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2016·春 | 汪苒：国企改革的在场再现
“经济大转型的阵痛录，在场关注国家当下纠结。”这是周闻道长篇散文《国企变法录》的封面文字，也是该书的主调。这部由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国世平联袂推荐的书，面世之后，从文学、经济、时政等各个角度，都受到广泛关注，好评不断，过关斩将，入围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
国企改革是国家基本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也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既涉及体制、机制，又关切个人的切身利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变革。即使在当下，这也是一个焦点话题。作者周闻道以香港财经专栏作家的深入研究和理论积淀，二十多年的企业主管部门工作经历、八年的经贸委主任任期，及亲自参与所辖众多国企转型“重生”实战，以强烈的当下介入意识，贴近深入的在场叙事姿态，丰富生动的个性细节，来呼应当初的思考、行动与激情，让长达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在场再现。
书名是著作的姓氏和身份识别标志。谓之“变法”，既是对这场宏大改革的敬重，甚至敬畏，又是沉淀和理性升化。《国企变法录》中的许多个案，都是以眉山企业改革为叙事对象的。由于作者的多重身份，既悉知上情，又拥有理论，更热爱企业和职工。同时，作为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创始人，追求在场写作，使这部以散文体裁来叙述的企业改革题材，更多了一种大开大阖的气概和逼近历史的通透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改革时代难得的集体记忆。
为了突破传统的小品、美文和抒情叙事散文过度关注自我的“向内”局限，展现一种面向现实、关注当下、体察疼痛的“向外”宏大思绪，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用案例串联的讲述方法，将亟待改革的国企所牵连的各关联方，推向了时代的手术台。不管是厂长、书记的一二把手之争，中心、核心的圆心之论，还是私营企业与国企的分庭抗礼；不管是上层决策者的内部纠结，还是下层各色国企员工迥然有别的表现，作者都没有局限于单线叙事，而是站在一个不断诘问的反思者立场，以冷静的笔触，把各个维度的视角激活，再现了整个时代改革的宏阔样貌。为了呈现时代的纵深感，作者借用大量的笔墨，详细地叙述了大型军工电子厂、建川机械、星华仪器厂，及芒硝厂、肉联厂、棉纺厂等国企的改革之路，以多维的角度，再现了当时各个群体的不同情况，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这场变革中动荡的人与事。在叙述中，“市场”与“计划”的现实碰撞，多次引起作者的情绪的震颤，在保护下的国营企业本该焕发出生机勃勃，却走到破产改制的边缘。这不是人的错，也不是时代的错，而是我们的企业制度设计的错。在这里，作者以饱满而内敛的情绪，传递出一种历史在场的震撼力量。
如果只是写一场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改革，作者似乎已经完成了这样一场叙述。但是，作为一次难得的在场书写，《国企变法录》出版的现实意义还在于：通过书写让叙述本身说话，既还原过去，又关照当下。抛开诸如：“转型”、“阵痛”、“纠结”这些关键词，我们有必要从整部散文的大标题里，把那个醒目的“变”字扒出来。
从第一节标题《三套车：一个体制的挽歌》开始，作者以赴俄罗斯———这个刚从苏联解体中独立出来的国家考察起笔，概述了该国计划经济时期一家国企———克林斯基化纤公司的改革。“冷清、散漫、漫不经心”，是这个刚完成变法的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整个俄罗斯留给考察团的第一感受。将整个国家体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变革，却在许多方面仍然残留着昔日的痕迹，原本想要借鉴俄罗斯老大哥的改革方法，考察的结果却是让人提前体味到改革的“伤筋动骨”和步履维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这场革命，作者几次援引在伏尔加湖畔俄罗斯女子所唱的那首《三套马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你看那可怜的老马/今后苦难在等着他”。“苦难”、“阵痛”、“纠结”、“迷茫”，这些灰色的词语，在开篇就为全文定下了沉重的基调：如何“改革”，如何让生产、经营、管理、流通，走上市场化正轨，成为作者思索的主线；如何“求变”，“深化改革”，成为全书直指当下的中心。
为了再现求“变”的全过程，作者尽力展现国企改革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复杂”。复杂可以制造难度，也可以剥露人性。国营企业的负债累累、市场经济的无情冲击、时代环境的莫测风云，都是“变”的窗口，是时代的演场。作者巧妙地将诸多的“变”，穿插在对不同人物的塑造中。以所在地国企改革操盘手为叙述切入口，以对人的书写带动叙述的发展。将改制方案从制定到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方盘根错结的关系，抽丝剥茧般层层摊开。在作者笔下，各色人等在“变”中粉墨登场。比如：担心改革可能动摇党在国企领导地位的老书记“左耳”，为机械厂解困改制呕心沥血的黄永亮，坚守已经山穷水尽老厂的厂长陈可夫。对于这一类人，作者以饱满的情绪，对他们的贡献进行了深切的怀念。
同样是人，在这场历史的巨“变”中，也展现出了不同的人性。如：找关系拿计划指标买“三材”的高中同学；为谋私利将自己老婆安排在推销肥缺职位东窗事发后逃逸的厂长；面对铁饭碗砸了而又丧失工作能力的“4050”职工，及不明所以聚众闹事的情绪化职工……
正是对不同层次人物的真实接触和细致描写，改革的每一个步骤所引发的蝴蝶效应，都成为作者的在场叙事认证。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第一人称的叙事姿态。作者独特的参与者身份和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这部以内部视角来书写的国企改革，有了其它同类题材书写所不具备的角度与素材。“我”作为时代见证者与参与者，在“变”中与各类人接触，交道，合作或对抗，理解、支持或设卡、添乱，都是利益驱使的形式和人性的折射。正是这些，共同构筑了一场大变动之下的生动图景。当作者以历史沉淀之后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经历，他将这场改革所引发的一场又一场的较量和千差万别的裂变全方位地呈现了出来，不管是哪一代表方阵，人已被抽象，“变”才是根本，固守必然惨遭淘汰。当初如此，现下更是应该警醒。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改革随时都在进行。变法“录”是对过去的总结，变法之“路”才是作者隐喻的核心。借用作者的话来说，“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可能是一个过去的话题，却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往事并不如烟，纠结就在当下”。国企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作为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走在改革之路上，才能满足经济、社会、时代发展的要求。
但是，如何填补从还原过去的书写到启示现在改革之路的距离？从文中我们还不能完全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比如：国企的分类，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如何使国企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中央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无疑指出了方向。
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许多问题还需要探索。面对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要解决社会前进中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文学似乎显得苍白无力。但正如作者所倡导的“在场写作”那样，我们没有理由心安理得地缺席。不断缩小文学与现实差距，在在场中“批判与唤醒”，呈现真实，并坚持“真实、善意、建构”的在场批判精神，问题总会解决。
这也正是《国企变法录》书写的价值意义。
《在场》2016·春/在场争鸣
汪苒，女，1990年生，四川眉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