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在场主义散文中的在场精神
散文中的在场精神包括五个维度，即在场写作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以及发现性与自由性。
精神性。精神是人类独有的存在，在场写作作为最贴近自然、社会和灵魂的活动，不可能背离精神。外在、实用和功利，不是散文价值的尺度，散文更需要精神——内在的、本体的、貌似无用的、不断超越自身和功利的价值。“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语）。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或曰悖逆、摆脱和超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灵魂在精神之宇自由飞翔的愉悦，产生一种冲击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精神是散文的骨架，是散文的内核，同时也为散文提供强大的灵魂支撑。散文在本质上是一种日常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生活内涵，是艺术生命赖以支撑的精神。追求精神性的在场写作，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以标榜日常写作而津津乐道于琐碎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二是企图追求所谓“宏大叙事”，而图解某种政治需求。在场写作的精神，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终极家园”的精神诉求，对生存与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是作家个人生命的阅读史，而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都只是精神存在的外壳。
当下性。当下有几重含义。一是时间概念，二是空间概念，三是范围概念，四是主体概念，五是结构概念。这里无需赘述。概念是苍白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的生命，就是主体始终“在场”或游离于“场的范围”，伴随时间和空间，慢慢走下去，直到世界老去。世界却总是一厢情愿地背离我们而去。现代化日趋激烈地摧毁着我们的意愿。恐惧感源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别处”。后农业文明与前工业时代的差异，新旧体制的交替和碰撞，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失衡，所有这些因素的重组，必然产生边缘钝化和“场”断裂，让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缺席。新的变化超越了我们“现代性”经验视界。写作的良知，敦促我们需随时保持对“物质欲”和“幸福感”的警惕，以及对未来命运的忧虑。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散文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些零散化图景，在精神层面予以描画和投影。在场主义关注的，是今天发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过去尘埃落定的问题；关注的是身边最感疼痛的问题，而不是流行的、华丽的、自己并不熟悉的那些元素；关注的是我们的，人类的，地球的问题，而不是悬空的，高蹈的，虚饰的问题；是躬身触摸生命的生长状态，而不是挖掘古墓，在枯尸口里拔出金牙。散文的当下性要求我们要沉潜下来，保持叙述的定力决不动摇；要安静下来，有独立判断；迎击上去，有斗志和韧劲；坚守下来，有独立的品格和良知。
介入性。在场主义的在场，是“介入——然后在场”；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是“去蔽”、“揭示”和“展现”。“介入”的始作俑者萨特，将“介入性”赋予了散文。在萨特看来，散文首先是一种需要积极“介入”的公众化的艺术活动，散文的“介入”能让形式的感受与生存经验紧密联系。他甚至在“介入”时发现了“距离”的美——“距离”带给人特殊的“晕眩”和“惊恐”的经验，这可看作他对纯形式的领悟，或者对个人现实生存经验的唤醒。鲁迅和王小波是中国现当代介入散文的代表和先锋，在他们的滋养下，当下汉语散文重新彰显了“介入”的优秀品格。“介入”不是为了重建某种秩序和规范，现实原本就是“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介入”提供考察公共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中“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的一种视角可能。显然，“个人性经验”介入公共话语领域，会遇到很多障碍。但是，介入的使命，就是承受，就是担当，就是关怀，就是切入并打破话语体制的封闭性。它强调的是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反对把散文写成风花雪月的补白，权力意志的注解，歌功颂德的谄笑，痈疮疥癣的痒挠。它强调的是散文的身份和地位，反对把散文边缘化，让散文成为“诗余”、“小说余”、“杂文”、“玩字”；反对把散文软化、轻化、边缘化，提倡散文要锋利，要有硬度，要扎入最深处的痛，要体贴底层，揭示真相，承担苦难。在场主义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和提纯。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提供方便——将外物投射于内心，获得视觉的奇异感，揭示出“场的档案”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能量。
