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法律人应当理性，但这不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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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上午，吃完一顿悠闲的早茶，我们一家开着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太湖大桥，进了西山岛。计划是带娃去先去采橘子、野餐，再吃个农家乐，爬爬山、看日落，顺便放放还不能熟练操纵的无人机。接近中午的阳光很热烈，路边的树影投在地面，像水波一样轻轻荡漾摇曳。还没完全掉落的银杏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我在后排陪孩子聊天，时不时被她逗得前仰后合。

“生活怎么能这么美好呢”，我念叨着，这也几乎是我周末的口头禅。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一边拿手机，一边不满地叹气——谁那么没有眼力见，周末还要给人打电话。

看到来电好吗有点意外，是个很久之前在我家短暂干过的钟点工阿姨。她离开后从没跟我联系过，我们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虽然明知找我多半不是与我关心的事，虽然不乐意被打扰，但终究没能掐掉电话。

“马阿姨你好呀”，为了配得上窗外的阳光，我提高了音量，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并没有不欢迎她的电话。

“美女你好，有件事请你帮帮我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给你打电话……”她几乎是带着哭腔。

我很怕跟哭泣中的成年人讲话，总觉得手足无措，说啥、做啥好像都不合适。但是这位阿姨平时是个极能干、刚强的人，这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硬着头皮，深吸一口气：“阿姨，你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我只认识你一个做法律的，在苏州我无依无靠，所以只能来找你了。”真让人头皮发麻啊，突然间就负有了无法推脱的“义务”了。

“有什么事你说来听听，我平时处理的都是公司事务，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我帮不帮得上忙。” 这种时候，丑话说在前头，多少能降低一下对方预期。如果人家费劲巴拉开口了，你再说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怎么都像推诿。

之后就是她漫长的、支离破碎的、颠三倒四的叙述。为了方便，我就按照她的讲述，初步理了一下她的遭遇：

她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被某人强行撬门猥亵了。之后男人威胁着要将这事公之于众，以此向她索要钱财，她不想被自己老公、老乡知道，给男人取了5000块现金。之后男人多次胁迫她，继续勒索，她忍无可忍报警了。她说自己录了一些音，也有短信记录，报警的时候提供了。此后她被男人骚扰，还被殴打到住院，但迟迟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光天化日竟然有这种事！我一边觉得难以置信，一边又愤慨不已。

“猥亵发生的时候你报警了吗？”

“当时没报，之后报的。”

“什么时候报的？”

事发一个月之后才报的。报警时提供了录音、短信，但之后一直没有消息。男人声称“搞定了”一些人，让她死了心。她再去询问调查进展，得到的回复是她提供的证据不足，很难认定猥亵。

听她说到不是当时报警，我就觉得可能存在证据问题，认定猥亵有点悬。但是，如果被敲诈、被殴打，这也是新的犯罪或者违法行为啊。我提出来可以就这部分再跟办案人员说道说道，但她似乎并不太想聊被勒索和被殴打的经过，还停留在猥亵这事。

“他是有预谋的，趁着我老公回老家的时候，给我下了迷药。” 这剧情怎么这么离谱？他怎么有机会？

她说的越多，我疑问越多，比如怎么下的迷药，为什么要喝他给的东西，饮料残渣有没有保留，有没有目击证人，她知道给被撬开的门拍照，为什么不立刻报警，她和加害人是否认识，之前是否有过任何交往……

 “因为他跟我合租的”，她可能感觉到我的疑问，进一步解释，她和他合租一套房子，里面还有其他人，之前两人并没有任何私密关系。

因为她语焉不详，我越听越觉得谜团很多，不由得想起之前一些亲朋好友来咨询的案件。

亲友叙述的时候，往往都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说，听起来一切都是对方的责任。如果基于他们的陈述，基本都是己方必赢的案子。可是深入询问，往往发现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背后藏着很多未披露的信息，很多“证据”根本站不住脚、看不出关联性。

每每此刻，我总有点气恼：你跟我来这一套干嘛呢？你不说实话，我给的建议也不可能准确啊。但转念一下，自我辩护是每个人的本能，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人承认自己的问题，恐怕先灭了自己的斗志。我是理解他们，只是更加不愿意轻易给法律意见了。

