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感谢世间的那些恶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也吓了一跳。难道什么时候，自己也受了撒旦的影响， 在灵魂里滋生了趋恶心理。

是的，我说的是恶，十恶不赦的恶。是佛学上“于此世他世俱相违损”的行径，而非修辞学上的语句。要不是老祖宗那句话壮胆，我怀疑自己有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对善恶研究的肤浅，肯定黑格尔研究的成果时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于是，我决定以文字，向世间的那些恶致意……

是恶唤醒了混沌中的阳光

我的致意从阳光开始，在这个午后。

成都平原冬季少见的阳光，透过厚重的阴霾，投射在我的窗户上，没有感觉，就滑进了书房。阳光，真理，善；黑暗，谬误，恶。耶稣说：光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如果宁爱黑暗而不爱光明的人，一直据守在黑暗里，这本身已是对他的审判。联想是张开的翅膀，具有自由飞翔的天性，可一旦搭载上恶的负荷，会很快把人带入一种黑暗，令人坠入一种痛苦与难容的黑暗之恶中。每当想到与人类文明的光芒逆向而行，进入阳光被遮蔽后的世界B面，我的心里泛悠起一种怯怯的好奇。一半是阳光，一半是黑暗，我需要选择。

我首先看见了佛教禁忌的十恶。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绮语、两舌、贪欲、瞋恚、愚痴。接着是基督教的十戒（耶和华给摩西约束犹太人的行为戒律）。还有伊斯兰教的八大禁忌，中国的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它指向的反面，等等。都是些永世的违损，形形色色的恶，一个个的精神的雷区。谁要贸然越过，不叫你粉身碎骨，也会让你脱掉一层皮。

我把触角指向原头，看看“十恶”之源的欲。

按照形式逻辑揭示的思维规律，概念是反应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判断是论证的前提。

首先，就从判断开始，走向欲的前世。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欲，硕大，刺眼，让许多人羞于启齿。佛学上说，“于所乐境，希望为性，勤依为业”，乃欲。换句话说，欲，就是对喜欢的事勤奋精进去做。有善法恶法之分，并非凡欲皆恶。我始终认为，这样的诠释与现实有一段距离。我更相信欲具趋私性；换句话说，世界上的许多欲，都是姓私的，很少有一种欲，是真正属于公共的。一己之欲，与一众之欲，一党之欲，一国之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难道欲的背后还隐藏所谓的公；难道民主党或共和党，工党或保守党，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选举获胜，就是公欲的实现，或者私欲的败北；难道美国的维护美元结算地位、导弹防御系统或者北约东扩、重返亚太，是所谓的公欲。公还是私，要以人类的眼光，才看得清楚。

现实是最残酷的审判。欲，在千夫所指中，被钉在了人类文明的十字架上。与恶钉在一起，没有争辩与歧义，让我的说出如此没有底气。可打上深深原罪烙印的欲，确实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欲和恶之间，究竟有没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谱系，已经发生了偏离？

夏日的阳光，曾是我的心病。毒热，晒在身上，似火烤，让我脱了一层皮。晒黑了倒无所谓的，父母遗传下来的基因，就不是小白脸型骨骼；何况，朋友开玩笑，领导更黑。倒是专家的话，有点危言耸听。他们反复告诫，强烈的太阳紫外线照射，会引发皮肤癌的。我有位非常敬重的老领导，不久前就曾被这恶魔夺去了性命啊，怎不让人不寒而栗。有时，在我心目中，阳光几乎成了一种恶之花。记得，刚参加工作那阵，我曾听信专家之言，尝试过远离阳光，远离紫外线，躲进小楼成一统。关闭了办公室的窗户，甚至连灯光也刻意调得暗暗的，被来访的朋友戏虞，是不是要省下电费买眼镜。其中也还有那个年代的审美病灶之驱使——内心深处对乡下人肤色“黑”，城里人“白净”的不同认同。总之，不管什么理由，我很快发现不行。不仅是形，逐渐地变得脸色苍白，缺少血气；而且是神，整个人变得病恹恹的，没有精神。先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甚至怀疑是不是染上了什么怪病。去看医生，把脉，问诊，排除了一切病的可能。最后，还是医生的一句随口而问，是不是工作环境少有阳光，才使我恍然大悟。

