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辱的自由：爱尔兰大饥荒真相

作者：康米老斯基

编辑：瑞秋的春天

前言

爱尔兰大饥荒，让自由备受质疑，因为大饥荒发生在许多人称诩的“自由世界”内部，一些人认为，正是英国政府放任不管，加剧了爱尔兰大饥荒的灾难程度，而英国政府所有应对大饥荒的政策基础，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信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政治经济原则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保持在绝对的最低水平，一旦干预市场，市场供给的自然流动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批评者认为，正是因为信奉这种观念，很多英国人不赞成为了救济，就免费向灾民发放粮食，或低价出售粮食，即使灾情紧急，出于人道主义，有必要免费发放或低价出售粮食，也要尽可能的有限与节制，尽量不要干扰正常的粮食市场，救灾应该由社会市场自发进行。

更有英国人认为，爱尔兰人应该自己应付饥荒，如果爱尔兰人没有能力应付，那就只能听天由命。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使英国人的这种态度更加恶劣，他们认为爱尔兰的贫穷与饥荒，完全是人口过剩的结果，爱尔兰人懒惰、无知又爱多生，使自己陷于贫困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从1845年末到1846年初，英国舆论普遍关注大饥荒对财产造成的威胁，而不是挨饿者的危险处境，甚至有议员提出“强制镇压”议案，要求采取专门的维持治安的举措，以便应对爱尔兰饥民为糊口而进行的偷盗与抢劫活动。

粗听起来，英国人坚持自由与产权原则的逻辑，好像并没有什么错。批评者也是顺着这种逻辑，将饥荒的加剧归咎于英国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连带着批判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经济”的宗教原则。这种反思角度散见于各种历史著作。

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大饥荒与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形成了鲜明对照，未加深究者，容易把它们分别看作是两种观念体系发展到极端后的产物，一个是自由主义的灾难，另一个是共产主义的灾难。这样，两个灾难成为彼此攻讦的证据，谁也别说谁，也有人会觉得，不管哪一种观念体系，发展到极端，都会带来灾难，所以要中道平衡，既要…又要…。

然而，如果了解爱尔兰大饥荒的前因后果，了解英国政府在大饥荒期间的实际作为，了解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内的实际地位，就不会觉得是“自由”加剧了饥荒，不会把英国人的辖制与不负责任等同于“自由”，反而会认为爱尔兰在这场大饥荒中所获得的自由远远不够。

迟缓的赈灾措施

从17世纪开始的早期政策时期，爱尔兰就深受英国土地没收政策和重商主义的伤害，爱尔兰遭受英国集团的长期掠夺与侵害，各种镇压性立法直到1780年才被暂停或废除，这给爱尔兰本就脆弱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这是爱尔兰贫困的长期基础因素。

1780~1850年，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虽然缓和了很多，但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整体性压制与偏见并未根除。1801年《联合方案》通过后，爱尔兰与英格兰、苏格兰组成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力图建立一个以不列颠群岛为中心、涵盖联合王国的自由贸易圈，爱尔兰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却又恰恰是这个整体中并不怎么自由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处“联合王国”之内，爱尔兰的地位比苏格兰等差很多，爱尔兰与其说是和其它成员并列的邦联国，还不如说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更加准确，英国人与爱尔兰人的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即使合并为一国，爱尔兰凯尔特人也不过是王国的二等、三等臣民。

在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Corn Laws）以前，英国人不允许爱尔兰出口谷物到其它地方，只能卖给本地商人。在《谷物法》通过之后，则明确限制进口廉价谷物，被限制的范围除了不列颠岛之外，也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可是，爱尔兰的经济发展程度远差于英国，爱尔兰人因谷物进口限制所受到的影响，也就比英国人更严重，爱尔兰人欲图获得更低廉的粮食，欲图让食物更加多样化、食物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就变得更加困难。

英国人里，也有想废除《谷物法》的。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发生后，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派英国科学委员会到爱尔兰进行实地调查，确证了爱尔兰的不幸。皮尔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试图通过加强自由贸易的方式，来救助爱尔兰的危机。

罗伯特·皮尔在1945年11月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下令由政府出面，从美国订购大批玉米，运送到爱尔兰，在政府的粮仓低价销售。第二，派救济专员前往爱尔兰，管理玉米粮仓，否则与各地地主和其祂居民的委员会进行协调与合作，通过兴建公共工程的方式提供就业机会；第三，取消所有输入英国和爱尔兰的“保护性”粮食进口关税，以降低面包的价格——这项措施对英国而言非常重大，实际上已等同于废除《谷物法》。