发现性。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次发现，是对现有的否定和对新极限的挑战，是一种叙事流的探险。发现具有初始性、唯一性和价值性的特点。别人已经看见的、写过的，你去看去写不是发现；大家都看见的、表达了的，你再去看去表达，也不叫发现；发现与表达的东西，应当是有积极的审美价值的，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拉杂。米兰·昆德拉认为，文学人物都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代表人类不同的生存处境。文学有义务担负起敞亮“被遮蔽的存在”的使命，在“不灭的光照下守护‘生活世界’”，考察、发现人类具体生存的可能境遇。他把考察人类生存处境的作品视为“发现的序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此前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所有先前的小说经验。”只有前赴后继，不断发现新的可能性，才能汇入整体的“发现序列”。显然，他把发现定性为叙事作品最重要的标准。
在场写作的去蔽、敞亮、本真，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包括对自然、社会、人生、灵魂，对生命本质的独特的发现。在场主义认为，有没有发现，是散文及散文作家高下的分野，甚至是散文及散文作家存在与消亡的根本原则。发现既是一种态度，又是散文写作的起点，过程以及最终归属；发现是一种方法，用发现的眼光观照事物，用发现的刻刀解剖事物，用发现的心灵体察事物，我们才能传达出事物不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一部分隐秘；发现是一种结果，是在场主义写作永恒的追求。生活存在于生活，生活是先验的，我们只是参与者和“发现者”。与生活相比，任何经验的写作，都不可能严格地实现“在场”。经验总是滞后。反过来，任何预设的写作也于“事”（生活）无补。在场主义散文，只是就散文写作提出了更为严肃的要求，强调写作过程的身体力行，以及对于散文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自由性。自由是人性的最高尺度，也是写作的最高尺度。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散文是门槛最低的，同时其尺度也是最高的。在场写作的自由，是在对写作策略全面洞悉基础上的无策略，是遵守写作基本规则基础上的大自由，是对写作无限可能性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对散文边界的突破和维护。在场写作，凭借怀疑、否定、批判、矮小、暗面、冷质、凌乱、粗砺、驳杂、反向、非判断、无秩序和拒绝集中之手段“去蔽”。“否定意识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现象，有着更深的哲学内涵。否定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价值判断，其本质表现为对现实存在的反映。与其它社会意识现象不同，否定意识对现实存在的反映突出表现为理性通过情感判断而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王达敏《论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在场主义散文从民间立场，以貌似“清醒的”“冷峻的”的写作情感，提倡个性化的小叙事，在叙述时代和人性的复杂上，表现了很大的自由向度。反过来讲，正向的思维方式则容易陷入“公共话语体制”的泥潭——散文写作的镣铐和束缚，这是在场主义散文写作所不屑的和需要避免的。解构是自由的，构建也是自由的。自由的结果，是表现本真。在场主义散文意欲最大可能地应用本真语言，最大限度地表现根性的真实。
汉语是自由的，汉语散文也是自由的。在场写作坚持着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默默成长，一直在“最大限度地接近散文本质”。散文写作的姿势是渐渐向下的，向下的过程，即是汉语散文重返的过程——向民间转移。可以这样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在民间，很多优秀的文字也在民间。“在场主义散文丛书”，集中推出周闻道的《七城书》、第广龙的《摇晃》、傅非的《生活简史》、张生全的《变形词》、沈荣均的《斑色如陶》、黄海的《黄石手稿》等六部散文作品，可看作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又一次整体亮相。丛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在场主义作家们近年来自觉思考散文的结果，体现了当下汉语散文最前瞻的追求。
无疑，在场主义散文在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冲击波；而“在场主义散文丛书”则是21世纪初，汉语散文吹响的又一集结号。连同此前的三本书，在场主义廓清了三千年来汉语散文的认识，建立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以追求本真的在场写作姿态，不断地接近散文性，其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将接受未来汉语散文写作实践的检验。
2015 年 8 月 24 日 四川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