我又回到了阳光，带着些微的亲切，甚至贪婪之心。在亲近中发现，原来，阳光的出现，是那么不容易。它本身就是人类在求生欲望驱使下，与黑暗之恶拼斗的结果。

不要仅以苏格拉底的思想为证。虽然，他是我们公认的最早哲学先贤，但相对于阳光的出现，他确实太迟，太年轻。他那时经历的黑暗，痛彻心骨的黑暗，已不是太阳沉入地平线后的自然景象。他早已把自己哲学的核心，由“自然”转向“自我”，由思辨性转向实践性的批判；他关心的光明和黑暗，早已超越自然，指向社会和人，或现实中的善和恶。他说，只有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从这位智慧老人的思想，焦虑，追问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生敬，甚至生畏的精神，那就是他对待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态度。且听他说，知识为美德，无知为罪恶， “无人故意为恶”。在当时古希腊的语境中，所谓“恶”，表达的主要是“欺骗”，即无人故意欺骗自己。然而，现实中的欺骗，又时有发生，原因何在？就在于知识的缺乏。于是，苏格拉底的推论出来了：要趋善避恶，必须强化知识。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苏格拉底的逻辑：世界最早的恶——欺骗，直接催生了最早的善——美德。

跨过两个季节，又回到阳光里。此刻，冬日的阳光正在我的窗外，融融的，柔柔的，消解了毒热。我喜欢，它也不难堪。阳光得陇望蜀，本想肆意挥洒。可经枯瘦的杏枝一剪裁，洒下的只是满地破碎。阳与阴，完美与残缺的转换，竟如此令人措手不及。当我们享受阳光的温暖，从阳光获取生命元素的时候，不要忘了，催生阳光的，确实是恶，前世的黑暗之恶。

不信，让我们跨越时光之河，去重访创世情景。毋庸置疑，混沌，那时确实是一片混沌。不仅是《圣经》上的故事，许多科学研究结果，也是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创世之初，我们这个星球的本来面目。混沌是什么样子，当然是没有阳光，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明景和，秋高气爽，世界像一团浆糊。可从混沌的世界，已隐隐约约听见生命的胎音。如果说生命是善的，对生命的萌芽和生长进行扼杀压抑的混沌，就是恶的。最原初的生命，与最原始的恶，相遇于混沌中。这是生命遭遇的最早挑战。说是上帝的呼唤，要有阳光啊，世界就有了阳光。其实，哪有什么上帝，所谓上帝，不过是一种自然法则，或曰大道之理。弗莱的《批判的解剖》，早已告诉了个中秘密。《圣经》里的传说，正是生命当初的原型。那呼唤，分明是人类自己的生命宣谕。面对混沌，面对恶，面对生命诞生之初或能否存续的威胁，谁能没有求生的欲望？道理很简单，“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原来，正是欲望之恶，呼唤来了阳光，驱逐了混沌，唤醒了大地，才庇护了地球最早的脆弱生命。

恶是人性的重要基因

可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完全解决。

并不是有了阳光，就有了阳光明媚，生命就可以茁壮成长。如果整天把生命浸泡于阳光的柔和里，它也会像坠入温柔乡里的英雄，逐渐退化，颓废，衰竭，直至灭失。生命永远需要挑战，需要丛林，需要风雨雷电，需要——恶。

更重要的是，有了阳光，就有了人。

人的出现，究竟给地球，给对象世界带来了什么？回答是：带来了善，也带来了恶。事实上，善与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伦理学范畴的问题。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人会带来善恶？这一追，就追溯到了人性之源。又回到了欲。在弗洛伊德那里，驱动人类一切行为的欲望背后，只有一个字——性。如果把荷尔蒙的作用放在广义的冲动下去理解，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这仍显不完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本能划分为5个层次，每满足一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必然出现。这比弗洛伊德更进了一步，但似乎又有点机械。人的多层次需要或欲望，能完全机械划分，由低级到高级依次递进吗，包括后来他所说的“灵性的需要”？我更相信它们是一个相融交织的统一体。比如，并不是生理需要和安全感没有满足的人，就不希望得到尊重。相比之下，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许更接近实际。该研究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15种基本欲望和价值观所控制的，而且它们大都具有其遗传学基础；性和好奇心、仇恨、荣誉感一样，是行为的驱动力。该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Steven Reiss说：“大多数欲望与动物所表现出来的相似，这表明它们有共同的基因基础。”这个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它从自然属性的动物性深处，发现了人本来存在的欲望密码。原来一切均是人存在的一部分。如果把佛家所说的“无明”和“缘起”放在这里，也许还有一定道理。

因此，我很欣赏马克思的个体贪欲论。

但并不是有了欲，就有了恶。欲，是在人的趋私性推动下，才走向恶的。人类社会在善恶交战中前进，动力正是私之恶。

面前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恶的作用。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而诡秘的东西。直至今天，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历程中，它仍是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难解之迷。佛家说，一切有情(生命)之物均有善恶无记。无记可以不记，世间只存善恶。这似乎是个“无始时来”的无厘头，回答了善与恶的本来存在，却没有回答它们为什么本来存在。显然，恶是发展动力，源于矛盾运动律。在欲海搏击中，善恶分化——因为有了私，有了“后天薰习”，人类天性中的欲，在不断演进过程中，逐渐被私绑架，恶才更加凸显出来，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善法欲的理性节制，往往满足不了人身体和精神的需求，而恶法欲的感性张狂，则是贪欲的知己。事实上，国家、民族、团体、个人的发展，无不遵循着自私原则。于是，恶成了一种向善的动力；并且，最终使恶得到抑制的，往往不是善，而是恶本身。因为，私欲之恶无节制地发展，恰好催生了它的对立面。

