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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哲学教育｜孙正聿
哲学与哲学教育｜孙正聿
《哲学动态》2008年第1期
一
关于哲学，黑格尔说，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因此学习哲学也就是使“心灵沉入于这些内容，借它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冯友兰则在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对比中提出，哲学是一门“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的学问，而哲学以外的学科，则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这些话意味深长，说明了哲学的“无用之大用”，即哲学的“教育”之用。
哲学之“无用”，是因为哲学不像其他学科那样，使人掌握某种专门知识或技能，从事某种专门职业，扮演某种特定角色，即成为某种“专门人才”；哲学之“大用”，则是因为哲学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也就是使人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尊重自己，涵养自己，“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表明，哲学之用，在于“教化”之用，在于“哲学教育”；或者说，离开“哲学教育”，哲学就失去了自己的重要的社会功能。
培养“某种人”，是通过教育使人掌握某种知识或技能，再去做具体的事情，因此，“教育”在这里主要是一种“中介”或“手段”，而不是“目的”；培养“人”，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并不只是做好具体的事情，因此，“教育”之于“哲学”，就不是“中介”或“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哲学”是以“教育”的方式引导人们“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从而“觉解”人生的意义，“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
哲学的这种社会功能显示了一个重要道理，这就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其实是从事哲学教育的人；对哲学教育的自觉，应当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如何进行“哲学教育”，就成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哲学和哲学教育是凝重的。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即人类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寻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凝结为理解“人生在世”的哲学范畴。西方哲学的存在与非存在、本体与变体、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超验、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中国哲学的天与地、内与外、体与用、道与器、理与欲、人与己、义与利、仁与智、知与行，无不凝聚了对“人生在世”的深层把握与理解，并因而构成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人生的“最高的支撑点”。对这些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哲学范畴的思辨与体悟，不能不是哲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或者反过来说，离开对这些哲学范畴的思辨与体悟，哲学又何以“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
哲学和哲学教育的凝重，是同哲学思想的历史性密不可分的。用恩格斯的说法，真正的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都积淀着人类智慧的理论成果。哲学发展的最基本的逻辑，就在于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统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对于哲学和哲学教育来说，并不是某种外在的“要求”，而是一种内在的“应有之义”。
在论述黑格尔哲学时，恩格斯曾经一再强调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是以最宏伟的形式总结了全部哲学发展，是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黑格尔的每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同样，列宁也强调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黑格尔在哲学中着重地探索辩证的东西，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我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创立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就在于这个理论本身是全部人类认识史的成果，是从人类认识史的总结中产生出来的。正因如此，在提出“辩证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同时，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坏的时髦哲学”。恩格斯说:“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这就是缺少“深厚的历史感”的哲学，因而它必然会把历史性的思想变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从而堕落成为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恩格斯对这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批评，是值得每个学习、研究和讲授哲学的人深入思考的。
三
哲学与哲学教育的凝重，在于哲学的巨大的思想力量。哲学的思想力量，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一种理论的说服力量，一种理论的批判力量。
哲学的思想力量，首先是一种撞击人的理论思维的力量。人类思维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到世界的统一性，并以此去解释世界上的全部现象。宇宙之谜、历史之谜、人生之谜，对于具有理论思维能力和求知渴望的人类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遏止的精神上的诱惑和智力上的挑战。面对这种种的诱惑和挑战，人类以思维的逻辑去揭开笼罩着自然、历史和人生的层层面纱，并以思维的逻辑去展现自然、历史和人生的本质与规律。哲学的逻辑是智力探险的逻辑、思维撞击的逻辑、理论创造的逻辑，它对人类智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就是人类的“形上”追求。同时，这种“形上”追求又构成人类自我反思与批判的逻辑，理论思维自我批判的逻辑。
“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人类既以“实践批判”的方式现实地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从而把世界变成自己所要求的现实，又以“精神批判”的方式在观念上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为实践批判提供理想性图景和目的性要求。而“哲学批判”，则是对“实践批判”和“精神批判”的出发点——这两种批判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是对人类的全部活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前提”批判。在哲学的“前提批判”中，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整个生活方式。
哲学的“前提批判”，是一种寻求、揭示和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的“前提”的逻辑，是一种把隐匿在思想之中的“看不见的手”揭露出来并予以批判的逻辑。这种“前提批判”的逻辑，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的逻辑震撼力量。伯林有一句名言:“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这种“向前提挑战”的哲学源于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提出，“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实践活动作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类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即历史地否定已有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又历史地创造新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
