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世界政治的新时期 ——北京大学第四届“北阁对话”公开论坛综述 | 简报#56
适应世界政治的新时期
——北京大学第四届“北阁对话”公开论坛综述[1]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崔志楠、胡然
2017年12月1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北阁对话”公开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适应世界政治的新时期”，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主持。参加公开论坛的七位嘉宾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王逸舟，美国哈佛大学校级杰出服务教授、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美国麦克拉迪联合顾问公司副主席、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库尔图诺夫，印度前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希夫尚卡尔·梅农，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埃及开罗美利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尔·法赫米。嘉宾在论坛上各抒己见，并与到场的北京大学师生、各国驻华外交官和多家中外媒体进行了讨论与互动。现将论坛主要观点和内容综述如下。
王缉思
世界政治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特征是什么？王缉思在论坛开始时指出，目前对此并没有什么定论，但是与会嘉宾普遍感觉到，近年来世界政治的确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包括全球力量对比进一步趋向扁平化，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持续发酵，各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上升加剧了国家间合作的困难，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加速了某些社会的政治极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突破使人类前景更难预测。
王逸舟
王逸舟认为，当今世界有三个重大的新现象，并称之为三个“冲击波”。第一个是“特朗普冲击波”。以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为代表，全球很多地区和国家，包括欧洲，都出现了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在政治、外交和文化上对抗全球化的现象。第二个是“人工智能冲击波”，更广义上讲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冲击波。具体表现为科技行业的新突破、电子消费的普及和通讯革命的加速等等，而其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第三个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所带来的“冲击波”。非国家行为体在不断冲击着世界政治中原来由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解决水资源分配、难民流动等全球治理问题上。这三个“冲击波”构成了新时期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些重大趋势，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
约瑟夫·奈
约瑟夫·奈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正在经历两个重大的权力转移。第一个是权力的水平转移，即权力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东方国家，世界经济的中心也从大西洋国家转移到太平洋国家。这种权力转移引发了关于“中国崛起”、大国竞争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第二个是权力的垂直转移，即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一扩散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但是人们对这种形式的权力转移关注不够。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问题，有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问题，如朝核问题；同时也有很多全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网络攻击、气候变化等。这些新的跨国性问题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且无法依靠传统的政治或军事方式解决。面对这些转变和问题，必须强化国家之间的合作，确保全球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否则将出现各国皆输的局面。
库尔图诺夫
库尔图诺夫指出，过去几年来，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并非革命，而是对旧秩序的恢复。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提出的外交政策、欧洲民粹主义的上升、英国脱欧、亚洲民族主义的抬头等等，都是在尝试恢复旧的秩序，而非重建一个新的体系。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恢复旧秩序不会将我们带回原点，也无法促进真正的变革。而要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必须重新审视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产生的副作用。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增进全球体系和全球化所带来收益的同时，恢复国家、民族、地区或社会群体的认同。
法赫米
法赫米认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的愿景是防止战争，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几十年来，这一国际秩序总体运转良好。但为什么大家还是如此焦虑，期望快速的变革？究其原因，应该是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不能完全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秩序，以更好地回应大家的关切和面临的问题。
梅农
与会嘉宾就如何合作解决新型跨国性问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梅农认为，国家间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实力强的大国应当在解决全球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应当更好地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而印度目前国力仍不够强大，其未来几年内的首要关注点将仍在于国内转型，也因此需要更积极地与伙伴国家合作，为其国内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奈指出，中美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已开展了诸多务实合作。比如，在促成气候变化协议和禁止商业驱动的网络间谍方面，中美两国首先达成了双边共识，然后再将其在多边框架下扩展成广泛共识。他希望，未来中美两国能够继续加强相互合作、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纳塔勒加瓦指出，目前社区、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各种问题日益相互交织、联系在一起，例如一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就可能会影响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的走向。各国决策者们需要认识到这个现实，并且相互合作，进行有效应对。
奈指出，2016年的美国大选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在特朗普之前，没有一个重要的总统候选人对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提出过质疑。不过，在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后，他并没有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部分做出重大改变。但是，他就美国在国际秩序其他领域的参与和政策进行了诸多激进的调整。例如，在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提出将在对华贸易中采取惩罚性措施。虽然这些举措不如特朗普竞选时的言论激进，但是它们对当前国际秩序是极具破坏性的，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失序。奈坦言，比起中国的崛起，他更担心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因为后者代表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将导致各国在新的跨国性挑战面前难以进行合作。