凡恶知时节，有私乃出现。

先是自然的。饥饿，疾病，野兽。这些并不可怕，在智慧的人类面前，它们虽一次次挑战人类生命的极线，但并非不可战胜的天敌。恰恰相反，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自然选择面前，为求生存和发展，人逐步变得聪明。钻石取火，结绳记事，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有难共当，猎物共享。人类最早的文明，被先哲们描述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在恶境中诞生。这里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生存规则，一种在自然演进中自发形成秩序。维系这种秩序的血缘脐带是母亲，被后来的史学者赋予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命名。这印证了马克思的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这里往往忽略了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词：制约。制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本来存在的压抑和限制。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受到限制的时候，那个本来存在躲在身后，不敢露脸；而当条件稍有改变，它就会不请自出，充当着人的行为的真正驱动者。

因此，真正的考验，是人自身的那个本来存在。

事实上，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恶境中，诞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美好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甚至没有持续多久。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本来存在的那个隐秘。

是的，不是所有的威胁，都来自于自然的生存环境。因为财富，那个本来存在的隐秘——私欲，冒了出来。随着猎物或劳动成果的增多，有人开始不安于现状。他们想猎物多分，女人多占，甚至还想成为一个族群的主宰者。最终却适得其反。以今天的眼光，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走向奴隶社会，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跨越，大进步，是值得称道的。可谁能相信，推动这场伟大进步的力量，确实可以从“十恶”中找到答案。

在这场嬗变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幽灵——私欲，徘徊于历史的天空。它的肮脏，它的丑恶，它的伟大。当进一步探究，我还发现，不仅是这场变革，几乎是人类所有的进步，或者罪恶，都有它的影子。我开始还有一些纳闷，人究竟怎么了？

这一追问，就追到了一群猴，一个人。

从猴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

先让我们走进一群猴。因为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从猴的身上，可以看见人的影子。

这群猴生长在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我没有见识过，是从一篇叫《观猴有感》的文章中，了解了它们的习性。文章作者叫李长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多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文章里的故事，则缘自景区驯猴“鼻祖”匡书明老人；故事的来源并非道听途说，都是他的所见所闻。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与猴具有先天的相近习性。通过这些猴族故事，我们不仅可以窥见真正的猴性，也许还可窥见人类自己本来存在的动物性，带入社会的更深层次东西。

那么，这一群猴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私欲是一种天性，它不仅维系着猴群秩序，还推动着猴群进化。这种私欲，在五龙口猴群中表现为食欲、性欲和权欲。

食是首位的。不仅民以食为天，猴同样以食为天。因此，猴的私欲，首先表现在对食物的获取上。在没有开发为旅游景区前，这里的猴处于自然生长状态，食物极度匮乏。百多只猴一个群落，在猴王带领下，攻城掠地，占山取食。在景区开发后，游客多了，管理方也定时喂食，猴群不再像以前那样少食缺吃了。此时，它们对食物的争夺，被特权和等级取代。每当有游客抛食，或管理人员吹哨喂食，猴群顿然聚拢，可却不敢轻易抢食，更不存在马恩说的“平均分配食物”情景。猴众会自觉地让开，让出一条路，让猴王大摇大摆上前，吃得肚圆腰圆。然后，才轮到其它的猴。同样，在每年的春秋季节，即头年10月至次年3、4月份，是母猴的发情期，也是猴王大显其能的时候。不仅猴中佳丽要由猴王先饱性福，整个猴群都要上演一场场佳丽争夺战。没有谦让和公平，左右这里一切的，就是欲望驱动的实力。

食和性，都说到猴王的特权。是的，在五龙口的每一个猴群，及其活动的许多方面，进攻，防守，占山，夺食，性交，猴王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关键不在于这种特权有多少，有多大，有多深厚，而在于它的来源怎么样，或凭借什么。根据匡书明老人的长期观察，这里的猴王权位，完全是拼打出来的，而不是世袭，也没有禅让，更没有“宪法”规定的永恒规矩。打斗，说明了一种参与意识，每只猴都有当猴王的欲望；欲的背后，应当也不是为了全体猴众谋幸福，而是如何拥有在“这群猴”中的特权地位，进而将权威延伸到本猴群之外，畏惧或者尊重。

