发信息的方式鼓励谭朋，但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谭朋还是想再见到蔡婷，但蔡婷并没有露面。
谭朋的家人通过电视台找到了蔡婷面谈，劝蔡婷去医院陪伴谭朋，蔡婷只是沉默。
面对这种情况，谭朋的家人开始指责蔡婷，“你说你爱这个人，你爱这个人的价值是什么？”“不是姐姐责备你，你连一个做人最基本的爱心都没。”
面对这样的指责，蔡婷不想再辩解，只是连声说：“对，我没有，我没有”。
在这个故事里，婚检成为一个工具，撕开了窥探人性的裂口，里面所谓的自私与懦弱，权衡和计算，难以用一句对错来加以评判。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份绝症检查报告的重量，不止要患病者一个人承担，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我们无法给一个普通人专断地戴上道德的枷锁，也无法要求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独自承受命运的排山倒海之势。只是，这份婚检报告起码给了其中一个人知道真相后再做选择的机会。
这些围绕婚检发生的真实故事，比多数人想象得更加复杂。
那些不做婚检、顺利结婚生子、度过余生的夫妻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是侥幸者。
为什么要做婚检？
苏州大学的专家课题组做了一个调查，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筛选出82份与婚检有关的的裁判书。
这些案件大多是依据《民法典》第1053条进行起诉：“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其中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婚前未做婚检，婚后男方发现女方隐瞒了精神疾病，于是男方起诉要求撤销婚姻，并返还彩礼。
另外一些是婚前患病方仅口头简单告知自己某方面的疾病，伴侣并没有当回事，但婚后才发现患病方病情影响共同生活。
还有一些是婚后发现伴侣有性功能障碍、不孕不育等疾病，但这类被驳回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在判定中这类疾病不属于《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的重大疾病。
这项法规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更多人对婚姻的自主权，但很显然，不做婚检要承担的风险只靠这项法规是无法相互抵消的。
其实，在2003年之前我国是实行强制婚检的，只有拿着婚检报告，才能去做结婚登记。
但由于医学上对于“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界定无法具体明确，加上当时有人反映“婚检项目多、流程化、没有针对性且收费高”，所以婚检相关条例将“强制”调整为“自愿”。
自此，全国婚检率骤降。以北京为例，有将近10年的时间婚检率只有8%左右。
然而，今年围绕婚检展开的讨论又聚焦到了到底应该强制还是自愿的问题上，长达20年的时间，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
有人觉得应该强制，不仅要强制还要告知彼此的检查结果，这样才能保障伴侣的知情权。但也有人觉得要自愿，保护个体隐私权。
这些争论关乎着知情权和隐私权一直存在的、却又难以厘清的矛盾。
但对更普遍的人来说，比“强制”还是“自愿”婚检更根源的问题是：人们应该有要做婚检的意识。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医生许超，说自己因为工作原因见过太多没做婚检知道婚后才发现问题的病例。
一对朝夕相处，想要结婚的情侣想法大多很简单，扯个证，住在一起就可以了。根本意识不到还要去做婚前检查。
他们更不可能想到，婚检很可能检查出，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类疾病。这不仅关于婚检双方的身体健康，更涉及到生育风险，后代缺陷。
有关健康，这是婚检能为每个想要进入婚姻的人提供的保障。而在意识层面，婚检更大的价值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明确知道走进婚姻需要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再去做选择。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热知识：“目前我国婚检是免费的，只要一方的户口在本地，夫妻双方都可以去当地的医院做免费的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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