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2015·冬 | 张金城：论《国企变法录》当代性的多层意蕴
论《国企变法录》当代性的多层意蕴
文/张金城
周闻道的《国企变法录》是一本关于国企改革的纪实散文集，出版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政治背景下，意义重大不言而喻，引起广泛关注。《领导决策信息》就以“为领导干部荐书”为题推介《国企变法录》，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最具有理性刻度、最具有感性温度、最血肉丰满、最细腻、最全方位展现和回顾一个地方国企的改革历程的书。”该书甚至成为一些地方官员、干部人手一册的案头书、枕边书。
《国企变法录》何以会产生如此重大影响？我们如果单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该书的篇章布局并不复杂：第一章以到苏联考察为开端，从时代的高度、世界的广度起兴，来谈国企改革的势在必行。第二章叙述“我”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交集，开始角色代入。而从第三章到第九章，无一例外地运用大量的细节，分别叙述了电子厂、芒硝厂、肉联厂、棉纺厂、机械厂等几个国企改制的案例。最末章写的是几位国企老总，既有对他们个人的悼念缅怀，更是那一代国企领导人悲情人生的缩影映照。纵观作为主体部分的多个案例，“变法”过程其实也有着基本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存在相当程度上的类同。
那么，《国企变法录》的可读性从何而来？其广泛影响又缘何而生？我们认为，主要来源于它的当代性所派生的多层意蕴，即：文体创新、作家个性、诗性情怀。
文体创新
《国企变法录》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在场写作”的当代文体创新。
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有着绵长历史传统的文类。2008年，周闻道带头发起了“在场主义”，倡导“去蔽”、“敞亮”、“本真”的散文写作，率先对传统的散文理论及创作模式发起挑战。在该书自序中，周闻道以“往事并不如烟”为题来谈中国的改革，认为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现实改革到思想观念改革，中国的改革是进行时，是未完成时，指出“在场写作关注当下，关注国家的、人民的、社会的痛”，明言“回顾过去，观照当下，启示未来，正是《国企变法录》的写作主旨和目的”。”[2]而作家正是从个人亲历与体验的角度，通过大量生活细节的展示，表现了国企改革演进的过程。这是在“在场主义”理论引领下所进行的自觉实践。周闻道以他的文本实验表明，在场主义散文不仅是对传统散文的一次理论颠覆，更是一种创制模式革新。
化大而小，以形象呈现抽象，是这种创制模式革新的重要体现。国家大政方针在一般人的记忆中，不过是一些抽象的时代口号，而在周闻道的笔下，却是鲜活的生活体验。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比如“买断工龄”、“产权换身份”等等，这些具有鲜明理性化和抽象性的改革概念，在书中反复出现，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生活实感展示自身，表明国企改制不仅事关国计，更在民生，是全社会全方位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律动——在国家政策主导下，从政府公务员到企业管理者，到职工个人，甚至每一个人，都被卷入这场浩大的时代和历史洪流中去。它昭示出这样的意义：在宏观大写的历史叙述逻辑背后，被隐没、遮蔽的，其实是无数个体人那变幻莫测的喜怒悲欢、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捉摸不定的荣辱曲折，传统的历史、时代的建构方式，恰恰是以牺牲个人记忆为前提的。在场主义正是要呈现这样不合理的悖论，而《国企变法录》，则是力图以在场再现姿态，带领读者回到国企改制的历史现场，挖掘细节，赋予历史的骨架以血肉脉络，使之丰满鲜活可信。这样的历史还原，虽然无法从根本上剔除作家主体某种程度上主观的臆想和虚构，但是因为作者本身的“在场”与介入身份，确保了作者与叙述者角色的高度契合，从而葆有了艺术真实的可靠性。这与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完全相通的。因而我们看到，周闻道以书写自我的方式，来获得了书写他者和书写时代的合理性——时代意义与文本意义在这里得到有机融合。这种以个性映照共性的历史建构观念，可以说是在场主义散文作为新文类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新创造，也是其文体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在场主义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经验从何而来，在于作家主体的三个“介入”：对当下现实和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对作家主体的介入，对语言和叙述方式的介入。《国企变法录》忠实地记录了在国家当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多方位的冲突、纠结与痛苦，很好地践行了“对当下现实的介入”这一理论点；而后以作为“在场”者的“我”的第一人称叙事姿态，将两个“介入”融合，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个人色彩和诗性情怀。