总之，是欲的满足，决定着猴群的秩序，推动着猴的进化。这里，匡书明老人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秘密：

其一，猴王的争夺，是残酷而血腥的。每当到猴王角逐之时，群猴便聚集在一起，围住老猴王；而老猴王也心知肚明，眼前即将发生什么，以仇视与凶煞的眼光，扫视着猴群里的动静。多数的猴民，会被这阵仗震慑，乖乖把尾巴夹紧，表示臣服，无争夺王位之意。最后高翘尾巴，虎视眈眈上前，表明报名角逐的，百多只猴，一般只有三、四只，而且都是骨骼健硕，身强力壮的。决斗就此开始，厮咬，拼打，搏斗。一只败下阵来，遍体鳞伤，将高昂的尾巴仓促夹上，仓皇鼠蹿。另一只又上。直至只剩下最后一只，高高地翘着尾，往高处一站，俯视着紧夹尾巴的猴群，宣示新猴王的诞生。如果老猴王败北，则只有灰溜溜离开这个它曾经统治的王国，连在这里做臣民也没有资格。

其二，猴王有任期，而非终身制。一般为四年一届，很有规律。按照匡书明老人的理解，四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恰好合适。因为在四年中，新一代的小猴刚好长成成猴，它们没有参加上一轮的惨烈争斗，没有战败的痛和包袱；老猴王年事逐渐走高，体力和实力，都不一定再独压群雄；群猴们已逐渐厌倦了老猴王的僵化统治，希望改朝换代，换一种生活方式。

其三，猴王是公猴的专利。匡书明在这里训猴几十年，常年与这里的三千多只猕猴，几十个猴群相厮相守，见证了一茬一茬的“城头变换猴王旗”，从来没有发现过母猴称王，甚至在最激烈，最大规模的猴王争斗中，也没有发现过母猴曾有过“参选”的念头。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那表明心迹的尾巴。除了例行的发情期，母猴们总是紧紧地夹着尾巴，在一旁看公猴们的戏。在猴国，母猴们对“政治”似乎从来就不感兴趣，更不存在所谓“男女平等”的问题。也许母猴们心里自有一杆秤，论体力，自己怎可与公猴比；怎能担当得起带领群猴抵御外侮，夺城掠地，守疆卫土大任。它们不是没有欲望，它们的欲望在公猴身上。君不见，在厮杀胜出的猴王面前，母猴们的尾巴怎样地招展摇曳，美丽万方。

不要去深究猴们形形色色的争夺动机，不要怪罪于欲望，更不要狭隘地囿限于老祖宗们关于从猿到人，及社会关系中若干复杂志问题的理论。饿之则饥，冻之则寒；美食会通过味觉，给动物身体传递满足的快感；衣物(皮毛或洞穴)会通过触觉，给动物身体带来舒适的温暖；美女与美猴，都是异性的尤物，会通过各种感官，对动物体全方位介入，让荷尔蒙被激活，进而催生性幻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与社会无关。社会的作用，只是在人为设定的法律，道德，习俗原则下，为这种法则套上一些框。正视这群猴吧，它们就在眼前，那么鲜活可爱。谁能否认，正是这种本能的欲的驱使，在胜为王，败称臣，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下，猴群才得以优胜劣汰，保持了永恒的竞争力；面对浩如烟海的风风雨雨中，它们才没有成为恐龙第二。

面对这群活蹦乱跳，生机活泼的猴，怎不感谢欲之恶。

没有恶的世界是最深重的恶

一个人，当然是尼采。他的强力意志理论，以形而上的方式，为我们揭开了恶推动社会进步的秘密。

翻开《悲剧的诞生》，随尼采进行一次精神的介入——从对一切伪善的质疑开始，进入现实的背面，与阴影遮蔽的真相照面。恶，世间最大的恶，原来不是恶本身，而是对恶的误读，误判，进而误行。“在所有的禁欲道德里，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视为神，加以崇拜，因此，被迫把其他部分加以恶魔化。”人们津津乐道，心悦诚服，拼死捍卫的价值谱系，原来是如此混乱，甚至谬误，美与丑，善与恶，反动与进步，等等。这些关乎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日常问题，竟然没有真实可靠的价值标准。因此“对真理而言，信服比流言更危险”，我们需要的是 “重估一切价值”。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既在呼吁重估善，也在呐喊重估恶。他近乎于愤懑地断言，“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不管用善或者恶的眼光看世界，都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刻意倾力保存人类，保存人类不可思议的制度，包括怨恨，灾害，贪婪，野心，自私。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禁欲主义者伪善的虚伪。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并疾呼“勇敢一点，振作一点，既然不幸已经降临你身上，又何妨将它作为幸福来享受。”