内格罗蓬特
内格罗蓬特认为，民粹主义是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对部分特定选民极具吸引力，这些选民大多感觉自己被全球化抛弃或边缘化，带有强烈的不满情绪。特朗普在努力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激进的言辞，来回应这些不满。不过对特朗普的言辞，须持谨慎分析的态度，因为他目前有些言行不一。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内格罗蓬特指出，特朗普有比较明确的军事和国家安全政策，他本人信奉和平只能依靠实力获得的原则，并因此提议扩大国防开支、减少其他行政部门开支。不过，美国有着健全的三权分立和制衡系统，不论是立法机构还是司法机构，都在积极制衡特朗普及其行政部门的行为。内格罗蓬特认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最大问题是其贸易政策。特朗普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他也启动了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后者将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同时，中美两国也很可能产生更多的贸易摩擦。内格罗蓬特最后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以解决共同面对的各种国际问题，中美关系是美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纳塔勒加瓦
与会嘉宾对特朗普2017年11月访问亚洲时提出的“印太地区”（Indo-Pacific Region）概念进行了评论。纳塔勒加瓦提出，目前来看这一概念尚无清晰的内涵，其潜在影响也并不明朗。但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必须确保“印太”概念不是冷战遏制政策的翻版，而是基于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目标。实际上，东亚峰会的参与国已经包括了“印太”概念中的四个国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同时，东亚峰会早已在推进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进程。2011年，东亚峰会达成了成员国之间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纠纷的“巴厘原则”。纳塔勒加瓦指出，亚太各国希望与中国一道共同推进地区和平与繁荣，并使其惠及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
针对朝核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出现的发展变化，与会嘉宾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奈建议由中美两国组织一个合作框架，共同推进一个“十年进程”。启动“十年进程”的第一步是朝鲜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导弹试射，最终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这十年中，通过谈判的方式，最终促成美朝之间、朝韩之间签订和平协定。在这个进程中，可以商讨建立信任措施，进行军事交流和对话，达成不出口、不扩散核材料的协议。华盛顿有人士评估朝核问题引爆战争的可能性为25%，可见战争风险极高。因此，当下必须立刻开始推动这一进程，尽可能地降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开启这一进程则需要朝鲜真正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射。
库尔图诺夫指出，当前的形势下，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美国和朝鲜进行直接对话，对话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做出了让步。在当前不确定性高、互不信任的情况下，美朝直接对话应根据朝鲜的想法进行，而不是基于其他国家提出的方案。他还提出了当下比较现实的三个目标：首先，尽可能地阻止、减缓朝鲜核武器发展的进程，通过国家间合作，使得朝鲜无法获得新的技术，同时也给朝鲜一些互惠性回报。其次，避免因为误判导致危机升级，为此需要开展军事交流，建立互信机制。第三，采取措施防止朝鲜成为核扩散国，避免其将核材料和技术转移给第三方。朝鲜无核化不是未来五年可以实现的，不应操之过急，应持一个长期解决的态度。同时，他认为实现半岛和平比半岛无核更为重要。
王缉思认为，朝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症结在于缺乏互信。这不仅是美朝互不信任的问题，大国之间中美、美俄在朝核问题上也缺乏互信。中俄关系虽然不错，但也很难完全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因此，虽然各方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但由于大国战略上相互信任度不够，加之各方对事态的判断及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表均存在差异，因此长期无法达成共识。
近期中东地区发生了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如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等。针对中东局势，法赫米指出，中东国家包括埃及在内目前都在经历转型，各国都在寻求创建一个能够更好地回应公民需求的政治体系。中东各国的公民也在找寻自己的民族、宗教、国别甚至全球身份认同，积极探索这个动荡地区的未来。同时，中东地区仍存在着诸多暴力冲突，还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问题，仍面临着很大挑战。法赫米还指出，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正在实行“向东看”的外交政策，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埃及人、中东人与中国和亚洲打交道。对于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举动，法赫米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政治决定，增加了巴以实现和平进程的难度。
针对中东乱局，库尔图诺夫指出，中东不太可能成为美俄之间的博弈场。美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中东战略；而俄罗斯和中东各国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愿意致力于帮助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但是，中东的未来取决于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外部力量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中东地区很多国家都比较脆弱，存在内爆或崩溃的危险，外部力量需要谨慎介入。而且，未来几年中东地区都可能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单凭俄罗斯和欧盟无法解决问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方一起合作，共同采取措施。
王缉思指出，中东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多个中东国家是中国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与中东密切相关。同时，极端主义在这一地区上升的态势也让中国人感到关切和忧虑。不过，虽然很关注中东，但在中东的很多矛盾中，中国处于相对游离的状态。中国的立场相对平衡，与中东各国及各派势力均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这也限制了中国作用的发挥。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东地区的了解，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地区国别问题研究专家。
王缉思在最后总结发言中指出，面对国际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国际问题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研究国家间关系，还要更多、更全面地了解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治理问题，推动国际政治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
[1] 本届公开论坛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四届“北阁对话”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北阁对话”共邀请10位国际嘉宾和14位国内嘉宾参加讨论。原国务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戴秉国参加了除公开论坛以外的所有会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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