作家个性
作家个性的突出，是《国企变法录》代表性意蕴的第二个体现。
周闻道集政府官员、经济专家、作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他曾在市经贸委任职主任多年，多次身兼国企破产改制工作组组长，既是国企改制决策团队重要角色，又是具体操刀人，代表地方政府行使改革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国企“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握——我们也在文字叙述中感受到作者权力的存在。例如甫一进先前的计经委，便有高中同学来批钢材指标；坐公交车时一说是计经委的，陌生人马上尊敬有加，递烟让座；而在操刀改制的工作中，各路人马极尽巴结之能，但是面对官职带来的特权，作者不仅没有滥用权力，而且对于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从骨子里透出鄙夷和抗拒，保持着自己正直廉洁的个性与孤高狷介的风骨。这是与以往中国文学中的官员形象迥然有别的。
虽然国企改制工作有模式化的程序可循，他却做到以人为本，灵机应变，因地制宜。在实施肉联厂的破产改制时，作者坚信“诚实守信，仗义坦荡，便是世间最大的道。”而后不惜奔波周折，带领一众下属与来并购的企业反复周旋，巧唱双簧，不过是利用商业技巧，让破产财产卖个好价钱，以减少国家损失。在机械厂破产重组中，对省高院判词瑕疵的发现，及资产重组、主体分离的机智突围；在棉纺厂兼并重组中，与债权方律师的斗智斗谋、对战群雄，成功掌控局面等，都彰显了周闻道作为政府官员的睿智为公、殚精竭虑一面。从书中可以读出，周闻道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懒官庸官。他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于自己肩负的改革工作，他进行了悉心研究和潜心思考，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和国企改革的必然选择，有着深入的思索和正确的研判，这形成了他的态度立场。他的改革实践，也就带上了他个人的烙印，在书中处处都显现出他的个性。”
此外，作者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个性上还有坦荡旷达的一面。如在电子厂改制中，由政府17个部门领导组成的破产改制工作组，在厂内被职工围困了三天。后方指挥部为了息事宁人，稳定局面，指示工作组“装病”撤退，或者从后墙钻狗洞逃离。周闻道作为工作组组长，首先想到的却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政府形象和下一步工作的主动。他一反政府官员的服从和文化人的斯文，以近似“失态”的激动愤然大骂：“奶奶的，老子没病，你他妈的才有病哩。钻狗洞出去？这不是老子的脾气，谁想钻，就自己钻去吧。”怎么进来的，就得怎么出去，其刚正洒脱的禀性溢于言表。在工作遭遇挫折时，他又自我宽慰：“老天见我这个笨拙的改革者，苦行僧式地在国企改革的长路上跋涉，已经10多年。”面对纪检的检查，他自认为“不贪食的鱼，再诱人的诱饵，也会沉没为泥。”。遭遇挫折，便背山面海，俯仰天地：“阳光和空气，还有这三江之流，多么柔和而从容；伟岸大佛，美丽东方佛都，睿智而清醒。”从这些文字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心胸廓落，坦荡自许的形象。
在《国企变法录》中，作为官员的作者，是在践行国家方针政策的工作中，成就自身为时代的弄潮儿角色的。行文中作者并不讳言其工作成绩，字里行间也透露出自任自许的自得之意。这样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可以说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官传统不谋而合。周闻道而外，其属下也有着鲜明的个性。得力干将的周强与检察官的理直气壮，李伟忠与并购企业多方周旋斗智斗勇，还有多位国企老总，或为企业奔走低声下气，或为职工谋利积劳成疾，或为改制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公职人员形象，不再是居高临下的“父母官“，也并非仙风道骨的“人民公仆”，而是有着鲜明个性的平凡人。他们比以往的官员形象，具有更深厚的现实感和当代性内涵。从这个角度看，周闻道为中国文学贡献了全新的当代官员形象。
诗性情怀
《国企变法录》的当代性，还体现在它的诗性元素设置上。