这位阿姨，虽然我很同情她，也很想帮她，但她讲的事没有完整的逻辑，不合理的地方太多，我内心几乎坚信还有不少没披露的故事。而这些没披露的部分，可能正是决定案件能否立案的关键。比方说，如果用最阴暗的想法揣测，这纠缠不清的关系听起来像不像一场不愉快的分手？

因为孩子在旁边，小白在开车，我没法询问更多案件细节，这种事情细问好像也挺尴尬。当然，即使她有办法给我提供全套案件材料，我大概也没法做出斩钉截铁的专业判断。

正因为这样，我先告诉她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再跟她讲有时候普通人理解的证据充分，可能在法律程序上真的未必充分。如果她还是希望追究加害人责任，建议她找专门的刑事律师咨询。

她显然不太喜欢我的说法或建议，反复说自己是有证据的和委屈的，一直问她应该怎样做。

一通电话打了很久，她重复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我的感情和态度都起了几次变化：从开始同情、愤怒，到后来慢慢冷静、无奈，再到后来的怀疑，甚至有些些不耐烦。听起来有点不应该，但在那种情境下，控制自己的烦躁确实挺难。

大半天总算挂了电话，我如释重负，长长叹了口气——这事我能做的大概也就到这了，但既然我什么忙也帮不上，这半天功夫花在无效沟通上也太不值当了。

这时，身旁一直安静的小家伙突然开口了：“妈妈，你刚才跟谁通电话呀？”

“一位你不认识的阿姨。” 虽然平时什么事都跟孩子谈，但这事我没心情聊。

“她好可怜呀，被坏人欺负”。我有点吃惊：刚才一直很小心地提问，几乎都是听对方在说，这小孩是从哪儿听出来她被欺负的呢？

“咱们能不能帮助她呀？”她扬起粉嘟嘟的小胖脸，眼睛亮闪闪的。

她一向喜欢帮助别人，也总对妈妈有不切实际的预期，觉得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告诉她，虽然帮助别人是好事，但并不是每个忙我们都有能力帮。对于超出自己能力的事，胡乱答应帮忙只会搞砸，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帮。

她有点眼泪汪汪的，跟之前欢天喜地的样子判若两人。每当她意识到自己或者妈妈不是万能的时候，她就会露出这样受挫的甚至是自责的表情。

我一边为她的“泛爱”担心，一边突然嫌恶自己，嫌恶自己在这个时候在孩子面前的“理性”，也嫌恶自己早早就在心里为刚刚的案子下了结论。

曾几何时，我跟孩子一样，见到任何不平之事都想“拔刀相助”，哪怕自己手里拿的只是一个芦苇。曾几何时，我一直觉得自己缺少法律人的理性部分，总是意气用事、冲动鲁莽。那是什么时候，我开始终于“理性”了的呢？这个“理性”真的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吗？什么时候，我开始习惯冷眼旁观却毫无负罪感了的呢？这个变化因何而起呢？

想起前两天群里讨论的话题：你因为什么选择学法律。

“我选择法律专业，是因为当年对我很重要的一位老师说，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正义感”。在群里我开玩笑说，“但工作了这么多年，发现学法律最不需要的可能就是正义感了”。毕竟对法律人来说，情绪、感受，可能都是蒙在理性之镜上的纱，不去除很难反射理性之光。

可是学法律、做法律、有理性就意味着非得丢弃同情、关怀和无条件的信任吗？比方说，这位阿姨含糊其辞是真的另有隐情还是说她只是羞于说出来？甚至，是不是纯粹因为她表达能力的限制，没有办法讲出我关心的重点，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问题？我对她的案件不乐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无意识间对她持有了偏见（unconscious bias）？

再往深处审判自己，我是自己怕麻烦，拿着“学法律就应该理性”给自己的不作为遮挡，还是说，这些年来我已不是年少的我，同情心、同理心、善良早已离去，自己却一直不愿意承认？

自我辩护是极自然的事，也是极容易的事，但可能也是极没有建设性的事。如果法律人像我这样拿着“理性”justify自己所作所为，这样的理性或许并不值得骄傲吧。

比起我的纠结，今天二条的朋友就显得自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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