欲望之恶，在尼采伟大的酒神精神中，转化成了善，一种化消极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健康力量。

也许是受笔下不断涌现的意象影响，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似乎隐隐地泛起一种为恶作伥的罪恶感，甚至不敢面对自己长期以来的坚守，我们信仰的主义与老祖宗。

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是明明说过，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旧的生产关系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解体，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得以合理地生存和持续。这难道还容怀疑，人类难道不需要吃饭穿衣，饭和衣难道可以不劳而获？可是，当我们进一步深究，就会发现，正确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谬误，至少是肤浅。道理同样简单而浅显：人为什么要劳动，为什么要吃饭穿衣？这背后的动力本原是什么；人是不是为劳动而劳动，为吃饭而吃饭，为穿衣而穿衣？如回答是，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是不是就由劳动，吃饭，穿衣开始，到劳动，吃饭，穿衣结束。显然不是。

绕了一大圈，我们不得不回到出发地：人类本身那个隐秘的本来存在——欲。个人之欲，政党之欲，国家之欲，集团之欲。人心可足，欲壑难填。可以说，在人类基本解决吃饭穿衣等生存需要之后，欲望的指向越高，满足越困难，矛盾越尖锐，化解越艰难。但人类要不断进步，却不可须臾失去欲。对于那些善的东西，我们的接受往往是痛苦的；而恶，因为来自人性根处的本来存在，是人类最为本质的存在，往往不邀自来，不仅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还常常带给人一种满足的愉悦。同时，正因为有了私欲之恶，人类在争权夺利中互相厮杀打斗，进而产生强者，并形成由强者主导的群体，最终实现超越自身的发展。

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由被征服的逻辑所驱使。

社会总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循环中发展自己的；在不断的破，不断的立中逐步走向进步的。正是由于欲的存在，才需要让渡部分个人权利，组成政府，以保护自己免受外来侵害。这是政府的存在理由。正是由于欲的存在，“他人就是地狱”，为了克敌制胜，人类才不断开发出尖端武器。这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核能与核弹、人造卫星与弹道导弹、激光与激光武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距离。正是因为黑客的存在，才促进了电脑软件的不断升级。可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些进步时，早已忘记了它背后的真正推手——恶。谁能想象，一个没有欲，没有动力；只有阳光，没有黑暗，只有善，没有恶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是毁灭。那将是最深重的恶。

这是个悖论，不是善与恶，而是它们共同之母。

恶是法治的酵母

显然，仅仅有欲，是远远不够的。私欲的驱动更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社会还需要老祖宗所说的秩序。

不能不想到《汉谟拉比法典》（TheCodeofHammurabi），这个世界最早的秩序之典，它的产生动因和作用。因为，法治是秩序的最高准则，它的直接剑指，便是社会之恶。

目光聚集于一根黑色玄武岩石柱。它伫立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神圣，庄严，神秘。就从这里出发，把时空抛在身后，去到公元前18世纪，到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案前。目的是明确的，是要好好求证一下他在思考什么，面临着什么社会矛盾和难题，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一部世界上迄今最早的成文法典。

这根高2.25米，上部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的石柱上，最醒目的，并不是3500行、282条的法律条文，而是一幅图画。汉谟拉比国王的画像和背景，雕刻在石柱上端。国王威严地站在太阳和正义之神沙马什面前，接受象征王权的权标。君权神授只是一种象征，真正的意义是光明和正义。这正是汉谟拉比立法的真正动因——因为有了黑暗和不正义。换句话说，因为有了恶，已经影响到，威胁到他的治所正常的秩序。

据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正义无据，诉讼频仍。国王汉谟拉比烦于应付，让臣下把过去的一些零散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再加上已形成的公序良俗，编成一部法典，并把它刻在石柱上，竖立在巴比伦的神殿里。

立法动因明明白白，是要要惩治那些恶。换句话说，是那些日溢泛滥的恶，促使国王痛下了立法决心。

事实上，自苏美尔城邦时期以来，两河流域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分化日益严重，奴隶和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风起云涌，外族（山地部落）也不断入侵。城邦统治者总结了历代统治者的成败经验，为巩固统治，实施了严厉的法律制度。如果再要追溯，可追溯到比他更早260多年的亚伯拉罕的法律意识。早在古巴比伦尼亚时代以前，两河流域即已形成所谓在建立正义的立法传统。再往前，有关拉格什城邦乌鲁卡基那改革（约公元前2378~2371年）的铭文，就已提及“他建立先前时代的秩序”；阿卡德王萨尔贡更被称为“正义之王”。 乌尔王乌尔恩古尔铭文也记载，“遵照沙马什正义之法律，他使正义获得胜利”……