废除法案需要时间，而灾民的饥馑却迫在眉睫。只能临时进口不违反贸易规则的食物，玉米。然而，英国政府将玉米运送到爱尔兰后，并没有立即发售，而只是将进口粮作为“温和的经济杠杆”，只有政府认为大众粮食市场的价格过高时，才会适时在政府粮仓发售玉米，比方，从1846年1月起，爱尔兰南部科克郡的政府粮仓就已经储有玉米，却直到两个月之后，才第一次发售，而爱尔兰各地的粮仓，直到5月中旬后，才开仓售粮。

一边政府仓库有储粮，一边当地穷人几乎已经断粮，英国政府的这种举措，刺激了灾民的情绪，每每要引发意料之中的暴乱，在这个过程中，陷入绝境的灾民，开始偷盗与袭掠粮仓和运粮的车辆，而这种无序状态，又会降低英国人赈灾的热心，他们更关注大饥荒对财产的威胁，而不是灾民的危险。

不干预市场？

英国人虽然号称取消粮食进口的阻碍因素，但实际上从粮食进口到粮食发售，皆由政府进行管控，政府人员虽然主张尽量不干预粮食市场，但是政府的管控行为实际上已经是干预市场。政府既已长期管制粮食进出口贸易，却又在大饥荒的紧迫关头，不负起赈灾的责任，反而以“尽量不干预市场”的名义，限制新近进口的粮食进入市场，挤牙膏式的发售粮食。

时任财政部首席次官、主管爱尔兰救济事宜的查尔斯·屈威廉（ CharlesTrevelyan），正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是“粮食限制主义”的绝对支持者。此人是马尔萨斯的学生，深受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屈威廉极力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粮仓发售粮食，并希望尽快关闭粮仓，尽快全面停止救济行动。这种态度，导致整个救济过程断断续续，慢条却不斯理。

英国政府管控着粮食进口与发售，为了避免进口粮食冲击市场，政府不是选择进口爱尔兰人熟悉的马铃薯和大小麦，而是选择了玉米，祂们是认为，在没有食用玉米传统的爱尔兰发售玉米，既不违反英国的贸易规则，又对爱尔兰其它食物市场的冲击没那么大。此外，为了兜住市场里的粮食价格，又规定以高于市场价5%的价格出售粮食，这意味着，本就贫穷、缺粮、处于困境中的人，需要用更高的价格来买粮，可是，如果人们能买得起市场上的粮食，又何必再向英国政府的粮仓购买呢。

1846年，罗伯特·皮尔废除《谷物法》，但进口国外粮食的限制，并不是立马就对所有人生效，比如救助计划里的玉米面，只能由英国人来卖。

罗伯特·皮尔废除《谷物法》后不久，就丢了首相之位，以约翰·罗素为首相的新政府于1846年6月取代了皮尔政府（约翰·罗素，就是后来那位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伯兰特·罗素的祖父）。屈威廉继续主导爱尔兰救济事务，他在新政府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就作出一项引人注目的决定：回绝一船运往爱尔兰的玉米。几个星期之后，又致函希望全面停止救济行动，美其名曰“避免人民习惯于依赖政府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救济）行动”。

同年，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根本没有为爱尔兰进口粮食的打算。”

确是可笑又可恶，一个不放弃对爱尔兰人民进行殖民统治、不放弃对爱尔兰人民进行各种辖制的国家，它的政府人员却以“自由”的名义，要求被统治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救济。

乔尔·莫克尔说，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唯一失败的地方就是救济不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要我说，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失败的地方在于不该管的地方却管，该管的时候不管，不该管的地方，比如对爱尔兰的产权限制、贸易限制，该负责的时候，比如大饥荒的紧急时段。

英国人长期辖制爱尔兰人，当爱尔兰人亟需英国人救助的时候，英国人却抛弃了爱尔兰人，打着“自由主义”的外衣，推卸他们作为统治者的责任。既然要抛弃，为何不彻底抛弃呢，让爱尔兰人从此自由，真正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可见，英国人并未真的希望爱尔兰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祂们不过是从爱尔兰得利之处，顽固地坚持殖民者与统治者的地位，对爱尔兰人进行辖制，当需要祂们承担责任时，则责怪爱尔兰人过于依赖政府。

爱尔兰人的救赎之路，可以没有救济法，却不能没有自由。当英国人长期限制爱尔兰人的自由，到了关键时刻，却要求爱尔兰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将锅甩给了自由市场，并且还迟迟不愿意放弃各种辖制手段，这如何都不能算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

对自由的破坏

当然，其实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失败，并未使自己多受伤害，受伤害的爱尔兰，而英国也并未为此付出过多少代价，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人作为侵略者、殖民者、统治者是很成功的。

