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被日本勾引了
▲ 点击关注，二〇一八，第290篇。
可能因为日剧，日影，日本文学，日本音乐，日本艺术对我的“教育”，我对日式的“美”颇有亲切感，尤其是音乐和文字方面，有种浅白的魅力。但同时，我也反思自己的“喜欢”。
如果人们抛却了根植于我们脑海的“国恨家仇”，我敢说许多后来者中国人会自发地喜欢日本，因为，一个在中途遗失了“文明”的土地上长大的人，因为身体内基因的固执，会对一些与我们曾经的文明相似的东西自然亲近。更何况，日本喜欢对它“拿来的东西”进行美化。木心在美国跟那批艺术家讲，我们没有了士大夫，就没有“茶”了，沦为茶馆和茶叶蛋，只有日本毕恭毕敬地弄成茶道。他们从宋朝学了“折枝”，回去又弄成“花道”，但说到底，日本是“学生”，没根没底，尽是别人的东西，从中国拿完，又从欧洲拿。既然是拿，肯定选好的拿，所以，日本就是迷惑人。
但中国人居高临下，在语言上就有小日本、冬洋鬼子、倭奴等等表达藐视的词汇，因为中国是文化的输出方。虽然现在不是了，但还是保持了这种思维定式。靠拿来主义，日本成了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所以才有“亚洲之光”的说法。但是日本真有那么完美么？如果你相信任何东西是完美的，就已经在跑偏的路上。为了不至于沦为“日系”的奴隶，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粉丝”模式，让自己“学术”起来。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人，学者李长声，他专门研究日本。我为什么选中了他，因为，我读他的文章，发现他对日本的观察是“直男”似的，不像我，听首日本音乐都是星星眼。比如，他之前有篇文章写日本的樱花与大和魂。第一句就是“樱花像泼妇一样,哗的一下开了,又哗的一下落了 ”。
我的妈，这句话简直把我打懵了。把樱花比喻成泼妇，他应该是全球第一人！只有“直”的突破天际的人，才有这种表达。
今日分享一篇李长声先生的文章。
以上为猪的叨逼叨
日本人的二重性
文丨李长声
常听说日本人具有二重性，这种说法似含着贬义。早年周作人如是说，近年李泽厚也这般说，似乎此性格为日本人所独具。其实，任何民族都不无二重性，且中国人尤甚。最明显的表现在成语谚语俗语上，几乎哪种说辞都躲不掉一个反义的存在，例如，既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却又说蚍蜉撼树谈何易；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却又说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不过，人们并不觉得无所适从，反倒更为方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大概正是有感于此，孔夫子才搞出一个中庸，试图让一个乌眼鸡似的君子和小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朱熹说，中庸之道始于唐尧的“允执厥中”，而孔子继往开来。比孔子晚一个半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中道，即中庸之道，但他不是像儒家那样只作为美德，而是落到实处，主张由财产适中的中等阶级来治理国家。李泽厚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论语今读》，说中庸就是他提倡的实用理性：“它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此人道，亦天道。”但诚如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孔子心里明镜似的，明白道是行不通的。即便在平常的实践中，智者一搞就过头，愚者又永远跟不上，过犹不及，总之是谁都做不来，就只好二重下去。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把二重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分为二，破字当头，矫枉必须过正。中庸之为道，也因了二重性而长存，以至不朽。
中国人的二重性被中庸理论了两千多年，显见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重的是左右，而日本人是表里相重，所以，前者好左右逢源，后者爱说“建前”（原则话），不吐“本音”（真心话），听起来就暧昧多了。周作人说，“近几年来，我心中老师怀着一个很大的疑怯，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以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地叫人恶心。”他明确指出了日本民族有二重性，虽然把不同层面的东西捏合成矛盾，未免有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二重性其实是固有原始性和外来先进性集于一身的现象，在跨越式发展的地方也随处可见。
孔子倡导中庸之道的时候，日本尚处于原始阶段，刚刚学种稻。各国的艺术早已摘掉假面，而日本舞台上倒像是把传统保留得不错。发展不到家，当然无哲学，先是拿中国的，后来又拿欧洲的，再后来拿美国的，丑女戴花，泥胎金身，构造始终是二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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