正义，还是正义。我们不难窥见那个时期的不正之恶。

我们当然无法去见识，甚至无法完全考证。但从石柱下端的法典中，还是可以窥见一些端倪。文字是雕刻的法典铭文，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语言丰富，词藻华丽。除了赞美汉谟拉比，法律条文共282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等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比如盗窃，法典规定：“任何窃取寺庙或者皇宫的财产的人将被处以死刑，而从他那里接受到赃物的人也一并处以死刑”(第6条) 。抢劫：“正在实施抢劫的抢劫犯一旦被抓获将被处以死刑”(第22条) 。拐卖：“拐带他人幼子之人，将被判处死刑”(第14条) 。强奸：“如果一个男人强迫另一个男人的未婚妻（这个女子仍是处女且居住在她父亲的家中）和他发生性关系，被逮捕后，这个男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女性可以免责” (第130条)。二奶和小三：“如果男人娶妻，妻子为丈夫带来陪嫁女仆，并为他生养孩子，那么这个男人将不被允许纳娶第二名妻子；他不应娶第二个妻子” (第144条) 。忤逆：“打自己父亲的人要被砍断双手”(第195条)； “若奴隶忤逆主人，一经定罪，主人可以割下他的耳朵”(第282条)。伤害：“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出眼睛” (第196条)；“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第197条)。等等。

还有对乱伦、通奸、赡养、租借、忤逆、暴力伤害、医患纠纷等方面存在的社会恶习，都规定了严明的惩罚条款。

尽管，这些立法还很不完善，具有明显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意识。特别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动机下，处处体现的却是不公平，无正义。从当时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判例看，也外处存在许多不公和社会等级制的影子。比如，某好心人收留一不堪主人虐待而逃亡的奴隶，被判死刑；而奴隶主将奴隶伤害致死，却判无罪；奴隶不承认主人，被判割除双耳；而贵族打死贵族，则赔款了事，等等。法，从来都是统治的工具。

但一个毋庸否定的事实是：正是当时社会的那形形色色的些恶，才促使了汉谟拉比痛下立法的决心；正是《汉谟拉比法典》，为人类社会法治史，开启了崭新一页。

在中国，恶对法治催生，至少可追溯到先秦韩非。

韩非的法治思想，集中在《韩非子》一书中。该书现存55篇，约10万言，集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和实践于大成，系统呈现了韩非以重法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君臣贵民之中。对于君主，韩非主张应由圣人来担任，“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对于政体，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之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对于贵族，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制特权，“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对于臣下，要去“五蠹”，防“八奸”；对于社会，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法网恢恢之下，似乎是杀声一片。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积重的时代之乱，时代之恶，催生了韩非的法治思想；正是在重法、重赏、重罚、重农、重战的法治之下，秦才得以统一六国，结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以来的乱局，促进了那个时期社会大转型的完成。同时，为后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基本的依法治国经验。　

恶是自由的保姆

不仅法治，自由与民主的演进，也莫不如此。

人类因为有了文明，才有了文化；有了思想，才能够反思；有了反思，才能抵达动力的深处。思想的飞翔，离不开自由的翅膀。比如，什么是民主自由，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富裕幸福，什么是基本需求和最高需求，什么是人、人性、人权和人类的普适价值。自由的思想，一旦遭遇这些与人的自由、生存状态和命运攸关的问题，往往很难找到轻松自由的答案。

按照辞典上的诠释，自由就是人们想无约束地获得利益和幸福的意识和行为；自由的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深度释放，即佛家说的“没有烦恼”。林林总总的说法，给自由穿上了一件又一件华丽的衣裳，却并知道它的内在人格。

自由是什么，或者说怎样才算自由？这本身就是个充满悖论的命题，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古拉丁语中，“自由”( Liberta )的含义，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是奴隶制下人，人成为人的奋斗目标。社会学说，自由是在不侵害别人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法律上讲，自由就是不违法。心理学上，自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对个体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她）希望、要求、争取的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空间。从意识形态讲，自由又分为感性和理性。一般而言，人们更看重感性意义上的自由，而这又往往更容易和外部世界发生冲突。

更重要的是，在美丽的自由背后，常常潜伏着一个恶的身影，奴役，束缚，抑制，被迫，限制，等等。

自由的终扱目标和价值所在，是幸福；而通向幸福的桥梁是利益；在追求利益的路上，又难免会有矛盾、分歧和障碍。自由精神与现实中的局限相遇，每每不如愿中，更会产生烦恼和痛苦。思想的自由是最高的自由，也最难实现的。因为思想本身，便是人类自找的烦恼。因此，犹太人有句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笑什么，笑思考和思考者。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有一尊叫《思想者》的浮雕，那一脸的深沉、凝重和愁容。它的创作者罗丹，为什么给自己的作品命名为《地狱之门》？我想，他是希望给世人以警示：思想即地狱；进而释放自己被压抑的自由思想。可是最终，他不仅没有完成自由的夙愿，甚至连创作也本身半途而废。这种半途而废，就像断臂的维纳斯，留给我们的，并不是遗憾，而是思考和更大的审美空间。