爱尔兰人在英国人的长期辖制之下，处于贫困的境地，他们的经济系统与经济生活，应对“生存危机”的能力极其脆弱。社会市场的自发救助，一般会比政府的行政救助更高效，可是，当英国人放弃大力、及时地救助爱尔兰时，短时间内，即使完全依靠社会市场的力量，也不能立马完全纾解燃眉之急，爱尔兰已经极度虚弱，社会的自救能力也变得非常虚弱，很多人已经濒临饿死，哪怕是政府的低效赈灾，也能救活很多人，作为社会自发救助的补充。自由社会市场的发育与生长需要时间，而对自由社会市场的破坏与限制，则是一朝一夕即可的事。

观察历史就能发现，从大饥荒之前的历史，到大饥荒期间的历史，英国人并不是真正地让爱尔兰人自由，爱尔兰大饥荒的加剧，不是自由放任所致，反而是自由太少、限制太多所致，大饥荒之前的长期辖制加剧了爱尔兰的贫困，大饥荒期间的管制则加剧了灾难的烈度。英国人打着“自由主义”的外衣，实际上却继续辖制主义的内里，英国人口中的爱尔兰的「自由市场」，实质上还是政府干预和限制的市场。英国人确在爱尔兰事宜上有辱“自由”之名，他们让“自由”担起了骂名，担起了本不是自由所造就的恶果！

1801年的英爱合并法案，全部理论依据是英爱两国从此以后无论境况如何，都联系在一起，爱尔兰人要逐渐与英国人权益平等。假如不是这样，那么爱尔兰人在政治上为自己的未来进行筹划也是可以容忍之举，包括爱尔兰人暴力反抗英国人的统治，都将具有正当性。

1846年11月2日的《科克纪事报》就提出这个政治命题：

“也许爱尔兰人确实还没有高贵到成为大英帝国大家庭的一员，他们也许被视为外国人。但女王在加冕仪式上发誓要保护和护卫她的臣民时，并没有追溯那神圣盟约中是否有将爱尔兰列为例外的文字。那么，当财政部仍有金钱、女王甚至还有宝石之时，如何能听任忍耐已久的臣民成为饿殍？”

爱尔兰确实通过合并法案，成为联合王国的一员，但自始至终，爱尔兰凯尔特人也不过是王国的二等、三等臣民。合并法案，绥靖了爱尔兰人，大饥荒则刺穿了爱尔兰人的幻想，因此，大饥荒之后，爱尔兰“武斗派”与“和平派”分道而行，许多爱尔兰人开始长期武装反抗英国人。

大饥荒导致爱尔兰大量人口迁徙至美国。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身在一个相较独立、富强与自由的国家，经受了自由的熏陶，祂们中的许多人又参加了南北战争，从南北战争中获得锻炼。爱尔兰人在美国的勃发，反哺母国，确有助于祂们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祂们既有提供物质资源，也有直接回到爱尔兰，与留在爱尔兰的同胞一起反抗英帝国的统治。

自由放任和“凯尔特之虎”

1921年12月6日，英国被迫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仍然留在英联邦内；1949年4月1日，爱尔兰宣布成为共和国，自动退出英联邦，从此完全独立。

独立后的爱尔兰人虽经历了坎坷，但逐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爱尔兰脱胎换骨，爱尔兰人并没有像英国人曾经所说的那样，懒惰、无知、天生贫穷。

2001年，爱尔兰人均GDP（2.83万美元）超过英国（2.78万美元），到2020年，爱尔兰人均GDP达到8.53万美元，远超英国人均GDP（4.11万美元），人均收入排在了欧洲前列，超越了曾经的侵略者、殖民者——英国。

即使经历2008年起连续3年的负增长（号称“爱尔兰国家破产”），人均GDP从6.13万美元跌落至4.86万美元，但还是能重整旗鼓，继续向前发展，宽松、较低的税收政策，提增了爱尔兰的吸引力。

自由秩序与专制秩序之类的划分，只是笼统地着眼于大处的框架，社会演变的过程中，自由或专制的两端，趋向越极致，这种划分就越明晰，反之，两个世界或系统之间越含混，这种划分就越大而不当。如果专注到更多细节，就应以自由成分或专制成分的多寡去感受秩序，而不是笼统地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称为“自由世界”“自由秩序”，将另一个称为“专制世界”“专制秩序”。如此，我们就不必惊讶所谓的“自由世界”内部，何以出现大饥荒，何以出现许许多多不自由的现象，因为“自由世界”本就是笼统而称，观诸细节，就能发现许多不自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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