我们阅读中不难发现，《国企变法录》其实是一部诗性洋溢的散文作品。甫一开篇就以悲凉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来隐喻国企变革的痛，并认为这是“一个体制的挽歌”。接下来多处引用崔健的歌，来寄寓时代的特色。“红旗下的蛋”隐喻国企的痼疾；“身体还软”预示改革将至；“这世界变化快”“不是我不明白”，描述了改革到来的猝不及防；“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呈现了国企今非昔比的悲凉———用歌曲寓意时代的氛围，为写作创设了一种独特的情景框架，也造就了文气的潜流，加强了全书的逻辑性诗意。
同时，大量的景色描写，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情致。写到考察俄罗斯，“飞机从我国新疆出境，一直向西北而行。越过广袤的黑土地，把静美的山川河流，还有一片片无边的白桦林抛在身后”，接着，“先后到了莫斯科，圣彼德堡，经过沙皇夏宫的流连，荷兰湾的望海，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睹物神伤，在瞻仰了莫斯科红场的圣火，感受了列宁墓的苍凉后，此刻，我们正漫步于美丽的伏尔加河畔……明媚温暖的阳光，把天空装扮得清爽而亮丽，云被高高托起，飘逸或聚集，都悠闲自在，引领着我们的心情。”这样的景物描写，不仅旖旎迷人，还有深刻的隐喻，不禁令人想到当初的苏联模式，从“美”到“衰”、由“热”到“凉”的必然颓势，暗示国企衰落及改革的必然。而在改制工作进行时，“那是个阳光灿烂的盛夏天，天上无云，稻子正在灌浆。进厂的公路宽阔平展，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姿势，铺陈在蓝天下。”写到厂房旁边的环境：“一带江水，划分了大地的身份，此岸平畴万顷，彼岸山脉纵横。”读者很难不被这些美丽的描写吸引而神游物外，产生审美愉悦，瞬时忘却日常工作中繁琐的人事纠葛，而投身进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诗情画意中。
再者，对诗文名句的化用也是《国企变法录》的一大亮点。如写及国企今非昔比是“流水落花，天上人间”，国企破产“仿佛又一场红楼剧变，哗啦啦似大厦倾”，感叹改革的机遇难能可贵，“是滚滚长江东流水，此路一去不复还”。”感慨时光催人，“季节不老，梨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脚步是唯一的印痕”，渴望“抱着一颗远离尘嚣，远离是非，归隐宁静淡泊之心，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这些句子文法杂糅，讲 50 30517 50 15533 0 0 2195 0 0:00:13 0:00:07 0:00:06 3337虽是政治与经济改革，却处处夹杂诗词章句和轶事典故，造出一种博古通今的气质，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文字背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从而感应出一种文人治国、家国天下的情怀。
“就散文创作来看，强化散文创作的文化意识，可以丰富作家的创作主体，增加作品的历史内涵和人生内涵，从而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尤其对于像《国企变法录》这种有着宏大的叙事主题的纪实性散文创作，更应该在行文中以文化气质来化解“实录”倾向带来的对于文学诗性本质的异化。总之，《国企变法录》诗性情怀要素的设置，引发了读者的审美趣味，大大增强了可读性，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内涵和厚度。
结语
综上所述，周闻道的《国企变法录》，以其在场叙事的文风特质、鲜明的作家个性和深厚的诗性情怀，成就了非虚构写作的突破与进步。周闻道是位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作家，从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控，到国企市场的经营变迁，再到职工个体的心情悲欢———散文的视域可谓宏大。在官员、个体与文人的三重视角中，我们能感知作者的不同形象：作为官员，他为民奔劳、敢做敢当，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修正对官员刻板的印象；作为个体人，他爱憎分明、旷达豪爽；作为文人，他又富于诗性气质与人文情怀———这个复合型的作者形象，有着丰满真实的当代感，也体现了包括在场主义在内的非虚构散文所追求的“当代性”特征。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相对虚构性的文学写作，非虚构写作，实际是以纪实的手法，通过非虚构的作品来达到对现实社会的‘拟真’。非虚构写作有这样的特征：它既是对先行事件、真人真事的客观记录，又超越了简单的‘纪实’的限制；它继承了文学的‘诗性’特征，并将诗性的建立立足在每一个细节的叙述上。它是记录，但不是文献，它可以传播信息、事实和知识，更可以在此基础上传播思想、价值观、精神力量及审美享受。”《国企变法录》让我们领略到：文字不仅存在于自然美景中，存在于世态人情中，也同样存在于时代主题、国家方略和人事工作中。以细节来还原历史，以文学的方式言说当代，这是周闻道和在场主义散文对中国文学作出的独特贡献。
《在场》2015冬季号/在场争鸣
张金城，1983年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