不仅思想者罗丹，透过整个人类精神自由的足迹，何时何处，没有晃动着专制压迫下的镣铐之影。

走进中国的先秦，走进那个直至今天，也还许多羡慕不已的百家争鸣的自由时代，走进诸子。

也许，庄子是中国自由的鼻祖。支撑这个判断的，是《逍遥游》。逍遥，乃悠游自得；逍遥游，就是没有任何束缚地、自由自在地活动，“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达到“至人”、“神人”“及“圣人”的境界，即所谓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以超常的想象，魔幻诡异的寓言，构筑了一副奇特的自由美幻世界。在《汉书·五行志》中，更出现了“自由飞翔”这样诗意而浪漫的词语。这虽然是自由的想象，却也是文学原型的本意。原型往往指向它的反面。透过这些文字，联系那个时代的种种病灶和先贤们并不逍遥自由的人生，不难发现这些文字背后隐含的社会真相，禁锢，压抑，疾病，束缚，限制，等等。庄子超脱了吗，没有；或者说，正因为面临许多禁锢之恶，而又无法超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才借助于一些近似荒诞的寓言，寄托自己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想象。正是这些想象，丰富了我们的自由文化，让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在长达几千年的极权专制重压下，从来就不曾熄灭自由的亮光。

相比之下，韩非子刚好相反。

我们相信，不仅是法治思想，韩非在对老子《道德经》的论注中，已真正领悟到了道的真谛。什么是道法自然？难道不是在顺应大道天意中，探索创新国家治理模式。不要以为，韩非的思想仅仅是专权，惩治，打压的，难道他不是以一种极权专制之恶，打压了积习已久的社会之恶，维护了漫长的封建秩序，从更高层次、更高境界上，捍卫了自由的本质，丰富了自由精神。

当然，这样的理解，也许与当下流行的自由之说，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什么是自由，包括它的内涵、外延和形式；假如说自由是善的，它对应的恶又是什么，禁锢、专制、束缚、拘谨、限制、死板。那么，是不是凡是与这些恶词相关的东西，都是不齿的，都应该受到鄙视，打击，限制？

问题越扯越多，越扯越远。我们还是回到潮流，回到现在流行的所谓普适价值中，去寻找答案。

哈德逊河口，位于美国纽约市海港内的自由岛。在它的附近，耸立着一尊融威严与柔美于一体的雕像，谓之自由女神。不知是因为有了这尊雕像，这里才富有了特殊的意义，还是因为有了某种意义的追求，才有了这尊雕像，总之，这里被誉为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国家象征。当这两个词组被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下的国家价值。而现实中美国的高度发达和头号超级大国地位，又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将这种国家价值与国家现实联系在一起。然后，进行简单的演绎，得出自由是发展推动力的结论，并将之作为判断自由与专制，或者善与恶的标准。其实，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如果一尊雕像就能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何不把全世界的学校，都办成雕术专业。

想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和它们的自由。

按照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思贝斯明的研究成果，是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基础。现代美国史学家伊迪斯汉密尔顿也指出：在希腊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由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大都是一些领土狭小，人口稀少，贸易不发达的共同体，加上奴隶制，为非奴隶的自由人提供了更多的闲暇，自由民主便有了良好的土壤。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凡是有权参与议事和审判的人，我们就可以说是那一个城邦的公民。”当我们驾着自由的思想之舟，泛舟于古希腊思想自由的城邦，确实会发现许多自由的花朵，那么绚丽夺目，光彩可人。那些涛涛不绝，口若悬河的辩论，那些世界最早的审判和合议庭，那些虽不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却还能自由发展的个体经营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

可是，当我们走进古希腊城邦制自由的深处，当那些被历史遮蔽的真相呈现在我们面前，就会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贡斯当认为，古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和决策的权利。而事实上，即便如此，那自由也是非常有限的。恰恰相反，在自由之花的阴影里，我们看见更多的是恶，极权之恶，专制之恶，等级之恶，制度之恶。正是这个自由的发轫之地，却合理合法地存在着贵族、自由人和奴隶之分；就是自由民，也还有三六九等。奴隶根本就不被视为人，生死无着，遑论参政；即便下等自由民，即下层贫民，也只有生产的自由，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无参与议政和审判的权利。正是这个自由的发轫之地，判处了思想自由先驱苏格拉底的死刑，而且，罪名就是教唆，教唆年轻人自由思想。