在实践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中，哲学思想是作为实践活动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理想性引导。正因如此，伽达默尔又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作为实践的“反义词”，并不仅仅在于理论的“观念性”和实践的“物质性”，更在于理论的“理想性”和实践的“现实性”。人是现实性的存在，但人又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存在的现实，而总是要求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哲学正是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图景和理想性的目的性要求而超越于实践，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哲学和哲学教育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引导人们自觉地“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把现实变成更为理想的现实。
四
哲学和哲学教育又是亲切的。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家思考人类性问题的思想结晶。哲学家个人的体悟和思辨，将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一同熔铸于各异其是的哲学思想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水乳交融的人类故事和个人故事，对于“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来说，都应当是十分亲切的。
哲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哲学所讲述的当然是“人类的故事”，但它又只能是哲学家以个人的体悟与思辨所讲述的人类故事。哲学是经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理论。哲学创造，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家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式、用新的综合为人类展现新的世界，提示新的理想。因此，哲学创造内在地蕴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对待人类的现实，揭示现实所指向的多种可能性；以否定性的思维去检讨各种理论的前提，揭示理论前提的多种可能性；在现实与理论多种可能性的某种交错点上，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人们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将为人们展现了新的世界和新的理想。
作为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是“高尚心灵的更迭”和“思想英雄的较量”的历史。这里的每一种“较量”和每一次“更迭”，都蕴含着沤心沥血的理性的思辨和洗涤灵魂的心灵的体验。黑格尔说，“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小孩也懂宗教的内容，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哲学作为“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它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不仅是在讲述那些“真理”，而且是在讲述这些真理所包含的“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哲学和哲学教育是亲切的，这“亲切”是源于它所包含的“生活”和“世界”。
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哲学的目光，不是神的目光，而是人的目光，它不仅诉诸于人的“缜思明辨的理性”，而且诉诸于人的“体会真切的情感”。冯友兰说，哲学作为“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它的根本方法是“觉解”，它的根本目的是“境界”。学习哲学，并不是掌握某种“永恒真理”，而是更好地生活。人生在世，就要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就需要把这些关系从“名称”性的把握上升为“概念”性的理解。这种对“人生在世”的“概念”性的理解，就是以内涵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的历史性的思想去理解人的生活和人所创造的世界。
五
凝重而又亲切的哲学和哲学教育是睿智的。哲学的目光是“人”的目光而不是“神”的目光，这就意味着哲学的目光是“现实”的而不是“超现实”的，是“历史”的而不是“非历史”的。“超现实”和“非历史”的哲学和哲学教育，只能使人形成僵化的“世界观”；只有“现实”的和“历史”的哲学和哲学教育，才能使人形成凝重而又亲切的“世界观”，即睿智的、合理的“世界观”。如何理解“世界观”，这是哲学和哲学教育中的“头等大事”。
世界观的“世”，是“人生在世”的“世”；世界观的“界”，是“人在途中”的“界”；世界观的“观”，是“人的目光”的“观”；因此，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它是历史性的，因而是“与时俱进”的。
历史性的世界观“拒斥形而上学”——它否定“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能够以“神的目光”占有“终极真理”，它反对把“世界观”视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恰恰相反，它以“中介”的观点看待自己的全部思想，认为任何一种“世界观”都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任何合理的“世界观”都不是绝对之绝对，也不是绝对之相对，而是相对之绝对——自己时代的绝对，历史过程的相对。正因如此，真正的哲学总是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总是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总是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真正把“哲学”变成“世界观”的哲学，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真正的睿智的“世界观”。
历史性的世界观“拒斥抽象的普遍性”——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人在途中”的“历史”，总是以“片面性”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人的目光”的“世界观”，则总是以“全面性”的理想去“反驳实践”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立足于对“世界观”的历史性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提出哲学的“迫切任务”，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特别是“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这不仅是对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也是对“形而上学”的人格化的历史的终结——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主义时代的终结。
这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对于这种“终结”，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既要求“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又需要代之以“英雄主义精神”的兴起。“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是黑格尔的“普遍理性”及其人格化；“英雄主义精神”的“英雄”，则是马克思的“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以“英雄主义精神”取代“英雄主义时代”，就是以“现实的个人”取代“普遍理性”的人格化，也就是让“个人”成为真正的“现实”——具有个性和独立性的“个人”，全面发展的“个人”。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这个由人的历史活动所构成的历史规律，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所把握到的，因而它内涵着人的理性、人的目的、人的理想、人的追求。这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形上追求，是一种蕴含着“形上追求”的关于人的“存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世界观”，以“人的目光”去看待人的“在世之在”和人的“途中之在”，就为人类提供了最为凝重、最为亲切、最为睿智的“哲学”。
以这样的“哲学”所进行的“哲学教育”，才能体现水乳交融的凝重、亲切和睿智的哲学思想，才能“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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