听听苏格拉底绝望的呼唤：“雅典人啊，不要以为我现在是为我自己而申辩，我是为你们而辩……”

为大家而辩又怎样。自由之父的呼喊，并没有唤醒麻木的法庭的专制的血腥。法锤落地，回答苏格拉底的，是狱卒递过来的毒酒。后人在为这城邦制的自由悲剧扼腕的时候，甚至在为苏格拉底庆幸与欣慰。因为正是这罪恶的审判，不仅成全了一个伟大的自由人格，而且唤醒了自由的完善，推动了自由的发展。

自由的纠结，缘于自由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

阴影的根，仍是人性根处的欲。因此萨特说，人生而要受自由之苦。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有至理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不仅古希腊，古罗马，现代号称自由天堂的西方，在“自由”的背后，隐藏了多少恶。从美国曾经的黑奴制度，种族歧视，到现在的白人枪杀黑人被判无罪；从自由女神像，到随意派兵，凭借自己的胳膊，推翻另一个政权，让大批自由贫民饱受战乱之苦。从信仰自由，到“新闻自由”，在扭曲的自由心理下，对别国，别民族，别的宗教的不尊重与歧视……

同样，民主一词，曾被赋予多么庄严而神圣的含义，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可事实如何呢？

回到源头，回到古希腊，回到demos(人民)和kratein(统治)。民主，即由人民统治。显然，民主是个政治概念，通常与寡头、独裁相对应，并被分别赋予了善与恶的价值形象。事情的发展往往颇具讽刺意味。人民统治，人民怎么统治？显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家做主，也不可能每个人的意见都被采纳。就产生了民主实现形式的问题。一般的做法，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又产生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总理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甚至大家公认、推举的或世袭的酋长、土司、族长制，等等。

问题是，不管什么制，最终“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都只是少数人；而这掌权的少数人也是人，而非传说中的君主、圣人、神人。既然是人，就同样存在那个本存在的欲。它时时都会显灵，而且，其灵性和魔力，会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于是，从善的民主出发，在欲的驱使下，又回到恶的的独裁和专制，而且更隐秘，更严重，更危险。从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成功的农民领袖，到现代各式民主形 68 46197 68 31674 0 0 6255 0 0:00:07 0:00:05 0:00:02 6255式下产生的极权和贪腐，从我们的一只只被揪出来的大老虎小苍蝇，到当年香港廉政风暴中抓的葛柏，现在台湾还在服刑的阿扁，都可以看出，推动这个循环，推动民主进程的力量是什么，是这些“恶”人，和他们人性深处的恶习，这万恶之源的私欲。

无疑，自由民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这不是根源，根源在它的背后——是什么在推动民主自由。

恶是恶的墓志铭

感谢世间那些恶，是它的存在，催生了恶的天敌。

我的感谢，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之说。比如，恶让人吸取了教训，变得聪明，可防止重蹈覆辙，减少了重新被恶伤害的可能；更不是缘于一种趋恶意识。而是基于一种事实。历史证明，恶是恶最好的墓志铭。无论追根溯源，还是审视现实，无论人性之本，还是大道之理，都证明：正是因为恶的存在，才造就了无数恶的天敌，让善拣尽寒枝，风骨炼达，如此枝繁叶茂，如此从善如流。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感谢世间那些恶，是它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向善的力量。

善与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白天与黑夜，缺一不可。当它们成为一个对子的时候，价值都是等同的。比如一座桥，有两个桥头，你能回答，是哪头，完成了一个个的引渡。

感谢世间那些恶，是它的存在，催生了化恶为善的法宝——爱，世间大爱。

耶稣正视恶的存在，但反对恶恶相报，提倡博爱。针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训，他主张，“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结果，打的人汗颜地永远收起了罪恶的手。针对“爱朋友，恨仇人”的旧训，他谆谆告诫，“要爱你们的仇人”，结果，仇人成了朋友。有了爱的力量，就会今天拆掉一堵墙，明天拆掉一堵墙，我们面前的墙就会越来越少，路就会越来越宽广。有了大爱，就能做到佛法上说的“四正勤”，让“已生恶，令其断；未生恶，并不生。已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其生”，让自己永葆善的慧眼慧根。否则，如果反之，世界将永远泛动着恶的凶潮。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明白人。

周闻道，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场》杂志主编。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十月》《花城》等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在香港《信报》等担任财经专栏作家多年，在《美文》杂志开辟专栏。出版《点击心灵》《七城书》《对岸》《边际的红》《家的前世今生》《庄园里的距离》《暂住中国》《国企变法录》等文学专著10部，经济学专著3部。先后获得孙犁散文奖、首届西部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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